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与国家读后感精选

《性别政治与国家》是一本由张念著作，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3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性别政治与国家》读后感(一)：假 大 空

中国垃圾的女权主义读本太多了，这本书算不错的。喜欢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部分，但整本书跑题严重。谈论中国妇女解放却停留在哲学层面，这本书应该换个书名叫<从中西哲学角度浅析中国妇女解放>。都已经把范围局限在中国政治了，却还泛泛而谈，全书没有一个基于具体法案、事件、数据分析的分析。全是形而上假大空。

《性别政治与国家》读后感(二)：【北京晨报• 新看点】《性别政治与国家书评》

原载于《北京晨报• 新看点》

链接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4-01/19/content_268058.htm

●女性：《性别政治与国家》

作者：张念

定价：39元

评分：8.5

出版：商务印书馆

近百年来，中国妇女的个体存在经历了从被忽略、扭曲、变形到正当伸张的坎坷历程。我们在对革命、解放、平等、自由这些最为重大的政治概念的理解“失去归属感”的同时，必须重视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妇女解放是否仅是从传统社会的文化桎梏中解脱出来，其自身却未获得某种先验的价值依托，并在政治层面为解放与自由找到最终的国家理由？这种哲学上的缺失，或许恰是中国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走得更远的深层原因。本书深刻呈现中国妇女解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实属一部填补当今学术空白之作。

《性别政治与国家》读后感(三)：[转]禾刀：铁姑娘的“出走”政治

博客原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aaef1500101wsrd.html

铁姑娘的“出走”政治

——读张念的《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

禾刀

近百年来，中国妇女的个体存在经历了从被忽略、扭曲、变形到正当伸张的坎坷历程。张念指出，“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以文化为突破口，正因为行动的发生是在私人领域的自我身上——传统政治中没有公私界限，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儿女们的出走撼动的不是王权，而是那个千人一面的道德权威，权威的位置尽管空了，但位置还在，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大大的变化”。

“出走”，贯穿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大部分历程。虽难以从历史上找出妇女包脚的准确源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为了取悦异性性幻想的愚昧之举，付出的是女性生理功能地严重扭曲。这种扭曲本身就是支付生理成本，根本动因在于以这种自损式付出，努力垫升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解放的启蒙不一定源自抛舍裹脚布的“放脚行走”，但“放脚行走”之举充分表明女性对提升家庭地位的强烈渴盼。

不过，“放脚行走”并非是正宗的“土产”，而是源自那些灌了几年洋墨水的所谓“新女性”。张念认为，“基于差异原则而诞生的现代性话语，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种天然的开放的政治动力结构”。“新女性”的出现起初缺乏内在动力，往往因家庭更多是“开明”的父母对国内形势衰弱的悲观判断，比较对象则是那些破国门鱼贯而入的“洋人”。起初，父母对“出走”的儿女只是定位于张之洞笔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所以，“新女性”一开始更像只是外在的标志即“西洋化”。

差异化是孕育社会矛盾的沃土，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往往在聚集中升级为政治角力乃至流血式革命。“新女性”在中西差异化中破茧而出，但当她们重新回到故土时，原来的“西洋化”外在标志不可避免地向文化以外的各个纵身拓展。在中西对比的种种差异化碰撞下，“新女性”与父母、家庭乃至社会的矛盾迅速升温。当然，首先挑战的是家族内部的道德体系，比如对“三从四德”传统观念的反抗，对自由婚姻的渴盼。总之，一旦选择从家庭中“出走”，“新女性”便很难再度回到原来僵化的族群关系中。

传统族群关系本身是封建王权社会的自然延伸，这种现实决定通过“出走”获得新知识新观念的“新女性”必难以臣服于原来的环境，挑战也就在所难免。当“新女性”发现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传统族群道德现状时，“继续出走”便成了可能的选择。

就近百年来的女性解放历程来看，“新女性”原本只是希望清除“一种与自由相关的空间化的身体标记——闺阁，获得最为基本的行动自由权”。但传统族群道德现实严重挤压了女性的生存空间，虽然一些父母“开明”，但这种放开不足以满足“新女性”的空间诉求，于是，“新女性”对差异化的认识转向了两大方面：一是在改造家庭的幻想破灭后，被迫“出走”并自组家庭；二是“继续出走”，通过脱离家庭参与更多地社会活动，以便争取自由空间。

与西方女性地位的改变常常源自外部赋权不同，融入社会后的“新女性”很快被弱化了“性别”，成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阶级。然而，无论走向哪条道路，越是反抗现实的“新女性”越可能成为另一个角色，即“铁姑娘”。这种“铁姑娘”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铁娘子”之称有着明显区别。“铁姑娘”表面上看是对女性性格刚烈的概括，实际暗指其正在滑向“男性化”。这种“男性化”并非源自生理上的变化，而是对家庭妇女角色的逐渐远离，对社会上由男性传统主导岗位的强势侵入，隐约中，还能察觉到男权社会的某些不适。

靠频繁“出走”跳出原来的生存环境，这本身折射中国女性权利伸张道路的曲折，毕竟“出走”的代价足够昂贵。就是从现实境遇看，一个“铁姑娘”辈出的时代，实际也意味着“出人头地”的女性不得不褪掉更多属于“她”的私密生活角色。而这真就是我们久久渴盼的彼岸吗？

《性别政治与国家》读后感(四)：女性解放中的生死疲劳 BY夏一璞《经济观察报》

《性别政治与国家》（张念）书评，原载于《经济观察报》http://www.eeo.com.cn/2014/0430/260040.shtml

当一个生命还是受精卵的时候，他或者她的性别已经注定了。孕妇可能通过后天的身体锻炼和营养补充来力求生育一个健康聪明漂亮的孩子，却绝无可能改变这个在胚胎时期就已经注定了的性别事实。因此，对于人的能动性而言，“成为”男人或女人只是在原有性别的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这里的讨论排除了古代阉人和现代医学中性别改造的外科手术）。所谓的性别解放，也是在这样意义上谈论的。

性别差异是自然的赐予，更是自然繁衍的需要；伴随着它所属的那个人在自然与社会的碰撞、交融中逐步沾染上烟火气息，从此，性别不再仅仅是自然性的，更加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易经》的《咸》卦清楚地描绘了一幅由自然而社会的演化图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相互差异的男女之结合繁衍了生命，固定了人伦，两者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重要性和先在性却绝不相同。当我们毫无疑义地接受了《咸》卦中对于“天地”、“男女”、“夫妇”三组对称中各自两个字的先后顺序时，我们已经默认了那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千古以来，无分中外，所谓的女性解放都跳脱不了对男人第一决定性的反抗与解脱。就如同这个社会永远是由男人和女人的结合而繁衍延续那样，女性对自身的解放永远是在和男人的关系中终身纠结、抵死纠缠。

从宏观上看，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演进和发展与时代的特征息息相关；聚焦到微观，女性对自由的追求是在蹈死赴生的交错中挣扎着展开的，曲曲折折、皱皱巴巴、掺杂着无数的血泪和伤口。然而，历史始终是大道，是有取舍的，女性那些微观的，隐没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反抗，往往无缘展现于世人眼前。所以，女人只能囿于闺阁之中，哪怕如王熙凤那样做个“脂粉堆里的英雄”，也是大字不识，偶尔吟出个“一夜北风紧”，都堪称神来之笔。张念的新书《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带有独特的女性叙事的亲切性和形象性，将性别和政治通过一个个不同时期的鲜活的女性形象具象地结合在一起，让那些幸存于历史之中伟大而丰富的女性对于自身解放的努力和奋斗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之中。

在古典社会里，“妇”是作为“夫”的对称而存在，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家庭权牢固地控制住了社会发展的根基。男人成家立室之时，就是他解脱父权到掌握新的父权和夫权之日；女人则不同，因为她不是以未婚配的女儿而存在，就是以他人的妻子而存在，而最终是以妻子的形式存在，无论是父权、还是夫权，乃至“夫死从子”，对于女人而言，这些加诸于她身上的权力都是永恒的，至死方休。这种权力的压制并非单纯男人对女人毫无理性地压迫，也是一种社会生存的必要。“女人在哪，家就在哪，女人不动，家国静好，人伦井然”，女性的解放，不仅仅关系到对自身自由的追求，更是撬动了整个社会秩序和结构。所以，在古典文化里，女性解放的赴死蹈生都是悲壮而惨烈的。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安提戈涅》就以女主人公安提戈涅之死开启了女性要求自我解放的序幕。作为一个城邦合法的女公民，她的义务是遵守国王的旨意，任由反叛者波吕尼刻斯曝尸荒野；然而，在家庭关系中，她却是那个反叛者血脉相连的至亲，她无法放任哥哥死无葬身之地。安葬了哥哥后欣然赴死的安提戈涅，在自然性与政治性中，很显然选择了前者，而后者则以死亡为代价，第一次赋予了女性。所以，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时，不可理解为单纯是指的男人，否则，安提戈涅就死得毫无道理。

宋明理学登峰造极之时，中国的“烈女”、“贞女”、“节妇”文化也发展到了顶峰。按照张念的理解，这实际上是儒士们在苦苦追求“仁君”而不得的境况下，将女性的身体作为肉身政治的最高典范，作为“外王”失败的移情补偿物。男人政治上的失败，逼迫女人在闺阁中退无可退，于是乎将妇道坚持到底，否则一无是处，一无所有。贞洁烈女，无论生死，守得住的只有一座贞节牌坊，毁灭的却是因自然而生的欲望天性。

在古典时期，自然性和政治性是尖锐对立的，女人通过抛弃自然性来获得政治性，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被赐死的安提戈涅，还是了无生趣的活下去的贞洁烈妇。

革命的到来，给女性解放翻开了一篇新的光景。革命颠覆的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不止有男人，也有女人。女人不知不觉中，从烈女、贞女，转变为了怨女。这种“怨”并非怨恨自然性使她成为了女人，而是怨政治性让她成为了这样的女人——不自由、不自主、不能爱人、不能被别人爱。怨所隐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与革命相伴生而来的精神上的冲击。然而，这种怨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有力的回应与有效的纾解，于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女人的解放往往也逃不开一个死，不是被“吃人的礼教”生吞，就是主动赴死。活着嫁不了想嫁之人，那么就惨烈地在花轿中自戕，以死明志。当妇女解放多半以这种形式出现时，不难不让人联想到，或许不是礼教吃人，而是新思想绑架人。女人的政治诉求，原本不应该按照这种模式得以实现。

从死胡同里退出来的女性解放随着革命的节节深入，也获得了更加决绝的生的力量，不局限于男女的小情小爱，要走入大世界，死也要死得掷地有声，给世界以回响，典型代表就是从闺阁走到革命前沿的鉴湖女侠秋瑾。鲁迅曾经为出走的娜拉担忧，忧愁她的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家，革命给了娜拉第三条道路，成为和男人一样奋斗在革命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

亚里士多德曾说，服从是女人的德性。他的理由是女人在本性上不同于男性，如果理性是一种配额的话，显然女人所得到的理性配额明显少于男性，因此她们所具备的是被统治的德性，即服从。革命以一种席卷一切，暴风骤雨的力量掀翻了古典主义的静美，抽象模糊的平等在妇女解放领域表现出一种粗鲁的给予，女人想要解放，就要和男人一样，就要使自己和男人一样有力量。女人政治性的获得，是以失去女性特征与气质为代价。“铁姑娘队”的顽强精神无法掩盖长期严酷的劳动对女性健康的摧残，按照现在的话说，这种妇女解放不具有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革命的语境已渐行渐远，姑娘们回归柔情，不再铁汉。让女人更像女人，让女人美起来，已经成为时代流行的观念。女性气质的回归并非是让女人从大世界退回到小闺阁，而是要让一个美丽而情感丰富的娜拉在大世界里，能够独立如男性，又能体面如女性地生活下去。然而，世界上的事情，都隐含着一种戏剧般的不完美，期望中的进退适宜往往过犹不及，追求的是恰如其分，结果可能是矫枉过正。当女性的身体从压抑走向爆发，从掩饰转为暴露，甚至于身体写作时，女性的政治性与自然性完全一致，步调统一时，自然性和政治性都变得原始和粗野。

女性的解放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奴性”到“怨念”，从“求死”到“向生”，与时代的发展，与男人世界的进化是同步进行的。张念在书中这样追问，“从小闺阁到大世界、从三寸金莲到女性同志、从铁姑娘到身体写作，我们能走多远？”其实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男女，走不出生死，也许就这么疲劳地走下去，或许有终点，或许没有终点，但女性就是在这样的行走中完成了对男人脚步的追随甚至于超越，解放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征服了什么，战胜了什么，更是在其中领悟了什么，成全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