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锦集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是一本由陈正祥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元，页数：6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一)：读后杂记

四星半吧。作者在海内名声不著，其实功力深厚，治学勤奋，读其作相恨见晚。然此书所选文章似意在普及，尽管依旧考证精密，较复旦历史地理之学术，胜于通而失于浅。作者一生漂泊海外，学名驰誉国际，然而书中痛恨英国、日本之处极多，处处卫道于中华文化，可谓“民族主义学者”。然其前言所云“如果没有日本无端发动侵华战争······我可能有一极美满的家，以及成群受良好教养的儿孙——汉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而现在呢？除了国际地理学界的虚名，我一无所有；唯有回忆、失望、惆怅和哀伤！”——这是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心路，用此心路去理解杨振宁、何炳棣、唐德刚······大可不必用后现代去嘲笑“家国情怀”的落伍。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二)：从地图上看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他是第一人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一代的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加倍努力工作，多想想国家的荣辱和民族的前途。”——陈正祥

上世纪90年代，陈正祥在其《中国文化地理》（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的自序中如是说。80-90年代的中国开始了新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正祥却如此严肃，如此“格格不入”的背后，是陈正祥在日本侵华战争时经历的痛苦，以及他发现，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口不断大量外移，汉文化正持续性被侵蚀。挽救沉沦的中国文化，恢复它的光辉，是陈正祥从理科转向文科的学术关怀，也是他出版《中国文化地理》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文化地理》最初出版在1983年，如今不少地名已与历史中的地名不同，故新版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而书中11篇文章也相应地进行了次序上修改，这样的改动务求彰显“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的陈正祥广博的学识与独到的眼光。

如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已发展出自身的研究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也具备自己的优势，回顾过去，运用地理学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问题的还是要看陈正祥。与当时传统研究方法不同，陈正祥善于把方志提及的内容分类后，绘制成不同方面的地图，再透过地图直观观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问题。地图所展示的除了地理环境，其实还会涉及到疆土、城镇的开发，人口迁移、农业与经济发展等方面信息，在地图上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一目了然。

比如在地图上观察到某地出现人口聚集、耕地增加与产业发展的问题，那么此地就需要增设州县来统治管理，而行政区划也相应要发展起来。区域发展爆满，又会引发人口外移的问题，伴随而来的，也就有了经济与文化中心迁移的问题。

让日本学者榎一雄印象深刻的，是陈正祥利用方志追溯蝗灾，即他所关注的八蜡庙，从本用于祭祀农作物害虫的综合神庙最后发展成了专门祭祀蝗虫的庙。榎一雄认为陈正祥从民间信仰中找出科学规律，突破了过往的研究方法。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过去地方县记录自身历史与发展等详细情况的重要文献，方志记述了当地的建制沿革、军事、地理环境、气候、土地开发、水利建设、交通、物产、人口与户口管理等内容，是综合性的记录文献。要知道，过去地方官到任，首先要看当地的方志，而条件允许之下他们也要组织修志工作（修得好可视为政绩之一）。所以它是了解地方的钥匙。后世看前人所修之志，都认可它的历史价值，而陈正祥却认为，除了历史价值，方志的地理学价值却被隐蔽了。因而他把方志中关于八蜡庙（祭祀蝗虫的庙）的记录一一找出，制成中国蝗灾地图，在没有电子数据库的1957年，中国方志“每一州县有数册或数十册”，陈正祥“遍访日本各著名大学及图书馆……在书库用梯子爬上爬下取书，按目逐页找寻”，所消耗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也正是这份毅力，他的八蜡庙与蝗灾研究才让人佩服。

方志中地理学价值的有效使用，陈正祥在书中详述。通过他耐心的讲解，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重新发掘更多的方志的地理学价值。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三)：朱元璋寒苦的出身，让他做出了远迈汉唐的功绩

身在现代社会，人口普查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从上到下的详细普查。

然而，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难一见的，现代人要想了解古代的人口情况，很不容易。中国学术界数据可视化的先驱、被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会长卡尔·特罗尔盛赞为“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陈正祥的代表作《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里，就提到了中国古代最好的一次户口普查，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崛起的一代豪杰，他深知元朝对民间控制弱化造成的弊病，而经过元末明初的大乱后，安抚颠沛流离的百姓，弄清真实的户口信息，是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

朱元璋先是用均工夫和户帖制度，通过强力推行，掌握了天下人口及其财富；接下来又推行黄册制度，配合里甲制度，这就让朱元璋超越了前代帝王，对天下户口、地籍有了深入了解。

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朱元璋时期统计的人口，跟西汉平帝时期的差不多，这一千三百多年的治乱波动，真是太为难老百姓了。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朱元璋这么准确的统计数据，没有完整保留下来，而明朝后面的皇帝，文治武功不及乃祖，官员们更是腐败无能，这就让黄册制度不可信，留下来的数据没有参考价值。

而在明朝中后期的荒诞数据背后，也隐含着王朝灭亡的密码，这些官方统计不到的人口，最后都成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跟从。

现代人在节假日喜欢到处游玩，古代人没有那么多高科技的羁绊，游玩更是一项非常有深意的活动，也就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珍贵的游记不仅留下了历史印记，更有着地理学记录价值，让我们对古代的地理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喜欢历史的朋友也会发现，在正史中的很多篇章，其实就隐藏着游记，虽然篇幅可能不大，也没有太细致的描绘，但跟随先人的足迹前进，也是弥足珍贵的体验。

当然，古人游记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对中国领土的确认，最明显的就是明清时期，士人们去台湾省旅游的文字，这些记载足以证明，台湾省一直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都有明证。

陈正祥学识广博，研究角度独特，重视从正史、方志、游记等各类传统典籍中汲取素材，纵论中国大地上的大江大河、名城古迹，展现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时代变迁及相互影响，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塑造。《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中这些非常扎实的知识，值得一读再读。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四)：中国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变故，导致南北易势？

要寻找中国人的根，一般人都会到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寻找答案，因为这几个省份是古代中原地区；而如果要看现今经济文化昌盛之地，那就要到江浙、广东等南方地区了。

为什么古今变化这么大？国际著名地理学家、生态学家陈正祥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娓娓道来，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

汉文化的原始中心，从仰韶文化的发掘分布来看，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随后中原人向四周扩张，核心也是在长安、洛阳等古都，北方占据绝对优势。

直到西晋末年，随着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中原人的到来加速了南方的开发，但北方还是占据优势的。

唐玄宗时安史之乱爆发，北方长期战乱，南方进一步得到开发，致使南方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在文化层面，北方仍有优势。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后，南方最终占据了全面的优势，到了明清时期就更加凸显，南北地位的转换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陈正祥根据《汉书·地理志》《汉书·百官公卿表》《旧唐书》《通典》《新唐书》《宋会要辑稿》《全宋词》《宋史·宰辅表》等典籍，绘制了从西汉到明朝的各种地图，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南北的变化。

而“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 等谚语在明清时期的流传，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过要说起来，北京是个非常幸运的城市，因为它从金朝开始，就长期作为中国的首都，一直繁盛。

陈正祥也详细介绍了北京的城市发展，她的自然环境非常优越，长期作为中原王朝向北方进军的重要据点；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后，北京成为了辽朝的南京，作为四大陪都之一；金朝灭辽后，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营建中都城，成为金朝首都；元朝灭金后，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迁都北京，营建大都，继续作为首都；明朝灭元后，刚开始明太祖朱元璋拆毁元大都，将宫殿珍宝迁往南京，但随着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在南京呆不住，就迁都北京；清朝入主中原后，继续将北京作为京师。

数百年的中心地位，让北京拥有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从而奠定了古都的基础，也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太多的惊喜。

陈正祥见识深邃，论证细密，并且非常重视数据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制作了大量精致图表，化繁为简，堪称妙品。如果要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认真研读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五)：前辈学者之治学风范与爱国心

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自序》中自述写作本心，是对中国文化在近代沉沦与失落的痛心中汲取力量，要“阻止它的继续被腐蚀，进而恢复它固有的光辉”

目录，以及与正文关系不大的彩页

陈正祥是国际上颇有声望的华裔地理学家，但在大陆名声不著，其治历史地理之学术路径，与大陆诸学者全然不同，亦无从得知师承。也正因此，这本《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显得颇为独特，所选文章多以地理学知识结合历史文献记录展现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规律，客观记录和因素阐述较多，擅长通过可视化的图表展现某个维度的问题，但相对来说，对细节问题的下沉较少，这可能与作者并非专业历史学家，写作目的并非考据事实、论证问题有关。

本书共收录文章11篇，相比早年的南天版14篇少了3篇，书本身附有大量彩页，但很遗憾，这些彩页应该并非早年版本所有，与文章几无关系。陈正祥作为社会科学中数据可视化的先驱，在研究中完成了数幅地图，使用多色、多规格的标识来对问题进行直观阐释，比如《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一篇，通过汉、唐、宋的人口分布、官员出身、城市位置的地图，对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自北而南的迁移过程做了有力的辅证。地图也算是我购买此书的最大动力，当年在涂子沛《数据之巅》中看到引用此书的地图时便惦记上了，但是，此书地图的印刷与正文规格别无二致，不但没有一张彩页，而且全部是单页，过小的开本、黑白的页面都导致地图成了鸡肋，更糟糕的是地图基本是影印，相当不清晰。

这种开本和印刷，地图真的只能一带而过了

所幸书中论文，虽然深度不足，广宏却堪比专著。《中国的城》一篇，大量采用方志中提供的城市信息，这需要大量的材料查找与编辑工作，在信息化时代之前尤为一件苦差事，是以同类型文章国内比较少见。文章从建城目的、城市规模形制、建城年代几个角度梳理中国的古城，颇有为此一细分领域开宗明义之风范。尤其《连城与复城》一章，让很多以前读史忽略掉的问题有了新的视角，大开眼界。

《黄土、黄土高原和黄河》与《长城和大运河》两章联系密切，从地理学视角看中国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中国近古时期最重要的国防工程——长城，及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大运河，循历史向上追溯，实与黄土高原与黄河在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影响和意义有关，北方地区由于黄土高原和黄河的相互作用，而导致北方在中古时代进入了长期的政治不稳定阶段，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已完成南迁（这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一节中有详细叙述）的情况下，定都在北京实是完成南北从军事到文化心理上统一的重要关窍，而这种统一进程，在军事上依靠长城保证核心地区的完整性，在经济上则依赖于大运河进行南北的财富与粮食调度。大运河在明清两季的整修，也与黄河的多次摆动直接相关。

《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中八蜡庙一节，想必第一次读到的人都会击节赞叹：五六十年代，陈正祥在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农业气象委员会等多个国际学术机构担任委员，经常被问及是否能够提供中国蝗虫灾害的分布地图，但中国历史文献中从来没有这类地图，也没有现成资料可以编制。为了避免“将来研究报告出版，在中国的空白上势必按上[no data]的记号”，陈正祥多番求索，终于想到可以通过在各地方志中查找八蜡庙的方式间接反映中国蝗虫灾害的分布情况。这个过程中体现出的关联性思维，可不仅对治社会科学的人有启迪性，也适用于理工科或者工程学领域。

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自序》中自述写作本心，是对中国文化在近代沉沦与失落的痛心中汲取力量，要“阻止它的继续被腐蚀，进而恢复它固有的光辉”。他曾在港英时代居住多年，“发觉鸦片战争的邪恶意识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心中的苦痛与屈辱想必更甚，这种境地下滋生的爱国心情实非今天的国人所能体验。但陈正祥将这份爱国心化为“中国文化如果真的不能复兴，中国人就要永远做世界的二等公民”这样的动力，实实在在地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做到了世界一流，令人赞叹，而其学术无传承，甚至几乎已经被国内淡忘，又是多么令人扼腕。

本书《自序》中提及陈正祥抗战时的往事：日本悍然入侵，少年爱侣何伊人因战争而死，陈正祥也只能匆忙逃难，一生就此改变，但他后来的工作，却常年在日本访问、讲学、研究，也与大量日本人有交往甚至成为好友，老一辈的学者，身负国仇家恨，但罕有对日本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极端痛恨的，想来他们的学养深厚，能清楚地认识到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差别，更不会混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和平年代的日本人。陈正祥的视野甚至要更开阔，他认为“汉文化并非单独属于中国人，而是为整个东亚人民所共有”，呼吁“忘却过去的是是非非，而努力争取将来。日本人应该放荡胸怀，尽量消除因狭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偏激”，从这个角度看，在日本讲学、发表论文，也是陈传播中国文化心愿的具体实践吧。书中《水城扬州》一篇中有三节的用意就是让日本人了解其历史与文化之根源。

出版方在卷首提到无法联系到陈正祥家人，连稿酬都无法送出，读来令人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