《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的读后感大全

《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是一本由甘润远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5.00，页数：32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读后感(一)：为经济理论造新框架：“螺网理论”何以引领新经济研究

朱敏 姜疆

原载北京《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29日第19版

《螺网理论》这一书名容易让人联想为物理科学的某种定律，但其副标题“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则直观给出了该书的研究对象与适用范围。

之所以将自己提出的理论命名为“螺网”，是因作者更为清醒地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同其他事物一样，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同时，整个人类社会在实际上，同其他事物一样，又是多维的、立体的。书的前言写道：“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这是作者的世界观，也是此书的论点。

世界观是形成价值观的基础，只有对世界、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反过来，正确的价值观的建立，又会使科学世界观更丰富、更完善。

价值特性有四个方面：客观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多维性。其中，后两方面正是该书所详尽阐释剖析的。价值关系的主体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因此人们的需要、实践以及需要满足的形式都表现出了社会性和历史性。每一主体的价值关系都具有多维性或全面性，这就要求人们在创造或实现价值时，必须对某一价值物的价值作全面的考察，以决定取舍。

那么，支撑此书论点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体现在哪里？

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雄心勃勃，在于创建一种动态非均衡思维范式的理论框架，即试图将微观经济学（企业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任督四脉”予以融通，置之于一个全方面的动态非均衡的假设条件之下进行综合分析，而非新经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其钻研中所勃发的洪荒之力，亦跃然纸上。

在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新经典经济学，曾长期为静态一般均衡思维范式所主宰。运用动态非均衡思维，对于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创新与发展颇为重要。如今，究竟是静态看世界，还是动态看世界，正在构成经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的根本分野。换言之，假使未来主流经济学摒弃静态思维模式，而引进动态思维模式，不难预见，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将不免出现一场空前的范式转换，其变革意义或可堪比牛顿、爱因斯坦对于自然科学和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

给新经济以新理论框架

新经济的多维性或全面性，在书中到底是如何体现的？

应当说，书中不仅深入探讨了社会系统表层的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等，还整体涉及了社会系统深层的科学系统、法制系统、教育系统等。而对于其中的经济系统，则更加侧重地被分为企业系统——产业系统——国民经济系统，从而予以特别关注。

与一些局部看问题甚至呈现部门化特征的倾向相比，它着眼于企业经济（微观）、产业经济（中微观）、区域经济（中宏观）、国民和国际经济（宏观），从整体看世界。如果照着这种系统思路持续钻研下去，谁能说经济学说没有进一步被改写的可能？萨缪尔森就是综合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从而独树一帜，实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即《经济学》一书的出版。

半个世纪前，《经济学》这部教科书问世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写出第一篇书评。他预言：“下一代人将会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变革和经济学的发展，这部书一直在不断地加以修改和补充，久已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迄今，它已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中文、阿拉伯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言语、罗马尼亚文、越南文等，共计有40种以上的译本。看来，不仅“下一代”，而且“下下一代”也在跟随。

谁又能断然否认，下一代、下下一代不会循着此书的视角学习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时间会证明一切。当然，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在一间屋子里冥思苦想出来的，开放学习才是正确的科研之道。该书借鉴了两位社会学家（国外的帕森斯、国内的闵家胤）关于社会系统结构的学说和思想。这种借鉴并非毫无保留地照搬，而是有所取舍地继承。

通过批判与继承，《螺网理论》充分吸纳了经济学和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精华，并对各种学说、思想、理论、观点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其中，在经济学方面，此书不仅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对西方经典经济学（又译古典经济学）、新经典经济学（又译新古典经济学）、超经典经济学（又译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皆有所借鉴。

经济社会系统“分形”？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提出经济社会系统“分形”的观念，与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提出的超边际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小凯认为，边际分析就是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包括价格、成本、产量等，而要进行这一分析的前提是“给定分工结构”，它是“超越”于边际分析的。基于这一认识，杨小凯提出了一系列非线性优化方法，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分工模式或者经济组织结构是如何演进的，第二是在某一分工模式或经济组织结构下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其中，第二点是传统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第一点是进行边际分析的前提，具有“超越”意义，合在一起，亦可以构成一幅具有独特结构的几何美图。

而螺网理论所揭示的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长期演化机制遵循的两大规律——分叉律与协同律等，无不透着具有独特结构的几何美。从社会系统表层的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到社会系统深层的科学系统、法制系统、教育系统，等等，这些不同经济层次，在一般结构方面所具有的自相似性、层次性、嵌套性等分形特征，是本书力图论述的，也是经济学家杨春学认为“最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

其实，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书中的包罗万象。这张“网”，志在将诸多学科精华都“网”入其中。只拿经济科学而言，诸多建立在微观、中观、宏观层次的概念，在书中一一登场：从企业的本质到演化轨迹，从产业的分工到生命周期，从经济的环境到机制，从国家的概念到变革，等等。当然，其绝非单纯对一系列概念简单罗列，而是在阐述辨析相关概念时将自身洞见有机融合。

首先是从外部看来的有机融合，即各个篇章之间的关联。在物理的世界里，中子、质子和电子构成了原子，不同原子相结合构成了分子，而不同分子相结合构成了复杂分子，复杂分子集团又构成了物体，而不同物体又构成了世界；而在经济的世界里，企业构成产业，产业构成区域，区域构成国家，国家构成世界。书中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描述，正是从微观至中微观，由中微观及中观，从中观至中宏观，又从中宏观及宏观，如此由浅入深、有条不紊地展开论述。跟随作者的视阈，逐步由小及大，由部分到整体，渐次呈现一个“系统”的经济社会。

而其内部所蕴藏的一条分析主线“本质——环境——要素——结构——效率——能力——动力——机制——周期”，也颇为明晰。正是围绕着这条主线，哲学、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系统科学与系统论方法等的诸多论述，书中一一向读者娓娓道来。读者跟随作者“步伐”，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学说、理论、思想等浩瀚海洋中畅游，一步步接受并共享其大彻大悟的慧果。

经济学的新探索

学院派经济学者们在象牙塔里研究出五花八门的学说，其著作和文章由大量的假设、数理公式、计量模型构成，在极度简化之后，似乎更接近一门只有与政治、社会完全脱离才具有普遍价值的纯工具学科。然而，这种经济学去政治化的过程却是精心考量的，只有把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去掉以后，经济学才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法则的。

《螺网理论》的论证，显然是超出了前人对经济学的探索。作者高举系统科学大旗，运用系统论方法，能否收获可贵的理论创新？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经济和社会研究要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和研究问题。细读全书，不难领略运用系统论研究和改造客观对象的方法。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全面分析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此系统与彼系统的关系，从而把握其内部联系与规律性，力图达到系统能够有效地被控制，甚至改造一个旧世界，构建一个新世界的目的。

关于系统论，有一系列基本原则，最主要的是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的原则、相互联系的原则。书中探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的，那么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的原则，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充要条件，而对于结构功能原则，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书中的把握也有炉火纯青的意味。

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辩证统一的。首先，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属性；结构不同，一般而言功能也不同，结构决定功能。其次，同一结构可能有多种功能；结构不同，也可获得异构同功。因而在分析研究各种系统时，必须把握好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辩证发展规律。在作者精心构建的系统中，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的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在书中终于被编织成为一张螺旋式上升的巨型“螺网”。古人有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是立足古今、启迪未来的务实态度。

对经济学而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核心议题，“螺网理论”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动态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论证辅以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范式，也给“螺网理论”增添了另一个视角。萨缪尔森说，经济学永远21岁，而整个社会科学呢？“螺网理论”呢？

新经济的“三破”“三立”

与“螺网理论”提出者、该书作者甘润远先生一样，我们在新经济研究领域亦上下求索，但比起前者构建理论大厦的壮志，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基于近十年来对新经济的持续观察与研究，笔者总结和提炼了以“三破”“三立”为内核的新经济法则（朱敏，2016、2017），旨在解释并启迪“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转型与创新。

“三破”，即破介、破界、破诫。这是对当前整个新旧秩序转换中，正在发生的去中心化、跨界创新、规则重构的描述与概括。破介，指互联网的大规模协同和去中心化，打破了传统分工，大大削弱甚至正在消灭许许多多的传统中介。破界，指“互联网+”连接一切，大数据使资源使用无远弗届，趋于零边际成本，打破组织、行业和国家边界。破诫，指新经济快速迭代与颠覆，人们越发追求个性，崇尚价值共享，一些旧规则和旧诫律开始不足为训。

“三立”，即立志、立智、立制。这是指个体、组织、国家在此转换中，应树立战略布局、智慧整合、制度建设等系统性思维。立志（战略布局），指看清大势，梳理战略新目标；脚踏实地，志存高远。立智（智慧整合），指壮大实力，明智参与新趋势；修炼内功，智在必得。立制（制度建设），指持之以恒，改写制定新规则；水滴石穿，制胜之道。

以上所谓“三破”“三立”新法则的雏形甫一提出，就有学界朋友美言，这是一种通俗的创新方法论，洞见深邃自成体系，期待深化完善云云。对此愧不敢当，诚望通向新经济时代的转型哲学更为丰富多彩。今后将同甘先生一道，书写新经济理论的精彩华章，为中国和全球新经济发展鼓与呼。

作者简介：

朱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编、新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

姜疆，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现任职国内研究机构。

《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读后感(二)：破解社会系统“斯芬克司”之谜的全新探索

用系统论解读社会经济体系，其理论思想与2018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谋而合，这其中是否蕴含着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方法路径和暂新契机？

孙健灵

自从亚当·斯密奠定经济学的基础以来，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已是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经济学本身在当代也成了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在此背景下，如果想创立新说并超越前人，自然是“难于上青天”了。正如经济学家杨春学先生在《螺网理论》序言中所说：“大多数经济学人不敢抱有全面或综合性解读社会经济现象的伟大野心，只是志在解读其中的某一小部分”①。的确，要想实现这种“全面或综合性解读社会经济现象的伟大野心”太难了，如果没有“上天入地”的本领是无法完成的。所谓“上天”，即从“天上”俯视全球、鸟瞰人类，从总体上、全局上梳理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所谓“入地”，则是透过表象、深入本质，类似于像认识地球内在结构“地壳-地幔-地核”那样去把握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结构。我不敢妄断甘润远先生是否也这样认为，但其著作《螺网理论》确实是对人类社会在做“上天入地”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探索的具体路径，或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回归“总体”，二是植根“螺网”；可谓是一次破解社会系统“斯芬克司”之谜的全新探索。

一、回归“总体”的系统考察

人类社会本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是一个“总体性社会事实”。将其分割为不同的“组成部分”，不过是因为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而不得不采取“分门别类”的研究。但事实上，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独立自存，而是相互“交融”或者说相互“嵌合”的，必须在“总体性”中加以理解，才能把握其各个“组成部分”。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提出的“经济嵌合于社会”的思想表明，经济本身并非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现代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似乎同“经济嵌合于社会”的情形相反，而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变成一片荒野”②。所以，撇开种种“非经济因素”而单独研究“经济”的路子，必然使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指导能力受到质疑。

欲从“总体性社会事实”和“经济嵌合于社会”的洞察中提升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首先必须回归“总体”。甘润远先生的《螺网理论》，通过系统考察社会再生产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各层次不同环节的有机联系和复杂运行过程，以及人类社会系统演化发展普遍遵循的规律——分叉律、协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试图阐释从企业系统、产业系统到国民经济系统、国家与社会系统在结构、功能和运行方面的特征，以期揭示社会经济体系的动力结构及演化规律，进而描绘人类社会系统长期演化的历史轨迹。为此，作者立足经济学理论，但又整合了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进行了一次“理论大综合”，以致人们很难用“纯粹经济学”来衡量其研究，因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工孟先生在《螺网理论》序言中认为：“可以将这部书归入社会经济学的范畴”③。

《螺网理论》回归“总体”的努力，既采用了“总体性”的理论工具，又始终不忘“总体性”的研究对象。正如作者所说：“本书以系统科学的哲学思维和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范式，结合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方法，通过对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研究发现：从宏观时空的大尺度来考察，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长期演化机制遵循分叉律和协同律这两大基本规律，同时社会系统又体现出了整体的复杂性、运行的周期性、结构的分形性等显著特征；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④。甘润远先生不仅洞察到学科分化导致的理论碎片化、“盲人摸象”式的困境，而且融汇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实实在在的思考探索，以宏大的视野、广博的学识来“全面或综合性解读社会经济现象”，这种“伟大野心”确实值得称道。

二、植根“螺网”的深入研究

如果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回归“总体”；那么，回归之后，能否构建全新的理论、能否得出全新的结论，则是检验“全面或综合性解读社会经济现象的伟大野心”的标准。

在笔者看来，《螺网理论》最大的特色在于植根“螺”、“网”，或者说是以“螺”、“网”为纲而展开的全新探索。作者主要运用源于西方思维的系统科学、生物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但也借助来自东方智慧的“太极图”、黄仁宇“历史发展轨迹图”等，进而提炼出“社会系统发展演化轨迹图（螺网图）”（见图1）⑤。作者认为：“这幅图为全面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整体图景”、“社会系统发展的分工与协同、分层与分化、渐变与突变等机制，都可以比较形象地从这幅图中展示出来。”⑥。这种螺旋式发展、网络化联系的“社会整体图景”的提炼和描述，无疑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全新的结论。

图1 社会系统发展演化轨迹图（螺网图）

“螺网图”是否真正表达了对社会系统发展演化轨迹的“终极认识”？这有待学术界进一步验证和评判。但是，一种“终极认识”或接近“终极认识”的思想，绝不是某个人突发奇想就能得出来的，它一定是人类长久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那么，与“螺网图”相似的思想，有没有更早的认识渊源呢？

在笔者看来，最直接的认识渊源，是1953年美国生物学家沃森（James Dewey Watson，1928—）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6－2004）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在古代中国，至少从唐朝时期就流行的“伏羲女娲图”⑦，其螺旋的形式与“DNA双螺旋结构图”极为相似（见图2）。这种相似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图2 “伏羲女娲图”与“DNA双螺旋结构图”

同时，与“太极图”并列、且融合的“八卦图”（或“太极八卦图”，见图3），是否也表达了“螺网图”式的思想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长林先生，依据“阴阳”、“五行”、“八卦”等概念，认为“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主干”⑧；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立文教授创立的“和合学”，则按照“八维和合”来构想“和合学八类新学科分类系统”⑨。

图3 太极八卦图

此外，创造了“盲人摸象”寓言的释迦牟尼，他在2500多年前还提出了“三千大千世界”和“因缘之网”的思想，描述了“成、住、坏、空”的宇宙演化轨迹。以“三千大千世界”观之，一日一月不过是一个“小千世界”，不仅“地心说”是错误的，连“日心说”也是狭隘的。以佛教缘起论的“因缘之网”观之，个体、家庭、企业、民族、国家等等，都是“因缘之网”上的大大小小的“点”，它们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以“成、住、坏、空”的思想观之，包括无数“太阳系”的宇宙（三千大千世界）及其万事万物，皆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

那么，《螺网理论》是对历史上“螺”、“网”认识的接续和深化吗？“螺网”是宇宙万有（包括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吗？如果经济学能够“走向统一”，其根基是否就在于深入到“螺”“网”这样的深层结构中呢？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引文尾注：

①甘润远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参见杨春学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序二》。

②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甘润远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参见陈工孟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序一》。

④甘润远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参见作者所写的《前言》。

⑤甘润远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294页，图7-14。

⑥甘润远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295页。

⑦“伏羲女娲图”是唐朝（公元618—907年）一位佚名画家用绢本描绘伏羲女娲相拥交媾景象的一幅彩色画作，该画长220厘米，宽116.5厘米，于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的阿斯塔那村出土，原件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引自央央：《伏羲女娲图：中国的“斯芬克司”之谜》，《重庆科技报》2019年3月5日第13版。

⑧刘长林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⑨张立文著：《中国和合文化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2页。

作者简介：

孙健灵，男，汉族，生于1965年2月，云南陆良人，民族学博士。现为云南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宗教文化和经济学研究，出版有《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佛教经济学》等著作。

（本文原载《华文版权》2019年7月14日）

《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读后感(三)：十年只写一本书 ——甘润远先生新著《螺网理论》读后

曹 维

原载2017年5月11日《香港经济导报》“博雅论道”栏目

2016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润远先生的社会经济学著作《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通过与甘先生交流，我得知这是他“十年磨一剑”的心血结晶之作。甘先生不是体制内的学者（他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在学术机构做研究），他写作这本书既不为评定职称，也不为职业升迁，而纯粹处于追求知识和探索真理的兴趣。在当前中国学术学科化、职业化、功利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为知识为真理而探索的精神显得尤为可贵。

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我专门抽出时间认真阅读了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读后很受启发。现将我读书后的几点感悟和心得分享给大家。

一、系统思维，建构体系

《螺网理论》一书以系统科学的哲学思维、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经济运行过程，整部书的结构、层次和论述逻辑显得新颖、生动而清晰。在我看来，甘润远先生的这部著作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我国经济学界关注和思考，第一是方法论的系统思维，第二是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体系。

《螺网理论》应用系统思维来分析经济学，把经济学放在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在这部书中，甘先生应用复杂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而不是使用简单的线性方法来分析经济学。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也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逐步展开的，研究经济现象也不能脱离相应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历史考察，甘先生指出：“社会经济系统与生物有机体类似，它也有其诞生、成长和演化的历史，研究经济现象不能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学科。”（参见《螺网理论》第50页）。从事经济学研究，不能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用纯粹逻辑演绎或数理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实际上，经济现象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连的。也正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属于复杂系统，分析研究复杂系统应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将会更加科学合理。

甘先生在这部书中指出，当前人类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包括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科学系统、法制系统、教育系统这六大系统，以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来观察，这六大系统之间并不是孤立无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而当前的经济学主要分析研究了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活动，并没有完全梳理清楚经济系统与其他五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目前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数理分析方法，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割裂了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将经济现象做孤立化、片面化、简单化的纯粹逻辑演绎。这种情况，就像在测量一个物体的大小时，人们对小数点前的数字都没估算准确，对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计算再精致又有什么意义呢？例如，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大概是1270公里，如果这个数字估算不准确，比方说错误估计为1000公里，那么我们即使把北京火车站到天安门的距离精确算到2732.34米，其意义也是不大的，你不能说上海到北京天安门的距离是1002.73234公里！这样做，尽管结果看起来很精确，实则大错特错。甘先生的理论所构建的体系就是在解决“小数点前的数字”问题，而当前经济学界流行的很多数理研究其实就是在解决“小数点后的数字”问题。

甘先生在这部书《前言》中开宗明义：“本书倡导以系统的、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全面、有序的人类社会演化图景。”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系统中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从社会结构来看，经济系统是整个社会体系有机体的一个子系统，要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就必须要研究整个社会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如果我们头脑中没有一个科学的整体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认识误区。所以，甘先生采取了综合方法，走的是“宏伟叙事”的路径，并建构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当前，无论是在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体，还是在大学校园中，人们都热衷于讨论经济学家排名、期刊排名、影响因子排名等等，于是乎，学术论文满天飞，各种数理模型令人应接不暇。学者们因为身处分工日益细化的学术环境，往往满足于对一些“鸡毛蒜皮”事物的描述、探讨和分析。再加上中国对学者成绩评价标准的数量化倾向，导致人们只关心学者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等等，却并不关心这些论文究竟与现实有多少联系，也不关心这些论文究竟触及到了多少事物的本质。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研究中，谈到“宏伟叙事”，这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大家都在研究“其他条件不变的理想状态下”的一些小问题，而“宏伟叙事”式的综合研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法”。但是，甘先生的这部书却逆主流而行，摒弃还原论方法，而采取系统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综合研究并构建了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这确实是值得我国学术理论界关注和借鉴的！

二、主流经济学陷入了误区和危机

当前，由于过细的学术分工和过度的数理分析，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认识误区和危机。而《螺网理论》一书却逆潮流而动，进行跨学科综合，建构了一套融合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于一体的理论框架。《螺网理论》一书把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规律总结为分叉律、协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这四大规律。其中，关于分叉律和和周期律，各国学者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和论述，而这本书重点论述了协同律和分形律。在一定程度上，《螺网理论》一书的出版时间刚好可以说明人类学术范式转换的周期性。人类学术范式的转换与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我们把学术范式的转换周期简单地分为“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或者分为“夏季繁荣时期”和“冬季寒冷时期”），那么学术范式本身也体现出了周期性特征。在和平繁荣时期，各国学术界繁花似锦、五彩纷呈乃至过于浮华，而在危机寒冷时期，曾经风光的各种学说理论折戟沉沙、陷入困境，只有少数理论能够像梅花一样傲立寒冬。从理论本身的综合性、包容性和解释力看来，《螺网理论》一书恰好是一本能够在危机寒冷时期傲立寒冬的“梅花”。

西方的经济学主流范式，本身呈现出“建构——解构”的周期性。目前的经济学主流范式，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不算20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总体来说处于一个和平繁荣的时期。数学方法由于其严密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学术界的共识。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使其成了科学之母。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以至于没有公式的学科往往不被认为是完整的学科。当前，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表现为逻辑演绎的建模和计量实证，这种研究范式由于学科越分越细从而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研究职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大学中开设这类课程，对大学生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思维训练手段。但是，这种缺乏原创、没有风险的学术范式，对于解决大的时代危机却往往无能为力。这种情况，就像模拟炒股的优胜者到了真正的股市，研究模拟案例的商学院学生到了真正的市场，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士兵到了真实的战场一样，总是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基本上也沿袭了西方经济学的这种范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最早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相当，有很多人的学科背景是数理化，出国后有些人又转学了经济学。这批留学生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和计量建模等方面，而相对来说，他们的思想能力和语言能力却相对比较弱。当这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他们往往就会把自己最擅长的学科知识、研究范式等带入他们就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随着他们走上领导岗位，他们所倡导的研究范式也就成了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推行的基本研究范式。这就是我国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历史形成过程。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在和平繁荣时期，这种经济学范式不会受到挑战，时间越长，这种范式所依托的群体越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只有重大危机事件才会对他们提出的经济理论形成挑战。而“危机”往往是突然来临的，它就像是一只人们没有预期到的“黑天鹅”。

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包括实证主义、历史演化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批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实证主义是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研究范式的类型来看，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数理方法为主导的实证主义范式，而《螺网理论》一书则采用了历史演化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这两种范式。从哲学思维来看，当前西方经济学所采用的数理方法更多借鉴了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方法，其时空观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参照系的，而《螺网理论》一书所借鉴的是复杂科学的系统论方法，其时空观则是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体系为参照系的。从这一点来看，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其哲学基础已经落后了！

自1838年法国经济学家A·古诺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来，各国经济学家经过170余年的努力，如今数理经济学已发展成了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当前，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以数理分析见长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知道，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数学工具是无法解读社会经济体的有机性这样的复杂问题的。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FriedrichvonWieser，1851—1926）所言：“如果把研究局限于一批采用最理想化假设的范围极小的理论问题，那么数理方法将是达到公式化结论的最合适工具。但是对于理论中其他抽象程度较低的问题来讲，在研究中采用数理方法将导致灾难。经济理论中大量的真理及其在重要的伦理和政治领域中的应用，都不是通过数理方法来证明的。”（参见经济学家杨春学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二》）。当前，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表现为逻辑演绎的建模和计量实证。只要我们大致浏览一下经济学期刊就不难发现，当代经济学者们发表的大量论文都属于数理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其中的很多论文因为不触及现实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往往沦为“黑板经济学”和“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

实证研究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共识，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了应用已有的工具，不惜采用完全不合理的假设，不惜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教条来裁剪社会现实，他们陷入了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认识误区而不自知。由于没有遇到大的经济危机，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没有完全凸显出来。采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整体繁荣时期也许还可以，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2008年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还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就会处处捉襟见肘，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已经陷入了误区和危机！

三、经济学家不应该讲道德吗？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写过一篇文章《“不道德”的经济学》（参见《读书》杂志1998年第6期），这篇文章开头指出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最后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在文章末尾，他写道：“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让人们去说话，走你自己的路。”

樊纲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极大争议。他的这句话本身应该放在一定的语境下去理解。也就是说，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而道德是规范化的，是众口难调的，很难精确化，如果要考虑道德因素的话，由于变量过于复杂，就没有办法进行实证研究。从方法论上来看，以樊纲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简单系统来对待的，即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而实际上，人类社会系统是个超级复杂的巨系统，作为其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也同样是个复杂系统。对于复杂系统，我们使用研究复杂问题的系统科学方法是比较恰当的，而如果依然使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分析研究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螺网理论》一书将人类社会系统划分为由“人文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等组成的表层结构和由“科学系统、法制系统和教育系统”等组成的深层结构，作者将信仰、道德因素放入了人文系统的深层结构中。如果采用《螺网理论》所提出的这一框架，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发现，“经济系统”中的因素（如经济行为主体“个人”）与“人文系统”中的因素（如“道德”）实际上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问题时，如果只考虑“经济系统”中的因素，而不考虑“人文系统”中的因素，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误区。而樊纲实际上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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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甘先生的观察和认识，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突变”时期，世界历史又到了新的“轴心时代”，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涌现新思想和新变革的伟大时代！在历史节点面前，我们需要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的博学通才，需要更多“为学术而生”的人，而不是“为学术而生存”、“为学术而升官”的人。在新的历史机遇来临之际，期待更多有益于人类和谐、社会发展、文明提升的原创性思想理论诞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金融统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