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并不在别处》的读后感大全

《生活并不在别处》是一本由应奇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页数：31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活并不在别处》读后感(一)：小雅之堂，大侠之风

昨日偶然逛亚马逊，看到应老师新书《生活并不在别处》已经上架。于是看了下商品简介——乃是这本书的续《登小雅之堂》。这确实是应大侠最近的“学术作品”的风格，小而雅——我之所以称之为“学术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随笔提供了对学术界最动人的描述，另一方面用师兄哲罕的说法，应老师的随笔“可以被看做政治哲学的导论性文章”。

于是发了一条“简讯”给应老师：应老师，看了你的新书在亚马逊上架了啊，很想看了。我的言下之意其实是想到他那里讨一本（这点私心在这本书还没上市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应老师回复我“那就买啊”，末了又发来一条“买来我报销”，那我岂有不买之理！于是嗖嗖嗖亚马逊上下单了，为了包邮随带一本卡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洛维特我是通过哲罕师兄的毕业论文才有所了解的，而这本书则是拓磊兄推荐我的。

今日送到，第一件事就是看里面的学术趣闻——也就是雅段子，果然极有收获，比如我敬爱的向东老师竟然是练武出身，并且夺得过西南地区某项目比赛的前三名（当然其实昨晚激发我想买这本书看的冲动在于其中一篇《初识小熊》，我着实想看看这里的小熊是不是向东金屋所藏之熊——这一金屋藏熊之说使今天整个港湾爆笑），欣喜还未消褪，再如北大的中国康德研究专家（没有之一）的外号，再比如他的一些经典翻译——当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是人所皆知了。应大侠通过其超强的讲段子能力、超强的记忆力以及超强的购书欲，联结成一篇篇“美文”。里面的很多文章原来也是看过的，最有名的莫过于应大侠的“成名作”《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姻缘》——这里不得不提到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斯特劳森的康德研究名作《the bound of sense》究竟是翻译成“感官的界限”亦或是应老师所说的“意义的界限”。另外几篇比如回应师祖范明生老师的、读林庚感想、读叶秀山感想也都是在豆瓣上看过的。另外，此书的一大特色是将应大侠多年“翻译生涯”——这是他讲自己称为“二流子”、“翻译工作者”的原因——的几套丛书的序言以及后记集结起来。在我看来这一部分内容是极为重要的。这表明应老师在多年翻译工作或者同时也是读书生涯背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引导他的思考和阅读，即使如他自诩“能够适应多方面研究”（范师语）——究竟是什么。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应老师的传统情怀，这种情怀不仅体现在他对于牟宗三、余英时、林毓生的推崇，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敏而好学”，也表现在他对于翻译译名的斟酌、古典用语使用的“电光火石、石破天惊”。而这种关怀背后传达出的是对与古今和中西之间关系的思考——通俗讲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应老师的“从西化到化西”。

如果说上面这些更多是学术段子（当然几篇译序不是），那么其中的作为“政治哲学导论”的部分也不乏精彩妙语。作为这类文章的代表，我最喜欢的一篇是《倚仗听江声——我与伯林》，不仅因为伯林是我比较早接触也是阅读比较多的一个政治哲学家，最初读到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仿佛恍然大悟，也因为这篇文章对柏林与当代政治哲学关系提出了一个与我以往的观念不尽相同的看法——虽然这种看法在我看应老师另一本书《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中就已经有所感受，但那个时候更多注意的是哈耶克在其中的关系。这对于我理解整个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了一个新的线索——甚至是根本的线索。当然应老师这位“要载进思想史外史”的人自称自己是“二流子”，我自然更加是个门外汉，甚至不敢在这种专业问题上多说几句，否则被“法眼”看穿，岂不自讨没趣。

与《古典·革命·风月》相比，这本书情更重，意更浓，那本书已经有了包老师最好的书评，展现的是书痴，而这本书内容更丰富，不仅有书，有故人，有段子，有思想家，还有不在别处的生活。

《生活并不在别处》读后感(二)：韩水法：别处并不在生活

《生活并不在别处》这个题目听起来就有点奇怪，印在封面更其诡异，按当下习惯可以读作“别处并不在生活。”我想，贝克莱主教或许会喜欢这样的说法，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则无法翻成这样的隐喻。

书中的内容可谓丰富，但概括起来，就是写书事与人事，因书事而发生的人事，各种人物的往来及作者与他们的往来。应奇购书的兴趣大于藏书，藏书的兴趣大于读书，读书的兴趣小于读人。所以，人是这本集子的主角。这一点是此书与其《北美访书记》略备的一点差异，尽管书事在这个集子里也流连。

这书的文体不拘一格，有讲演的记录，有丛书序和译序，也有林林总总的段子，有些妙不可言，恰如北京冬夜的麻辣烫，一吃上瘾。但凡一谈思想，莫测高深的语录一过，笔锋就转向他人，而一谈人，文字顿时就兴高采烈起来。

应奇为其师范明生先生八十寿辰而写的回忆，与其他几篇写其私淑师的文章一样，有赤子之心。在回忆中他不断重咂老师器重他的余味，也不避讳当年对老师的小不满，敲开了老师寓所大门之后却奋不顾身地逃离。应奇原来还是很尊师重道的。

应奇的文字其来无由，其去无向。读他的文字，你只得跟着走，走到那里算那里，入深山则登高，入大海则脱衣。就如与他聊天一样，你如稍一被动，就得堕入他那神出鬼没的思路里面，稍一走神，他就会强行将你拉入无常的轨迹。你即便是极强的谈天控，也要叹无奈，他会用他那同样来无影去无踪的笑声，有力的肢体动作，将你捉回他的语言场。

虽是旁征博引，应奇的描述重在他自己的观察、感受和重构，至于事情实际发生的细节，因仗有极强的记忆力，他并不费心考证。这样，别人的生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此处生活的一个场面。他又观察仔细，感觉敏锐；若干篇章中，他描写自己与他人的情感变化，刻画他人的行为和言语，有时细腻至极，真挚动人。对人的言语和心理别有一番深入的理解，这一点在我看来，确实是很难的。我先前只从字面意义来理解他人心思，因此常常会错意。后来渐渐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也就听之任之

这个集子的多数文章应奇自称为段子，既写故事，亦就此而臧否人物。段子的意思大概就是生活的片断。这些片断都与读书、思想和学术有关，简称学术段子。一些人谨慎地生活，是为了不让人有所评价;一些人张扬地生活，但也不让人评价;还有一些人张扬地生活，并不顾及人们如何评价。然而，作为政治动物，人总是要品评他人。不过，品评要写成文字，就既需要勇气亦需要技巧。否则，虽然不至于有危险，但会得罪人或遭人反击。不过，就如应奇的好游野泳一样，他具备了这两方面的素质。一个广阔至青山远处隐隐的水库，风吹波涌，岸边立着“水深危险，禁止游泳”的标牌。应奇小心入水，一至深水处，他反而会伸展自如，在波浪间轻盈来去。他人或也入水，但小游则归，或因体力不支，或惧水深不可测。应奇真正如鱼得水，在浩浩水面上，可以游上一个小时。人们不可想象，在岸上他如企鹅一样蹒跚的身体，在水中也会像企鹅一般自如。浙江俗话说得好，他是有水性的。他的段子就如他的野泳一样，也是知人性的，但除此而外，还需要胆量。写人物的段子，与在水库中游野泳一样，是应奇好做的两件事情。我想，他在其中享受了无限的乐趣。

应奇的博闻强记，除了人物，就在书上。应奇喜在书店勾留，好藏书，这些书的名称、内容和来龙去脉，乃至书与书的作者之间的关系，都讲得清楚，这是很了不得的。读他的访书记，他说到的许多书，是我未读过的，还有若干甚至没有听说过。这就不仅要有好记性，还要有大兴趣。这两样东西刚好应奇都有，而且他也颇以此自诩。这样，他写出来的文字就很有些看头了。

孙永平，我在北大的一位朋友，也以好读书而博闻强记出名。有十多年的时间，老孙每周若干天，必到当年的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的外文新书阅览室去读书。因此，大凡哲学英法德语的新书，他都寓目。人问起来，内容人名关系都讲得清楚，要命的是，理论源流他也说得分明。西方哲学专业硕博士生要答辩，把他这请来，文献引证的事就有了底。同事同学也很乐意到他那里去找文献的捷径。北大哲学开门初期也有这样一个浙东人，读书破万卷而过目不忘，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陈汉章。与陈汉章、应奇不同，前几年，老孙声称不读中文书。现在他用了微信，想必也读些中文的微文。

其实，应奇是很适合做学术史和观念史的，他对于中国当代学术界，主要是在文史哲范围内的人物与思想状况的了解，也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志在于段子，段子里他别具只眼，写出中国当代学术界人物的另一种风貌，学术丛林的另一种状况，而他自己就势筑了一个巢，生活在此处。

这里的风景，有时也很别致。应奇喜欢了解所属意的学者的逸事，如他之购买Mary Warnock的回忆录，主要是为了书中有斯特劳逊的三张照片（226页）。人之钟爱这些事情，就如摆弄古董一样，在于鉴赏、眼力和趣味，学术的趣味。当然，表现自己智商的因素也是有的。

读应奇的段子常联想起鲒埼亭，一个怪地名。鲒是寄居在瓦螺里的小蟹，制成酱，便是很鲜美的食物。鲒埼亭是奉化的古称，后世因全祖望的《鲒埼亭集》闻名，应奇几次提及全祖望，还藏有此书。他的后人全增嘏主编了复旦的《西方哲学史》。我的联想一是由“奇”而至“鲒埼”，应奇的文章才气逼人，不拘小节，也属奇崛；二是以为，他的文章又如浙江俗话所说，味道蛮鲜。离奉化不远的诸暨，是应奇的故乡。那个地方出三种东西，一是美女，如西施，二是才子，如应奇，三是白酒，如同山烧。这三样物事的特色在应奇的文章中都有体现。不过，如应奇自称，他本性是很羞涩的，所以，前一件以很羞涩的方式表达，后两件则以他自己的方式喷涌出来，奇而清狂。他集反讽、隐喻、调侃于一文，就如其人行事一样，突如其来，倏忽而去。

文章可以有各种写法，并没有一定之规，散文更是如此。中国原是文章大国，所以古代曾经有许许多多的文体，现代人许多连公文都写不正式，古人文体就不在话上了。我想，虽然文章怎么写都可以的，但是，小学生的作文，大学生的论文，官方文书，还是有一定之规的，断残文句、错别字更是不可以的，要批评和改正。应奇的这些文章当然不在此例，所以奇虽则奇，却是怎么写都可以的。他有时着意要把清楚的意思用含糊的句子表达出来，春秋笔法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还是有讲究的。

应奇曾多次问我，他的段子好不好？我总是说，好。他也多次追问，段子值不值得写，我总是说，值得写。因为这些段子读起来有味道，长人见识，启人之思，颇受多数朋友欢迎；再者，应奇自己也写得意气昂扬，价值自然就有了。应奇的段子是学界朋友的一味美谈。只是读到他最近的段子，我才稍稍有点觉得，应奇要略微休息一下了。幸好，它们没有收在这两本文集中。前几天我对应奇这样说的时候，他似乎有点不高兴。我想，我说自要实说，高兴不高兴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这么大的一个教授，偶尔不高兴一下还是很有资格的。

应奇把书送我时，多次嘱我写个书评。我当时有点虚与委蛇，确实因为难写。应奇则很昂扬地认为，我是一定会写的。十二月在上海会议上见到，我主动对应奇说，你的书评我今年一定写完，今年把一切文债了了，明年就不接活了。应奇相当矜持地说，你如果不讲，我不会追问，我还是很有范的。这样的姿态就加重了我要写好书评的责任感。在此之前，我对向晨说过，应奇又敏感又张狂。向晨觉得实在中肯。我把这事转告应奇，应奇自觉也不错。我本想用这个评语来做题目，但现在却以为当下这个题目更好。

2014年12月22日草

2015年1月3日改毕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

《生活并不在别处》，应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年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07月29日22 版）；这里刊载的是未删节的原文。

《生活并不在别处》读后感(三)：政治哲学与古典趣味

政治哲学与古典趣味

李文倩

2013年，应奇教授出版《古典·革命·风月：北美访书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以下简称“《古典》”，引用只注书名和页码）一书，记录了他在北美、台湾等地访书的有趣经历，信息丰富，并兼有作者的感悟和即兴式的评论，因此被视为是一册关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的导读本。关于访书，作者在书中有这样的感叹：“现在想想，与其说我是找书，还不如说我就是在感受那种氛围，而且认真说来，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所要的不就只是那种单纯延宕着的感觉吗？”（《古典》，页219）如此看来，访书之最高境界，就不在访书本身，而在于书我两忘，感受那生命延宕的纯真时刻。

到2014年，在同一出版社，应奇另出一册《生活并不在别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以下简称“《生活》”，引用只注书名和页码），收录了作者此前发表的一些论文、序跋及闲散文字，但主要仍与访书、编书有关。作者自陈，此书的写作可谓是一部“自救之作”。但作为读者而言，我们不仅能读到许多学林轶事，其中不乏鲜活的秘闻；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在此体会到作者的知识视野、眼界和抱负，以及智识的趣味。在此之外，那幽深曲折的治学心路，也足以道尽一个哲学研究者的无奈和持守。

尽管是两部文集，内容稍显驳杂，但如果我们将两本书结合起来看，仍可看出一些贯穿始终的线索。一是在学术方面，应奇关注的重心是政治哲学，以致当他在谈论分析哲学家斯特劳森时，亦能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应奇认为，斯特劳森哲学的总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只有现象没有物自身的世界中，人的自由何以可能，以及自由的本性为何的问题。”（《生活》，页7）二是在智识的趣味方面，应奇是一个古典学的爱好者。从前一本书的书名，即可看出此点。而且，作为一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应奇所喜爱的，其实更多是中国的古典作品。

在此小文中，我主要想谈一下在阅读应奇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所受到的一些启发。大致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理解政治哲学，二是如何理解哲学，三是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及其批评。

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政治哲学成为中国人文学术界的显学，直到现在仍在继续。我想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致说来，一是学理层面的，二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在学理层面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学转向，或曰实践转向，因此，政治哲学的问题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中文学术界，亦受到这一学术思潮的强大影响。在现实政治层面，正如萨拜因在《什么叫政治理论？》一文中所写：“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切征兆。”（转引自《古典》，页20）

政治哲学在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作为一种公共哲学，相比较于哲学的其他分支如形而上学、知识论等，人们对如何理解政治哲学本身，似乎更少共识。在中文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至少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是比较主流的，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范型，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二是以施特劳斯为尊，借施特劳斯的眼光，重新解释古典政治哲学，挑起“古今之争”。三是共和主义进路，著名者有佩迪特等，汉娜·阿伦特亦可归入此列。

新保守主义者对罗尔斯多有批评，原因可能在于，在他们看来，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过于看重平等。但应奇在《政治哲学译介之再出发》一文中指出：“而新保守主义者极力诟病乃至于轻薄讥诮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之所以能够拨动西方智识人的心弦，触动他们的神经，并不仅仅在于它在公共政策层面上为当时流行的福利国家模式提供了表面化的理论论证，而在于敢于直面西方现代性内部自由价值与平等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并通过发展和提高康德式契约论的论证水平，调和与综合洛克和卢梭的政治遗产。”（《生活》，页231）也就是说，罗尔斯政治哲学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在于其能直面现代性内部的价值冲突，而关于这一点，是新保守主义者所未能充分理解的。

事实上，对近代以来开始流行的平等观，不仅是新保守主义者对此缺乏足够的理解，即使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也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未能认识到平等观念的基督教背景。在《托克维尔和阿隆》一文中，应奇引用了迈耶在《托克维尔传》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彼时，《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具有比马克思更为广泛和透彻的历史知识，而且意识到——马克思则没有——西方历史中的平等趋势出现于中世纪晚期，而不是首先出现于19世纪……平等原则的天命根植于托克维尔的宗教观，这种观点把人类看作上帝的自由和平等的造物。民主是一种天命只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的。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本人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描述成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秩序。他没有像托克维尔那样看清，就原则和目标而言，他的社会哲学是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古典》，页40）

中国语境中的“保守主义”，除了对平等持一种绝对否定的态度之外，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他们先是借力于施特劳斯，以西方的古典哲学否定现代性，进而认为，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国有一个更为完整的古典传统，因此，“回到中国”的论述，就自然而然了。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偏重于哪一个古典，其对现代性的攻击是一致的。

但这样一种“扭转乾坤”式的保守主义，其实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应奇评论说：“认真说来，极端的‘厚今薄古’和片面的‘厚古薄今’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后者同样容易与它所批判的历史主义一样导致价值虚无主义。一相情愿的‘思接千古’既不可欲，更不可行，因为古人的智慧也只有当它能够有效地回应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时才能够被重新‘激活’和焕发光彩。”（《古典》，页173）

中国施派信徒们的学术研究，有其内在的悖谬性。聂敏里在《古典学的兴起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对此有透辟地分析和尖锐地批评：“在这批由施特劳斯进入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这里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奇妙的现象，这就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到西方古典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对古希腊哲学做了施特劳斯式的特殊解读，但是，还没有等这种解读方式成熟起来，并且产生足够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们已经迅疾地离开了西方古典学的研究领域，转而开始目前看来尚未停止的对中国古典的研究。而在这里堪称悖论的就是，他们要最为纯粹地来研究中国的古典，但实际上他们无论是在研究的方式上还是研究的术语上都完全是西方的。”（《世界哲学》2013年第4期，页124）经过细致分析，聂敏里认为，中国目前的古典学热，很难说有多大的学术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它还缺乏对无论是西方的传统还是中国的传统的深入的、科学的研究，而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上是文化想象的修辞和叙事当中。”（同上）

关于这一问题，应奇在《从文化政治到政治文化》一文中写道：“关键似乎仍然在于文化政治论的这种‘用「进入西方」的方式，来「回到传统」’的论述策略背后所要‘进入’的‘西方’，到底是什么样的西方。”（《古典》，页66）对相当多的读者而言，可能也有此困惑。但无论如何，那种以中西比较的方式论证中国古典优越性的思路，其实自晚清以来就相当流行，因此也就算不上有多新鲜。

回到应奇本人的思路上，关于政治哲学，他并不完全认同主流的罗尔斯路线。相比较而言，他更看好柏林的思路。在《倚杖听江声——我与柏林》一文中，应奇写道:“把柏林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之出发点或‘一切的开始之开始’，至少从字面上来看，是更有益于我们对于政治哲学‘为何’和‘何为’之理解和把握的。”（《生活》，页127）这样一种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在我看来，至少是更切合于中国语境的。

二

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解，就谈以上这些。在应奇的书中，有一些零散的关于如何理解哲学的观点，亦颇富启发性。比如，应奇在书中记录，说有一次，他问石元康关于女性主义哲学的看法，石元康说：“基本上，一种高度对抗性的做哲学的方式不会是一种好的方式。”（《生活》，页263）如此看来，石元康所理解的好的做哲学的方式，不应该是高度对抗性，甚至是进攻性的。因为哲学的方式，其实是说理的方式，而说理的本性，不在于对抗，而在于论证或辩护。

应奇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斯特劳森，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斯特劳森的话：“一个哲学家除非用他那个时代的术语去重新思考他的先驱者的思想，否则他就不能理解他的先驱者。康德、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比其他哲学家更多地致力于这种重新思考，这一点正是他们的显著特征。”（《生活》，页8）如此看来，那种知古不知今式的古典研究，事实上是无法真正进入古典哲人的思想世界的。

在肯定的意义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应奇将哲学理解为一个“调停者”。他在《哲学、政治与文化的三重奏》一文中写道：“哲学现在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仲裁者’，而是一个居间的‘调停者’，不再是一个即将一劳永逸地提出‘仲裁’的外在观察者，而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概念框架的内在参与者。”（《生活》，页255）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早已失去了指导一切的功能，而其所能做的，不过是搭建一个理性沟通的平台，并作为对话方之一，参与到理性对话之中去；而且，在对话的过程中，时时准备修正自己的概念框架。

三

实证主义观念的兴起，源于自然科学在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先有圣西门，后有孔德的努力，他们都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具体到历史学研究中，则是以史料为中心，寻求对历史发展机制的说明，而非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如此一来，传统意义上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就进入了社会科学的领地；历史学研究由此获得了某种客观性，从而成了科学家族中的一员。

林国华在《尤特罗庇乌斯的生平和著作》一文中写道：“‘史料’是近现代史学家和史学生们的‘上帝’，这种情况在德国尤甚。19世纪诸多德国大史学家（上达尼布尔、下迄蒙森）大都以‘史料学’的眼光对待古代史撰，他们在撰写罗马史的时候，要对古代史料竭泽而渔，在此基础上做到有据可依，他们的野心是，未来研读罗马史的读者只要去看他们的作品就够了，至于李维、塔西陀之类的原始文献，可以完全忽略。”[《在灵泊深处：西洋文史发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98]（以下只注书名和页码）这一实证主义的思路，在民国时期经傅斯年等人的提倡，对中国后来的历史研究亦产生了极大影响。历史即史料学，成为这一派学人的响亮口号。

但这样一种思路，在将历史科学化的同时，亦造成了某种严重的问题。林国华在上引文章中对此有公允的评论：“近现代史学界这种以‘史料’为核心的工作可谓繁难艰巨，非一般人所能为，其所取得的成绩也令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然而，他们妄图使读者一劳永逸地抛弃原始文献的野心却并不可取。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卑微的读者固然获取了丰盛的史料，但在同时，也失掉了古代史书中那些永远不能用‘史料’所权衡与裁断的东西，比如希罗多德的戏谑、修昔底德演讲词中的政治学、塔西陀的不怒不苦、普洛科皮乌斯的大怒和大苦、约瑟夫斯‘犹太人问题’的焦虑，甚至尤特罗庇乌斯撰《罗马国史大纲》以教化君主的心愿——笔者相信，古代史家撰写历史除了给我们后人遗下‘史料’之外，必定还有别的或隐或显的意图，作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我们不应该在任何‘科学的’或者‘学科的’借口之下放弃那些古老深远的意图。”（《在灵泊深处》，页98-99）

历史的实证主义研究，在奉行价值中立的同时，使史家丧失了洞明世事的机会和能力，也就丧失了对整个世界的价值评判，从而听任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的兴起而无所作为。应奇在《慷慨激昂之气，深沉郁勃之致——我读赵俪生》一文中写道：“在阿伦特看来，历史意义的最终仲裁者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学家，这是因为，只有恢复了历史学家和仲裁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从现代伪神学的历史（History）那里重新赢回人的尊严。”（《生活》，页64）以汉娜·阿伦特的眼光看，实证主义的历史学研究，因其预设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之眼，由此不过是一种伪神学的历史。而只有当我们承认历史学家作为价值仲裁者的角色，并主动承担起思及判断的责任时，人之尊严才有望获得维护。

二○一四年十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