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读后感大全

《王莽》是一本由(日) 东晋次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00元，页数：2021-1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莽》读后感(一)：承上启下

《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东晋次著。作为一个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东晋次对其充满善意，旁征博引地讲述了王莽的一生，抽丝剥茧的分析新朝何以暴兴，又何以暴亡（日本学者确实严谨，无确论处多用可推测、认为等词，很少妄下断语）。《汉书·王莽传》作为《汉书》篇章中最长的一篇，分为上中下三篇，其中的官名、地名、制度不断变化，让我等读者吃尽了苦头，直观感受就是一个“乱”字

《王莽》读后感(二)：王莽最后的孤独与狂躁，精神也异常了

作者东晋次在《后记》中写道： 王莽没有帝号。秦始皇因秦二世即位，得到了始皇帝溢号，而汉朝也有高祖、武帝、宣帝等称谓，但王莽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称号。因此，虽然想称他为“新某帝”，但最终也只能写作“王莽”。王莽也没有帝陵。不仅没有帝陵，西安附近甚至没有王莽的坟墓。2008年8月，作者曾前往西安周边地区调查历史遗迹。在穿梭于西汉诸帝帝陵之间的巴士里，作者怀着王莽墓会不会存在于中国某地的期待，向担任向导的咸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马先登主任问道：“没有王莽墓吗？”马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也许作者的问题不够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西安周边地区没有王莽墓。当时，一种对王莽的同情油然而生。

东晋次又在书的末尾叙述了王莽最后的“孤独与狂躁”： 地皇二年(21年)正月，王莽的妻子、新莽第一代皇后王氏去世，谥曰孝睦皇后，葬于汉元帝渭陵长寿园以西。其陵墓被称为“亿年陵”，有永侍元后之意。元后已于始建国五年(13年)二月辞世，葬于渭陵。根据《王莽传中》记载，王莽以沟渠隔于元后陵与元帝陵之间。想必是以此举表示汉新之断绝。如今，元帝陵西北方向不远处有一陵墓，据说就是元后陵。 当年，妻子王氏因亲生儿子们被王莽逼死而悲伤过度，双目失明。王莽便把照顾王氏的任务交给皇太子王临。王氏有一婢女原碧，受王莽宠爱。后来，皇太子王临与其私通，担心事情败露，便与原碧密谋杀害王莽。王临妻子刘愔通晓星象，她告诉王临宫中不久后会有“白衣会”（指葬礼）。王临以为杀害王莽的计划将得手，非常高兴。 地皇元年七月，王安被封为新迁王，皇太子王临被封为统义阳王，不得不搬出宫中。王临越发担心私通之事败露，当得知母亲病情加重，便写了一封信：“上（王莽）于子孙至严，前长孙（长子王宇)、中孙（次子王获）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王莽探望妻子时看到这封书信，大发雷霆，怀疑王临图谋不轨，甚至不许他参加母后葬礼。 最终，密谋杀害王莽一事败露，四子王临自杀。王莽责备刘愔：“临（王临）本不知星，是从愔（刘愔）起。”于是刘愔亦自杀。同月，王莽三子、新迁王王安病逝。当初，在王安病情加重时，王莽担心四个儿子死后后继无人，便想到出生于新野的几个孩子。他使用惯用的手段，代王安拟定奏文，借王安之口提出为其子王兴、王匡，女儿王晕、王捷封爵的要求，并在得到诸位公卿的赞成之后，将四人召至长安。此时，长子王宇之子、功明公王寿病逝。地皇二年正月之内，王莽失去四位亲人，他破坏武帝庙与昭帝庙，用以分葬子孙。 时间回到三年前。天凤五年（18年)，长子王宇四子王宗因被服天子衣冠等僭越之举，加之曾与被流放合浦的宗舅吕宽暗中来往一事败露而被下有司，其后自杀。于始建国元年，凭借符命由城门令史升至卫将军的王兴之妻王妨是王宗的姐姐。王妨诅咒平帝皇后、杀死婢女灭口之事败露，夫妇二人被王莽问责，最后双双自杀。 就这样，地皇二年，王莽失去妻子和四子，只剩平帝皇后一女在世。新野诸子和长子王宇的后代有八人，当时在世的只有四个孙子和后来成为孺子婴妻子的孙女。 另外，以下内容也可以看出王莽心中的狂躁。皇后于正月刚刚离世，阳成修就在同年的闰九月献符命，提议继立民母（即册立皇后），并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于是王莽派遣使者前往全国各地，挑选乡里淑姿出众之女。同月，王莽因畏惧高祖之灵，派人毁掉高祖庙。王莽听闻黄帝时有人曾作华盖成仙，便打造高八丈一尺的九重华盖（即车上的伞盖)，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命令三百名力士身着黄色衣帽于车上击鼓，拉车的人皆高呼“登仙”。王莽外出时让这辆车在前面引路。官员窃语：“此似輭车（颜师古注：‘輭车，载丧车’），非仙物也。” 王莽称帝后痴迷方术，根据《汉书·郊祀志》的记载，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听从方士苏乐的进言，耗巨资在宫中建起八风台，行黄帝谷仙之术，而到了王莽朝末期，祭祀鬼神多达一千七百所。由此可见，地皇年间，王莽的精神似乎有些异常。

《王莽》读后感(三)：后记

王莽没有帝号。秦始皇因秦二世即位，得到了始皇帝谥号，而汉朝也有高祖、武帝、宣帝等称谓，但王莽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称号。因此，虽然想称他为“新某帝”，但最终也只能写作“王莽”。王莽也没有帝陵。不仅没有帝陵，西安附近甚至没有王莽的坟墓。2008年8月，我曾前往西安周边地区调查历史遗迹。在穿梭于西汉诸帝帝陵之间的巴士里，我怀着王莽墓会不会存在于中国某地的期待，向担任向导的咸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马先登主任问道：“没有王莽墓吗？”但马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 没有！”也许我的问题不够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西安周边地区没有王莽墓。当时，一种对王莽的同情油然而生。

很久之前，我就对王莽很感兴趣。大约在十年前，打算认真写一篇有关王莽的论文，于是一有空就阅读《王莽传》，制作年表，摘录《汉书》、《后汉书》及其他史料中的相关内容。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一是因为当时手头的东汉史研究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二是早年负责“社会科教育法（社会学科教育方法论）”课程时，在“人物学习论（一种通过历史人物学习历史的方法论）”方面产生过一些疑问和想法，急于进行验证。

我的疑问是，为何怀有理想、积极推进合作运动的人，会在政治环境变得适于实现理想时，立刻抛弃合作运动的精神？为何他们之中某些人在掌权后，昔日的战友被赶尽杀绝，政治或社会现状距理想相去甚远？另外，当时“人物学习论”面临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即“人物还是民众？”伟人或英雄这些历史人物最初都是无名民众中的一员，他们挑战时代赋予的课题，通过洞察时代状况，成为可以替沉默的民众表达“民意”的领导人，并逐渐被民众赋予英雄或伟人的评价（当然也有摒弃“民意”的独裁者），这就是一个历史人物形成的过程。因此，我曾提出一个建议：在制定历史教育方案或大纲时，如果放弃二选一的选择题，在把握当时人民生活中产生的“民意”的基础上，围绕历史人物制定教学计划，或许将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使之关注民众的世界。选择一名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对上述疑问和建议进行具体的思考，也是决定撰写王莽论的原因之一。

然而，由于工作繁忙，迟迟未能动笔。前年秋天，我偶遇明治大学的气贺泽保规教授。当时气贺泽教授对我说：“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古代史人物传记？比如光武帝传。”我马上回答：“对光武帝没什么兴趣，如果是王莽的话，愿意一试。”于是气贺泽教授就把我推荐给了白帝社的伊佐顺子女史。大概在去年三月份左右，收到伊佐女史的联络，撰写王莽传记一事提上日程。自那以后，给伊佐女史添了很多麻烦。在此向帮助笔者实现多年心愿的二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日本一直以来都没有一本真正的王莽传，这也说明这份工作相当艰巨。在着手之后，我更体会到其困难之处。这是因为，撰写王莽传必须精通汉史。我自不量力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在撰写当中时常有一种螳臂当车的无力感。虽然在有限的时间中已尽全力，但仍不确定书中的王莽是否有血有肉。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天上得意地微笑着：“啊哈，写得倒是挺努力的，不过好像哪里不太对。”在史实解读、论证的合理性等方面，望读者诸贤批评指正。

本书引用、参照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了一览中的文献之外，还有很多研究使我获益颇丰。东北大学的山田胜芳教授、名古屋大学的江村治树教授曾就有关资料不吝赐教。在此向二位教授和诸位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还想提及一件私事。就在即将完稿之际，家母東やす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执笔过程中，我一直想象着亲手把这本书送给家母的情景。如今，书成而家母却已不在，令人怅惋不已。最后，谨以此书，纪念生我、养我、教我、育我、安慰我、守护我的母亲。

2003年5月31日

于伊势湾研究室

《王莽》读后感(四)：《王莽》读后感

王莽末年时，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吕母之乱，可作为农民起义的序章。曾有使者奉王莽之命，前去劝降、赦免吕母等反乱者，但使者得到的，只有一段话：

“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

（文中的翻译为，盗贼团体被解散后，马上又会集结在一起。我问他们理由，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法禁烦苛以致束手束脚，劳作所得不足以纳税，躲在家里会因近邻私铸铜钱而连坐，枉法营私的管理让百姓生活疾苦。百姓穷困潦倒，只能落草为寇。）

这实际上已经是王莽治国最大的失败，但他也并未悔悟，而是迁怒于使者，将其罢免。可见王莽之政已无可救药。

我无意对整本著作的内容进行深入评析，仅书写几点读后的感悟。

一、

东晋次研究的重点，是后汉时代的历史。这是日本汉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他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后汉的社会结构、政治构造、教育体系等方面的探讨，并对后汉的一些特定的政治概念（比如“贵戚”中的“贵”为何意；古籍中的“诸生”是否就是“儒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这样的治学背景下，东晋次花费了相当笔墨，展现当时的内政外朝、豪族、社会动荡等各个方面的历史面相，力图在“把握西汉末期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同时，着重勾勒出渴望实现圣世的王莽——一个如同儒家理念化身般的人物的一生”。

二、

因深深嵌入到日本汉学研究的大背景之中，东晋次的研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与日本学界的对话。甚至于，作者最初设想的读者，是日本的读者。这可以在文中的一些小比喻里找到痕迹。举一些例子，王莽曾为了能与元后在元始、居摄年间的共同执政更具有合法性，利用了哀帝时期的西王母信仰。换句话说，他利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东王公、西王母二神，对自身与元后进行神话塑造。东晋次将这场有关西王母信仰的造神活动，与日本幕府时代末期的民众骚乱“ええじゃないか”（1867年发生于日本近畿等地的民众乱舞骚动，人们高喊“ええじゃないか”等歌谣载歌载舞，走街串巷，是一种呼吁社会改革的民众运动）加以对比。再比如，作者在论及所涉历史人物的官职时，通常会与日本现代政府的官职加以对照。建平二年（前5年）四月，几乎在傅太后成为帝太太后、丁姬成为帝太后的同时，王莽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以新都侯的身份前往南阳郡新野县就国。在就国期间，王莽与哪些人有过往来，唯一可考的是孔休。而孔休是南阳郡太守门下掾中选拔出来，以辅佐新野县的王莽。其中作者解释了门下曹与门下掾的概念。门下曹指的是负责与太守议事的重要机构（相当于今天日本的“课”），门下掾是门下曹长官（相当于“课长”）。这个生动的对比，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也很容易地进入作者所描绘的世界。

从中，我感受到一丝俏皮。观察日本学者如何给日本的读者讲述中国的历史，这也会让中国人产生很大的兴趣呢。

不过，遗憾的是，书中并未涉及中国学界的王莽研究。虽然在引言中，作者有提到胡适是中国学界最早研究王莽的学者，但似乎仍然不够。如黄仁宇讲王莽——“毕竟是书生”，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王莽的受禅》，以及更近一些的，葛兆光的《我看王莽》，在王莽的政治政策、宣扬教化、谶纬禅让等问题上，仍有许多可以对话的角度。

三、

东晋次先生在后记里提到，虽在有限时间中竭尽全力，但仍不确定笔下的王莽是否有血有肉。他仿佛听到王莽在耳畔细语——“啊哈，写得倒是挺努力的，不过好像哪里不太对。”

但以读者的视角来看，作者在描绘王莽家世、经历的过程，不仅仅将目光定格在王莽一人，而是通过其家族繁衍与权力博弈、身边亲信与谋臣的考量等多个面相来彰显不同时空情境下王莽的思想与行为，算得上“有血有肉”。比如，花费两章的篇幅写王莽的成长经历，观察其性格中的谦卑与礼让。再如，通过与谋臣、亲信的龃龉，来观察王莽发号施令的深层因素。

另外研究王莽，也能体悟出中国王朝之间某种隐秘的联系性。王莽官制中首次出现的官职“祭酒”（大学校长），在之后直至清末都设有与此相似的官职——国子祭酒。“祭酒”在新莽以前只是一个称号，而非官名。新莽之前，主要负责顾问应对或执掌学官的侍中、博士等官职中的首席称为“仆射”。新莽时期，“仆射”改称为“祭酒”。书中也曾提到祭酒之名的采用，侧面体现了穷兵黩武之国向儒家礼制之国的转换。

整本书读下来比较轻松，这也许是文中的引文均未引用史料原文，而是以转译的方式用白话书写出来的缘故。但这也许是想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拿起并翻阅这本书，体会作者笔下那个没有帝号、没有陵墓，或者说没有留下太多东西的王莽形象。

《王莽》读后感(五)：前言

日本家喻户晓的《平家物语》开篇诗《祗园精舍》有云：“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的一梦，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的尘土。远征外国的事， 有如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这些人都因为不遵旧主先皇的政治，穷极奢华，不听谏言，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愁苦，所以不久就灭亡了。”［1］

在这首诗中， 本书的主人公王莽被贴上了“骄奢”的标签。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自《平家物语》问世起，王莽就一直背负着篡权者的骂名。当然，王莽一度断绝西汉刘氏一族帝位的一脉相传，建立新莽， 这在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从结果来看，也正如《平家物语》所描述的那样，他“不听谏言，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愁苦”。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篡夺前朝政权，自立为王者大有人在。为何唯独王莽一人要遭受如此责难？想必其中自有原因。

在王莽政权覆灭后，汉室刘氏一族的刘秀一统天下，是为东汉光武帝，被誉为中兴汉室的一代英主。而为了主张东汉政权的正统性，就必须对王莽政权进行负面评价。在东汉时期，对王莽或其政权稍加偏袒的言论都被视为禁忌。在东汉前期的王充所著《论衡》中，其对王莽的批判随处可见。甚至曾为王莽效力的桓谭也在其著作《新论》中对王莽的政治家资质进行了非常苛刻的评价。桓谭为光武帝所厌恶，遭受冷遇。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批判谶纬之说，另一方面想必也是因为他与王莽的关系。此后，东汉学者也习以为常地对王莽进行丑化。即使到了后世，也几乎看不到对王莽的正面评价，就连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也毫不意外地将王莽视为篡权者。显而易见，《平家物语》中对王莽的评价也继承了上述立场。

将王莽痛批为篡权者的关键依据应该是毒杀平帝一事。根据《汉书》记载，翟义在讨伐王莽的檄文中提到了这一“事实”。另外，根据《后汉书》记载，隗嚣在起兵伐莽檄文中历数王莽罪状，其中也包括这件事。宋代的《资治通鉴》继承上述观点，从正统论的角度出发，明确地记载了鸩杀平帝这一“事实”，这给近代以前的王莽批判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清代考证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王莽之败》中，引用《论语》“今之愚也诈”一语，指出王莽正符合这一点。另外，在《王莽自杀子孙》一节中，他认为王莽之所以迫使自己的子孙和兄长的儿子自杀，是因为“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赵翼并未明言王莽毒杀平帝一事。

近代以降， 学界针对王莽的评价发生了转变。其中，胡适的《王莽》一文应该是近代中国人所著王莽论的开山之作。正如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所示，胡适认为王莽制定的诸多政策具有近似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甚至认为，从有关六筦［2］的诏书中，可以看出王莽深谙国家社会主义之精髓。德国学者奥托·弗兰克的观点与胡适相似。不过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给予王莽高度评价，而是将王莽的诸多政策视为国家社会主义实验。

然而，胡适或弗兰克认为王莽的改革具有近代国家社会主义改革性质，其实是将自身对于现代问题的关注过于直接地投射于历史事件而得出的结论，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得不说这种理解仅浮于表面。走进历史世界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有必要的，但在方法上必须首先对历史世界中的“情况”进行一次过滤。王莽在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如何理解当时的社会课题？在宦海浮沉中寻求自保的同时，又如何尝试解决这些社会课题？要理解王莽，不正需要以此为立足点吗？

早在1920年，日本的吉田虎雄便在《王莽的社会政策》一文中肯定了王莽卓越政治家的身份，而河地重造于1970年发表的《王莽政权的出现》则是一篇剖析内在本质的“王莽论”。河地重造认为，“他（王莽）并非只是一个梦想家，也并非偏执的权力欲望集合体，他以自己的方式审视社会，并立志对社会进行改革”。这种解读王莽的视角是值得重视的。河地先生还指出，从历史学角度弄清王莽政权，“不仅能够明确以武帝在位时期为顶点的西汉政治体制向东汉体制过渡的过程，还可以尝试对古代中国的特质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他立足于这种立场，试图将诸多与王莽政权相关的历史事件还原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并进行评价。河地先生对王莽其人及其政权进行了客观的解读，其研究开创先河，已经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普遍共识。

这一研究方向性值得赞同，不过讨论却仅仅局限在王莽政策的层面上。然而，日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王莽传记，因此解读王莽施政心理所必需的，自青年时期起的人格形成过程、各种政治经历、思维特征等都不甚明了。在对那些视王莽为与时代格格不入、大逆不道的篡权者的立场进行反思时，这一现状给构建批判理论带来了困难。

因此，本书将参考近年来王莽及其政权的相关研究，围绕王莽的时代理解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政治决断和形成与开展的行动，对其一生进行考察。相信这本书会帮助读者判断这样一个问题：“王莽究竟是不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伪善篡权者？”

译者注：

［1］译文引用自《平家物语》，周作人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

［2］王莽将盐、铁、酒、钱币铸造权、山林水泽管理权收归国家管理，统称“六筦”，也作“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