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破晓篇》读后感锦集

《大医·破晓篇》是一本由马伯庸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元，页数：2022-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医·破晓篇》读后感(一)：《大医·破晓篇》读书笔记

小说以马伯庸常用的三人视角展开，虚实结合手法展现从清末到民国，滚滚洪流裹挟着三人前进，以小人物的命运倒映着时代。

这是作者的惯用手法，但不得不说本书终于跳出《长安十二时辰》的窠臼，无论节奏还是人物描写和情节安排均上一层楼，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但心情上却很是沉重。

书中有一位洋大夫，唤做峨利生。峨利生教授是真实历史人物，其结局是注定的。这种从一开始便知晓结局的人物从一出场就有一股悲伤笼罩在我心头，这不像主角三人有作者赋予的使命，可以通过各种巧合一次次死里逃生，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正犹如主角三人面对翠香，面对孤身奋战在尸冢的峨利生教授，面对眼睁睁看着众多死去的士兵一样的无能为力。

历史的洪流下是一个个小人物的兴衰史，以前上学的时候常常关注朝堂里波谲云诡搅弄风云、战场上决胜千里意气风发，常常刻意忽略普罗大众只能被动的接受悲惨的命运加诸的各项苦难。转过头看史书上每一笔的背后都堆叠着皑皑白骨，没有人会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正如我也一样。“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过去对我们来说是历史，现在是在重复历史，以后…没有以后了。

《大医·破晓篇》读后感(二)：亲王第一本真正的群像小说

首先先评价一下整本书——马亲王的书是一本比一本写得好。很多东西已经不必多提，例如整篇文章的谋划，布局，对于时代的考据，甚至对于惊奇情节的处理……这些作为一本通俗小说必备的元素一直是马伯庸所擅长的部分。正因如此，有些时候我反倒偏爱一些他所写的小品文，例如被很多人所低估的《草原动物园》。

但我想，之所以亲王的书比起部分其他作家相对更耐嚼，还是他对于人本身的描写。而这部分在他一直以来的创作中，应是不断地在有意识地做强化。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可能是偏见的想法，或许不一定对，但与诸君分享：亲王最早的书《风气陇西》与《笔冢随谈》中，最令人着迷的应该是其精彩的想象力，在这个层面下，个体的描写其实相对是寡淡的。《风》精彩的是谍战本身，而《笔》则更加像是一个日本热血漫的小说改。精彩的情节与设定为先，但其中的人物到了最后往往并不能为人所容易记忆，尤其是其中的女性角色，不少人对亲王早期小说创作略有诟病的一点往往也集中于此：女性角色本身过于平面，没有个体的意志。且对男主角有不明所以的爱慕。

当然到了中后期逐渐有改善。从《长安》的檀棋，《两京》的苏荆溪都可以看出，亲王正一步步恢复在书中女性角色所应有的复杂的个体状态，尽管饭要一口口吃。但需要说明的是，女性角色的立体化，复杂化，首先是建立在亲王对个体角色描写能力的成熟之上的。也就是说，亲王的长篇小说逐渐从早期的情节，设定主导，渐渐转换成情节与人物并重，甚至到了这本书中，隐隐有人物描写占上风的感觉。（当然，情节本身也是一样的扣人心弦）

姚英子，这个角色据亲王访谈中言，最后是没有结婚，将自己奉献给了更高的事业——即妇女医疗。这一点即和以前的大部分角色不同。姚甚至不与《两京》中的苏荆溪类似，苏有其出身个体状态的特殊性，所以最后选择了自己结局，从头到尾苏荆溪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多大变化。但姚英子是在无数的复杂选择中，凭借自身的愿望来走到这一步的。这就有决定性的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说，苏更接近一个“配角”，即不需要去详细完整地描写其心路的合理变化，只需要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便解决了合理性的问题。这样的人可以通过写作技巧让她吸引人，但是终究是相对平面的，因为她没有什么变化。但姚英子是真正的主角待遇，她有合理性，马伯庸描述她所经历的事情，描述她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投射到她心理的样子，以及她对这些“投射模样”的思考。告诉大家，为什么她一步步会做这样的选择？

在编剧理论中，其实是没有男主角和女主角的。在一部电影里（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主角往往只有一个，就是唯一被描写心理历程的那个人。所以《钢铁侠》中主角只有托尼斯塔克，因为他是唯一被描写所经历的个体的思考的人。由是在此理论中：小辣椒严格定义不是女一，只是重要配角而已。

很幸运，亲王的这本书，是真正意义的群像三主角。这个群像也并非是每人雨露均沾地写一点，而是三人并重，单拿出来，任何一个人的描写稍微扩展一下，也都是一本小说。更莫说三人彼此经历纠缠了。

这可以看出来此书不易。

聊完了女主角（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主角）接下来聊聊男主角们吧。

方三响，青年，直来直去的青年。干净，勾连起他的命运的，是一个问题，就是他所问的“为什么？”这样的人对于民族命运的敏感性是很强的。我们甚至能看得到最后他所选择的道路。也确如书中所言：医学问题永远不是医学问题。

孙希：最纠结的一个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有人的脆弱，无奈，面对天地间的诚恳。这个诚恳不是面对其他人的，他在早期无法做到。但当其孤身一人与自己相处时，对自身的诘问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自身就是天地本身。他在面对自己心中的神像。然后到了第二天，接着用嘻嘻哈哈来掩盖自己。

最喜欢的是三个人看完镍币影片（这是一个电影史上也不太为人所知的一段历史时期，可看出亲王考证是下了功夫的）在上海江边三人并立，夕阳公平地照在三人身上。那一刻我总以为是南淮城中的三个年轻人并肩而立。三人形貌似乎也与缥缈录中三人相仿。尤其是姚英子，夕阳是会给她的头发笼罩上一层金色的，我便总是会像看到羽然一般看见她。

《大医·破晓篇》读后感(三)：《大医·破晓篇》马伯庸后记

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回二〇一七年。

当时华山医院的赵重波医生打算举办一次职工文化讲座，恰好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于是辗转邀请到我。活动当天，我抵达华山医院的时间早了一个小时，赵大夫很热情，说：“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院史馆吧。”

我对此颇不以为然，一个医院的院史馆能有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堆锦旗、奖状，外加几张剪报和老照片罢了。赵医生估计早看出了我的不屑，也没说什么，呵呵一笑，带着我去了门诊楼旁一座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前。

要知道，老建筑和古董一样，有一种类似于包浆的气场。我第一眼看到这座小楼，便感觉到不一般，气质雍容，造型厚重，绝非仿古新建筑可比。里面的一砖一瓦，似乎都藏着无数故事。

上册上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

果不其然，赵大夫在旁边淡淡地道：“这座楼叫哈佛楼，是华山医院最早的门诊建筑，也不算太古老，一九一〇年建成。”我脑袋里一炸，连忙拱手：“失敬，失敬……”

哈佛楼里的展厅不算太大，里面摆放的也不是什么奇珍异宝，大部分是红十字会与华山医院的历史文献、照片和少数文物等，内容也仅限于本院活动。如果你不熟悉历史，大概会看得索然无味。但倘若参观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些展示物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

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我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想想看，从一家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讲座结束后，我回到酒店，把拍下来的照片存进电脑，一一检视。逐渐冷静下来之后，我发现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远超想象。创作者不光要熟知近现代史，还必须熟知上海城市发展史，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教育、饮食……更关键的，这是个医疗题材，所以创作者还必须精通医学。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来说，实在无法完成，于是只好遗憾地把照片存档，留待日后再说。

不过我这个人脾气有点倔，越不许做什么，就会越惦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题材时不时会浮现在我心头，轻轻地诱惑一下，撩拨得我内心炽热难忍。我每次出差去上海，还会去哈佛楼转一圈，顺便约华山医院的几个医生聊天，而且开始有意无意地购买相关的书籍，甚至养成了每天读几份老《申报》的习惯。

等到我回过神来时，发现与民国医学相关的书籍堆满了一个大书架，从清末出版的《药学大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和《农村常见病防治》；从余新忠先生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到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吴淞卫生示范区档案》到《红十字会历年征信录》……我忽然意识到，人的内心渴望是无法抗拒的，早晚有一天要向它妥协。

于是在二〇一八年，我正式开始了前期调研。这是个艰苦而充满乐趣的过程，我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扫荡了一遍，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还挖空心思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我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成行。

调研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甚至没等到次一年的新年，在同月三十一日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郑重其事地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几个字。

当时我并没预料到，两个月之后，全球进入了疫情时代。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我的新创作中心的华山医院，再度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变得人人皆知。

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生怕被人误解是追热点、蹭热度。但随着写作和调研的深入，我发现当下疫情的种种现象，其实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那个时代，中国多次面临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席卷全国的时疫几乎每年都有，也同样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义无反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这种“苍生大医”的精神，从那时起就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我分享了一些搜集来的抗疫老故事给周围的人听，所有人都深深为这些故事与时下抗疫的相似性而震撼。他们听完之后，无一例外都会感叹一句：“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是呀，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可惜他们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公众了解得实在太少了。这些大医的事迹，只停留在学术专著和一些回忆录里，乏人问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在那个艰苦的时代，曾存在这样一批人，怀着强国、保种的理想，默默地支撑着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

我忽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既然我接触到这些资料了，既然我也被他们感动，为什么不把这种感动传递出去呢？如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界先辈的情怀、功绩和做出的牺牲，那么对于当下的疫情时代，人们就能多一分理解、深一点思考，更能体会医疗工作者的不易和伟大。

所以我犹豫了一周之后，决定还是继续写下去，方不违本心。

这次旅程持续了足足两年时间，其间诸多波折。即使我做足了准备，仍旧低估了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别的且不说，单单医疗细节的描写，就让我愁得几乎秃头——当然，这是修辞，我其实仍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为了显得足够专业，我找了几位医生做顾问，但很快发现他们帮不上太大的忙……不是他们学艺不精，而是学艺太精。他们都是接受了现代医学培训的精英，熟知正确的治疗方式。但我要描写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初到中叶，在清末、在民初、在北洋时代、在国民政府时代、在抗战时代，每一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医疗理念与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大相径庭。

换句话说，很多场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现代的正确做法，而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输血吧，一九〇〇年医疗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一九一一年医生们才普遍接受输血与受血血型必须相同。直到一九一四年出现了抗凝用的枸橼酸钠溶液，才能够初步实现血液的储备与远程运输。而人类大规模建设远程血库，要到“二战”期间“全血用 ACD 保养液”被发明之后。

如果我要写一九一〇年一位医生进行输血操作，就必须让他不验血型，抽出血来就用，而且必须现场抽新鲜的，因为没有抗凝剂——这在现代医学观念里是错误的，但这才是那时的真实情况。

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才实现量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我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在一九三一年墨菲氏滴管发明之前，输液无法调节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情况的辅助。那种满满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针的场景，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才可能出现。

我发现，不光要学习医疗技术，而且要学习医疗技术史，才能准确写出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治疗方式，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读者有专业医学背景的话，请一定谅解书中那些错误的治疗方式，现代医学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取得进步的。

我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动笔，一直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写下“全文完”三个字。正好是两年时间，冥冥之中给我凑了个整。

上册下部·红十字会总医院救援队

在这段漫长的创作生涯里，我得到了太多帮助。第一要感谢的，是华山医院的靳建平副院长。

当初我起意想要创作这个题材时，很是不安。毕竟华山医院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擅自写它的故事，人家会不会有意见？于是我多方联系上了靳副院长，靳副院长听完我的创作想法后，大为支持，主动打开了展馆和档案室，给我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一手资料。那段时间我去华山医院去得极其频繁，以至于很多熟人怀疑我得了什么顽固怪病。

第二要感谢的是苏州大学的池子华老师。

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研究专家，发表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考据精细，极见功力。我买了他几乎所有的研究专著，差不多快翻烂了。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完成，正是因为先有了池老师的筚路蓝缕之功。

我在创作期间，特意跑去苏州拜会了一次池老师。池老师人很和善，且对文学创作持宽容态度，鼓励我说：“只要不违大事，适当的虚构是可以的，毕竟是小说嘛。”在此后的创作中，我时不时还会询问他一些史实细节，池老师都耐心解答，问一答十，使我获益良多。

最让我感动的是，全稿完成之后，池老师还不辞辛苦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挑出若干史实错误，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审阅报告，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

第三要感谢的是中山医院的杨震医生。

对了解中国近现代医疗史来说，杨震医生绝对是个宝藏。他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医疗史相关的各种原始档案、照片和文物等。我在他那里见到过华山医院的就诊券、伪满洲国牙医的执照、重庆医科大学的患者名册、广州护士学校的毕业合影……这些零碎的东西在收藏界并不受重视，但如果叠加上医疗史的讲述，便可以清晰地呈现一个大时代的风貌。

我在创作期间，没事就去他那里翻收藏，听他讲当年各个医院的逸事与掌故。

大到中山医院的购地风波，小到病人拍一次 X 光照片的价格，杨震医生随手拈来。

一件收藏，都能讲上半天，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或忍俊不禁，或热血沸腾，或悲伤动容的小故事。他的东西如果单拉出来办个大展或出一本书，绝对是一次文化盛事。

除他们三位之外，还得感谢来自很多位医生的技术支持，感谢小蹄和索大的同步试读，感谢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指点，感谢 Fam 同学进行专业审阅，感谢上海图书馆沙青青副主任和诸位同人提供的查询便利。感谢我丈母娘和老丈人——他们老两口是地道的上海人，让我一个北方糙汉多少能体验到一点海派风格。最后还要感谢我太太。在这两年的艰苦创作中，她替我挡住了我儿子的大部分打扰，让我得以专心创作。

最后还要感谢华山医院本身。我在创作期间，进出这里几十次，熟悉得像是自己家一样。如此频繁地出入医院，却是因为取材而不是因为看病，实在是太幸运了。

——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