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情的观察者读后感100字

《动情的观察者》是一本由[美]露丝·贝哈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16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动情的观察者》读后感(一)：闲时阅读

因为没有晦涩的理论和大量的数据，利用两天的闲暇我便读完了这本书。比起传统的民族志，贝哈的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小说，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就如同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无论采取哪种解说，解说者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自身所代表的某种权威，所以根本也就没有所谓的客观和主观，这种二元的划分只不过是便于我们的认知与表达，和我们将彩虹区别为七种颜色的做法并没有差别。所以笔者认为一直纠缠于作者是否撰写客观并没有太大意义。

但作为一本人类学著作，或是说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去描述田野的方式并无可厚非，但无论是传统从他者的角度去观察，或者自己本身就是所研究文化中的一体，人类学一直都致力于从文化的碎片中去找寻更深层次图景，虽然也许这种图景也只是盲人摸象的一部分。

就笔者看来，贝哈以自身经历为描写，地区使得本文饱含“感情”，也更能够让读者获得共鸣。但作者所展现的只不过是喃喃片语，例如：贝哈从自己康复过程中，看到了母亲做法使自己产生的情感上的排斥，这种私密和“不光彩”的事迹，在对他者的访谈中通常被访谈者是并不愿意透露。并且强烈的情感反应也需要访谈者自身的强大的“同理心”才能够充分了解。因此，作者发出了“然而康复所需要的远不止是生理上的修复，还需要个体的身体感知能力和生活在这世界上的力能的完全恢复（p115）”的感叹。在这里，作者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生活碎片不经意露出的智慧，但是她并没牢牢地抓住它去讨论“身心二元”或是其他更大宏大的话题，使得非常好的材料只能去引起一些共鸣，而没有去描述更加广泛的苦难。也许贝哈确实想去那样做，但是作为学术作品，这一点是需要更清晰地去展现的。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贝哈试图用一种自传体民族志的方式从个体经验去阐释，这使得枯燥的文本散发出了生机，但本书仅仅停留在民族志记录文本，并没有提出更加深刻的讨论，使得希望从自我去描绘更大图景的方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推荐闲时阅读，不值得花太多时间深究。

《动情的观察者》读后感(二)：“本土”、“自我”与“差异”

中国人类学界（一部分学者）探讨“本土人类学”已经有些时日了，但在《伤心人类学》这本书里，对“本土”的定义似乎与中国人类学界有很大不同，作者这样定义“本土人类学”：

那些曾被当成“本土人”的人已经成为学者，研究他们自己的家乡社区和国家，此时参与者和观察者、朋友和陌生人、本土者和外来者之间的界线已经很难区分。

作者并声称这意味着“一种根本性转变”：

把身份认同而非差异作为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意象。

这是个挺关键的问题。

据我看来，中国学界所谓的“本土人类学”仍是立足于“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大框架之下，而真要展开研究，侧重的乃是“多元”，也就是差异性；而“一体”则主要依托于有关国家统一的政治话语，其意识形态色彩几乎盖过了一切。

中国也研究“身份认同”，但仍只是研究“他者”对自身以及对国家的认同；而露丝·贝哈所说的“身份认同”，很显然是指自我的身份认同。

作为“本土人”，如果要研究自我的“身份认同”，似乎首先得把自己“他者化”，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然而，露丝·哈贝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作为一个西班牙裔的、在古巴出生度过短暂童年又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并在这里长大而进入到主流大学成为一名教授的多重身份的人，当她书写自己的经验时，难道不正是因为其经验在美国这个号称“文化大熔炉”的语境中显得有些不那么主流、不那么标准才得以有了书写的价值？她所写到的那个被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所冲击的农村社区，难道不是正由于她带着一副“研究者”的眼镜才看到了工业化看到了资本主义吗？而这样的视角，对于真正的“本土人”来说，恐怕是不具备的；即便有类似的视角，恐怕也是模糊的，起码是不会像一个“研究者”那样能够运用相对精确的术语进行清晰的表达和言说的。

把自己视为纯正的“本土人”来审视“本土的”文化或其他，这样的视角恐怕是难以建立的。至多，她可以使用“本土人”和“研究者”的语言交替发言，但这毕竟仍是两种语言且终究有很大不同。一个人既是“研究者”同时又是“本土人”，我怕是一个相当不现实的假设。

《动情的观察者》读后感(三)：为学之情感

如此熟悉的自我怀疑。

相处一个月，孩子们仍会在六年后祝你「教师节快乐」；借几回板凳，老人就将整个人生捧到面前；掰一下午玉米，被阿孃请了一个月的晚宴……然后呢， 写个报告，交个论文，从此江湖别过两不相欠？

同吃同住的长期田野让人类学根本不可能对这个问题点头，何况Ruth这样回出生地研究的二代移民，这是寻根啊，简直是将生命与学术捆绑，永远都要挣扎。但其他学科就可以么？研究远离个人生活就能免于挣扎？

如果你生在城市，为什么要去乡村？如果你四体健全，为什么关心残障？如果你整日与人鸡同鸭讲为什么还要在精神病院长期驻扎？ 或者跳出社会科学，为什么学医？什么支撑你在实验一次次失败后仍要继续？什么成为你在测度边界倒向一方的最终秤砣？

「所有高度理性的行为背后都是强烈非理性驱动的。」自我与他人联结需要情感，感慨「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更是。既然科学实证不过一种视角，自我沉溺、失去眼界也应属于平衡不当，情感本身无辜。

完全压抑情感的研究，不知能否与人力量。自己每每质疑学术生产，最后都是被迷人真诚的大拿们拯救——研究难免规范限制，但那并非全部，看到这些浸润研究多年却仍赤子般敏锐生动的老人家，就懂得学科精华永远活在人身上。达此境界者凤毛麟角，但遇着一个就是一段深长的滋养。

游僧、老者、孩童、万物，任何扎根大地的生灵都能给人力量，那种所有文明都要返璞归真的东西。野性不是野蛮，教养并非虚伪，江湖庙堂没有冲突。如梭罗，「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生活、或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但我还有一种追求原始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这已超出思辨进入美学了，而我一直认为，真善皆来自美。

若以这种眼光，社科研究，或说任何事吧，重点都在能否扩展边界。若能对身外事有发自内心的关切，这种近乎感同身受里的爱与联结便能带人拨开桎梏直面混沌，进入「激情与智慧、分析与主观性、艺术与生活的边缘」。

而如果这种个人坚持使我被挡在学术门外，那也只有转身，咬牙再踩出条路来。

《动情的观察者》读后感(四)：研究真的要动情？

露丝·贝哈是一个碎碎叨叨，文艺气息十足的人类学家。

她的田野搀和进了不少她个人的碎碎念，难过，痛苦，同情，眩晕，童年的创伤，双重身份带来的认同障碍...

这些玩意儿无一不渗透在她的学术研究中，那个正襟危坐于民族志文本之后，说着“太好了”了的人类学家的形象被撕得粉碎，荡然无存，呈现出的是一个普通妇人的面相。

她称这种呈现为“完全暴露”。

在传统的，被称为“科学”的研究领域，与“客观的事实”完全不搭界的。不说要科学工作者把那个自我压抑下去，至少也要隐匿起来。感情因素的出现，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罗萨尔多把失去妻子的痛苦安插在伊龙哥人的文本的作法立刻招来了非议。

露丝·贝哈立刻站了出来，情绪激昂的为罗萨尔多辩护。她想告诉人们，主观的情绪并非是人类学研究的障碍或是禁区，而应该充分的认识他们，并充分的利用他们。

她的各项研究根本于此。情绪，指引她走向更深层次的理解，引导她进入更深层面的探查，她和研究对象彼此界限的模糊恰恰是她对所描写对象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些唤起了人们共同的反映和经验，不当被弃之无物。

所以在书的结尾她斩钉截铁的说道：“不能让人心碎的人类学，根本不值得再继续”！

她想让我们知道，从此我们应该重视研究主题的感情问题，人类学不能停留在“太好了”的阶段。

不过也有几个问题值得细想：

1是在西方人那儿为什么自我和他者之间有那么深刻的隔绝？非得要“想人之所想，思人之所思”之后，或是像贝哈这样把自己的糗事儿完全抖落出来，才能获得对异文化那么深刻的认识？这种观念难道本身就是他们所生活的文化造成的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感同身受，美美与共并不是那么尖锐的矛盾。

2 全书暗含着这样一种暗示，如果没有个人的情绪，并把这种情绪和他研究的对象置于一个维度，是否就真的无权去界说研究对象了？她因为亲友的死亡所以理解了西拔牙农村老人的死亡，她因为儿时断腿所以理解了残疾人的心理，她因为工作理解了性别不平等，她因为是古巴后裔所以理解了文化熔炉中的迷失。那么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经验和感情，还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文化？共同的情绪和经历能消解文化的不同吗？抑或是他们本身就是由文化所塑造的？

《动情的观察者》读后感(五)：文艺的文本没有什么错

人类学学到这个地步，对于我已经是不能回头的一段人生旅程，它对于我就像是一条望不见尽头的隧道。探寻异文化的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坐在门槛上和大爷大妈聊天，也不是去往某著名景点度假。它伴随着快乐的同时也会带来失望、哀痛、对某种情感和记忆的追寻，想要融入到身边的世界但是却手足无措，害怕感受到官僚机构的冷漠、白眼和不待见，即使稍微有些领悟但转换成文字之后又显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不过，这段旅程总有明亮的灯塔出现，这时自己便会欢呼雀跃，心存感激。

对于田野以及人类学整个学科的反思是随着解释人类学的出现而逐渐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学术洪流。田野作业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界定这一学科的标志，是一个合格的人类学者养成的“通过仪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模式，人类学家总在为如何将自己的民族志塑造为科学的民族志或者是否存在一种为大家认可的科学民族志而纠结。《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Paul Rabinow告诉我们必须对田野作业进行反思；必须反思文本生成的历史情景；必须反思田野作业和殖民主义的关系，因而作者通过此书对自己田野经历以及文本的生成过程进行了整体的反思。《写文化》一书的出现使得人类学界掀起了对于传统民族志本质和人类学内的权力关系以及将人类学和他们的研究对象分开的权力关系等问题的讨论。然而，人类学作为20世纪末留下的最吸引人、最诡异、最纷乱、也是最有必要的见证形式，它的研究列表上总是不断地加入新的东西。对整个学科的反思是推动一个学科发展的必需品，在马氏所树立的民族志范式中要求我们做到“同情（empathy）”,那么人类学家究竟要动情的何种程度呢？在研究途中我们既需要“the native point”但是又不能完全的本土化。我们的方法论要求我们做到参与式观察，但是你必须时刻保持学术所要求的分裂人格，在你与当地人说说笑笑经历各种仪式和喜怒哀乐之后，回到图书馆，将你看到的和听到的记录下来，并且将它们与韦伯、涂尔干、格尔茨相联系。

我们经常会探讨人类学家的存在对于研究对象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在与研究对象互动的同时观察者内部又发生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会涉及到正确理解我们所观察到一切，涉及到你将主观性写入民族志后仍能将你做的东西称之为民族志。Clifford Geertz在其晚期作品《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一书中就通过对Malinowski、Evans-Pritchard、 Claude Levi-Strauss和Ruth Benedict的作品风格的分析，表达出这些人类学家的民族志都带有他们个人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文本修辞将自己对于异文化群体的观察写出吸引人的民族志，甚至人们会认为这种文本才是一种范式或者不容置否的客观存在。Geertz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缺乏一种语言来描述田野作业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似乎缺失了这样一种文本”。因而学者们开始追寻这样一种文本，实验民族志时代便接踵而来。在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是否要将自我感情融入民族志作品的讨论中，一部名为《伤心人类学—动情的观察者》一书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一部文艺气息十足的小书作者露丝贝哈，古巴裔美国人，被父母从“砍甘蔗”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成为了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本书第一章“动情的观察者”，前部分用论文结构来讲，可以说是作者的文献综述，但是本文的文学手法将枯燥的文献综述写的充满了情感，读起来很是爽快。格尔茨可以说是作者的理论指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已经指出了，民族志写作中离不开人类学家自身的情感与智识。没错，就像本书作者的观点，动情写书才能让读者为之感动。好的人类学著作都是书写者经过很精细的逻辑分析和材料整理形成的，也就是说写作文本本来就是一种主体建构，这种建构带有很强的个人偏向性，要说何为客观，我们无法正确的定义。

露丝提倡将自己的感情加入到民族志写作中，因为人类学界缺少那么这一种文类来表示作为人类学家自身，在田野工作中发生了什么。可是，想想自己学习人类学这些年，我所受到的教育都是要遵循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在写作中要更多的把声音留给他者，尽量避免过多的暴露自身。这就是露丝在开头写的贾米森的苦恼，当一个精神分析学教授自己也承受着躁郁症这种精神疾病的时候，暴露自己会让自己失去教授的权威。当人类学家撕掉人类学的面具的时候，那个时候作品还会被其他人认为是富有学术价值的吗？

我们总是追求将自己的感情排除在写作之外，让其他人看了之后认为，这是通过客观观察之后的分析，是科学的。而科学就如《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Tomas S. Kuhn讲到一个人所说的科学通常是就是他的学科。科学这个定义其实一直在变化之中，我们观察的时候并无法观察到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缺乏感情投入的缺陷。如果田野能让我动情，为何我不能将这份情放在我的作品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