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思与惑-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1000字

《哲学的思与惑-牛津通识读本》是一本由[英国]爱德华•克雷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哲学的思与惑-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一)：不要美化哲学，也不要抗拒它。

看得进去时它是导游小册子，带我领略哲学著名景点。看不进去或者睡前它是催眠利器，听书一开，5分钟以内必睡。

花的一个多星期，读完了这本哲学引导“小册子”。书的定位很清晰，一个导游，在有限的时间里，带你去不容错过的经典景点，简单介绍再合影打卡，上车去下一个景点。

既然如此，那这个导游选的路线和景点是否合理，对景点的介绍是否专业，就尤为重要。以我的想法，介绍可以简单，总比扭曲讲野史要好。

回顾一下这趟旅行：

1.哲学上的重点问题。作者以三篇经典著作引领我思考三个基本哲学问题：我应该做什么（伦理），我如何知道（认知），我是什么现实是什么（形而上学）

2.哲学上的重要主题与主义。谁，关于什么，提出了何种看法，主要著述。这一段虽然结构非常简单，但正是门外汉最喜欢的，即使作者已经尽量让自己的用语明晰易懂，但很多段落读后信息提取依然模模糊糊，只能说，有点感觉吧。

3.哲学为谁。哲学的背后存在利益，每一种哲学都存在为了谁，比如个人、国家、神职人员、女人，甚至动物。

一趟旅程下来，虽然走马观花，依然模模糊糊，但到底是见过些景的。

不要美化哲学，也不要抗拒它。

《哲学的思与惑-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二)：徐友渔：一本为普通人写的哲学入门书

序言

徐友渔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爱德华•克雷格所著《哲学的思与惑》（原名为《哲学：非常简明导论》）作为通识读本中的哲学卷，是很合适的。这是一本为普通人写的哲学入门书，首先说的是哲学就在我们身边，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作者以这种方式来打破人们对于哲学的神秘感、隔膜感和距离感，吸引人们愿意花费时间来阅读哲学著作、了解哲学史、思考哲学问题。

哲学是浩瀚无边的海洋，作者不可能在一本小书中详细、深入地对哲学加以解说，他打算做的事情类似于一个导游带领初到伦敦的旅游者参观。他无法展示整个伦敦，只能把人带入其中的一小部分，仔细观看几个主要的旅游景点，然后告诉一些其他信息，让旅游者可以自己带着地图去探索和发现。

在导论之后，本书以柏拉图的《格黎东篇》来说明“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以休谟的《论奇迹》说明“我们如何知道”的问题，以《弥兰陀王问经》说明“我是什么”的问题，这分别对应于通常哲学教科书中的伦理学、认识论和自我的问题，看得出来，作者是力图以浅显和感性的语言来解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哲学教科书那种机械、固定的方式，也尽量少用专业哲学术语。作者既要把哲学的根本精神传达给读者，又要避免哲学中晦涩难懂的概念和术语，这种苦心是很可敬佩的，也收到了效果。

作者还在相当有限的篇幅内言简意赅地介绍和讨论了哲学中的一些基本的、对立的立场和流派，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等；哲学中一些主要的问题，比如伦理学中的后果主义，什么是正直，等等；哲学中一些重要的人物和著作，例如笛卡尔的《方法论》、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等。最后还介绍了几种重要的哲学流派，其中有些是中国读者不熟悉，也无法从通常的教科书中了解到的，比如新近发展起来的以女性为主题的哲学、以动物为主题的哲学，等等。这些，对于读者通过简短的阅读收到把握哲学全貌的效果，是大有帮助的。

哲学是一个头绪多、面相广的学科，本书作者的观察视角，他对诸多问题关注和重视的优先顺序与我们的习惯有较大差异，比方他关注的重要主题有“政治权威”、“证据和理性”，中国的读者可能感觉不到这么安排的必要性与好处，但是我要说，虽然各种不同方式的侧重都有道理，但本书的安排比我们习惯的做法更切合哲学的本意。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独断论色彩较浓，很少有人想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需要论证的，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或可靠性需要证据来支持，可以作为理性的、批判性思维的对象。

当然，细读之后也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哲学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英国传统的影响，这里所谓的英国传统，即是对认识论的格外重视，以及难于摆脱的怀疑主义倾向。基于此，本书的论述花在休谟和笛卡尔上面的工夫比较多，虽然论述黑格尔也花了应有的篇幅，但并不是如我们习惯的那样，把黑格尔哲学视为近代西方哲学的顶峰，谈到黑格尔总是免不了带上崇拜和礼赞的口气。对于英国哲学家来说，遇到随便什么问题总是要问：“证据何在？”“有什么理由这么主张？”他们总是把可靠性、可信度放在第一位，把建立庞大、堂皇的思想体系放在不那么重要的地位。

中国近代的大学问家王国维曾经感慨地说过，当他遍览西方典籍之后，感到极大的不满足，西方思想分为两种，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英国哲学思想的传统是强调、追求可信而漠视可爱，中国人由于其天性重可爱而轻可信，对于英国传统总是感到隔膜，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至少，我们不应该永远固守和耽溺于自己的习惯与偏好，对于诞生近代科学文明、工业文明、宪政文明国度的思想底蕴拒绝理解与探索。

在上世纪50、60和70年代，哲学在中国过分膨胀、泛滥，处于“王官之学”的地位，但哲学的这种崇高地位是虚假的，它实际上是政治的婢女，它被用来证明任何需要证明的东西。从90年代起，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实用和实利成为社会的基调。但是，我们毕竟是具有伟大文明传统的民族，我们需要深刻的思想，因此需要哲学，需要众多的哲学爱好者和阅读者，当社会心理的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时，往回摆的时机就要到来。当然，我们希望在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之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哲学能处于一个应有的、恰当的位置。这就需要我们了解真正的哲学，它既不是喧嚣、跋扈的，也不是卑微可笑的，它没有资格凌驾于知识之上，它只是求知的向导。

《哲学的思与惑-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三)：摘抄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独断论色彩较浓，很少有人想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需要论证的，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或可靠性需要证据来支持，可以作为理性的、批判性思维的对象。

对于英国哲学家来说，遇到随便什么问题总是要问：“证据何在？”“有什么理由这么主张？”他们总是把可靠性、可信度放在第一位，把建立庞大、堂皇的思想体系放在不那么重要的地位。

我们应该做什么？存在着什么？我们如何知道？

哲学不过是对上述某些问题以及问题间的相互关系思考得更深刻些罢了，它会探究以往对这些问题和问题间的相互关系都有哪些看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看法。

苏格拉底真正关注的是关于公正和美德的伦理问题（“我应该怎样生活”有时被称为“苏格拉底问题”）。苏格拉底回答说一个人不应该关心“众人”怎么想，应该在意的是那些洞晓事实的理智之人是怎么想的。

要记住大部分伟大的哲学体系都不是简简单单地在我们以前的信仰上增加或是减去一两个事实，而是摒弃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用新的取代。

我们可以要求科学实验的结果能够重复验证，我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无法要求奇迹再次发生。当奇迹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再次发生时，那些坚持认为奇迹不可能发生的人很容易自圆其说，而我们则应该谨慎对待科学发现，一如对待宗教问题那般。

我们的形而上学观（我们对现实的根本看法）会影响我们的伦理观。

哲学家们想要解决我们的道德问题，首先必须使我们相信道德问题实际上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其中的一种努力就是提出后果主义：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是向前看的，合适的道德上的理由都是看我们行为的后果。

正直意味着完整一致，正直作为一种价值观意味着生活应该是完整的而不是一串互不关联的片段。

行为的结果（至多）只是其价值的一部分，而要决定这个行为的好坏大概需要你主观地在全然不同的各种因素之间进行权衡。

使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是如何产生的？一种答案认为强者理所当然拥有凌驾于弱者之上的权威；只要其行使是为了弱者的利益，这种权威便是合法的。

休谟在《论奇迹》中说智者根据证据的多少来决定自己信仰的深浅，理性就是这样一种大脑所具备的品性。

真理往往位于中庸地带，而且比极端的观点更为复杂。

“形而上学”，意指对事实的根本特征的研究（或看法）。

“后果主义”，凡是根据事情导致的后果，而不是根据事情的本质或发展历史来判断其价值的所有理论都可称为“后果主义”。

认识论是关于知识、信仰以及其他密切相关的概念——如原因和解释的一个哲学研究分支。

二元论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认为现实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精神和物质组成的，而人类则是两种东西都包含一些。

“二元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属于形而上学（存在什么类型的事物？）的范畴，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一对词完全属于认识论（我们如何知道？）的范畴。

“经验主义”就宽泛地指称所有推崇感知而舍弃思考的学说，而“理性主义”则指称那些推崇思考而舍弃感知的学说。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理性告诉我们的根本不是直接与感觉世界相关的东西，而是关乎被称为理念或形式的永恒的、超验的实体：善的、公正的、平等的、美的。

理性又是怎样获得关于形式的知识的？

怀疑主义者一旦获胜看起来就不再像是怀疑主义者了，更像曾经观点正确的批评家。

皮浪主义者最常用的怀疑主义策略就是提醒我们事物看起来是什么样并不仅仅取决于该事物，还取决于看该事物的人当时的状态，以及事物借以显现的媒质。

笛卡尔的反应是声称如果要避免生活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一生中就必然要有一次打碎自己整个的信仰体系，然后进行重建。他打算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是独自一人进行。

黑格尔认为事实的所有目的都在于此，都在于理念最终应该完全了解自己的本质。

关于人类痛苦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如果人类能明白自己忍受痛苦的理由——甚至发现痛苦中蕴涵的荣耀，如果他们发现理由足够充分，那么人类就能忍受很多。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正在遭受痛苦的人想找出造成这种痛苦的人——这样做的效果就相当于使用麻醉剂，用愤怒的外衣将痛苦隔绝在外。

任何主要的哲学思想都需要潜在的受益对象，即使利益可能只是假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