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帆西扬》的读后感大全

《东帆西扬》是一本由[英]戴伟思（Stephen Davies）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帆西扬》读后感(一)：了不起的帆船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历史当中的战争都离不开海洋，毕竟军队想要入侵到新的国家就免不了要跨过一片海洋，有的还不止。虽说都是海，但是每片海域也有着各自的不同，构造和地势让有些海域对于国家尤为重要，如果失去了有力的海洋权利区也就意味着敌人能够更容易登上内陆，而掌握了海上的权利也意味着可以掌控领域内的贸易。战争是需要金钱的，一旦贸易不流通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往更浅了说还有文化的传播，并不是什么都能够通过空运到达的，海运一样重要。人类需要进步，国家需要进步，只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很难汲取到新鲜的知识，那就必须要远航去了解其他的文化。作为历史上第一艘从中国出发，游经了英国和美国东海岸的船只，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

“耆英号”的航程从1846年开始到1855年，在这期间经历了非常多波折，期间也涉及到了无数个国家、地域、人，来自内界与外界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次航行的走向。“耆英号”的由来也是非常具有来历的，它本来是中国清朝时期一艘往来于广州雨南洋之间，主要贩运茶叶的商船，船体是当时中国的常规帆船，要知道如此之远的距离靠一艘帆船能够顺利航行是很难得的。这艘船用耆英命名，也就是当时和英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是很具有讽刺性的。这艘船从香港出发，途中得到了很多知名人士的注意，比如说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及其王室成员，还有著名小说狄更斯等。

这艘船的船员有中国和欧洲的，当然船员都不是没事闲的，而是需要开支的，也就是说这艘船归根结底不是出去旅游而是与商业无法分割的。由于船员的出身和文化不同，难免会有碰撞，这也是当时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国家的教育与发展产生的强烈对比。在航行之初甚至还因为拖欠工资的问题上了法庭，总之这期间大大小小的事太多了，如今看来也实在是有意思，也涨了不少见识。

很喜欢看这种图文并茂的书，这本书不是很薄，就这么一艘船能够写出这么多的历史故事也说明了这艘船在历史当中的地位。这种中西的碰撞也让这本书有了非常强烈的阅读体验，毕竟之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段历史，也是第一次切身体会到大海的浩瀚，还有一个国家的强大与脆弱。

《东帆西扬》读后感(二)：幸福的航船都是相似的，不幸的航船各有各的不幸

所有幸福的航船都是相似的，不幸的航船各有各的不幸。与其说“耆英号”是一艘不幸的航船，不如说它是一艘满载着文化“差异”的航船：工业化过程中充满自信的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之间产生并正在扩大的巨大鸿沟。

1846年12月，一群英国人投资购入一艘中式帆船，并以签署时任两广总督耆英的名字命名。该船在广州和香港招募了中国船员和英国船员，装有供展览所用的大批中国物件，计划从香港驶向伦敦并大赚一笔。

在途中，耆英号遭遇了种种险境，被迫登陆美国波士顿和纽约。船上的中国船员对自己的待遇大为不满，于是“袭击”了船上的英国高级船员。后者报警，7名中国船员被捕。杰出的纽约律师丹尼尔·洛德免费代理7名中国水手出庭。介入案件后，洛德逐渐意识到这些人需要救助，于是他找到了知名汉学家卫三畏。卫三畏在中国做了12年传教士，在其纽约房客、中国朋友林景洲的帮助下，卫三畏确保这些水手从自身角度讲述了事情经过。他们翻译了船员的口头证词和在香港签署的书面契约。

卫三畏在1833年返回美国前一直在为《中国丛报》撰稿，1846年他刚刚着手《中国总论》的写作。他热爱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并对居住在中国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好感。最终，他的努力使得法庭做出了完全有利于中国船员的判决：法庭命令纽约地区联邦警察局局长扣押了“耆英号”。26名希望离开的船员被安排住在“纽约海员之家”，由林景洲和卫三畏照顾，费用由“耆英号”承担。法庭命令凯利特支付船员们的船票费用和拖欠的工资。凯利特如果拒绝，他就会失去“耆英号”——法庭将会把它卖掉，以偿还所有债务。

本书作者对卫三畏和英国船长凯利特作了中立的判断：“毫无疑问，卫三畏的动机是高尚的，那些中国船员当然需要帮助，那些帮助也是他力所能及的。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船员们声称自己只是签署了一个前往巴达维亚的近海航行协议，对于其他可能性毫不知情，这个说法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洛德、卫三畏、林景洲、还有法庭都支持船员们的说法，好像再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可能，这种天真轻信的做法和查尔斯·凯利特恃强凌弱的行径一样都是自视高明的。我们没有更多理由证实卫三畏笔下对凯利特和中国船员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是唯一的，就像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凯利特的说辞一样。”

显然，中国船员与凯利特之间的矛盾，正体现了“工业化过程中充满自信的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之间关于理解方面的巨大鸿沟。中国船员们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几乎全部站在他们这一方的汉学家。而对英国船长凯利特来说，就是一件十足倒霉的事了。作者对他不无同情：“查尔斯·凯利特是个年轻人，他在获得‘耆英号’指挥权时只有26岁。……把‘耆英号’开到纽约是件了不起的成就。他一定非常仰仗中国水手长（准确说是副船长）的能力、航海技术和经验。假如凯利特是法庭调查结果暗示的那种人，那么很难理解素尹双喜（副船长）为什么对他如此忠诚……”

纽约对簿法庭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章节。然而，本书的精彩之处远远不限于此。本书展示了作者对于海洋、造船、东南亚历史、政治理论等各方面领域的精深素养。书中搭配了多幅彩色的图片和地图，让阅读更加轻松有趣。

《东帆西扬》读后感(三)：一艘中式帆船的故事

耆英，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因为这段屈辱他的名字被世人记住，但是有一艘中式帆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却鲜为人知。《东帆西扬》讲的就是这艘叫耆英号的中式帆船的故事。

这艘船有几个特别之处：

1、它的造船工艺独特地融合了西方两大造船技巧：“先造船体”和“先造骨架”。当时传统的中国船只都很普通，做工粗糙，相对原始和古朴。当时西方木制造船技术发展到了巅峰时期。耆英号无论建造，还是索具与装备，和欧洲船舶都无一类似，可能是因为差异，反倒引起了西方人的好奇。

2、耆英号上的船员很特别。既有欧洲的船员，也有中国船员，而双方之间，由于文化、日常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导致双方处理命令、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事实上，这艘船上除了中国籍的船长、官员外，绝大多数的中国船员可能是非法招募的，因为身份的卑微，他们的情感不会被尊重被照顾到，这也会后来航行中的纠纷埋下了种子。

3、耆英号航程很特别。它计划从香港驶往伦敦，但是却一波三折，途中问题不断，还意外地抵达了波士顿和纽约。书根据史料推测了中对耆英号的偏航的原因，这里不仅是史料故事，还有大量关于海上气候的推测，融汇了地理自然知识。

4、耆英号航行的目的很特别。它装有供流动展览用的形形色色的中国物件，虽然文中说它们是从中国购入的，但是结合历史背景，又让人不是不怀疑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当时中国搜刮去的或者说是通过鸦片贸易而占有的。

这不仅是一本关于耆英号从东至西航程的记载，也是当时东西方关系的真实缩影，从这艘中式帆船的命运里和船上海员的关系以及中国船员的故事里，似乎能也看到了当时中国的命运。

从书里能读到大量关于船舶和海上航行的知识。书中第二部分“就船论船”里有关于船知识的考究推理。从以前留下的“耆英号”的图像去推断它绘制中的真伪，如同侦探一般用证据否定歪曲，并提出自己客观合理的推断。耆英号的图片史料在这本书的开篇展示，不同国籍的不同画家都曾绘画过“耆英号”，从他们的画中能看出差异，但而这些差异究竟该对谁错，书中也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作者根据图片和文字史料进行推测，并剖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省市设计帆船的思路和风格，再结合书中给出的获得的耆英号的各部位的尺寸，读者可以对它有更直观的认识，并且能从文中获知许多关于船舶、航行的专业术语，理解其概念。

《东帆西扬》读后感(四)：“耆英”号：一艘帆船，两个世界。

2006年7月18日中午，经历９个半月航行的瑞典仿古帆船“哥德堡号”缓缓驶入广州南沙客运码头。引发了广州市民的参观热潮。

而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恰好是因为哥德堡号的传奇历史。

船，在大航海的时代，就象征着财富、贸易和交往。

不过，在大航海的时代，总有一些标新立异的分子，比如一群英国浪荡子，他们就买了一艘中式帆船，其目的不是为了贸易，也不是为了探索、科考，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就想以船为载体，搞一个主题乐园，目标伦敦。

为了有异域风情，他们直接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者“耆英”的名字命名，除此之外，船里面有各种中国的生活物件。

而《东帆西扬》就记载着这段历史。

关于“耆英”号的历史，作者戴伟思（Stephen Davies），香港海事博物馆首任馆长表示诧异。一方面是“耆英”号本身，毕竟，在西式舰艇横行大洋之际，想用一艘中式帆船来开展洲际旅行，多少有些儿戏；另一方面是“耆英”号历史，并没有在东西方流传下来，尽管当时名噪一时，相信问一百个广州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耆英”号，但至少一半人知道“哥德堡”号。而这两个疑问，也成为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出发点。

让我们先从“耆英”号的旅途开始，最初，一群英国投资人在1846年购买了一条中式帆船，并在广州和香港招募了中国船员与欧洲船员，船上还装上各种各样的中国物件后，从香港驶向英国伦敦。

哪知道这趟旅途一波三折，从好望角出发后，竟然意外的到达了大西洋彼岸——波士顿和纽约，还因为拖欠船员的工资而在纽约对簿公堂。

再接下来，“主题公园”营业了，在意外停靠美国后，据说当时每天有4000人参观，按照每人交费0.25美元来说，确实是不错的收入，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大概去到2万美元，在1847年，也算是一笔大数目，相当于现在的50万美元。

在经历了纽约风波后，“耆英”号最终还是到达了伦敦，维多利亚女王、小说家狄更斯——当时狄更斯还是一名记者，都登上过该船。

当然，作者笔触不仅仅是在引起人们关注这段历史——更多的是在探讨两种文化的碰撞。所以，在第二部分，虽然他也知道很多人会被一些专用术语给吓退，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介绍了“耆英”号的船只结构等，其目的，还是想说明东西方的不同。

比如当时，在西方，上船表示的是一种探索和冒险的精神，但在东方，疍民的称呼，还是将船员贬低到一无是处，这也直接导致了在“耆英”号上的中国船员知识贫乏。

另一方面，西方的船只是一种机器，需要高度听指挥的集体来完成，否则，就可能出现船只倾倒的悲剧，但由于当时的中国船只，不需要多少精密的配合，因此，也没有船长captain这种人，甚至作者援引一段古文来说，由于不知道去哪，一群中国人甚至开展民主讨论，最后由一名儒生临时决定去哪。

这个有着浓郁19世纪色彩的故事，不管多么离奇，最终还是指向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在经历了大航海时代后，西方迅速崛起，中国从此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