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败》经典读后感有感

《漫长的战败》是一本由[美]桥本明子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一)：《漫长的战败》书评：和平主义和焦虑的日本

《漫长的战败》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对日本战后对战争记忆和看法的分析的书籍。日本的战争记忆并非统一的，相反存在势均力敌的三种：英雄主义描述的、被害者描述的和施害者描述的。它们的生成源自于诸多原因，例如老兵心理创伤不愿意详细透露自己的经历、奥古斯丁正义观（二战时百姓对战争的认识）破灭、日本父权制家庭至上（导致下一代对父母的服从和无意识为他们辩护）等一列因素。

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和认同是受害者身份认同，而导致这一结果又离不开个体通过文化媒介（例如教科书、漫画、报纸等）的传播。但是相关概念的传播却没有详细地叙述什么是正义战争和自卫战争，这种奥古斯丁式观念一度被日本诉诸为二战合法性的来源，但是随着二战的失败以及媒体宣传尽可能站在本国人的视角谈及战争中日本人的遭遇，不怎么谈及其他亚洲国家所遭遇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发动二战不是正义战争），日本人对于战争本身所造成的苦难（其归结于日本政府的问题）后果产生极强的排斥心理，最终培养出爱好和平、不想进行任何战争的日本人。也正因为日本人对于二战时期政府的强制人民参与战争和压迫人民反抗，因此战后日本人对国家和政府有更多不信任，对二战的英雄主义叙事也很难在教科书、漫画中体现。另一个施害者叙事则因为日本人不希望在家庭本位社会中自己和亲人带有过多的负罪感和压力而很难作为主流传播。相比于德国带有批判思辨精神、让父辈承担历史责任的的“忏悔文化”，日本发展出反对各种对自己造成苦难的战争的“战败文化”。

但是如今影响日本对二战观感的还受到东北亚地区多元对抗环境中m作为前线的日本被宪法第九条束缚无法扩军（无法成为军事上的“正常国家”）而感到焦虑。正是这种焦虑加强了日本人对“二战受害者”身份的认同，正因为二战的日本行为造成日本如今的尴尬地位，战败的结果对于日本漫长等待影响从来都没结束，只会因为国际关系变化而凸显出来。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二)：关于创伤的记忆

非常好的帮助理解日本战败文化的客观视角的读物，有赖于社会学的研究与表述使得阅读理解书槛大幅下降，这是使它不会蒙尘的重要原因。我亦从中受益匪浅，不仅仅是帮助理解日本文化，也习得知识以反观中国或它国的历史事件；

也许是已活到足够的年龄，又或者幸或不幸地经历了中国近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如非典、512大地震、武汉新冠疫情～在读此书时常不自觉得使用作者的研究方法看待这些过去的事件。

集体记忆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会性的记忆行为，总是根据回忆过去的情况不同而具有选择性。每个人都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叙事者，也是官方叙事的阅读者之一。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叙事中对于道德框架的态度可能都是不同的主观的。这种束缚并非易于觉查。而使用横断面态度调查成了重要的方法。

“一个人直面自己内心的邪恶并为之承担责任，他的道德高度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提升。在自我反省备受推崇的文化氛国中，道歉成了一条超越耻辱的途径，对一个人积累象征资本十分有利。”

“我们如何向自己和他人呈现我们的无助感，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政冶效能和赋权感。”社会学家尼娜.艾利亚索弗（Nina Eliasoph）提出，在面对艰难的境况时，我们会有意的建立无助感以确保社交关系的平衡运转，利用情绪工作来消除棘手的冲突，“告诉自己我们不在乎，或者只在乎那些我们暗中认为自己能轻易处理的问题，或绝望的双手一摊。”

不过本书中对德国的反思文化虽有提及但并不深入。在柏林现代史博物馆中看的东西柏林展印象十分深刻，但当地朋友却说：“是，我们正视的历史，那又怎么样？”每个人都热衷谈论这一段历史，但似乎就停在了正视。

（未完）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三)：听《漫长的战败》

挺冷门的一个主题，我很少看（或听）关于日本的书，这本算是开了个头，让我好好了解一下这位邻居。正如解读者所提炼的，本书主要回答了“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二战的？”这个问题。 首先，作者介绍了日本人看待二战的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1，牺牲英雄故事；2，受害者故事；3，施害者故事。先讲一下这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 牺牲英雄故事，主要讲的视角是，日本因为二战死亡的将领，并强调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恢复都是这些牺牲英雄的功劳，这样的故事，能激发日本的民族自豪感； 受害者故事，主要讲的是广岛原子弹之后发生的事情，认为主要的战争责任都是少数军国主义政府首脑的，而日本的百姓，尤其是广岛原子弹的受害者们则都是受害者，这样的故事，能够激发日本人热爱和平，成为和平主义者； 施害者故事，主要讲的是，战争的罪责要由战时的日本政府承担，所以，日本政府是有罪的，有一个日本人，一直在起诉日本政府，从65年到97年，起诉了整整30多年，坚持不懈。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很多关于战时日本如何侵略亚洲邻国的真相，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尽管有以上三种不同的故事版本，并且它们都在争夺道德制高点，但是最终，还是第二版本的“受害者故事”的版本，最为广泛流行。作者也解释了背后的原因，有一个解释，是关于参战者的，我还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二战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所以参加二战的士兵就有了代际差异，其中有一些年轻的二战士兵并没有参加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战争，而只参加了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的战争，对于他们而言，二战就是“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他们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战争的非正义性，也不清楚在亚洲大陆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对于“施害者故事”的版本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最终，这三个版本的故事，在日本一直流传，时不时还会发生碰撞。

《漫长的战败》读后感(四)：战争的历史应该被如何记忆？

文化创伤、记忆与国家

•记忆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不可改变，而是对现实的表达，经过主观构建以符合当前的状况。对记忆控制权的争夺，植根于当下特定情况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影响。那些关于战争、屠杀、暴行、侵略等大规模的暴力和死亡事件的记忆，只有被人们认为密切关系到他们是谁以及作为那个社会的一员意味着什么时，才会成为后续集体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指示物。一些事件之所以比其他事件更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后来想方设法地把它们变得更重要了，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和所在的社会。

•各代人的不同立场，意味着人们带着更多不同动机来重新框定那场失败战争的历史。

对应三重身份

一名日本士兵，可能同时被认为是非法侵略的施害者、

军队虐待的受害者，但又不愿服从杀害战俘的命令。在此，施害者、受害者和英雄这三种角色的所有记忆，可以隶属于同一个人。而当同一个家庭中的各成员扮演了不同角色，比如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是战争亡者，一个是战犯时，有关他们的记忆也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因此，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角色和记忆混杂在一起，以一种很难轻易界定的道德不确定性状态，尴尬地共存于不同的情形之中。

和平纪念馆正是这一观点的范例，作为一种展示记忆的场所，纪念馆通过讲述痛苦的过去，唤起参观者强烈的反战情绪。随着战时一代陆续离世，直接的战争经历叙事变得不容易在家中听到，越来越多类似的文化机构开始在创造代际记忆方面发挥起关键作用。利用文化创伤来打造一条和平主义的道德轨迹是这类机构传递记忆的常用手段。

日本动漫教孩子“二战”史与大众媒介传播的二重性 以《萤火虫之墓》为例如何理解？

萤火虫之墓 (1988)

8.7

1988 / 日本 / 动画 剧情 战争 / 高畑勋 / 辰己努 白石绫乃

近来的媒体创作既没有弥合这些迥然不同的记忆，也没有提供集体性的结论或者恢复国民团结，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有关战败创伤的各种更深层次的成见。它们满足了铭记艰难历史的种种复杂需求——纠正不公和历史错误，抚平破裂的伤口，恢复正面的道德和国家认同——但并没有汇聚成一份纯粹的“集体记忆”

（日本国内立场分裂，政治需求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