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读后感1000字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是一本由吕约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28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读后感(一)：杨绛的窄门

在翻开《喜智与悲智》之前，我们会看到封面上的杨绛。这是一个不算出众的旧时女子。她典雅、敛声、似笑非笑。有一张不容易让人记得住的脸。

的确，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里面，杨绛，不是一个煊赫的名字。有的作家仅靠一首诗、一部短篇抛头露面，就赢得文学史家的满堂彩。但杨绛不是。她的创作生命够长了，在建国前创作过戏剧，六七十年代搁笔，转而投身翻译，八十年代之后的三十多年间，重操旧业，为我们留下诸多散文和小说。她这跨度巨大的写作生涯，和她在文学史中占据的短小篇幅，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

我们记载的历史是被选取的历史，文学史也不例外。我们从散乱的历史材料里面，挑选符合个人历史哲学的那部分，挑选最能构成逻辑链条的那些必然性因素，尤其是关键人物的出生和死亡、旧事件的结束和新事件的起始、新类型替代旧类型的标志性时刻。历史这才变得有进展、有理性甚至有目的，才变成可把握、可分析、可预测的“活的历史”。

为此，我们不得不排除掉一些特质：偶然的、例外的、中间态的（不旧不新的）、内倾的、矛盾的、退守的。这些特质被认为是搅局的存在。保留具有这些特质的因素，会瓦解掉“历史”的逻辑性和可理解性，瓦解掉书写历史的那支笔的权力。

那么，杨绛在文学史乃至历史上占据很少的篇幅，就显得相当合理。

她不是关键人物。她和她的作品，既不能标志某个旧事件的结束（她没有随着某个历史阶段一起退场），也不能标志某个新事件的开始（她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她的写作总在创造文学史的“例外状态”。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她写的是《弄真成假》的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在“红色经典”相继登场的时期，她停笔关门，做起了《堂吉诃德》的翻译；在八十年代争相重塑“文化英雄”的时候，她的记忆书写让她成为“消除英雄幻觉”的代表；在人生的垂暮之年，同龄人一一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她又以《洗澡》《我们仨》《写在人生边上》等，“暮年诗赋动江关”。

作为一个挺过了大小运动而依然故我的知识分子，她是偶然的；作为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年代的亲历者，她不属于任何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绵延的，不旧不新的；作为文坛的“坛下人”，她与主流的名利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宁可披上“隐身衣”过活，不向外界的声色敞开自己的精神，她又是内倾的、退守的。

总之，“万人如海一身藏”，是她的人生理想。她不想完全向喧哗的外界交出自己，因为“名与器不可假人”。她是冰山，只在历史的海平面露出一角，有时干脆全部沉下去，从我们这些粗心水手的视线里消失。

《喜智与悲智》封面上的杨绛，也是这种姿态：首先，她与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磨砂纸——那件若隐若现的“隐身衣”。越过这件隐身衣，我们才看到她的面目：典雅、敛声、似笑非笑。

然而，贴近她的照片去看，就出现了状况。杨绛开始失焦。她的细部是不清晰的。当你继续逼近她，她就开始分解，解离为大颗粒的无生命的像素。你只有再度远离，才能重新看到她的完整形象。

我喜欢这种反讽意味的设计，仿佛是杨绛使用她擅长的“隐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她这样现身说法，是为了让我们醒悟：“你们了解的我，只是我的一个不真切的轮廓。你们不曾细读过我，读透过我。”

我们会细读一支股票，一份合同，但我们很少有耐心细读一个和我们无关的人。对于杨绛，我们多半只是“泛读”“跳读”，甚至直接就是“误读”。

我们读过《我们仨》，可能还会顺便去读读《走到人生边上》《洗澡》，我们认为这就已经读得很充分了。但杨绛的文集有整整九卷本。尽管读了她的文学作品，我们却并不完全把她当作一个文学家。我们记住她，更多是因为非文学的原因，因为那些富于传奇性的因素——暮年提笔，百岁老人，“雄剑雌剑”，“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等等。“我爱丈夫，胜过自己”，这样的话，她是说过。但我们对钱、杨伉俪二人的绑定，不免有些过头。仿佛杨绛是不可以单独择出来论的，仿佛单她一个人，离开婚姻、爱情、家庭的范畴，就不迷人、不自足了。

这就是我们某种程度上误读了的杨绛：她在某些方面被塑造成为一个典范，而代价是她形象的固化与窄化。和对任何一个名人的误读一样，我们对杨绛的误读，正在把杨绛推远。她正在失去活力，成为展览馆的褪色照片，书封上的失真女士。她在读者的心中得到了一个不争的地位，同时，也正在失去文学艺术方面丰富的启发性。

这时，《喜智与悲智》的出现是及时的。

这本书不谈传奇（杨绛的八卦史），不谈地位（杨绛的评价史），只是谈杨绛的文学世界。这是一个深的世界，纯粹的世界，也是一个少人踏足、曲径通幽的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才是杨绛藏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

为了发现杨绛藏起来的部分，接近那个更加庞大、多解、新鲜的杨绛，吕约在这本专著中，展现了最见功夫的“细读”法。一方面是慢工细活的美学扫描，另一方面是游刃有余的理论解剖。她从读文进入读人，从文风探入人品，从艺术深入观念。她的解读，清晰、准确、透彻，笔则笔，削则削。

吕约不是在做枯燥的论文，她是在借助论文体的严谨形式，借助逻辑理性的步步为营，寻找一道感性的、通往杨绛的门。她是在用笔朝圣。

她喊来许慎、刘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巴赫金、以赛亚·柏林，她让这些各怀绝技的老头子坐到一起开会，为的是出谋划策，求解杨绛。

她用刘勰的方法，画杨绛的眉毛，用巴赫金的方法，画杨绛的眼睛。杨绛的形与神，就这样一点点填充了起来，清晰了起来，生动了起来。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读完这本书，一个工笔的杨绛，发散出来。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们发现：杨绛在美学上有启发性、艺术上有创造性、语言上有原创性、观念上有超越性。她是那么主动地把握着自己的艺术人生，不依附，不出借，善始善终。她的年逾百岁，对我们这些速朽的人是一种教导。不是养生方面的教导，而是作为一个语言的长寿者、写作的长寿者、灵性的长寿者的教导。这个教导的精义是：“隐逸保真”。

在这个裸露成癖时代，我们的时尚是拍摄自己、展示自己、出售自己，不仅给别人看我们美的东西，也给别人看我们丑的、脏的、恶的。不仅可以假人以虚名，还可以假人以恶名。位置就是资本，注意力就是金钱。舞池的中心变成了意义的中心。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时去看杨绛先生的“隐逸保真”，实在是一道太不显眼的窄门。

一百岁的时候，杨绛先生说：“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对一个隐士而言，死亡就是回家，就是彻底的归隐，彻底的成全。

先生们一一回家了，这是这个时代的命运。天地间的这个舞池，实际是污秽凄苦的逆旅。舞倦了，无处投宿的时候，不妨去找一找吕约。她会为我们指路：那儿，舞池的暗处，杨绛先生还给我们留着一道窄门。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读后感(二)：她有古代的隐士风流，也有现代的启蒙意识 | 杨绛110周年诞辰

说起杨绛先生，各位读者一定都不会陌生。杨绛先生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女作家、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也是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锺书的夫人。

作为融贯中西的文学大家，杨绛先生以睿智、精纯、真诚、旷达的文字俘获了万千读者的心灵。

△杨绛与钱锺书

今天是杨绛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日，为纪念杨绛先生，小KEY推出文学评论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这是海内外首部系统化、总体性阐述杨绛八十余年文学创作和体察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脉动的专著，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陈晓明作序推荐。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相信读者们朋友们和小KEY一样，阅读此书后，会对杨绛先生以及文学作品都会有更加全面的认知，大家心目中的“文学大家”形象亦会更加丰富。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吕约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1年7月

走过百余年人生，跨越“现代”与“当代”文学的边界，文学大家杨绛先生可谓家喻户晓。今年7月17日，恰逢杨绛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文学评论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不同时期的杨绛

本书是首届骆一禾诗歌奖得主、学者吕约多年潜心研究后的心血之作，是海内外首部系统化、总体性阐述杨绛八十余年文学创作的专著。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陈晓明专门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通过深入剖析杨绛毕生的戏剧、小说、散文作品，本书旨在引领读者体察杨绛作品独特的审美特征、精神意蕴与文化内涵，进入这位身披“隐身衣”的智者的内心世界，领略其幽默与悲悯交织、理性与感性并举的智慧魅力。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谈起杨绛的作品，大多数读者都不会陌生。其中，最为读者熟知的莫过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热潮的散文《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杨绛晚年的代表作、至今仍在各大图书热销榜单上名列前茅的长篇散文《我们仨》，以及汇集杨绛毕生思想精华的长篇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我们仨”

在大家的印象中，除翻译文学作品之外，杨绛擅长散文创作，而她有关个人经历、家庭生活的散文尤其深入人心。由此，今天的大众容易误以为杨绛是“专业散文作家”；哪怕喜爱杨绛作品的热心读者，对于其热门作品之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其他体裁的作品，也难免知之有限。

事实上，在八十余年文学生涯中，杨绛的创作涵盖戏剧、小说、散文三大体裁。虽以散文出道，令杨绛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却是其戏剧作品，对喜剧与悲剧均有涉猎的她尤以热衷喜剧创作而在戏剧界脱颖而出。

杨绛值得品读的小说亦不只有《洗澡》，篇篇灵动精巧的短篇小说，构成一幅幅洞察世态人心的绝妙风俗画。《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将杨绛的所有作品悉数收入探查视野，通过系统性分类展开阐释，条分缕析，逻辑鲜明。

△杨绛

与杨绛创作重心变迁的时间顺序相呼应，本书依次解读了杨绛的戏剧、小说与散文创作，并提炼出不同主题——杨绛的戏剧展现出“喜智与悲智”的双重风格；杨绛的小说洞察历史与人性，集中体现“观世与察畿”的智慧；对于杨绛的散文，作者则敏锐地提出代表性的不同命名方式对应着不同主题与性质的记忆书写，而独特的艺术结构与核心主题相辅相成，成为杨绛散文令人着迷的关键所在。

品读文学作品，把握其语言特征十分重要。杨绛作品之所以俘获万千读者的心灵，与其睿智、精纯、真诚、旷达的文字风格密不可分。

诗人、学者、文化批评家叶匡政认为杨绛的语言“在沉静中显出灵动，在精妙中透出睿智，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优雅与超然，却又充盈着活力”，他曾说：“杨绛先生不仅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领略了白话文的淡泊与含蓄之美。这淡泊与含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使汉字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像一个个鲜活的生灵，有着精妙而均衡的表现力。”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内文

在《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中，作者尤其注重对杨绛作品文本的细读，在各章节中列出原文详加分析，提炼出大量以往相关研究未尝发现的“意义细节”，并统摄杨绛创作的总体，在不同文类内部将具有代表性的要素重新分类归纳，继而实现“分类上的创新”与“总体风格研究的创新”。

通过这样的解析，面对杨绛作品，读者便能不再局限于产生“好”的模糊感觉，而是进一步深入理解“好在哪里、为什么好”——这种文本细读方法对于阅读其他文学作品也将有所助益。

“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钱锺书曾如此描摹杨绛的作品风格。

△杨绛与钱锺书

在分类细读文本，并从语言、情感、背景、思想等角度解析之后，本书从精神风格、语体风格、情感风格、理性风格、结构风格五个层面详尽阐述了杨绛的风格，便于读者对杨绛其文其人有总体性的了解。

此外，本书更从文学史意义、语言艺术成就、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以及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四个角度探讨了杨绛的意义。诚如陈晓明在本书序言中所言，通过阅读本书，我们有机会拨开媒介意识形态的种种雾障，把“杨绛”还给“文学”，从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角度去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也得以从杨绛这一个体出发管窥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脉动。

在诗人、文学博士、十月文学院执行院长的身份之外，本书作者吕约是杨绛的资深“粉丝”之一。

她坦言，探究杨绛的毕生创作，解读其中隐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试图揭开她所珍视的“隐身衣”，窥见其真身与灵魂，并探查其精神文化渊源。解谜的过程宛如两人间深入持久的对话，“而真正的对话不会终结”。

△吕约，诗人，文学博士。生于湖北，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北京。曾任《新京报》编委，现任十月文学院执行院长。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杨绛作品的原貌，她专门收集了30余幅珍贵的杨绛作品图片资料，这些图片均作为附录收录在本书中，点滴铺展开杨绛的创作轨迹。

“这位自谦‘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的文学家，馈赠给我们的‘仙家法宝’，是她深厚蕴藉而气韵生动的文字。”

为与杨绛淡泊含蓄、“披上‘隐身衣’”的风格相呼应，本次出版的《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特别采用了硫酸纸半透明护封和典雅的烫金工艺。

△《喜智与悲智》特别采用了硫酸纸半透明护封和典雅的烫金工艺

在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最好的纪念，莫过于通过本书，重新细读杨绛的作品和文字，体察她深远的文心和独特的诗意，反思她所思虑过的那些至今困扰我们的人生和精神问题。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读后感(三)：吕约：我想把杨绛还给文学

今年是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在7月17日纪念日之际，小KEY推出了十月文学院执行院长吕约撰写的文学评论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这本书也是海内外首部系统化、总体性阐述杨绛八十余年文学创作的专著，由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陈晓明作序推荐。

作者吕约在《杨绛的文学生命与智慧境界》一文中说道：“我写作《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旨在‘把杨绛还给文学’，希望它能够帮助读者深入杨绛的文学和心灵世界，拓展杨绛阅读和研究的新视野。”

吕约 | 文

本文首发于《人民政协报》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1911-2016），是成就丰富、影响深远、独具魅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家。

今年是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她离世（“我们仨团聚”）5周年。作为一种文字纪念方式，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研究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作为第一部系统梳理研究、深入解读杨绛毕生文学创作的专著，这本探索性的小书在热爱杨绛的众多读者中引起真诚回响，让我再次深切感受到杨绛的独特精神魅力，也让我有更多机会与读者交流关于杨绛毕生文学创作及其人格精神的思考。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脱胎于我在北师大完成的博士论文，从开始研究到写作、修订、出版，历时整整8年。

在一个充满喧嚣和诱惑的时代，身处杨绛所说的“软红尘里”，潜心一志“坐冷板凳”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有充沛不衰的动力。

我的研究动力，源于对杨绛其人其文的理解和认同。我面对的研究对象，是八卷本的《杨绛文集》，是文学家杨绛长达80余年、跨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边界的创作历程和丰富作品，包括她的戏剧、小说、散文创作及主要作品。

我试图透过文字深入杨绛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和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思考杨绛的人格与风格，及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意义。

有一位出版家对我说：杨绛很神秘，总是感觉难以穷尽。这句话也代表了公众眼中的“杨绛形象”。

△杨绛与钱锺书

正如文学评论家胡河清所说：“钱锺书、杨绛伉俪，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在热闹喧嚣的当代文坛，杨绛自谦“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是一个零”。她披上仙家法宝——“以卑微为衣料的隐身衣”，将自己隐藏在一种精纯蕴藉的语言文字背后。

在文学史上，这一类与“主流”保持距离、不为一时喧嚣所左右的作家作品，虽然难以成为一时之热点，竞逐之显学，却可超越时代而传诸久远。

“我们能够猜出的谜，我们很快就瞧不起”（狄金森诗句），无法猜出的谜最迷人。对于我来说，研究杨绛这样一位具有独特诗意与文心的女性作家，是发乎性情的选择。杨绛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蕴藉而气韵生动，是一个我希望潜心探究的语言之谜、精神之谜和文化之谜。

△吕约，诗人，文学博士。生于湖北，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北京。曾任《新京报》编委，现任十月文学院执行院长。

在我看来，探究这样一位作家的毕生创作，读解其中隐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试图揭开她所珍视的隐身衣，窥见其真身与灵魂，进而探查其精神文化渊源。

解谜的过程，就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与研究对象展开深入持久的对话。专著的写作和增删修订，即对话的结果。言有尽时，诗无达诂，而真正的对话不会终结。

杨绛出身江南名门，祖籍无锡，生于北京，成长于一个虽饱经忧患却始终充满温暖欢乐的开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荫杭是“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的”法官兼学者，姑母杨荫榆是教育家。

在杨绛心中，父亲是一位坚持民主法治理想的堂吉诃德般的“疯骑士”，对她影响至深。

杨绛幼承家学，又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北京、上海和苏州受教育，南北文化的交融，在她身上注入了江南之灵秀与北国之深厚，塑造了外柔内刚的性格气质。

杨绛曾就读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丈夫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留学，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教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她的一生与丈夫钱锺书密不可分，世称“钱杨”。

△杨绛

1932年冬，21岁的杨绛从闹学潮的东吴大学北上“借读”，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与钱锺书相遇，如同姻缘前定，“脚上系着月老丝线”，从此相伴一生，成为动荡世界中罕见的灵魂伴侣、文章知己。

杨绛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开始散文和小说创作；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她以喜剧作家身份登上文坛，据同时代作家柯灵回忆，在上海“沦陷”时期转向戏剧创作的文艺家群体中，“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杨绛”。

50年代至70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她中断文学创作，隐身而不搁笔，转向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同时在为日后的创作做准备。

从80年代开始，杨绛重新进入创作高峰期，持续不衰，影响日增，“暮年诗赋动江关”，不但文学生命坚韧持久，而且前后期创作的价值理念和美学风格一以贯之，没有像很多同时代作家那样前后期出现明显的“断裂”，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独特创作现象。

△杨绛与钱锺书

从1933年在清华读书时发表散文《收脚印》开始，到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洗澡》的续篇《洗澡之后》为止，在长达8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杨绛创作了戏剧、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的作品，还有翻译作品和研究论著，其涉及文类之广，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

她的主要作品有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剧《风絮》，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长篇记传散文《我们仨》，长篇思想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

作为翻译家，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斐多》等西方经典名著，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学者，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论萨克雷〈名利场〉》《李渔论戏剧结构》《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等论文，也是学术精品。这些作品均收入《杨绛文集》和《杨绛全集》。

△《喜智与悲智》内页

作为融贯中西文化的民国一代作家所剩无多的代表之一，杨绛是一位具有20世纪文学或文化标本意义的作家。诚如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在谈到杨绛创作时所说的：“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许胜多多了。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

杨绛属于以少胜多、精通词语炼金术的作家，其作品及表达形式中所浓缩的美学价值，的确需要“用心琢磨”，察微知著，才能体味。

杨绛身上既有古典中国的隐士风流，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历史智慧与独立人格。她一生淡泊名利，洁身自尊、知命达理，并将一身隐藏在自己家庭和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的“小世界”之中，尤其不喜欢抛头露面。

在柯灵眼里，杨绛与钱锺书“同负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辙。她兼擅著译，珠玉纷陈，而自谦为‘坛下人’，意谓她游移于文坛之下，和《红楼梦》中妙玉自称‘槛外人’相似”。

△柯灵（1909—2000）

从《杨绛文集》公布的三封私人信函看，都是在拒绝社会层面的“显”而主张“隐”。“隐”的姿态是多种多样的。“隐于朝市”比“隐于山林”要困难得多。杨绛身处闹市，却偏偏选择了“隐”。她自知“隐”之难。神仙的“隐身衣”也是一时笑谈而已。但她的确有其特殊的隐身法门，那就是自甘卑微地位的“凡间的隐身衣”，让人“视而不见，见而无睹”。

在《将饮茶》“代后记”《隐身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显露心迹的文字：“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杨绛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保其天真，成其自然”的“真人”；另一方面，她又在多个场合说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常之人”，是“身处卑微的人”，是“无足轻重”的人。将这两种说法综合在一起，就是“隐身于芸芸众生中的真人”。

杨绛这样一位精于中西文化和语言，集创作、翻译和研究于一身的标准“精英知识分子”，却对这个身份弃之如敝屣，而且常以“卑微者”或“芸芸众生之一”自居。这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羞与为伍”。

△《喜智与悲智》特别采用了硫酸纸半透明护封和典雅的烫金工艺

钱锺书这样描摹杨绛的文体和风格：“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在杨绛眼中，学界文坛与“蛇阱”般的社会实为一体，也“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要躲开它并非易事，因此发出“人生实苦”的感叹。

更“苦”的是，成不了“逍遥游”的神人，甚至连保全本真也不容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于是只能“陆沉”。“陆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消极避世，它是“隐”与“显”的方便法门，其中包含接受“修身锻炼”的勇气和“立地成佛”的宏愿。

可以推论，1949年年初，钱锺书杨绛夫妇拒绝出国之时，就有了此种“勇气”和“宏愿”。凭钱杨的智慧，他们不会做糊涂选择。杨绛后来解释为“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我们仨”

自1949年开始，此后30年的“修身锻炼”和“沉思默想”，可以看作是杨绛“求道”与“证果”的过程。杨绛说：“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的最根本要求。”修身锻炼的目标是“‘致中和’，从和谐中求‘止于至善’”。这种修身的成果，也可以通过言行和文字显现出来。文学创作的过程，正是与“修身磨炼”相配套的“修辞立诚”过程。

直到1977年，年近70的杨绛又重新拿起文学创作之笔，短短10年之中，写出了包括《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洗澡》等一批优秀的散文和小说。

假设杨绛没有毁掉已经完成了20个章节的小说手稿，将《软红尘里》这个长篇写完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部浓缩她全部人生智慧和艺术才华的鸿篇巨制。尽管杨绛毁掉书稿一事是一个谜团，但已经写成的作品中，同样包含了她全部的人生体悟和艺术风格。

△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陈晓明

陈晓明先生在为我的专著所撰写的序言《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中提出：“文学家杨绛的一生可以被仅仅限定为‘贤妻良母’吗？这显然是对消费者的某种迎合。我真正关心的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拨开媒介意识形态的种种雾障，把杨绛还给文学？我们如何从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角度去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我们如何从杨绛这一个体出发，得以管窥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脉动？”

我写作《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旨在“把杨绛还给文学”，希望它能够帮助读者深入杨绛的文学和心灵世界，拓展杨绛阅读和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