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读后感大全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一本由李长之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51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一)：笔下文风，人之风骨

实不相瞒，看这本书花了我五个月的时间。

期间放下很多遍，不是看不下去，而是觉得这本书，需要千分的认真和万分的尊重，才能拜读。

关于司马迁，一部史记让他名垂千古。

关于李太白，唐诗三百让他享誉古今。

关于李长之，博学多才让我佩服万分。

如果不是这本书，我不会去了解，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背后，还有着数不尽的因果和悲欢。

特别是看到最后，李白的孙女都嫁给了农民，但她们说的话，犹见李白之洒脱！

也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理解到，司马迁的隐忍和痛苦中，饱含着世事洞明的嬉笑怒骂；李白的狂放和潇洒中，隐含着出世入世的身不由己。

李长之对二者的著作篇章，信手拈来引用自如，而且还详略得当，除了钦佩，别无他感。

人的一生有时候很短，短到历史上只有短短一句话就概括掉他，而有时候又会很长，长到一本传记都写不完他的悲欢。

司马迁和李白，都是如此。

悲剧性的人物，历来不得善终。

而这世上似乎都有这样的巧合，以一人之苦，成就万世之福，我们，何其有幸。

在这本书里，李长之太真挚了，把司马迁的不屈、李白的不羁都用疏朗的文风写出来，那时而迸发出的激情和羡仰几乎要把人灼伤。

前朝功过后人判，得长之知己，亦死而无憾。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二)：人格与风格

这本书也是闻名已久了。作为迅翁的死忠粉，我很早之前读过李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很爱他的性情的坦率和才气的郁勃，便想搜了他别的书来看看，不意世事迁变人情流水，居然一直不能得逞；这一别，大概有三四年了。说句实话，可能是受过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学的训练了，我开始对这位民国学人的“创作”（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似乎还算自矜的要求）一般的纵横肆意的论述文字，总不太喜欢得来——他对历史背景的分析并不剀切（如西汉的时代精神），对典籍材料的掌握并不圆满（如黄老的源流判别），对观点判定的论证并不详密（如道教的理论体系），对前辈同仁的引用并不丰赡（如林庚的布衣情怀），甚至不乏蹈空臆断之辞（如《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这种轻飘大概总是容易让谨严的读者感到不安的；虽然他已经在自序中坦诚他的重在发挥而非考订了。民国时候学术草创，元气淋漓之余不免疏漏，譬如行文之中，好下断语，痛快诚然是痛快的，却也算得一病（当然了，今天的满地形容枯槁的论文有时也让人怀想那个“人格与风格”相与疏通的年代）。另外，虽然我很感怀于他的笔势不羁勒，而且以今日之学术标准要求前人，无乃太苛，但他究竟有太过“裁夺己意”的地方，有时不免是在写李长之而非司马迁了。不过他《司马迁》的第八、九章，却也终于释放了他的天性而精彩起来了，这虽然是对于文章技法的辨证（清的桐城派对此尤其注意），但有赖于极高明的文学感知力和放纵的文笔，所以很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感觉。这里面见出他的学识了。他的写李白，弊病一如写司马迁，有些地方甚至逞性使意，给人一种“才气大于学识”的印象，但他好在不蔓不枝，通体明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体系化”），整个的冲决欲出的感情与思虑，发之斩截丰沛之文字，李白的一个画像，究竟还是有立起来的，我读完这篇并不宏巨的篇制，心里忽忽然也有了李白的一个鲜明的气体了，这对一个想要理解李白的文学爱好者而言，实在是一本很理想的入门书。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三)：可爱的人自有相似的可爱之处。

很奇怪，我读的这个版本竟然只有77个人读过，而这77个人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为这本书写下一篇书评。那我姑且成为第一个短篇小论这本书的人啦，希望第78个人来的时候看到这篇书评，不至于太不屑，也不至于太失望。只是作为一个看完书之后的习惯评价，也许想法过于浅薄了些，也希望你能原谅啦。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读这本书，或许说是这两本书。读完以后也是一知半解的，对司马迁的了解之前仅限于知道他写过《史记》，背诵过他的《报任安书》，其余都了解甚少。《史记》中的篇目，除了那些入选课本的读过，其他也没接触过。这样的基础就奠定了我读李长之先生的这本书是非常吃力的。所幸的是先生的可爱，让我克服了这些种种困难。有人说文人相轻，我却觉得文人才是最能惺惺相惜的人。别人没兴趣去了解的，别人无法理解的，而我可以。我知道你的生平，明白你的苦衷，看到了你的无奈，也读到了你字字句句里扮演别人角色时属于自己的那份抱负。诚然司马迁这一生，苦难之深与成就之大相并行，却总有人忽略他的苦难。还记得《报任安书》里，他说“草创未就，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那最后的岁月是生不如死的，他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是那“成一家之言”的抱负让他坚持活着。要说谁对他的影响最大，我想是山是水是历史那侧远远传来的呼声，不是别人，是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读李长之笔下的司马迁，好像他活生生站立在侧，和你述说一些你不曾想过去探寻的历史。有些是他笔下写的，更多是他落笔之前的所思所想。

至于李白，我想是我一直以来对他误解太大了。我想象中的李白，浪漫到无可救药，哪有什么能成为他这一生的羁绊呢？可偏偏他这一生羁绊太多，能束缚住他的东西太多，所以他才想要逃离。把这种折磨写进诗里，带去远方。李白是天才，可作为天才，他这一生是不幸的。一个幸福幸运的人，哪有那么多酒后心事可以述说？他的思想注定了他这一生所苦苦追寻的，注定得不到。因为那是假的虚的迷幻的不可能得到的。李白不仅是那个写“床头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李白，不仅是那个写“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李白，不仅是那个写“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李白，不仅是那个写“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李白……他太多变多变了，没人猜得透他，连他自己也看不透他。

李长之先生写这两本，带着许多自己的揣测和见地去看历史上的这两位伟人，或许是有失偏驳的，但先生是真心妄求靠近他们多一点的。书里无处不可见先生的可爱，正如他笔下的两个人那般一样可爱。可惜后来再没有这样可爱的人来写同样可爱的屈原、陶潜、杜甫、李商隐。因为是图书馆借的书，不知辗转了几人之手，翻几页就会有一些标记。仿佛能想象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前，有人同我一般端坐在书桌前，读到有感之处忍不住笔落一些联想。我不敢妄言自己也是个可爱的人，不过可爱的人的的确确都有着相似之处啊。

希望几年后能想起来再次翻阅这本书，那时候又是一番心境，也就能更靠近李长之、司马迁、李白一步了。另，李长之先生说这书里所写若是拿到课堂上来讲怕是一堂不合格的历史课，我倒觉得，是一节精彩到忍不住鼓掌欢呼的历史课啊。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四)：可叹天地一痴人——读《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有感

我们常说“痴狂”，这其实是情感极度外化的一种表现，参透着对生命，生活最为热烈的追求，是人性的解放与张扬。“真情的笑，感激的哭，在那一刹那，那算是活的自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白是可爱的，活生生的，就像李长之先生在书中提到的那样“李白是有一个活泼泼的清楚的影子在那里的。”其实李白一生所追求的归根到底还是生命与生活本身，和大多数世人无异，但是他的情感是更为强烈的，真切的，他将他的生命感受与欲求升华为一种审美的生命力，自然而然的随着他的诗句一涌而出。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造就了李白诗歌独一无二的风格，又是什么塑造了李白这样真切，热烈且外露的人格特点，李白之于我们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李白出生于西域，虽然他很忌讳自己身份的异域性并认同华夏人的我者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异国的情调左右着他的精神，使他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感受，参与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他有着十分现实主义的游侠思想，敢于说出自己真实想要与渴望的，他要钱，要酒，要功名富贵等等，都是十分直接不加掩饰的。他说“儒生不及游侠人”可以见得，在儒家规范与游侠思想之间，他更倾向于充满生命力与野性的游侠。并且，对于自己的才华与能力，李白从来都是自负且敢于直接表达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将他的欲求与自负摆到明面来说，这是很不符合中国人传统思想的。另外，中国一直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当诗中提及战争的时候，往往强调集体在战争中起到的整体作用，王昌龄有诗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彰显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气势。同样是描写边塞战争，李白却写道“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凸显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隐含着西方异域思想。直接与含蓄，个人与集体的对立，直到今天都还是东西方思想存在差异的重要方面。在李白的身上我们得以窥见一二。

道教思想对李白影响颇深，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李白认为自己拥有与天地的“同物性”，他的诗篇中也常见一种造物主视角，有着一股居高临下，以大观小的豪气态度，这使他的诗篇情感表达更加自由热烈，无拘无束。另外从道教“自然”的观念出发，李白说“一身自潇洒，万物何喧嚣”，所以他不论在人生观念还是诗歌技巧与情感表达上，都是极其真的，不虚饰，不伪装，不违背自己最为真实的人性。李白对于现世人生与生命的极度控制欲促使了他对于道教思想的认同，而与此同时，道教精神也在进一步催生着李白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根本性认识。现世保留抓握不住，那么便想成仙，但成仙实则也是空茫。李白心中的空虚与痛苦于是更甚了，既然一切都是虚无，那何不“人生得意须尽欢”呢，由现世心理发展到极致而产生的摧毁一切的反现世思想，也使李白的诗歌中充斥着澎湃的生命力与真切热烈的情感。

李白一生过得可以说是一种流浪生活，他也算是一位流浪诗人，一方面是他浪漫与超人的生命力催生出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是这样漫游漂泊的生活进一步滋养浸润着他热烈真切的人格。漫游流浪生活更为无拘自由，更方便于李白张扬人性与自己内心最为真实的想法，并且一路的交游与自然中的万物也不断扩展着李白的生命动力与追求，使他的诗篇充满着生命的爆发力与感染力，感情强烈奔涌。

王国维分诗人为客观和主观两种，李白明显属于后者“主观之诗人”一类，他的情感是真实可爱的，不加雕饰而自然澎湃的，我们永远不能用简单一句“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样的话来定义李白，与其问李白是谁，不如借用詹福瑞先生一句更直接与感性的发问“李白身上最让我们心动的是什么？”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自己，他替我们每个人痛快地发泄出了自己心中欲说却说不清的烦闷痛苦。他激情生长的对生活与生命的万般“痴”意潜入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李白对生命与生活的痴情到达了一定高度，他的诗篇我们今天读来仍充满共情与感染力，这也正是诗人李白的伟大之处，“一个人之有价值，也正在这超乎自己利害关系以上的一点痴情，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尤其于此系之！”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五)：《史记》是秦汉的产物

我读《史记》，有怅然若失之感。有时候我会希望，如果司马迁迟生几百年就好了。因为这样《史记》就可以多写几篇，我也可以多读几篇，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也会增加几百年。最近读了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才觉得我这想法过于幼稚。《史记》是秦汉的产物，早生或者晚生都不是《史记》。

《史记》的诞生与定型，有着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按照李长之的观点，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这一年，推崇黄老的窦太后去世；第二年（前134），董仲舒提出了“独尊儒术”的主张。也就是说，司马迁成长的时代道家和儒家此消彼长。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笃信道，司马迁理所当然地从小就受到熏陶；但司马迁学的却是儒，他跟孔安国学《尚书》、向董仲舒学《春秋》。司马迁写《史记》，既因父亲的遗命，也受孔子的感召。在《史记》中，司马迁无处不“折中于孔子”，对孔子的推崇无以复加。

儒家（尤其是孔子）对司马迁和《史记》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李长之认为，司马迁和孔子在许多方面非常契合。反功利是孔子的核心，也是司马迁的精神内涵。司马迁反功利、反现实、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把布衣的孔子升入世家，把战败的项羽列入本纪。这也是一种平民精神的体现。司马迁有悲悯之心，感情非常充沛，对屈原，他“悲其志”，“未尝不垂涕”；对韩非，他“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读《孟子》，读《报燕王书》，他“废书而叹”。

但他们也有不同。孔子的反功利主要在自身，司马迁则有一种向外的张力。李长之做过一个假设，如果司马迁没有受儒家的熏陶，他会怎么样。会成为庄周那样放诞的人物，会成为屈原那样多情的人物，会成为陶潜那样任性的人物……言外之意，就是不会成为司马迁，也自然没有《史记》。

过去我读历史，关注的多是帝王将相、朝代更替，因为历史书中所写大多也是这些。读书时背过朝代歌，“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因此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汉是承袭于周和秦。但李长之认为，虽然政治上打倒暴秦的是汉，但文化上取得胜利的却是楚。汉代的语言、风俗、歌舞，大多是承继楚文化。（汉的另一个精神源头是齐，楚和齐非常相似，黄老是齐学，孔子则出自鲁。齐鲁很近。）在这一点上，尽管司马迁非常推崇孔子，他的先驱无疑是屈原。

汉朝是极富浪漫精神的一个朝代，《史记》中的《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都非常有浪漫精神，往往以气概胜；而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汉武帝也是浪漫精神的绝佳代表。他打猎，炼丹，封禅，征讨匈奴。汉武帝爱才也有才，他有一首《秋风辞》传世：“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李长之评论是“飘逸苍凉”。司马迁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司马迁青年时壮游四方，“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这是浪漫的天性使然。远离政治中心，他更能体验到民间疾苦，因此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帝王将相，反而对平民倾注了热情，他写《游侠列传》《货殖列传》，而对官僚、酷吏极尽揶揄。我读《史记》最大的感受是，司马迁太有个性了，许多篇目都能看到他的影子，看到他的爱憎好恶。这也是浪漫精神的一种表现。

总而言之，《史记》的诞生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分不开的联系，如果换一个时代，《史记》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史记》是秦汉的产物，要催生这样一部作品，要有先秦的学术精神，理性悲悯；也要有汉代的浪漫气质，放诞洒脱。

当然，时代并不是《史记》的充要条件。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官文化仍非常浓厚。史官往往需要学识深厚，通晓天文历法、巫祝卜筮，并且能够刚直不阿，司马迁完全符合。司马迁的先祖在颛顼时做过类似的职业，他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更直接是太史令（曾祖父是“市长”，祖父是“五大夫”），有家学，这些都是司马迁能写成《史记》的原因。

但《史记》写得这么出色，更与他的游历、他的遭际分不开。这些已经说过，或者以及广为人知，不必赘述。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史记》的美学价值。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一直受后代推许，这很可能是汉代的一种通俗语言。但司马迁的文学性，即使放在“唐诗宋词汉文章”里也非常出色。在整本书的结构上，《史记》有一种建筑上的美感，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是《史记》的主轴；十表八书则用于补足经纬，形式上十分完美。

以文章来看，司马迁非常注重文章的统一性，虽是传记，但有一以贯之的主题，无关的事件宁可舍弃，或者放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因此史记大多需要几篇对读。司马迁善用对照，也善于对称，一篇文章中的两个人绝不是偶然放在一起。《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和吴起都招嫉恨；《魏豹彭越列传》，两人同为魏王，同样被囚被杀。《史记》的叙事也非常有节奏。而从一个句子来看，司马迁是长短句并用，注重音律。

对于《史记》而言，时代与作者相得益彰。这是一个常有的问题，一部作品要同时考虑时代和作者，对于时代，要纵向横向分析；对于作者，要知人论世。这样看才会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