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经典读后感有感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是一本由钱穆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4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感(一)：短評放不下

讀了前三篇。 《劉向歆父子年譜》：漢博士經說分家，起於石渠會議，欲以定一是，不復有異說。然漢儒論政，實不泥于家法，雖王莽，亦往往引今文說。西漢人所言「古文」，對諸子說爲言，非「古文經」之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左傳等爲古文，乃欲與今文諸經表同，非以表異。 《兩漢博士家法考》：先秦學官有二，分別是史官與博士官，可分別對應王官和百家言。文景時博士尚不限於儒術，武帝博士限於五經，但似尚不專門名學，自設弟子員後，方趨專經。師法之說起昭宣以後，爲便教授與考核，章句之學亦由是乎起。東漢所言古學，對章句之學而言，非「古文學」。馬融時左氏尚只有訓詁，劉歆所為左氏章句非今所謂章句。鄭玄之學近章句，實近今學；何休以訓故名書，實近古學。 武帝好儒術，淵源當自爲太子時師事蘭陵王臧。董仲舒對策尊孔子，以其傳六藝，不在開儒術。漢世分別經義、儒家，不相混淆。魯學可追溯至漢初申公，但訓故諸經，為學謹嚴，不為傳，至漢代中葉，此風亦稍異。 《孔子與春秋》：漢世無經史之別。孔子與春秋，一方面上接王官傳統，一方面開私學新風。唐以後不再有王官學與諸子學的分野，而代替以經史的分野。孔子確實有異代改制之意。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感(二)：以史汉之书，平经学之争

以思想史的方式，对经学进行研究，这是钱穆独特的研究方式。经学在晚清产生有很多特别的影响，特别是与晚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康有为和章太炎两人对于经学的讨论，直接影响到民国以降的学术议题。钱穆参与到其中的讨论，其实并不是特别稀奇的事情。

不过，从二十年代顾颉刚与钱玄同倡导“古史辨”运动，借助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对于古代典籍进行怀疑和批判，试图重建中国上古史。不过，康有为对于古文经的批判，是否从学术史角度完全站得住脚呢？

钱穆通过《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针锋相对的提出了二十八个诘问，并通过年谱的方式，考察了西汉末年到新莽王朝的学术史。通过逐年梳理，钱穆对于康有为制造的学术公案进行了批判。认为，刘向刘歆既无力制造古文经，也没有时间制造伪经。这个看法直接影响到北京各个学校开设的经学史课程。

在这个基础上，钱穆还针对廖平和王国维的汉代经师传承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西汉并没有所谓的经学今古文的对立，所谓古今学，其实是西周诗书古学与战国诸子学之间的冲突。而东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更多是为了功利，而不是纯粹的学术之争。这种看法，扭转了廖平在晚清提出的以《王制》和《周官》区分今古文经学的问题。也扭转了王国维以文字区分今古文经学问题。这个看法更接近于学术思想史的真相。

关于今古文经学问题，钱穆提出两者最重要的争论，其实是《春秋》与《周官》的争论，今文经尊孔子，以《春秋》为素王大法，而古文经尊周公，以《周官》为圣王之制，因此两派学者争斗的核心在于《春秋》与《周官》。因此，钱穆分别通过对《春秋》学发展的历史和对《周官》所蕴含的制度进行了多方的探讨。

可以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这部作品，是钱穆对于经学史问题核心问题的探讨，这些探讨对于澄清汉代经学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用《史记》和《汉书》对于汉代经学进行深入分析，也为后代学者研究汉代经学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感(三)：对搭建知识框架很有用，文后有老师点评。

微信公众号：王官学术。

前几日读完钱穆先生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只能说读懂了一小部分。一是因为我吸收总结的能力弱，二是因为缺少相关背景知识，所以很多问题没法深入思考。但正因如此，读这本书对于搭建知识架构帮助尤大。而且每次读前人的著作，都深怀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他们的整理总结，就不会有如此多唾手可得的书可以让我们直接了解过去到底是怎样的了。

本书包括四篇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周官著作时代考》，最后一篇我只是翻过，没有细读。下面写的一些收获不是按文章顺序写的，而是按照综合的吸收，写我感兴趣的点。

1. 学术与政治关系密切

学问不仅是学问。从秦开始，如果学者能够被立为博士，就有着“承问对”的地位，会关系到政治。特别是汉朝，可能一派学问上台，这一批的人都能参与政治，而不受重视的学问派别，可能连博士都立不了，连“在野”都不如了，无人问津。所以齐学、今古文之争会尤为重要。

文化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君主所必须重视的，不然很容易乱人心。书中说昭帝元凤年间，学者敢于依古以违时政，深信阴阳之运、五德转移，本不抱后世帝王万事一姓之见。看来王莽篡位也利用了这种学术风气，利用汉运中衰之说。所以不能说学者有歌功颂德的行为就一定是献媚，也可能是当时的学风趋向如此。

还有利用学问达成政治目的的。比如说成帝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刘向领校五经祕书。这个祕书包括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最后整理出十一篇，号为《洪范五行传》。其实是刘向利用灾异之说，为了帮助成帝对抗外戚王氏，但终不夺王氏权。

当然，以上这些例子细究的话都有很多内容可以发掘。因为现在读书少，所以就不展开说，等以后相关信息补充更多，再自己作一些总结。

2. 齐学

汉代盛行齐学，除了鲁诗、谷梁春秋、高堂生传礼、费氏易等，各家博士例如齐诗、施孟梁丘易等要么是齐地之人，要么师承齐地的文化。这可能跟过去的稷下学宫有关？稷下学宫兴盛，培养了许多人，这些人再收徒讲学，整个齐学就开枝散叶了。鲁学重训故（这个训故不知道跟清朝的训诂在内容上有何区别？得要比较文本才行，不然同样的名词下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内涵），治学者严谨保守，不是很受统治者喜爱；齐学言阴阳灾异，作传，风格诙奇驳杂，能趋时求合。不过阴阳灾异如果结论不准，或者忤逆帝王之意，会有下狱乃至丧命的风险。

汉武帝用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是利用齐学巩固皇权的例子吗？我不明白言阴阳灾异的人是真的相信这套学问，还是只当做谋取利禄之手段？或者因为学风如此，同僚如此，阴阳灾异如普世价值一样深入人心？对这套学问的背景需求是什么？

3. 汉代的学术变化

汉初用黄老之术、申韩刑名治国，产生文景之治的积累。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说经成为利禄之途，于是说者日众，经说益详密。而经之异说亦益岐，于是宣帝有石渠阁会诸儒论五经异同。当时一经分数家，各立博士，是为了以后说经都限于此诸家，不要再生岐异。

也就是说，汉武帝时候开始有五经博士，但是博士说经分家，是从宣帝石渠阁议奏之后开始的。且后来还产生了章句、家法之说。简单地说，章句家法是为了应对论敌。

元帝时贡禹、王吉提倡恭俭之说，不满武帝以来的重法轻礼和奢侈。所以元帝尊信贡禹，这又是一大变。书中说汉武帝、宣帝用儒生，颇重文学，事粉饰。元、成以下乃言礼制、追古者，亦一时学风。王莽事事复古，也是孝元遗风。

由上面可以看出，西汉至新朝200多年，学术至少有四个阶段。这种变化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我一时也理解不了。

4. 今文古文

钱穆先生说西汉时候，六艺、诗书，皆古文也。这里的六艺我一开始不清楚指书数礼乐射御还是诗书礼易乐春秋。我想前者在礼崩乐坏之后贵族教育不一定还遵照这个标准了，后来看到钱穆先生说六艺及六经，那应该指的就是后者了。

学问分王官学与百家言。王官学是古学，包括六艺、诗书，为史官所掌握。百家言是今学，包括诸子。但王官之学并不一直只掌握在史官手中，诗书传播于民间，王官之学也就流而为百家。

文景时儒术未盛，经师尤乏，博士不限于五经传记，诸子百家皆得为博士。而汉武帝时儒术兴盛，博士限于儒生经师。博士以家言上抗官学而渐自跻于官学之尊。刘歆想要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我觉得这里不能说都是古文或者都是今文，因为古文尚书貌似是伪书，伏生口传的才是真正的尚书文本。

东汉光武帝喜图谶，章句、图谶合称为章句内学，是今学。不治章句者为古学。章帝有白虎观议奏，此后章句之业积重难返。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懂，钱穆先生前面说过古文今文区别在于文本，但是讨论东汉的时候又说治章句就是今学，治训故就是古学，也就是用治学方法来判断今古之学。我不懂今古文，也要以后再读书填补这一块的知识。

5. 两汉、唐、宋明、清的学术变化

汉时讲经，经文是重中之重。魏晋时以经史子集来划分书籍。唐代既不尊一家言，也不重王官学。私家不再有自创一家之言来改革当代政教的魄力，所以作者说唐朝学者著作，很少能列入子部。

西汉时王道是人道的最高表现、最高实践。韩愈以下，讲求人道。其实佛教也很讲究内圣的。而到了宋代，变化更大。小戴礼记的《大学》把治国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诚意的线上。看重内圣，偏忽外王。孔子孟子接近，孔子周公疏远。礼乐制度变成形而下。治国平天下要从心上做工夫。

汉儒讲经学，重于针对周、秦以来的王朝政治，宋儒重于针对释、老教义。四书重在格、致、诚、正的个人修养上，先教皇帝做圣人，而不是明王。宋人高举孔子和老聃、佛陀争长短。

我没有读过宋明理学，对于魏晋也只看过《魏晋玄学论稿》，而且这本书让我产生更多疑问，具体以后再说。之前我读经史侧重《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些书还是非常偏事功的，而且里面的人，除了灾异和一点占卜，好像没有什么虚的东西。所以我对钱穆先生总结的唐以下至宋的学问很好奇，想了解到底为何有这样的变化。而且以我目前的看法，心学对实际做事没有指导意义吧？总觉得王道对做事很有帮助，但是唐宋以后就不注重这个了。

清代学术兴训故、考据之风，看似是偏重小学了。这是对经文做了大量整理、解释的工作？但对经文本身的意义可能没有很多阐述。这种状况也延续到今天吧？

以上是我肤浅的理解，肯定有不到位或错的地方。看了之后只想读更多的书，填补、调整自己的知识架构。

王天苗先生点评：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是钱穆的代表作，此书四篇文章有不少洞见，可见钱穆的努力与钻研。由于钱穆对五经掌握不深，因此还是局限于史料的梳理，昔日读时甚为叹息。

但凡涉及经学史，就必须对五经有深入扎实的掌握，才能作出相对贴合历史的论断，否则必流于空疏，处处显得隔靴搔痒。这不仅是钱穆的问题，也是有清以来涉及经学史诸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前人无法解决，因为不要说贯通五经体系，单单《周易》、《尚书》、《春秋》就已经难倒2000多年的人了，目力所及，无人得解。

时常为古人所叹，譬如钱穆的书中，许多地方其实就是一纸之隔，只要再深入一步，就能豁然，可惜却都止于鲁缟，说到底，就是对王官之学根本典籍的疏离。

唐安安的《读后》里有许多疑惑，这些疑惑能提出就已经就好，不要急于寻求所谓的答案，他人道来终归浅。随着学问的深入，这些问题都会在某个时段自动消散，或许这样才能得到真切的提高吧。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感(四)：秦汉史之擅场，考据学之真功

时隔九年，昨日续读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最后一篇，略有笔记，共分三节：

一，印象与简评

二，摘录

三，以往读书日记（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记录颇详）

一【印象与简评】

（一）先讲两则笑话。

一是说大夏天穿着棉袄祭祀的。《周官》中《春官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后人又因为《周官》有分别祭祀五帝于四郊之说，而认为对五帝是在春夏秋冬四时分别祭祀。祀昊天上帝在正月，不论夏商周秦的历法，都是十月到十二月，在冬天。可是分四季祭祀五帝的话，夏至的时候怎么能“服大裘”呢？岂不热死！结果是“使历代为主祭人的天子，遂以北郊为畏途，不愿躬亲了”。

一是说古人背对着月亮祭月的。钱穆论古人原没有天地日月朝夕并举且对等的观念，该观念是从庄子《齐物论》发端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哲学的阴阳二元论，后人按照这种思维模式，以对举的形式妄添了不少礼制。如添加祭地来对应祭天，添加祭月来对应祭日。于是有“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说，而《礼记》又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可笑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秋分时月亮也是从东边上来的，所以就成了背对月亮来祭月。事本滑稽，而古人又强为辩解，更显可笑。

这都出自钱穆《周官著作年代考》。

（二）

说回全书，该书收文四篇，为钱穆秦汉史之擅场，考据学之真功，以史学立场，平经学之门户纷争，撤经史之藩篱壁垒。故最可见作者之好学深思，天才聪慧。

前三篇乃九年前初识钱穆所读，钦佩之至，遂种下对学术史之兴趣。第四篇《周官著作年代考》，当时畏于《周官》繁杂晦涩，置而不观，一晃近十载。近日展卷，觉趣味无穷，不能自已，竟一日之功读毕。百六十页中，考据之方法页页可见，考证之思想随处总结，实乃教人读书之宝典。读此等书籍文章，诚枯燥生活中之一乐事。

（三）

以下分别简记对前三篇文章之印象，及第四篇之要点。

1-

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风靡一时，信从者众。而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论《周官》非刘歆王莽所伪，并驳康著“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而大体思路，一则曰没有时间，二则曰没有人证，三则曰没有动机。排比莽歆行事，证其没有时间；考察时人议论，明其没有人证；追溯莽政渊源，论其没有必要。该文出，而学术风向为之一变，允为百年来秦汉史之大文章。尤难能可贵者，全凭《汉书》立论。故知人人所读之书，未必人人善读。康氏《新学伪经考》，支离史记为疑古，斑驳学术图时效。当初对读康氏书，更见钱文之朴实与举重若轻。

2-

对《两汉博士家法考》之观点已印象淡泊，但尤记其以两汉时代之变迁为经，以博士制度之演化为纬，纵论学术变迁，虽为专门之题，而常见会通之论。于敷陈背景，流变总结，常能于数语之中，挈领提纲，并暗藏消息。当时即深喜之，有熟读成诵，历年而不忘者。如下面一段：

“汉之初兴，未脱疮痍……文帝以庶子外王，入主中朝，时外戚吕氏虽败，而内则先帝之功臣，外则同宗之诸王，皆不欲就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其因应措施，皆有深意。”

3-

《孔子与春秋》乃我最爱之文，翻阅昔日批注，多处标有“背”“背诵”之字样。

该文虽为钱穆旧日观点之展开，如汉儒通经致用之意，法先王法后王之辩，如解读周孔并称演化为孔孟并称背后之时代消息，如南北朝重经术重治道之区别，然汇归一处，于经、儒之分合，时代之呼应，究其原委，纵论千年，广大精微，理致与文气俱佳，置诸钱先生毕生文章，亦属上上乘。读来启智、提神，余味无穷。昔日曾三复其文，并录音为念。改日当重录一过。

4-

又作《周官著作年代考》，论《周官》非前周或周公所作，称述何休“六国阴谋之书”之论断。举凡两周祀典、刑法、田制、官制、军制、丧葬、音乐，弥不涉及。熟读之，则非仅于《周官》一书之年代有所论定，实可于当时政治社会习俗变迁，得一棕纲，以断先秦诸典籍。

关于祀典，

如《周官》祀五帝凡九见，而春秋不闻五帝之称；

如《春秋》日食三十六，而不载月食，当时诸国亦不尚伐鼓补救日食之习，而《周官》则对日食月食同样重视，且皆为补救。

如《周官》“阴阳”凡十二见，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必战国晚年阴阳学盛行之后。

关于刑法，

如古人治国，礼与刑并举，似未有所谓“法”之观念，而《周官》异乎是；

又如五刑之备具，流放之见弃，连坐之施行，矢金以赎罪，皆非春秋以前所能有。

关于田制，

则先详考公田之废弃，爰田之推行，封疆之破坏，与夫以禄食代封田，诸般变迁，后验之于《周官》而不缪。

其他则如，谈军制无车乘而有卒伍，论外族重蛮貊而轻戎狄，谈征兵涉及余子，论舞乐感通类方士，不一而足。

其后作者又有《读周官》一草稿，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为笔记汇总，寥寥数页，驳论三十条，举重若轻。如论《周官》官与民对举，富与贵、爵与禄两分，有进贤、达吏之政，有山泽、货币之赋，曰师曰儒，言治言教，凡此等等，皆非战国以前所能有。

二【摘录】

前三文因未重读，故摘录以《时代考》为主。

并摘录当初读该书时日记，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记录颇详。

《自序》：

此如大禹治水，先疏源而后可以治委，而门户之见之无当于治学，亦由此而益显。盖不仅经学中有门户，即经学本身，亦一门户也。苟固蔽于此门户之内，则不仅将无由见此门户之外，并亦将不知其门户之所在，与夫其门户之所由立矣。故知虽为征实之学，仍贵乎学者之能脱樊笼而翔寥廓。

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

《两汉博士家法考》：

汉之初兴，未脱疮痍。与民休息，则黄老之术为胜。及于文、景，社会富庶，生气转苏。久萎者不忘起，何况壮士？与言休息，谁复乐之？而一时法度未立，纲纪未张。社会既蠢蠢欲动，不得不一切裁之以法。文帝以庶子外王，入主中朝，时外戚吕氏虽败，而内则先帝之功臣，外则同宗之诸王，皆不欲就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其因应措施，皆有深思。

《孔子与春秋》：

纵是最忠心汉室的刘向也说过：

“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之所授者博，非独一姓。”

这便是孔子《春秋》的大义。孔子在周代，早已为汉制法了。现在那些汉代的儒生，从汉武帝以下，他们早感得汉代的太平世已过，汉德已衰，依照孔子《春秋》义，也该又有新王出现了。盖宽饶、眭孟都为公开请求汉室求贤让位，招致了杀身大祸。但禅国让贤，新王受命的呼声，依然不能绝，终于逼出了王莽。这是孔子《春秋》在当时的大影响。但问题又来了。新室受命，理该也有新室自己一套的王官学。孔子《春秋》既是为汉制法，便不再是为新（室）制法了。……

光武中兴，不仅把新莽“发得《周礼》”的新圣典贱视了，即前汉圣典《公羊春秋》那些“存三统”“作新王”一类的话，也渐渐变成当代之忌讳。……那时则汉宣帝所谓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杂用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之说，也变成了光武以下的国是。于是博士官学仅成为利禄之途，失却其从来王官学地位的真尊严，而十四博士也终于要“倚席不讲”了。这一变，却是中国历史上一绝大的大变……

荆公新政失败，于是又转出伊洛理学来。……于是孟子和孔子更接近，周公和孔子则更疏远。在韩愈以前，常还是“周孔”并称的，到伊洛以后，确然变成为“孔孟”并称了。这正如汉人言“黄老”，而魏晋人言“老庄”，这中间正有同样的意义。换言之，在此以后，便更看重了孔子“内圣”之一面，而偏忽了孔子“外王”的一面。毋宁是因其有內圣之德，而始证其有外王之道了……礼乐制度变成形而下；洒扫应对可以直上达天德……那时的孔子，则仅是“至圣先师”而再不是“新王”与“素王”了。

《周官著作时代考》：

此乃愈求会通，而愈陷于纠纷，不如分别各自为说，转可得古人与古书之真相也。

原来《周官》著者，正在阴阳的对偶上玩把戏。一面是“天神”，一面为“地示”；一在冬日至，一在夏日至；……如此安排，何等整齐？何等匀称？然若细究此等思想之来历，其实乃从庄周《齐物论》是非生死一切对称互辨之后，经过后来道家引申发挥，形成自然哲学之阴阳二元论，然后此种对称的礼制，才得发生。当其先，上帝乃独一至尊者，《诗》《书》惟称“天”“帝”，不见有“天地”对偶相称之说。

古人治国，只知有“礼”与“刑”耳，礼与刑之外，似不知所谓“法”。……若使在周初，周公制礼，早有每逢正月“悬法象魏，使万民观”之定制。子产铸刑书，叔向博闻多识，何致惊诧反对？晋人铸刑鼎，亦决不致招惹孔子之讥评。抑且郑国之刑书，晋国之刑鼎，此等只是一种较为固定之刑律，亦还说不到是“法”，更讲不到一切国家法典，都时时要公开宣布。然而当时人早已万分惊怪，群起争辩，此何故？正因当时贵族、平民两阶级尚是截然划分。贵族制裁平民，平民服从贵族，事属当然，本无需预定刑律，反使贵族自受束缚。盖若刑律预定了，平民在那预定的刑律上，便有他们的地位，可向贵族据律相争。此即仲尼所谓“民在鼎矣”之说也。故此事自为当时一辈明白有识见之贵族所不喜。

其实东南两方民族，其风尚则有纹身、雕题……中原诸夏呼南方民族为“黎”，恐亦取义于“剓面”之“剓”。剓者，剓割。老人称“黎老”，面皮皱裂，亦如剓面也。……至于所谓黥墨之风，传至中国，而变成为一种刑罚，其事当在南方越民族与中原交通频繁之后。最早应在春秋之末期。越民族最先来中原，应多至齐鲁诸邦。其人于文化经济皆较落后，故于诸夏间多操贱役。……故当时诸夏间因犯罪而罚为奴婢服贱役者，亦令其模效外夷，施以黥髡之罪，是即所谓墨刑也。

古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至于卿大夫贵族犯罪，则别有一种惩戒之法，最著者伪幽囚和流放。……下至战国则不然。当时仅知“法自贵者始”，更不言“刑不上大夫”。大夫既可用刑，自无需再流放。且其时贵族阶级已次崩溃，游仕得势，朝秦暮楚。“言不听，谏不从，则取。”国君亦只能“极之于其所往”而止，若加流放，岂非正使得其所？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此诚战国时代人理论也。

在战国初年，求能诱导人民有利国家，其事尚简，在内则务农耕，在外则事战斗，故李克、吴起、商鞅，皆以法家而兼擅兵农之能事。

要封一个申伯，先为之筑城（作庸），再为之划地（徹土地），然后为之移民（迁私人），此乃当时封建制应有顺序也。

窃谓这里有首先当分别者，一是土地制度，另一则是赋税制度。若专就土地制度言，则只有“贡”与“助”两种，其主要在有公田与无公田。若兼就赋税制度言，则可以有“贡”“助”“徹”三种。

孟子云：“世禄，滕固行之矣。”又云：“国中什一使自赋。”惟世禄之家，既有权自赋其民，试问又如何能命其必赋什一乎？此乃孟子不如商鞅处。然孟子对于封疆，似亦不主保留。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盖是时东方诸侯，田亩日辟，人烟相望，早已无所谓封疆，所以孟子亦复如此说之。而当时各国仍都努力建造田亩国境上的长城，如齐、赵、韩、魏多有，此仍是古代封疆之变相也。……顾亭林《日知录》卷三十一“长城”条有云：“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抄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

春秋时则无不以赐田代禄也。

还可以想见古代封疆之面影……在那一带土封格子线上，还栽种许多树木，好让堤封坚固。窃疑此与“社树”或有关。一国之四封，比较宜栽某种树，其封域内之居民，亦奉某种树为社神，而特地崇敬之。封建“建”字，本训树立。……游牧部落分队之标帜用旗，故名“族”。族，从於，从矢。农耕部落分土之标帜用树，故名“社”。社，古文从土，从木。封建制度是农耕部落之事。农耕部落之有社，正如游牧部落之有族。

诸夏水患，惟晋最烈……其次则河南……因此亦出了许多水利专家……窃疑《周官》作者，当为晋人，一面是承袭了李悝（克）、吴起、商鞅，讲究法制、农事、军政；一面则注意水利，盛言沟洫之制，是西门豹、白圭、史起之遗教。

盖自春秋晚期以后，东南外族，渐占重要地位，而戎、狄已远攘，少人注意。故战国时代人，多言蛮、夷，少言戎、狄也。而“貉”字尤为到战国时始见通用。

音乐能致物怪鬼神之理论……春秋以前，似绝未见此等说法。

秦汉方士神仙，实与儒生礼乐鬼神，同出一源。……然则方士者，最先本讲礼乐，求以感召鬼神，以希接引。……其次乃讲服食外丹，又进而讲修炼内丹。

三【日记几则】

2012年9月4日壬辰年戊申月戊辰日星期二

读完了《学籥》（台湾经联《钱宾四先生全集》版）以钱穆的书发端一月，格外提神。开始读《新学伪经考》。

2012年9月5日壬辰年戊申月己巳日星期三

昨夜睡下得早，定标三点多起床，到了1点如何也睡不着了，于是起床读《新学伪经考》两个半小时，将《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和《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两篇读毕。

此两篇基本全引《史记》之文，尤其是第二篇，以《史记》的“内证”互证，辨别窜入之文，如以《儒林传》和各世家（《孔子世家》《河间献王世家》《鲁共王世家》等）、人物列传互证；又以“笔法/书法”之不同辨伪（《宋世家》叙述与论赞褒贬不同之矛盾）。

其关于《史记》的“窜入”问题的论述确实是较为公允的，但这并不“足证伪经”。

至于第一篇论秦之焚书坑儒，这个事件似乎成了一个“符号”，在历史事件中有极强的“标出性”，所以初学者往往易一叶障目。个人认为，即使不讲“证据”，于情于理，秦之焚书坑儒也不可能那么“彻底”，关于这点，昔日背诵《汉书艺文志》时，便觉其每每归咎于秦之焚书，似太草率。

《新学伪经考》在某种意义上真称得上是“承前启后”了，诚如梁启超所言：

“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

其实，书中的思想在清代便一直酝酿着，只不过到了梁启超这里有了一次全面的、彻底的、变态式地“大反动”。而此书之出，对当时学风乃至后来之疑古运动（钱玄同、顾颉刚）影响皆甚大。虽然至现在，学界早已喊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但似乎这种口号的时代性逻辑要强于其学术性逻辑。虽然《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学术价值早已被否定，但仅就其书引用前人时人之说众多一点，便存了一分的学术价值。再则，以为秦始皇焚书一案昭雪为例，如吕思勉这般博览精通古史之人亦坚信秦焚六经未尝亡，自不是空穴来风。

白日又读其中《汉书艺文志辨伪》一篇，文章就《汉书艺文志》中六艺（实为刘歆《七略》之《六艺略》）部分逐一进行了“辨伪”。大体是从传授者年岁与年代之关系（如辨《诗》《乐》），文本内容之异同与流变（如辨《易》《礼》），《史记》中阙文《汉书》之记述（如《左传》），古文经之互作伪证（如《周官》《尔雅》）等等方面进行了批驳。并总论《六艺略》之作伪五大罪：乱经之序，以伪附真，以伪代真，以训诂没大道，夺孔子之功。康南海之错误、草率于此文之中有集中显露，其隐去不利证据处极多，盖由于学识浅薄，我暂难发难，但单就《说文序》对比，亦有不相协调处，又如论文字之演变，则颇荒谬（如论秦隶、八分等）。

晚上读吕思勉《秦汉史》第十九章《秦汉学术》第三节《儒家之学》。此篇为配合《新学伪经考》而阅读。文中吕思勉先生略论了两汉儒学渊源之大概，大致有如下几点内容：

1.驳古文经之获得（分别就坏孔子宅、孔安国年岁、简策藏壁中、民间及孔氏不传等驳斥了《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景十三王传》中相关记载；

2.论证古学家传授源流之不可信，并综合古今学，粗略条例了六艺源流派别，甚精当简洁；

3.论述了两汉三国诸经学立学之大略（主要就古文经而言）；

4.根据传义之精，论今文胜于古文，并论古文之弊（如繁碎、成为杂学、不修家法、章句渐疏），兼论了儒学在当时之弊（如徒耸观听、哗众取宠、轻浅寡虑等）。

细读完吕思勉先生此篇之后，深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恍若隔世。

一日凌辰难寐，起床读康南海《新学伪经考》，但闻得窗外淅淅沥沥，又看见书中斑斑驳驳，有感而赋。随性草敷，本就于韵不通，且这非绝非律，想来古体于韵不苛，权且付之一笑可矣

坐拥书城慰寂寥，展卷就雨度清宵。

才将清儒换汉典，又为今古文纷扰。

欲向近世求公论，可怜康子《伪经考》。

支离史记为疑古，斑驳学术图时效。

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朝是何朝。

但须识得关雎趣，何劳求索向二毛？

学习志：

读书——9h=6h《新学伪经考》+2.5h吕思勉《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三节儒家之学》+0.5h《尔雅》《释名》

有声读物——1h=《红楼梦》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回

2012年9月6日壬辰年戊申月庚午日星期四

熬夜至晨始睡，过午方醒。取《新学伪经考》读一小时。

今日暇间读朱维铮《重评新学伪经考》一文。简略介绍了康有为之生平，“学术思想”的形成及《新学伪经考》之成书过程，并简评了其书之大义。

学习志：

读书——3.5h=1h《新学伪经考》+2h钱穆《八十忆双亲》（台版，对照三联版，三联版唯34页省去“避赤氛”而已）（结束）+0.5h朱维铮《重评新学伪经考》

有声读物——2h=《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五回

2012年9月8日壬辰年乙酉月壬申日星期六

深夜睡不着，读钱穆《孔子传》。很是喜欢。于各方面史实融汇贯通之后，结合当时历史语境，《论语》的本文语境及为人处世之常情，如此这般的考据，不徒为故纸堆的材料之学，真是让人喜欢得不得了！因是凌辰躺在床上通过手机阅读的，起床后带着浓浓的困意在电脑上对照着台版和三联版读，很是疲惫，故阅读不够认真细致。来日读朱子注本时当再结合细读。

午饭后睡觉至下午四点，起床读书。今日将《新学伪经考》的第八篇至第十一篇读完了，首尾两篇甚无足观。不讲证据，一任己见之肆虐横行。第八篇但似一篇儒林传之摘抄而已，第十、十一篇则基本全然《经典释文》和《隋书经籍志》的抄录而已。读毕之后当做一份索引出来。

这两日极缓慢认真地将《初学记》“天”部的4页内容读完了，其“事对”及其中之典故都很不错。“诗赋”一项稍欠精彩。

学习志：

读书——8.5h=3.5h钱穆《孔子传》+1.5h《初学记》+3.5h《新学伪经考》

有声读物——2h=《红楼梦》第二十九回至三十一回

2012年9月9日壬辰年乙酉月癸酉日星期日

结束了《新学伪经考》。择要简介如下：

《伪经传授表》

此表为梁启超所作。列出了《费易》《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三礼”附）》《左氏春秋》《古论语》《古孝经》、小学、通学自刘歆至隋唐至孔颖达、陆德明等的传授流变，若不囿于“新学伪经”之说，是表颇可参考。

《书序辨伪》

此文为康弟子陈千秋所作。分别辨析：1.孔子《书》止二十八篇；2.《今文尚书》无序；3.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皆孔子不修之《书》；4.《尚书大传》内九共诸篇亦孔子不修之《书》；5.《史记》所载篇目耐《书序》袭《史记》非《史记》袭《书序》；6.孔子作《书序》之说始于刘歆，《史记》无此说；7.孔子《书》并无《太誓序》此篇亦伪；8.书序条辨，引《史记》《尚书大传》辨《书》各篇所作之由；9.《尚书》篇目异同表，对比伏生、经传诸子所引、《史记》所引、《书序》篇目、十六篇伪《古文》篇目。

《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

此文为梁启超所作。征引《刘向传》《五行志》《新序》《说苑》《列女传》，对比史实、褒贬、制度之异同，以证《左传》《周官》《毛诗》之“乖矣”。然章炳麟《刘子政左氏说》谓《说苑》《新序》所举《左传》事义六、七十条，而《五行志》中亦间有大刘说《左传》语。可见此文所论之不公。《新学伪经考》一书最后几篇虽仍是一主“新学伪经”之说，但相比于全书中间部分的几篇则较有参考价值。中间之几篇甚无足观。不讲证据，一任己见之肆虐横行。如第八篇但似一篇儒林传之摘抄而已，第十、十一篇则基本全然《经典释文》和《隋书经籍志》的抄录而已。

下午读完了《孔子传》。

学习志：

读书——6.5h=2.5h《新学伪经考》（结束）+3h《孔子传》（结束）+0.5h钱穆+0.5h《论语》

有声读物——1h=《红楼梦》第三十二回至三十三回

2012年9月10日壬辰年乙酉月甲戌日星期一

上午4小时坐着不动，下午3个小时坐着不动，读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晚上出去散步，淋着小雨，好不伤感弄情。

读《论语》，让人温良中和。亦总有能警示现下状态的话。

学习志：

读书——8.5h=7h《刘向歆父子年谱》70页+1h《论语》+0.5h《双照楼诗词稿》

有声读物——1.5h=《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檀弓》

2012年9月11日壬辰年乙酉月乙亥日星期二

又用了6个小时，读完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读《汉书艺文志》专题至今，直到此书，方才觉得“得其门而入”。晚清百年的今古文之争，以及清代乾、嘉来的“汉宋之争”，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都得以“厘清”，得以“正本清源”。

另外，闲来翻看昊宇的《阿衰》漫画。读《我的大学》，高尔基的作品给人力量，让人感动。伟大的作家。

学习志：

读书——6.5h=《刘向歆父子年谱》114页（结束）+0.5h《双照楼诗词稿》

有声读物——2h=《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至三十六回

2012年9月15日壬辰年乙酉月己卯日星期六

今天读《孔子与春秋》，对钱宾四关于王官学与百家言，教与治的变革的论述很是佩服喜欢。

另外一直蛮喜欢刘小枫的，不过今天要唱点反调了。上厕所时又翻了翻一年前看的《重启古典诗学》中《司马迁是什么“家”》一文。当初只觉得新意，有趣，且却是一种汉儒经学传统的回归。但今天看到其中对钱穆的“不屑”，真让人很看不惯！但凡看看钱穆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的《孔子与春秋》对“素王”论起源及泯灭的论述，还有《太史公考释》中发明司马迁模仿《春秋》而为“一家之言”，就会觉得刘的此文真是连钱宾四论著的一页都不如。

学习志：

读书——6h=钱穆《孔子与春秋》（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2012年9月16日壬辰年乙酉月庚辰日星期日

下午起床后读完了钱穆《孔子与春秋》一文。简介：

此为一篇关于经学史和儒学史演变的论文，“自孟子以下直到近代，就其关于孔子学术思想之了解和衡量，因其对于《论语》与《春秋》两书之偏轻偏重而指陈其转移底边之所以然”，并就《论语》为材料证据略论了孔子《春秋》是否有如西汉《公羊》家所传述的看法。

另外主要内容还有：

1.解释“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等名词；

2.论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王官学”与“百家言”之演变途辙，及《春秋》在其中的影响；

3.总结两汉《公羊》学精神；

4.剖析自韩愈以来，对孔学由“王道”到“人道”，由“素王”到“教主”，由“治”到“教”，由“周孔”到“孔孟”“孔释”“孔老”的转变及原由；

5.略论清儒经学主张，介绍章学诚、龚定庵、康有为三人之经史思想，探究他们的观念与近代学术界之关系。此文立意很是高拔深刻，对历史上孔学之得失常有精辟之论，对当前孔学研究之弊也颇可参考。

纠结了许久后开始读钱穆《两汉博士考》。仅读了几页，笔记时列出了作者的证据及推论过程，很有趣。但是钱公的此篇文章似乎写得仓促，不是十分流畅严谨。

另外，晚上在网上看了一篇采访斯密特的，谈了许多关于中国政治及社会的问题，确实让人有“公允理性之论”的感觉。

学习志：

读书——2.5h=1.5h《孔子与春秋》+1h《两汉博士家法考》

有声读物——3h=《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至四十一回（近几日所听，之前忘记了记录，权且皆列于今日志下）

2012年9月17日壬辰年乙酉月辛巳日星期一

近中午时起床，读书，下午又坐了5个小时读完了《两汉博士家法考》，其中论齐鲁学等部分很生动。

学习志：

读书——7h=6h《两汉博士家法考》（结束）+1h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2012年10月10日壬辰年庚戌月甲辰日星期三

不知从何时起养成的一种作息，晚7、8、9点睡下，则夜间23、0、1点必醒，且难再眠。可喜的是，每每此时，读书之兴味则盎然。今日亦如此，0点起床，取《先因后创》一书阅读，近4时，读毕其中第三章《康有为、章太炎与晚清经今古学之争》一章。

文章主要以康有为《教学通义》为主要底本，以其“经世”思想为线索，剖析了其经学思想的演进及其中的心路历程。又以章太炎《訄书》之修订为主要转折，梳理了其早期经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明晰了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的学述转折。此文可作为读康、章书的一篇导论。文章可与钱穆《孔子与春秋》一文及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相对照阅读。值得注意与深思之处颇多，不赘述于此。待他日较为融通后再论。

读章太炎书，有几个重要主题值得关注：1.论政与论学之张力；2.古文观；3.民族主义、民族意识、民族情感；4.经、史观；5.写作修辞。其中3、4点多有联系。

另外，就自己读书之体验，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影响，尤当注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钱穆等都深受其影响。另外，看到章太炎尊荀子之殷直胜于孔子，想到早先读韦政通先生文字，先生研究荀子亦最勤，而先生又于近世学人中尤尊章氏，或许与“荀学”之皆为两人看重不无关系。

下午读毕第一章《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主要讨论《记》一书的成熟时间及其与阮元所修《儒林传》之关系。江藩或有意于著书以备《儒林传》采用，而阮元初修则不当是参考江藩意见而成。然两者学脉本牟和，且再修时必不无参考江藩之书，故其思想意见相合，理所当然。两书的著成，尤其是《记》的刊行，可以看做是四库馆臣以来汉学昌盛的一次总结，对清朝乾嘉以上汉学谱系的总结。其对后世学术史书写影响之深远，如何估计都不为过。

《先因后创》一书各章分由不同学者执笔，读此书之一大乐趣便是感受现代学人治学行文之差异，各人对资料之引用，论述张弛之把握，字词章句之润饰，各有不同。如第一章之行文，便比第三章思路清晰，但于材料之采摭及安排，则似不如第三章，且文意显得有些浅薄。又读第二章《东塾学派与汉宋调和》前半部分，则文意不明，题目似要将两者之关系，前者对后者之作用，但行文中两者却割裂得简直不像一篇文章，完全可以分开。且其介绍东塾学派的部分，尤其肤浅，仅仅将主要人物之生平事业简介了一番，堆砌成文而已。

晚晴乾嘉以降，学术内部的危机显然，故有从外部直接攻击者，有从内部且反思且维护者，有从内部攻击者，加之政治之几番大动荡，外来之压力及影响。所以有汉学、宋学、西学、今文、古文的林立。其中的联系与演变，对立与调和，很难梳理。但要之不外乎两条进路，一则由内而外地对学术自我演进之爬梳，比如汉学日趋繁琐、极盛而衰、内部矛盾等而激发出宋学的反思，如宋学的反思与今文背后“通经致用”的隐喻的共同学术理念；一则由外而内地考察时代政治、思潮对学术之考研及促进，比如汉学虽昌隆而于内忧外患一无用处，现实与其学术初衷违背甚深，由此而激发的汉学内部的反思与反动以及方东树、龚自珍等的批判，比如寄希望于黄帝而惨遭失败的康有为，由尊周公圣德在位之制到大谈孔子以布衣改制王鲁，比如屡次的外患与西学之胜。学术与时代之关系，当深思。论者每好言学术与时代之照应，此尤当慎重。余谓，凡学术之于时代有所照应之处，往往皆可于该学术思想以往学脉及体系中寻得其渊源，有渊源而始有相契之可能，有相契之可能，仍需有相应之契机。且又大有与时代无甚关系之学术演进，万不可强为附会牵连。此外，学术脉络虽可寻绎推演，但不当忽略其中个人之特别作用。

另外，还读了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中《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可作为《先因后创》一书第一、二章中间之连接。文章主要发明了汉学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危机，主要是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生的关系出现裂痕，以训诂通经却无法将理想付诸实行。然后就方东树论学本文，介绍了其对汉学之批判和其所追求的一种整合政事、文章与道德为一的整体观念。文章以《汉学商兑》为材料，梳理了方东树对汉学存在的典范危机、从“实学”到“虚学”等危机，论证有理有据，可资参考。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清末“以礼代理”的思想。这似乎是汉、宋调和的一种产物，是架起训诂名物与经世致用的一座桥梁。这其中，凌廷堪、阮元、曾国藩、方东树的意见都值得参考。以后阅读当多留意。

学习志：

读书——7.5h=7h《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215页+《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有声读物——1h=《国史大纲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