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性别读后感精选

《现代性的性别》是一本由[美]芮塔·菲尔斯基 (Rita Felski)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04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0-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性的性别》读后感(一)：当女性主义作为现代性的背景

我试图让人们看到，女性对顽固的现代性体制做出了显著贡献，也试图重构现代文化中经常被忽视的某些方面。这并不是说女人自主创造了她们独特的历史，而是要弄清楚决定论和主动性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女性（和男性）对他们所在世界的反应。——《现代性的性别》（美）芮塔·菲尔斯基 大多数情况下，“现代性”都被理解为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追求理性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它被视为民主国家的背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得以被建立。 不过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芮塔·菲尔斯基认为这种见解是只基于男性视角的叙事，她则试图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表现“女性气质”的文学作品，去梳理一种基于女性视角的现代性。 讲真，这本书的遣词用句非常枯燥，而且连贯性不佳，就阅读体验的话只想给3星……但作者的确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解读了那个时代的女性文化的复杂内涵。 比如，掩盖在消费主义下的女性的自我表达欲望，以及通过浪漫主义文学得以释放的对生命把控力的努力。 当然，诸如此类并不代表成熟的女性意识，但却充分说明了女性在面对社会的现代进程时，并非被动和顺从的，而是能够作为一个具备行为能动性的主体参与其中的。 结合当时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女性不具备单独书写历史的能力是情有可原的，但女性也在缓步觉醒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而在贤惠温柔的家庭妇女到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之间，显然有着更多元的存在方式。读完《现代性的性别》最大的感受依然是，不管是女性还是其他任何被主流排除的群体想要获得一种正式的社会身份，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回应偏见，而是无视它，因为撕掉标签的努力依然是作为“他者”的努力，不去诉诸自己的正义性才能开启属于自己的历史事件。

《现代性的性别》读后感(二)：短短的思绪

仅仅是扉页和初章的导论就使我有所收获，例如作者提出的文学批评衍生出对于作品中现代性和性别相关的反思，与女性主义批判的结合，还有之前我所了解的如浮士德和一系列19世纪风行的文学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作为现代符号象征的解析都非常有趣，让我联想到在内陆比较盛行的男性角色，如余华或者莫言笔下的“老实/朴实的乡村男性”等，当然对这些批判的批判也是很有价值的，类似于提出说不应将对女性本身作为一个普遍的、在现代这一时期作为一致/同质化的符号来去描写，这相当于是在去提出这种缺陷的过程之后导致的结果却证明了这个缺陷是必不可少的（就 这样是不可避免的 很绝望的史观）…一部分让我反思了这一议题，如，什么才是真正好的女性主义作品呢，至少我觉得莉拉和埃莱娜的友谊是反应出了作为女性本身在现代化下的面目，但又和男性的那种“竞争欲”又是不完全类似的，“嫉妒/野心”，不一样的展现形式…忽然又联想到了，假如上野在最后提到了再生产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同时联系到了“劳动”这一概念本身的提出也存在时代的局限的话（如母职本身是没有办法放到劳动市场或者以一种更社会化的形式来去分配工作和计算薪水的，但母职本身作为劳动的正当化又需要将其放到市场计算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女性的权益，那本身市场的运作或者劳动这一概念都是值得质疑的），我们现在以认同的家庭劳动论也好还是对于母性这一意识形态的反思也好，再去产生私人关系的联结时想必也会被此很大幅度的影响吧。至少劳动本身是否就是以一种现代化的，男性视角的身份来去谈论和讲述的概念呢，而女性本身不管是母职这一身份在市场中尴尬又突兀的显现，和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在初期面对家务劳动论的梳理和抱其轻蔑的态度，是否可以推测对于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性别”本身的进一步反思所带来的性别分工的质疑，是作为劳动这一概念有所被忽略其中间存在的疑点的部分呢（后面的都被我删了）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原本应当是艺术生并且从小学美术的人，希望未来能利用上一些相关知识和技能点，结合这些作品来去做有效的研究和研习吧，前提是还有很多要学的，呜呜

《现代性的性别》读后感(三)：现代性的性别

通读完书后仍很难去总结作者的论述与观点，这是因为书中涉及理论的异常丰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欠缺相关理论背景读者的阅读障碍，但这正是作者试图达到的写作目的:“通过分析各种相互冲突的再现，揭示现代性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要去创造一种整体性的关于现代的女性主义神话。”作者希望透过女性主义理论的棱镜重读现代，让人们看到女性对顽固的现代性体制作出了显著贡献，也试图重构现代文化中经常被忽视的某些方面。 作者通过广泛解读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各种欧洲文本，从而探究关于现代性别政治学更具普遍性的理论问题。通过这样一种阐释策略，作者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主题，密切关注让我们对现代性理解得以构成的不同文类和形式。“现在性经常被揶揄为一种同一性的总体逻辑，但仔细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现在性向我们展示的是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无法被简单地归纳成某种单一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强调现代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反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它的简化处理。” 普遍的观点仍然认为女人并没有参与现代性进程作，作者考察了早期的社会学理论: 它们将在将现代性等同于理性化和生产的男性气质领域，从而让这种观点获得了表达和合法性；作者接下来分析了一种似乎截然相反的观点，它将现代性与非理性、美学与过剩的力比多联系起来，其代表就是贪婪的女性消费者形象。作者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对现代性的再现会愈发女性化和妖魔化？在消费主义文化兴起的时代，资本主义逻辑和父权制逻辑自建有何种关联？作者研究了女性气质这个修辞如何从女性身体迁移到先锋派美学中，并考察了文学现代性这个仍有影响的概念如何与女性化书写联系在一起的。女性作为一种隐喻，既经历了剧烈的突变，又保持了重要的延续性。 通过特定文本的局部阐释，揭示女性主义理论所开启的批评视角和19世纪作品中运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各种呼应和关联。作者写到，“我的分析是有意识形态立场的，那就是试图在过去的文本和当下的女性主义政治间建立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这既是文化理论研究，也是文化史研究；如果“历史“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看到事情的特殊性，那么“理论“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能够在分离的特殊性中找到有意义的关联。

《现代性的性别》读后感(四)：重塑女性视野下的现代性

当我们谈论现代性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汪民安在《现代性》中梳理了这一复杂多义的概念，指出现代性肇始于16世纪，以理性和自由精神为基石，催生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扫荡了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所有领域。马歇尔伯曼将现代性浓缩在浮士德这一男性形象上，将这一人物所体现出的积极向上、无限扩张的特征视为现代性的核心精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则借用奥德修斯战胜塞壬的神话原型，将奥德修斯视为战胜原始力量、征服自然的资产阶级男性远祖。不难看出，在所有这些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中，男人似乎被天然地视为现代性进程的主导者，书写了现代性的单一叙事，而女性总是悄悄隐身或被强大的阴影遮蔽，代表着被征服、被统治的自然和被言说的客体。换句话说，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女性始终是缺席的。

菲尔斯基认为，“现代性”不是简单地指一系列社会现象，它展现的是多重声音、多种声部的交叉叙述，同时包含了现代化、现代派、现代主义等涉及不同领域的词群，指向的是特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意识的经验。而性别恰恰是这一历史建构法中必不可少的纬度。因此，菲尔斯基聚焦于19世纪末的社会文化生活，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揭开长期缺席的女性是怎样能动地参与社会进程的事实，重新书写被男性话语篡改的女性特质。寻找女性的声音和痕迹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种二元论，她的目的是揭示现代性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非创造一种整体性的关于现代的女性主义神话。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菲尔斯基首先选取了齐美尔、王尔德、左拉、福楼拜等男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齐美尔看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掠夺，他怀念前工业时代的自然状态，呼唤一种原初和谐、未经异化的女性气质。女性被视为起源点而排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之外，救赎性的母性身体依然是非历史的他者以及历史的他者，被纳入男性定义的规范之中。从宏大叙事回归日常，当理性精神倡导节俭、克制、压抑，与之相对的消费主义就被女性化了。消费者被再现为冲动、情绪化、无法控制欲望、耽于享乐的女人，女性因与消费文化的这一相关性而被妖魔化。左拉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消费欲望的担忧，在狂乱的欲望驱使下，女人会挑战男性的权威以及在此之上建立起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女人因消费主义被男性贬低的同时，这一被建构起来的关联性也再次被男性利用，作为一种手段传达自己的艺术主张。以王尔德为代表的男性艺术家从商品文化中发现珠宝、服饰等消费品可用以构建一种审美化的女性气质，从而开辟出一条僭越传统男性气质，反抗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路径。可以说，这些男性艺术家霸占了对女性气质的重新定义权，用一种风格化策略再次贬低了代表自然的女性身体，进一步巩固了既有的性别等级制度。

回到导言中提到的《浮士德》，那句著名的诗句“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不啻为一句讽刺。无论是齐美尔对史前女人的怀旧、男性作家对女性张扬的欲望的描绘、还是唯美主义者对女性气质表现形式的挪用，他们对现代女性气质的再现，实际上还是对某种男性气质幻想的沉迷与复刻，无论是试图呼唤、颠覆还是解构什么，女性及其被定义的气质都是为了不同的叙事目标而服务。

后半部分，菲尔斯基则深入女性创作的文本中考察由女性书写的现代性经验。通俗罗曼司将目光投向理想化的爱情、道德崇高的女性或遥远的东方，在反对父权制的庸俗化污蔑的同时，固着了对“别处”的另一种怀旧与渴望；第一波女权主义者用激烈的檄文争取公共空间，重申女性的优越与能动，她们夺取被视为男性气质的进化论和革命隐喻，建立一种历史视野下的女性话语。二者都体现出女性参与现代性叙事的种种努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同时落入拥护帝国主义扩张和种族等级制度的危险之中。在最后一章，菲尔斯基考察了拉希尔德小说中对女性施虐狂的性变态描写，女性在其中扮演了主动者的角色，而男性则被物化成一个可供凝视与操弄的对象，一个失去机体的赛博格。拉希尔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并不时刻具备强大的主体力量，但或许这种性变态美学更能代表在动态的身份和气质中书写女性经验的必要性，毕竟现代性从来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

《现代性的性别》读后感(五)：女性/他者/东方，现代性的乡愁症候

当我们在谈论现代性时，一个重要但又常常被忽略的在场因素是，谁是现代性的讲述者？这种缺省的讨论范式似乎在说，男性作为认识现代性的视角提供者，其主体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但现实告诉我们，多元的主体在现代性的叙事中应当享有他们应有的存在，换言之，有必要提供其独特的视角，分享其个性的经验。本书的意义正是在体现这一点上：透过对女性主义历史的、文本的解读，对现代美学和传统政治哲学的观点加以修正，呈现一种属下（Subaltern）视角的现代性。

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女性主义同现代性割席，也即人为建构一个“更现代”的乌有乡。在作者看来，尽管许多流行的对女性主义气质的再现，带有鲜明的对男性气质的幻想，但并不就此能够证立，于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真实女性气质的场域未被发现。作者不赞同将性别作为先验的概念加以认识，而认为应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把握性别的自我表述，以及这种表述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现实。既要避免管中窥豹（从一、两部经典概括某一时代整体的女性风貌，这种对总体的批判本身就是总体化的）；也要避免将一切女性视角的书写都天然真理化。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本书的写作，恰是在批判与共情之间的历史钢丝上行走。

在既有的现代性表述中，将女性气质作为“非异化、非身份化的身份象征”，是一个普遍的命题。女性（母性）以救赎性的姿态出场，作为非历史的他者以及历史的他者，让现代身份在她的反面获得了定义。具体而言，挣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人，随之产生了对前工业时代的幻想，将工业化未能实现的平衡投射到对过去-伊甸园的憧憬中，在将过度开化的现实与更为原始但也更为纯粹真实的过去对比中，人们仿佛患上了思乡病，只有回到”过去“才能得到救赎。而女性在这一场救赎中所扮演的，正是那个未曾开化、真实但纯粹的他者。”怀旧和乌托邦是同时产生的。对未来的另一种想象，就是想象中的过去。“只不过对于女性而言，在这样的未来中，她们仍然处于客体-他者的刻板印象，仍未被纳入现代性的主体范畴中。

那么，从宏大的叙事中脱离，回到日常，是否意味着女性能够在现代性的叙事中获得主体性呢？作者认为，消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主体的再现，但与之伴随的是新的限制与异化，而后者比元叙事上我-他者的对立更为隐晦。一方面，新兴的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又促进了社会的女性化，欲望的回路正是从男人流向女人，又从女人流向了商品；但另一方面，专制的资本又无情地使女性臣服。表面上，消费主义为所有人打造了“精致生活”的中产阶级形象，实际上是用消费的平带消解了身份的不平等，掩盖了其自身的压榨性。作为商品的物质客体并非欲望的对象，在商品上寄托的虚幻满足感才是。消费，在作者看来，其本身缺乏清晰的目标，这种模糊的目标和内生的对欲望满足的渴求，（想象的愉悦同感受的愉悦总是有差距的，因而欲望也就始终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构成了消费主义的根本驱动力。消费主义本质上只是用金钱的不平等取代了地位的不平等，女性因此被迫接受情色化气质的规训，所谓的赋权，不过只是相对的。

因而，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女性气质进一步被提炼和抽象，用来形容某种不确定与模糊性、以及欲望的无处不在。它深陷于新兴的商品经济之中，后者又为之风格化的、自觉的唯美主义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在这里，女性又一次被作为男性主体的他者，刺激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尽管女性被认为是“自然的”“非物质的”，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对审美传统的背叛，毋宁说正是通过将女性精神化，通过擦除她们的身体以寻求（男性）的某种超越。

这种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模式：“不安和不满似乎是现代经验的中心意识，因此救赎总是在别处。”这种别处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遥远神秘的东方国度。某种程度上，现代性就是一场对异乡的乡愁。由此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在19世纪的大众想象中，东方的神话总是反复出现，并且对于帝国主义的扩张来说十分重要：后者需要不断地指涉和再现文化他者。但当文化的他者只是用来简单反衬西方社会的弊病，作为后者自纠的一面镜子，对东方的想象只是进一步证明了西方帝国主义作为主体凝视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女性也不总是坐以待毙，一种革命的、激进的女性主义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幸的是，这种呼喊很容易被视为帝国主义在另一个维度的文化殖民。通常，为了突出某一边缘群体的历史作用和斗争历程，讲述者往往要对过去的描述加以修正，以此获得集体认同和文化合法性。但是，这种盲目相信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好的理念，更可能变为一种骄横的、无视差别的压迫文化：批判以男性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无力的宏大叙事，并试图将其超越，其本身就是一种更大的宏大叙事。

或许，就像作者自己承认的，现代性本身是无法定义的，它最多只是一个知识的谱系。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每一种历史的叙事都不可避免带有主体的偏见或先见，但恰恰也是这种叙事的合集，构成了”完整“的现代性，或者说，正在书写中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