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恐惧经典读后感有感

《幻影恐惧》是一本由[英]亚当·查莫斯基(Adam Zamoyski)著作，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页数：5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幻影恐惧》读后感(一)：夹在两个时代中的维也纳体系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是维也纳体系下的和平时光，但沙皇和梅特涅一票君主贵族对所有的改革和民众集会都表现得歇斯底里。他们无疑感受到了民间那股涌动的暗流，最为神经质的亚历山大一世甚至可能预见到了旧时代的衰败。法国大革命把他们吓坏啦，而新的政治体系也还在探索中，在新时代面前君主们站得死死的，不敢后退一步，动辄作为国际友人主动帮其他国家镇压革命。 书里收集的资料丰富到爆，400多页几乎都是。问题也来了，如此厚的一本书里几乎没有试图深入探究时代精神和社会问题。前面是拿破仑战争，后面是民族主义，夹杂其中的维也纳体系时代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我在那几百页里只感到了这些政治妄想和民众运动的平庸，似乎只是难忍的无聊时光而已。维也纳体系的时代精神从何而来为何而终？它怎么从拿破仑时代激昂奋进的英雄气概演变来，又怎么变成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时代呢。甚至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之困苦书里都只是略略提及，那些政治反抗甚至感觉不明所以。 这一系列的忽略，在那几百页内容对比下真是太糟了

《幻影恐惧》读后感(二)：2018年社科文献最美图书奖——幻影恐惧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统治阶级陷入焦虑和“政治妄想”中。君主和大臣们担心发生叛乱，他们相信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一时间，欧洲各地风声鹤唳，统治者对一切真的和臆想出来的威胁与叛乱进行反击，使用秘密警察镇压平民百姓。这些类似于孔飞力笔下的“叫魂”事件引发了各地民众的骚动，欧洲君主们的捕风捉影加速了王朝的崩溃。最终，“幻影恐惧”变成了现实。

《幻影恐惧》

责任编辑段其刚评语：

以黑白色调为主的封面设计沉稳素雅

阴影呼应了书的主题

设计者：宋涛

《幻影恐惧》读后感(三)：书摘丨欧洲版“叫魂”和一群受迫害妄想症的君主

序言

滑铁卢战役是拿破仑最后的报应，标志着1789 年法国大革命所释放出的力量被击败。法国大革命挑战了欧洲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和一切政治结构，它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无穷的可能性与恐怖：神圣的事物被亵渎，法律遭到践踏，国王和王后经过审判被处决，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以及孩子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惨遭屠戮或者被送上断头台。二十五年的战事之中，随着革命的颠覆性理念横扫欧洲和它的殖民地，王权被推翻，国家被废除，各种制度被破坏。

1815 年，战胜拿破仑的那些人意图推翻一切以重建大陆秩序。回归基于王权和宗教的社会结构，意味着要恢复旧有的基督教价值观。欧洲的主要统治力量签订共同协约，建立欧洲协调机制，目标是确保这一切不再发生。

不过，对革命的恐惧依然主宰了接下来的几十年。人们害怕残存的革命随时都有可能再次爆发。信件和日记充斥着对整个社会与政治结构将犹如火山爆发般被吞噬的想象，同时流露着对黑暗力量近乎病态的恐惧，认为它正在削弱秩序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我对这一历史景象感到很惊奇，于是着手进行调查。

钻研得越深，我越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的政府在散布着这种恐惧。我也逐渐意识到，为了满足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新的控制和压制手段被发明出来。我从最近的群体恐慌案例中获得灵感：对资本家、犹太人、法西斯分子或伊斯兰主义者的恐慌证实，当权者可以利用这种恐惧，为保护自己远离所谓的威胁，采取措施限制个人自由。当我发现这个主题与当前这个时代有巨大关联的时候，原本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猎奇般的研究逐渐就有了更为严肃的目标。

然而，我还是避免在文本中表达这种想法，控制住了有时要把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与托尼·布莱尔，或乔治·W. 布什与俄国沙皇进行类比的强烈冲动。暂且不论这种类比可能会导致虎头蛇尾（bathos），我认为交由读者来进行自主思考，他们将获得更大的乐趣。

……

从18 世纪90 年代早期开始，英国内阁、哈布斯堡君主、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者和大臣，以及欧洲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一直走在歧途上，他们镇压自己的人民，激化他们无法证实其存在的威胁。他们有时候似乎相信有威胁，其他时候又公然否认它的存在。人们通常怀疑他们陷入了自欺欺人的灰色地带，政治家倾向于相信这是他们出于权宜之计而发明的东西。但他们是否相信威胁的存在已经无关紧要，危害已经产生了。

最具破坏性的遗产或许是完全虚构的政治愿景，也就是特权阶层和无特权的人们之间处在永恒冲突的社会场域中；在这个框架里，有钱人和有影响力的人隐藏在他们的避难所，而外面则被凶猛的、无政府的底层穷苦民众包围，他们的领导人是疯狗一般的恐怖分子，他们要攻击那些避难所，推翻社会秩序。这一理念长期搅乱着欧洲和世界的政治话语。

对温和自由主义倾向的非必要镇压更直接地抑制了欧洲社会的自然发展，这在一些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助力创造了一种国家控制个体的文化。它在更具压迫性的国家使年轻一代产生了疏离感，导致真正的恐怖主义运动在19 世纪下半叶滋生出来。

在奥地利，庞大阴谋的威胁被用来证明某种秩序的正当性，而这一秩序阻抑了经济发展，比如要维系这一秩序，必须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这造成的长期后果就是哈布斯堡领地被欧洲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威尼西亚和伦巴第在1860 年脱离奥地利统治后，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而王朝其他部分在经济上则依然落后，政治上得过且过。

在俄国，亚历山大和尼古拉试图把社会塑造成听命于国家的工具，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使会思考的年轻人走向对立面——首先在道德、智识和艺术上走向对立面，在19 世纪60 年代之后则更加险恶。他们引进了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构成苏联模式基础的控制方法：本肯多尔夫宪兵队的善意威吓将塑造契卡和内务人民委员会（theCheka and the NKVD）具有侵犯性的邪恶权力。后来联邦安全局成为上述机构的派生机构。在2010 年，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描述，说他指挥的力量连本肯多尔夫也会称赞有加，称联邦安全局是“我们的新贵族”。

在德意志，对民族主义诉求的压制紧随拿破仑对德意志民族自豪感的羞辱而来，这让合法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演变成自卫的、满怀怨愤的亚文化。这一亚文化否定合理的爱国表达，使其逐渐变得焦躁且具攻击性，并在20 世纪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就像马志尼于1849 年所写的：“世界的统治者们联合起来与未来作对。”但他们也留下了毒性不亚于托法那仙水的毒酒，毒酒起到了咒语的作用。1917 年到1918 年，在未来紧追而上的时候，它引爆了一连串事件，造成千万人员的伤亡，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