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读后感摘抄

《大分流》是一本由[美]彭慕兰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4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分流》读后感(一)：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明朝的白银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解释

西班牙的美洲白银换到了明朝的瓷器茶叶丝绸、印度的棉布，刺激了欧洲的商品经济（奢侈品），欧洲人从此开始仿制中国印度商品（进口替代），美洲殖民地提供贵金属的同时逐渐转变为一个个服务于母国的单一经济农产品生产基地，像母国提供棉花、糖、可可、咖啡、茶叶与烟草；在东方，建立了与其他竞争者对抗的“ 军事／商业帝国 ”“武装贸易集团”——东印度公司，两百多年后，如此复杂的法人合伙制度，将被应用到煤/蒸汽/铁路的工业复合体上，欧洲大陆的两端就此大分流。

《大分流》读后感(二)：大分流

大萧条是经济研究史的皇冠，大分流就是世界发展史的皇冠。中古以来，一直同步发展，在某些时候东方还稍微领先西欧，何以在近代突然被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这方面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彭慕兰教授的研究则指出大部分的结论都是不靠谱的，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日本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发达程度都不次于同时代的英国法国。无论从制度，还是技术创新，在17世纪都看不出西欧能够大幅胜出的迹象。在用了80%的篇幅批判既有论点以后，彭教授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非洲奴隶贸易与北美新大陆的发现，是大分流的核心原因。前者贡献了廉价劳动力，后者则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

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可以见仁见智。实际上在17世纪前半段，大明王朝末年，中国曾在海洋贸易上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但这个进程被后来的满清中断。清朝的开拓方向从东南海洋转向了西北内陆。这在传统中国历史上也没问题，盛世王朝都是开边于西域。很可惜，当时的丝绸之路已经不可能重新复兴。一直到清朝末年依然发生了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并且后来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能说明清时候的中国人不进取，但时运在很多时候会跟人们开个大玩笑。

《大分流》读后感(三)：历史辩证唯物

从客观实际出发，大多问题的答案都一定在客观存在物上产生的差异所造就了不同。思想和身体，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问题至少在目前人类可观测的世界而言，无疑是鸡生蛋，也就是身体的存在决定了思想的存在。一切制度的差异一定源自资源的分配不均，人们所遭受的基本问题不可能来源自观念，生存，发展，都是人与自然斗争的过程。这是自己而今确立下来的观念，但是到了而今的程度，我们也会被迫的去产生不同，优劣不一的主观意念。

因为在局中，所以破局难。分析过往的优缺点，西方的制度并不高于中国这是必然可以得到的答案，从而今的发展奇迹中做对比，答案呼之欲出。但也更加确立了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西方没有美洲，一切的积累都不会产生的那么快，而中国若没有西方，或许我们还要经历清朝之后的另一个封建王朝才能够发展出工业文明。扯制度的全面优势，在人这件事情上，人性并无两般。

可若是按历史论，道德律来观测，西方无疑是在道德论的下游的。他们对于人性善这一部分的失败，也同样的促使他们去在文化霸权中散播丛林法则这一观念来合理化一切。可生而为人，内心的道德律在反复推敲之后，始终无法绕过这所谓的丛林法则这一观念。这才发现所谓丛林法则，是种族和种族之间的法则，物种和物种之间，人类内部的竞争源自更加深度的发展，需要分工才能在人这样的脆弱躯壳上构建更为高端的文明。但人与人却不能被分化开来，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人，我们无法逃离这一切。

所谓认可的丛林，无非是而今的人脱离了从前的集体环境，成为了自由人开始追逐自我价值，寻求一个稳固的价值观的一种初级选择。在对他人的期望落空之后，欲望的难以满足造就了个体的极端分化想法，却不可避免的在极端中破碎而后重生。

《大分流》读后感(四)：《大分流》再版，我们再思什么

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早已为人所知。这部著作问世于2001年，中文版曾由史建云翻译并于2004年正式出版，当时已引起国内外不少争议与延展性的讨论。今年，由黄中宪翻译（2019年重版），成为理想国系列并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再版，一本20年前的书，何以引起学界持续性讨论？

首先推荐两篇与此相关的书评：

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仇鹿鸣评《大分流》

洪易易：《批判· 反思· 应用:“大分流”在中国学术界的发酵》，《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7卷第2期。

尽管此书的内容与核心问题已被讨论过无数遍，在此仍有必要重温彭慕兰试图通过提出“大分流”这一概念要说明什么。彭慕兰以在1750-1800年间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江南与西欧最发达国家英国作为比较对象，考察两方市场与经济（整体性）、人均预期寿命（人口）、农产品市场（农业）、手工业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等方面，最终得出结论：18世纪中西方经济核心地区皆面临资源的局部短缺，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双方并没有明显优势。而在19世纪，英国得以与旧大陆，与中国分道扬镳，自然资源（煤炭）与海洋贸易发展促使欧洲获得更多外部资源是其重要原因，也被视为是“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大分流》中强调了“内卷化”这一概念。与我们今日流行的口头语“内卷”不同，“内卷化”这一概念最早由黄宗智引入到“李约瑟之谜”的研究中，即“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其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这一概念提出也曾引发学界争议。若以社会学来解释“内卷化”，仍需要加入外部条件受限的因素。同时内部在有限资源中不断精细化与复杂化，在这过程中，由于内部过于精细，致使系统形态本身获得刚性，因而不能单纯以劳动密集化、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和社会财富生产的低效率等看作是“内卷化”。“内卷化”拒绝创新，无法应对外部条件的限制而进行扩张，无法适应外部环境，无力推动相应的社会变革，因而被看作是发展停滞最明显的特征。彭慕兰与黄宗智曾就书中提出的“内卷化”进行过争论，在仇鹿鸣看来，实际上双方在界定当时西欧经济发展水平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标准，他总结出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即视乎当时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否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

提到国家/地区，自然也会注意到彭慕兰比较对象是否合理这一问题。中国为一个国家，原则上应与英国相对应，而非欧洲；江南属于地区，与英国（国家）相比较——“国家”与“区域”，代表独立与非独立行政运作的两个系统，前者得以主动调整或解决问题，后者存在被动与迟滞性，尽管去传统单位比较看似让人耳目一新，但今日再看，仍有商榷之处。

《大分流》引起争议的另一点是引用文献与参考文献。其研究欧洲史的学术经历自然对英国发展历史十分熟悉，尤其在引用与参考材料方面。然而对于中国的考察，属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献在英文文献中寻得十分困难。彭慕兰聪明之处在于其引用文献多是目前我们熟知的相关领域的学者之著作，试图借此为其论著做理论与材料上之支撑，但他当时站在西方研究中方又不深入的做法，值得我们今人引以为戒——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把握不好，容易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两边不逢源的尴尬境地。当然，不可否认，“大分流”其价值更在于它作为范式“不仅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深挖和应用,更被活用于其他相关领域”。

时至今日，“大分流”能否让中外学界都保持对其范式在相关领域展开更广泛，更深入且更有针对性研究与探讨，需要再观察；但他提出的“内卷化”与今日我们所提的“内卷”，18-19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与今日之比较，更值得我们深思与讨论。

《大分流》读后感(五)：为何中国与西方走上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有过一些了解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对下述这些问题产生一点想法：为何我国会沦为西方帝国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对象？为何宋明时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竟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何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发生欧洲，而不是中国？

对于这些问题，接受过初高中基础历史教育的我们，一般会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历史观去认识和解读，基本上均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证与叙述的。

但在彭慕兰的新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他又提出并试图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西欧是否有内生优势？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大分流开启的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粗略而直接的答案的，比如说英国最早发生的“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阶级条件等，英国棉纺织业最早出现工业化生产模式，其中珍妮纺纱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等，提高了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众多行业的生产效率。

但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我们似乎无法给出直接的解释，而且还要搞清楚英格兰与江南有何相似之处，为何二者可以进行类比，甚至还能引发出“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这样的问题，以及“大分流”是何含义、有何特征、以及为何能用“大分流”这一概念来解读东西方进入不同发展道路的缘由？

由于彭慕兰师从史景迁，所以某种程度上受到其师“以可得的历史证据以反事实的方式推测历史行动者的所思所见”的历史书写方式，因而会根据历史相关材料形成先验性的“定论”，并再对这一定论进行论述和寻找论述支撑。因此，他才会将“为何英格兰（但书中似乎并未明确是英国这个“国家”概念还是英国的“英格兰”区）未成为长江三角洲？”与“为何长江三角洲未成为英格兰”这两个疑问同等看待（通过这两个问题，似乎又可以推断英格兰非国家概念“英国”，而是区域概念“英格兰区”）。

对于两个疑问，彭慕兰给出的答案是欧洲之所以未走上这条路——即以劳动力高度密集化的生产模式，维系住（社会或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但却无法维系住人均（财富或资源）的增长，是因为欧洲碰上了“重要而且剧烈的断点”，这些断点是以“化石燃料和有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意思是欧洲发现并利用煤炭等化石燃料进行工业化水平提升，同时可以利用“地理大发现”的成果——殖民美洲、非洲等地区以获取和利用当地人口、自然资源来缓解本国/地区的资源不足情况，因而才能在“这两者的共同支持下”避免了走上江南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发展道路。

其实，对于江南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在我国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上，倒是对其持正面赞赏的态度，并且认为我国“精深细作”的农业发展模式是能养活那么多人口的一个关键因素。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态度和解读，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印证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观点。

对于这种只能维系整体增长而无法维系人均增长的劳动力高度密集化的生产模式的讨论，彭慕兰便重点讨论了“内卷化经济（involutedeconomy）”这一现象。“内卷化经济”其实是对“内卷化”这一过程的经济学解读，而且“内卷化”这个概念倒是和时下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热词“内卷（involution）”关系匪浅。事实上，“内卷化”这个概念并非彭慕兰首创，而是黄宗智在讨论“李约瑟之谜”时引入的，意指“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其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这便也部分解释了前文提到的江南地区劳动力高度密集化的生产模式。

只不过，黄宗智认为彭慕兰对内卷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透彻，并且他认为彭慕兰也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之间的重要区别”（详见《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文）。而且，当下国内社会公共舆论场域中讨论的“内卷”现象更集中在社会制度对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不均衡利用，导致的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以及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个体的精神压抑等的探讨与批判（仅为个人看法，欢迎探讨和交流）。

更多对于黄宗智以及其他人对《大分流》这本书的批判，以及彭慕兰对本书的辩护，可以参考仇鹿鸣发表在“理想国imaginist”公众号上的评述文章《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仇鹿鸣评<大分流>》。

对于我（非史学专业的普通读者）而言，《大分流》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拓宽了我看待历史现象及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在阅读本书过程中触发的种种思考，令我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现代化就是所有人类社会必然会走上的发展道路，也不再力所当然地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适应所有社会进化的最佳路径。历史发展，不乏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作用（而非必然是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历史现象的形成背后充满了复杂性与多样性。以更加审慎而非全然接受的态度对待众多史学书籍中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对于本书提出的观点也留有一定质疑，或许才是我阅读此书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