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国时代读后感精选

《倭国时代》是一本由冈田英弘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倭国时代》读后感(一)：世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史

作者是现代日本历史大家，行文不拘一格。

正如中文版的序言：

冈田认为，世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史，在7世纪以前，无论朝鲜史还是日本史，都不具备可以与中国史分开而独立处理的性质。日本的古代史，应该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看待。而且他认为“日本”这个观点不过是7世纪时建国运动的产物，可以看成是一种用来“对抗中国”的手段。对日本列岛而言，663年的白村江之战惨败之后，当时为他们所认知的“全世界”都已被大唐及其同盟所征服。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危机，倭国以自身为核心，将列岛诸氏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唐王朝。668年，倭国后人天智天皇即位，在《近江律令》中制定了“日本”与“天皇”的称号，并发起了以著史为首的系列建国运动，以此满足当时国内外情势之下的政治需求。《日本书纪》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被用来证明其天神脉脉相传的正统性，也成功激发起了列岛各地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而在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之下，带有强烈“抗中国性”的《日本书纪》，其成书的性质与框架也永久性地影响着日本国家与历史的性质，直至今日。由此可见，冈田认为日本史真正的起源，是当时出于对所谓中华中心主义同心圆结构的一种抗衡。此外，日本为了抵抗大唐帝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同时也“发明”出了日语。

好的历史学家的文字，有一种推理小说的韵味，冈田英弘的也是。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即在《三国志》的六十五卷中，记录外国情况的只有《乌丸鲜卑东夷传》这一卷。三国时代，与中央政府有交涉的异民族国家，不仅有乌丸、鲜卑、夫余和倭人等东夷诸国，还有西域的鄯善、龟兹、于阗、大月氏等王国。这些国家都与魏国有正式的邦交。但在《三国志》中却没有与之相关的“传”。这绝不是偶然。

原因在于，司马懿在238年成功讨伐了东北亚（辽阳城等地）的公孙渊，立下大功，回朝后又安排倭女王卑弥呼的使者前来朝贡，这让他很有面子。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晋朝权臣张华的指引下，单独写了《乌丸鲜卑东夷传》，荣耀司马家族。

《倭国时代》读后感(二)：【Notae】作为当代史的倭国时代

尽管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思，更多地是指向作为精神活动和思想状态的当代性，是一种使历史不断“在此”的意味，反过来说，历史也因此具有了走向未来的力量。冈田英弘的《倭国时代》恰以深入浅出、饶有趣味的方式构成了这种看法的一个实践。

首先，日本史发端时期最为重要的两部史料《日本书纪》和《古事记》必须被理解为它们自己的写作时代的当代史，尽管它们所书写的内容要早得多。

《日本书纪》于公元720年完成，而其所记述的事件，则从神武天皇起，到持统天皇让位给文武天皇止，共计40代天皇，1300多年的历史。只需简单计算一下便知，1300/40=32.5，平均每位天皇在位竟达32.5年之久——在卫生、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的清朝，皇帝平均在位才23年。毫无疑问，正如中国遥远的三皇时代，日本早期的天皇世系也充满了混淆、捏造和篡改。问题在于，怎么编，为何而编？通过详细的文献分析，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两条小径从荆棘丛中显露出来：1.白村江之战（公元663年）的惨败，使得倭国感受到了统一国家的必要性，这催生了关于国家和民族起源的想象。2.国家和民族构建基本稳定下来（公元700年以后），通过历史写作来确定这个构建的成果——即国家和统治者世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就成了当务之急。例如，《日本书纪》构造了饭丰天皇（饭丰青皇女）与显宗天皇的关系，恰好对应着元正天皇和圣武天皇的关系，以便使后者的继承关系“有史可依”。

《古事记》从神话讲起，经神武天皇讲到推古天皇，共计33代天皇。作者认为《古事记》的创作年代并非由其序言所指明的公元712年，而实则是公元815年之后的作品。其本质乃作为宫廷乐师和宫人的多氏家族后裔，为争取家系正统性而作出的伪书，并不具备考察倭国史的文献价值。

因此，《日本书纪》实为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的当代史，主要反映了飞鸟时代所遭受的冲击与反应和奈良时代皇室世系正统化的需求，仁德天皇（第16代天皇）之后的记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古事记》则是平安时代的当代史，基本不可作为日本上古史史料使用。

其次，应当注意到日本历史（研究）在20世纪的当代性。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恢复、飞速发展，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日本民族的起源和建国历史。也许由于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也许考古发掘的资料日益增加，大部分相关文章论著，都着重在从日本看倭国。这显然响应了经济发达带来的民族情绪和本土意识。但问题在于，倭国并非单纯自发的国家和文明，而是在与中国、朝鲜的关系中塑造自身的。因此，作者引进了世界史的角度。

那么，这种世界史取向何以实现呢？有两个办法：1.从中国观之。2.对比。

从中国观之，第一是因为在倭国时代的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系统的历史记载，尽管这种历史仍要将其作为“当代史”来观察（如《魏志·倭人传》），但由于史料丰富且时间相近，大有可以采信的地方。第二，朝鲜与日本都是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成为国”的。这并不是说，朝鲜和日本的原住民不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而是意在强调，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他们才具有了成为国家的意识，并以自己为主体借鉴了中国的模式，并最终成为独立的国度和民族（并见《东亚的诞生》）。

对比则是本书十分显见的特征，甫一开始，作者就讲了马来西亚的《马来纪年》，说明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基本出发点和“冲击-回应”的建国模式。接下来，对《魏志·倭人传》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这个“当代史”乃是当代的政治史，主旨在于树立政权的合法性，追溯王朝的正统性。对《三国史记》的分析同样意在说明《古事记》的创作现实。

纵观全书，冈田英弘立论十分大胆，文献分析又很小心细致，写作则通俗易懂、结构圆满，实为佳作。不过，几近于全盘否定考古成果，以类比的方式推论作为历史的“现实”，终归有些过于激进，时而显得不切实际。将中国比作“综合商社”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失之偏颇的一面，但其逻辑完整、故事通融，并不使人抗拒，值得一读。

《倭国时代》读后感(三)：日本的古代史，只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

今年的奥运会在日本召开，给中国人一个近距离观察日本的机会，尤其是在乒乓球混双中夺金的伊藤美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球技，而是展现出的“狂妄”，仿佛自己赢了一次，就YYDS了。

这种稍微自大甚至有点自负的态度，在近现代史上我们也见过多次，当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谁都不可能是永远的神，后来在女单半决赛中，年仅20岁的孙颖莎横扫伊藤，给她上了一堂人生课：你所谓的隐忍与奋斗，比起中国乒乓球几十年的大风大浪，算啥自行车？

细算起来，其实日本人有这样的反应，也是一种正常心理，毕竟国民性来自于历史的积淀，而日本在世界历史上，从来不是那种顶尖的存在。日本既不像中国和美国那样，贡献了一个区域性或者世界性的文化秩序，也未曾站完全世界的顶峰供全球膜拜，而是一直处于不断学习的摇摆状态。这种文化上的疏离感，或者说是脆弱的不安全感，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百鬼夜行”中，我们仿佛真切感受到了。

忽略自我的狂热是怎么形成的呢？日本历史学家冈田英弘的《倭国时代》或许能给出一种解释。倭国不同于日本，就好比华夏族之于汉族，是前时代，如果把“日本时代”形容为大一统，那“倭国时代”就是春秋战国。分裂的时代往往是多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酝酿着民族和国家认同情绪的时代，而倭国时代与日本文明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关系，了解这个时代，也就读懂了日本几千年。

日本并不像中国那样有着悠久的史书系统，早期日本的史料在本土并没有流传下来，而是广泛地被日本邻国——中国零星地记录下来，著名的如《后汉书·倭传》、《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宋书·倭国传》等，还有部分材料散落在东南亚。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日本的本土历史书是咋写的，但基调总是明白的：必须历史悠久、光荣伟大；可别人的记载里，往往未必都是当事人爱听的，所以，如今的日本古代史，在冈田英弘眼中，是经不起和中国、东南亚的史书相比对和推敲的。

于是在《倭国时代》中，冈田英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训诂日本经典史籍《日本书记》、《古事记》、《三国史记》，指出其在流传过程中的人为编纂痕迹，分析这些行为动机在服务现实中的巨大作用，让人耳目一新。这种观点的提出，背后是他超人般的精力与阅读量，以及对中文、英文、韩文、蒙文、满文等语言的精通。

书中指出，7世纪日本形成统一国家前，汉语是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各族群的共同语言，在意识上，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据此，冈田英弘提出，日本的古代史，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更石破天惊的是，冈田英弘旗帜鲜明地提出，是中国塑造了亚洲，日本史真正的起源，来自对中国天下观之下同心圆结构体系的一种抗衡。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有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做参照，加上政治环境、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变化，加速了生活在岛国上的人，包括秦人、汉人、朝鲜人等，不断加强群体认同，促进了日本的诞生。完成了族群融合的日本，为了最终完成国家命运共同体，重新改写了当代历史，其中不乏神话叙述之类的内容，为当代政治秩序服务。

所以，不管日本人愿不愿意承认，日本的文化与国家形成，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文化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华文化下的二级文化。对历史的重新演绎和解读，夹杂着被别人支配的不甘，很容易形成冈田英弘口中的“人工民族主义”情绪，甚至酝酿出了群体狂热，以至于带来严重的人道灾难。

很难想象，这种站在亚洲乃至世界视角，对日本的国家形成和历史文化进行剖析，尤其是重点分析日本的诞生同中国大陆的密切关系，竟然都来自于日本本土历史学家，这种勇气让人钦佩。正如李普塞所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什么国家也不懂”，而白鸟库吉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要想了解日本，就必须知道日本周边民族的根源”，所以冈田英弘认为，“日本人只有摆脱了国族情感，改为从欧亚大陆与日本列岛的共通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解读日本史的建立与发展”。

很显然，他们都是站在理性的且平和的角度，没有避讳本国历史的不堪之处，也没有影响到日本人的文化自信，这种“他者”的眼光，能让其看到自己的不足，知不足才会有进步，这是一种博大的胸怀，让世人钦佩。

当然，冈田英弘未必是完全正确的，但正如书中所说，“只要在绝对性的叙述之外提供另一种符合逻辑的可能和想象，就可以打破固有的偏执和对单一神话的迷信，拓宽人类自由的边界，发现生存的多种可能”。我想，这就是学术视角的魅力，奥运讲究“更高更快更强”，历史书也是在追寻人类生存意义的广度与深度，这是一种自我超越，在历史的天空中会永恒地闪烁。

《倭国时代》读后感(四)：另一种视角看倭国，他者与自我

日本作为与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却又仿佛相隔千万里。大家同属亚洲人种，拥有相似的外表，但从思维模式、生活习惯到宗教信仰都相去甚远。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观点，认为日本民族是主要由东北亚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的人、古代中原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微量马来人以及微量中南半岛的印支人混合而来，逐渐迁移到日本混合衍变而来。也有学者认为是更新世中国华南的蒙古人种东扩到达日本。总之，溯源日本人其实是集合了倭人、新罗人、百济人、高句丽人、任那人、汉人等多民族融合而来。但日本主流史学领域，一直以来都有“大和民族”单一性论调，强调他们拥有纯粹的血统，并引源《日本书纪》作为依据，用来证明其天神脉脉相传的正统性。

日本史学家冈田英弘，则对该论点持不同见解。在他所著的《倭国时代》一书中，试图打破日本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史”这种所谓的分断史学，否定了一直以来本国史学将日本放在世界中心看问题的观念。他认为在7世纪以前，无论朝鲜史还是日本史，都并不具备可以与中国史分开独立处理的性质。日本的古代史，应该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看待。通过分析中国大陆的政治动向对日本列岛产生的影响，具体阐释了《魏志倭人传》和《日本书纪》的内容和构造，并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为大家描绘从倭国王家的成立到日本建国期间的倭人的真实社会环境。本书内容出于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在此之前数十年作者一直研究的是中国史。正是基于这些史学功底，他才具备了后来涉足日本史及世界史的实力和视野。

作者眼中，历史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由历史学家书写创造，而历史学家的记录受其意志和时代秩序需要的影响。日本历代政权为了强调日本的独特性，以对抗称霸大陆的中国，才努力掩饰，甚至改写族群融合的历史，把大和民族说成是血统纯粹的民族，这一理论也成功激发了国家民众的民族认同。以日本留传至今最早的史料《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例，作者对比了东南亚各国在历史源头的记录，特别是对马来西亚的文献《马来纪年》分析研究，二者有众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天孙降临” 这点其实与我国各朝代开国君主以出生时天生异象来衬托自己的英明神武天降吉兆是一样的。前者故事中凸显马来王室为从天而降的三位亚历山大大帝后裔的子孙；后者则述及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让位，突出天皇的神授世系。

其次是“危机造就国史” 《马来纪年》成书背景是葡萄牙舰队攻陷王都、柔佛州已然沦陷的局势下，为鼓舞在国难面前马来人已经失落的精神而执笔所著。而《日本书纪》是于663年白村江之战，日本-百济联军大败于唐朝-新罗联军之后，倭国深感前所未有的危机，将列岛诸氏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唐王朝，并发起以著史为首的系列建国运动，以此满足当时国内外情势之下的政治需求。

再次是史实被改写的偏颇性 《马来纪年》中，成书百年前的建国时代的史实也被毫无保留的改写，乃至王的名字、代数、在位时间都完全不可信。《日本书纪》则与中国的《隋书.倭国传》中记载倭王的性别、朝贡时间以及日本改宗佛教的内容均有所悖。

阅读下来，本书的学术观点有三大特征，一是逆主流，提出崭新而大胆的推论；二是摆脱独立史观，特别是重点结合中国史料的对照；三是扎实的汉学功底和累积。作者冈田英弘难能可贵的跳出自我视角，不仅意在还原倭国的真实景象，更试图以一种交互和全局的眼光看待历史，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历史的角度和方法。

《倭国时代》读后感(五)：东亚史宏观视角下的日本民族起源

汉委奴国王金印

学习古代史时，我们多少都了解中日两国早在汉代就有交流。《汉书》《三国志》等文献中均留下了对早期日本历史的记载。然而由于文献资料短缺，日本上古史晦暗不明。二战结束后，日本历史学者努力消解“皇国史观”，提出了诸多学说解释日本的起源，如江上波夫等人倡导“骑马民族征服说”，认为天皇是大陆征服者的后裔，但这些假说也并非无懈可击。此外，如对邪马台国究竟在哪等问题，学界也依然争论不休，迄今仍无定论。大约与此有关，国内的日本古代史著作少之又少，以致我们中国读者对日本早期历史就更加是雾里看花了。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于1950年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东洋史专业，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中国史、蒙古史、世界史等，是享誉世界的蒙古学学者、东洋史学泰斗，其提倡应带有更宏观的视域来研究日本史，主张应从欧亚大陆与日本列岛共通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日本的起源。冈田英弘所著的《倭国时代》，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考方法，将中日古代文献相对照，探讨了日本文明的诞生与东亚大陆的关系。

由于书中涉及大量日本古代人名和真伪不明的天皇世系，这些对中国读者来说都很陌生，以致本书阅读门槛较高，读着很消耗脑细胞。而且由于很多内容是作者根据有关证据推测，并且根据在日本筑波大学国际日本研究在读博士马梓豪为书中内容添加的注释，可以看出书中一些观点与学界通说相左，因此也未必都能作为定论。在我看来，本书最有价值的乃是冈田英弘提供的研究视角。

冈田英弘指出，“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发明，在古代东亚世界并不存在，也无所谓民族意识，当时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如说比喻为“欧盟”这样的经济共同体更为妥当，朝鲜半岛处于这个经济共同体域外成员的地位，日本则受到大陆影响而成长。就像今天研究日本史不能忽略世界史一样，研究古代日本史也不能局限于日本一地，而是必须以中国文明辐射下的整个东亚世界为舞台来看待日本。当时，汉语在各地人民的贸易和往来中如同今天的英语，是通用语，故而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是用汉语写就。在冈田英弘看来，在7世纪以前，无论朝鲜史还是日本史，都无法与中国史分开来处理。日本古代史无非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当时新罗人、高句丽人、倭人、汉人等多民族在日本列岛上杂居，并不存在纯粹的单一民族。

《日本书纪》

通过对马来西亚的《马来纪年》的分析，冈田英弘指出其中对马六甲建国传说的记述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代史料中的记述非常相似，并以马来西亚版国语的诞生与日语诞生的共同点为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说，即有关文献乃是人为构造的日本建国神话，其中充满了虚构，并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而造就这一“编造”国史行为的，在冈田英弘看来，是发生在663年的白村江之战，是役中，日本-百济联军大败于唐-新罗联军之手，日本不仅失去了在朝鲜半岛的全部基地，还面临着超级大国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并且，对古代日本人来说，中国和朝鲜就是已知的全部世界，这意味着自身被全世界孤立。面对这一严峻事态，日本亟需书写自身主体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人展开了国史书写，以证明天皇家从神代开始万世一系的正统性，并进行了国语创制，日本民族也由此起源。

《倭国时代》原题《作为现代史的日本古代史》，冈田英弘往来于古今之间，以与日本列岛历史环境相似的马来西亚建国史和马来语创制史为实例，以东亚史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的《三国志》，朝鲜的《三国史记》等史书，重新审视日本古代史，打破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创作的日本形象神话，提出了日本民族并非独立形成，而是东亚国际危机下完成的自我形象建构。冈田英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地看待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其推论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