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史》读后感精选

《幕末史》是一本由[日] 半藤一利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3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幕末史》读后感(一)：作为史料很新鲜，作为打发时间的读物则很枯燥

可以看得出作者已经竭力使乏味且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脉络能够呈现出清晰的面貌，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在乱象之中，各人各派的主张也是瞬息万变的，时局绝不因某个人或者某一派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在所有人心怀各异的行动和角力下，最终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作者的反萨长史观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很受用的，当然，我以为任何有时代责任感的学者都应该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时期进行反思，而如何归咎则要看每个人的能力和思想，因此反萨长不是必要的，反暴力战争、反侵略、反帝国主义才是最重要的。

《幕末史》读后感(二)：幕末史，有意思

半藤一利用讲座讲义集结而成的《幕末史》，有点意思。

浅显概括和口语化，甚至有些絮絮叨叨。

精彩在这是一种反传统皇国史观（萨长）的历史叙事：

黑船来袭之后，经过一系列的争论。

基本上确立国策要开国了，幕府、朝廷、各蕃都表面上达成一致。

至于是公武合体、还是共和制都行，只要一起来建设新国家。

然而应该迅速终结的尊皇攘夷运动却演变成了推翻幕府的暴力革命。

萨长强藩利用几百年来贫穷公家的欲望来强行将倒幕运动引向国内战争。

在胜海舟眼里，他们都是“有悖于天下公道”，背叛德川家的不齿之徒。

所以“幕末至明治的政治斗争，正是萨长欲替代德川号令天下而进行的。”

作者几次将幕末的政治局面与昭和时期相互对应，

第一章《幕末最长的日子》自我致敬《日本最长的一天》：

幕府对付黑船来航时的决策与军部对苏联出兵的预测应对；

佩里与麦克阿瑟对日的行事策略和态度有相似之处；

幕臣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庆喜像极了内阁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裕仁的行动……

作者出身在长冈藩，是戊辰战争时的贼军，所以从小就对萨长比较恶心。

整本书都在说萨长如何不厚道，抢了德川家的天下，这也是胜海舟的观点。

胜海舟是个有趣的人，本来要刺杀他的坂本龙马，听他讲得天花乱坠居然当场拜他为师。

被誉为全日本最优秀的男人——坂本龙马，作者看来不过尔尔。

据说“船中八策”可能都不是龙马最初提出的。

同样不过尔尔的还有西乡隆盛，日本古代道义主义的化身，顽固的最后武士。

他在萨摩藩铁哥们大久保利通是近代化的理性主义政治家，因为“征韩论”跟他撕破了脸。

明治维新后的西南战争，比明治维新前的戊辰战争要惨烈得太多。

看起来不过是大久保和西乡这两种人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私斗”。

德川庆喜在幕末史里是个有意思的人，态度反复无常，被时人称之为“二心殿”。

开国还是攘夷，长州打还是不打？

鸟羽伏见之战溃败，还不是因为庆喜临阵退缩。

大政奉还，王政复古，最后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家也算是亡在他手里了。

这个末代将军从此归隐，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直到大正二年才去世，也就是说他见证了整个明治时期日本国运飞升的历史。

从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来袭时的惶惶不可终日，再到203高地上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时的扬眉吐气。

日本不过用了五十年。

作者半藤一利今年1月13日去世，享年90岁 。此致缅怀。

《幕末史》读后感(三)：崛起与没落：日清两国的自强改革

五月二十四日出刊，今年第二十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题是《近代的端倪：洋务运动160年》。

从五月到昨天，翻完半藤一利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

这关于日清两个国家同一段历史时期的一本杂志和一本书，同时凑到我的枕边，是个巧合，但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日清两国却不是巧合。

日清两国这时基于自强的改革，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开国。大清帝国源于英国称之为“贸易战争”的两次鸦片战争，日本则是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

但日清两国的两个相似的改革，最终各自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虽然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庆应四年（1868），王政复古后，睦仁天皇于九月八日改元“明治”，所以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睦仁天皇又被称作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在位的四十五年期间，是近代日本改革最为显著的时期，“明治维新”使日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

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说是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和大清帝国对自己这个小邻居的态度变化，可以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信和奏章中读出来。

同治五年（1866）前后，这时的日本处于明治维新前两年，日本国内正为令出幕府还是朝廷，是要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还是开国争得乌烟瘴气之时，李鸿章在信函中多次论及对日本的认识（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日本……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实无图我之心。

该国向非中国属国，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日本……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宜先通好，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今诚中外上下戮力同心，于储才、裕饷、选将、练兵、制器、造船之道，一一讲求，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诸葛武侯之广益集思。一面则泰西诸国可交者，隐与联络，结为外援，俟一二十年后确有把握，然后举一最无礼之国，揭其罪状，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挞伐之。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二日，明治七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详细阐述了他对日本的新认识，奏云：“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询属老成远见。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李文忠公全集》）

短短六七年时间，明治维新就将日本从一“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的成为“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之国。从幕末到明治这几年，日本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本“非萨长史观”解读日本近代的崛起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