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现》读后感锦集

《历史表现》是一本由(荷) 安克斯密特 (F. R. Ankersmit)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5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表现》读后感(一)：历史表现

“历史表现”这一概念上承“叙述实体”，下启“崇高的历史经验”。不同于怀特的文学理论进路，安克斯密特以语言哲学分析史学理论问题，前者强调对文本本身的结构分析，后者则强调历史实体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是物与物之间的替代性关系，而非表现与被表现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又不同于弗雷式的true statment ，“表现”概念更加侧重于美学层面上的审美意涵，是一副画作，而非摄影。即以“关于”、“互文本性”、“表现力”代替传统语言哲学的指称、意义与真理。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史学理论“。第一章解释奎因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分析以及语义上行的方法，语言转向之后，经验强制与语言强制具备同样的真理性。反对经验主义，反思怀特的文学理论进路，它针对的仅仅是文本本身的结构，而非历史表现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在历史表现当中，真理与价值存在连续性，历史与政治、道德紧密相连，而美学意义上审美表现力则为其提供了衡量标准。第二部分 历史意识。第三章，论证了吉本的衰亡史与奥维德的《变形记》之间的相似性，二者共享斯多葛主义的本体论，在形变当作本质不变的实体组成的世界。第四章，将叙述主义放在启蒙与历史主义之间，本章最为难读。第五章，以历史学的私化或民主化概括后现代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发展。比较记忆的“见证”与“纪念”之间的的差异，前者为经验的内容，后者为公共教化的形式。“反纪念”则体现了一种私人化的纪念。第六章反思大屠杀问题，强调悲惨记忆的在场。第三部分史学理论家，第七章 分析奥尔巴赫《摹仿论》中的现实主义概念，这种现实主义带有明显的历史主义色彩（与梅尼克的相似之处），并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相勾连。第八章，丹图的表现理论以及难以分辨物的分类方法。从艺术哲学到历史哲学。第九章，捍卫怀特对历史学的意义。第十章 介绍吕森，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与安克斯密特《政治表现》相联系。应该说，需要综合历史与政治表现两本书，才能更全面的理解“表现”这一概念。

很难读懂，但这不是作者与译者的问题。

《历史表现》读后感(二)：浅评

要是豆瓣有“读后感”这个标题，就不用羞愧了，下面是些感想。

安氏与怀特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历史理论中引入语言哲学的向度。如其所言，文学，不关注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相应地，用文学理论处理历史问题不够完备。在这一点上，历史正好是居间的，历史本身就像安氏在本书中不断提到的“中道”（juste milieu）。因此，本书和之前读过的《历史知识问题》等书相比，是一个对历史学的强声辩。它意图告诉史学家，不必纠结于本学科于切近真理的无能，正相反，史学提供了一个领悟实在的独特的角度，与科学不同，但有着同等的有效性。我想，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延长线上，安氏追随吕森，说“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历史是实践。(安氏在强调史学不能单纯地用文学理论加以概括的时候，似乎倚昆体良“虚构、写实、历史”古老三分法为声援）

本书提出了很多与历史研究规范相悖的论点，但当我们跳出教条，就可以看到这些新颖的论点正是常识。这些核心论点是某些传统观点的重述。这些传统观点和另外的传统观点，一直以来都处在竞争之中。从这一点重思安氏的论述，当然有可能是我没读懂，它们显得没有那么深刻，论证不是十分严密。安氏的风格很犀利，结果有一些论证不够绵密。引入了语言哲学，但具体的分析还是有点快，有点浅，好用隐喻。奇怪的是，利科的理论与此相关，安氏全书没提到过他。读过之后，有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感觉。

全篇以第一编最为难读，是安氏的核心理念。第三编论丹图一章与核心密切相关。第二编似可理解为，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是核心的隐喻。最后一章过渡到政治表现（代议），此部分及与之相关者最为理解不能，因为根本没有环境。引埃德蒙·伯克的一段话，论证代表根本不重复其所代表者，虽然雄辩，但代表者如何保持良心，如何不致与所代表者完全相反，这样的保证没有提出来。由此反观历史表现，也同样没有保证。消弭主客界限，这本身就像乌托邦。生于荷兰的安氏，没有考虑界限本质上的不能消除。不过，历史表现之于政治表现（代议）的优势，在永恒，在不断的流动，在不功利。不能为人所接受的表现，迟早不能为人所接受。但政治表现不一样，人往往不是那么有耐心。在此点上，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仍有思考余地。永远有思考余地。本书中隐隐露出的“写作即行动”（《迫害与写作艺术》的一个自注）倾向，稍给人逃脱之感。写作是行动，但是弱行动，这种感觉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如能不拘范围，把《政治表现》一书也译出来就好了。

理论和实践离得太远，这也是历史学家对理论不能平心静气的原因之一（安氏所说自卑的投射是主要原因）。本书中所举的例子，如吉本、奥本巴赫等，和现在的历史研究关系不大。他想的似乎主要是历史著作而非论文。但现在的主流还是后者。即如本书，第二编以下也多为先行发表的论文，整体结构有些松散，说不上有机的联系。不过，诸表现一说，与论文必须做学术前史，搜罗全部相关研究还是有联系的。对历史研究将变得私化的预言，也很令人震惊。

总的来说，安氏认为最偏离现有认知而不能在材料基础上予以反驳的表现是最好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本书似不及《元史学》。文学创作已惯于容纳理论，如果史学研究自然地容纳安氏的理论，应该就是对该理论最大的肯定。另一面，如果有理论充分考虑了史学研究的现实，那也应该是好理论。这本书好像还差那么一点。

最后，本书的翻译，未读原文不敢论信，达与雅肯定是的。印象深刻处有，有一个译注说“实在忍不住要提一下某书中日本人对李朝瓷器的评价‘李朝之美，只是站着’”，虽然感觉这句断章取义的话在原文里的意思和安氏本文不相合，从这一句忍不住里，还是能看出译者的博雅和性格。还有一处译者重述了晦涩的原文，也是好体例。还有几处翻译用了“雅量”“清通简要”“才具”这样的词儿，不由得想，译者读《世说》真是熟啊。至于译文整体的通顺明晰，读过自然就有感受，不说了。

意有未尽，稍加补述。安氏在论证过程中复活了一些理念，但同时把这些理念变形了。如论历史研究之为教化（Bildung），是一种研究规范的教化，把这个传统理念缩小了。又如在叙述主义下重述历史主义，以为种种后历史主义的观念仍在其范围之中，也否认了历史主义“质变”的一面，相当于在他的“形变”观念中重述历史主义，这实在是无往不利的。再如论政治史之复兴，以为新文化史微观史种种，都是有着政治倾向即民主的政治史变形，这种考量，则把“政治史”概念放大了。在这个逻辑里没法提出反驳。

有人写作好援引先人以为己助，有人则好与持反论者辩驳以固己说，安氏属于后者。当然行文时他会觉得好些东西是常识，没必要再说，但给人隐去渊源之感。重翻《元史学》，始知怀特对安氏影响之大。虽是书屡提及，还是有引而不发处。如论“表现”时常以贡布里希为据，是盖即始于怀特。又如怀特提出对历史著作的考量往往不出于知识，而出于美学或道德。安氏直否道德一面，提出只有美学才是。这也算是入室操戈了吧。

安氏专论大屠杀有两章，愚意“大屠杀”与安氏表现理论颇有冲突，专论盖为调和而设。如论史家于大屠杀问题倘采取中立态度，倡以客观研究，则非止道德缺憾，实是美学观念的问题，颇有似是而非之感。这两章论“见证”“纪念”似与“表现”主旨关系不大，故颇疑其为强言，不得不言，虽自成理，终嫌脱节。

附及《元史学》，第一遍半途而废，第二遍仍不觉得好。怀特于导言提出他的结构分类法后，在后面章节不是论证这个分类的成立，而是直接用此分类处理材料，在论述过程中显出它的合理。这种论述方法不喜欢，结果读不下去。第一章论启蒙史学以至赫尔德，颇为生硬，去梅尼克远甚。因此觉得，安氏论当以语言哲学处理历史理论，而非止于文学理论而可极有道理，《元史学》知其大旨即可，计较则徒费工夫。

安可斯密特的理论本色大抵承德国史学而来，如狄尔泰、梅尼克。其推尊政治史，也和德国史学的独特发展相关。

《历史表现》读后感(三)：后现代洪流之下为历史发声

0序言

安氏的三个核心概念：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叙述的逻辑》，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历史表现》，崇高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崇高历史经验》

叙述实体的外延是围绕专名展开的整个叙述文本，叙述文本并非其中所包括的陈述句的总和，文本包含的陈述句与文本本身并不存在等义的翻译规则→各个陈述句之经验所指并不汇合转换为对相关整体历史实在的指称

叙述实体的非指称性的论证：本体论理由（叙述实体作为赋予特定对象以特定存在形式的语言手段，不是对历史实在的指称性模仿，而是塑造），语言学理由（奎因语义上升论：言说，与关于言说的言说。历史文本不但要受到经验的强制还要受到语言的强制，如大革命是建立在革命，是关于革命的言说）

历史叙述就像肖像画，真是历史表现的起点，而不是其终点。表现是具有独立本体地位的叙述实体，其与被表现物是同时到场的，表现之外并无他物。以文字为喻，表现论视野下的文字不是表达其背后意义的单纯符号，其自身即意义所在，语言并非画作的笔，而是构成画的颜料

知性范畴（康德）、语言转向、叙述结构（怀特）都表现为先验主体对客体的宰制关系，在这种结构下，过去为特定“语言囚笼”的俘虏物，原本断裂，破碎处被弥缝，从而被“驯化”，规整为井井有条的平滑叙述，异在陌生的“他者’被同化为熟（极而流之）物，于是历史在被精致化的同时事实被扭曲了

以见证的语言扬弃叙述的语言，微观史与心态史的价值。崇高历史经验是物我交融的，在审美与历史经验之中达到了平衡，保证存在的真正到场性与我们的经验体认的真切性

表现（representation)，基本语义是使在场，包含物理与心灵意义上的唤起，历史编纂学表现的只是它自身，目标不再是指向表现背后的实在，而是把实在吸纳到表现自身之中（代议制也是如是）。历史表现有相似论与替代论（安）

历史表现结合了事物与语言，属于第三范畴

现象学中物之所是依存于其呈现方式

语言哲学的三个核心：指称、意义、真理，需要以关于、互文性、表现予以替代

批判（分析）历史哲学的三个阶段：覆盖率模型、解释学根本预设（不仰赖历史规律）、以及叙述转向

0.5导言

历史乃是文化在其中获得关于自己的过去的意识的一种形式（赫伊津哈）

历史学家与精神分析学家

0.51当代史学与当下现在

福柯福格尔等人的黄金时段已经结束，历史学步入凯尔纳所说的麦克佩斯讽刺体式(menippean satire）【理智方面精力充沛，主题方面堆砌无数的博学材料，将目标淹没在雪崩般的自造术语中，但却不致力于在这些信息中建立新的秩序】

为表达新的困惑，当代史学热衷于太多边缘性与历史中的崇高，将我们淹没在它的事实中，并且挫败我们试图获取超越这些事实上的观点从而在其中辨识出特定秩序的任何企图

过去也许会永远对我们封闭

0.52启蒙运动与现在的观念

启蒙理性由法官转向被告

0.53贯通理性与历史理性

Wolfgang welsch（借鉴了康德的第三批判）贯通理性（transversal reason）穿越理智活动的不同领域，创设，分析，讨论的理性。对不同知性形式间关系与结构的反思——从而对统一性。多样性，融贯性，转换性，关联性，相似性——只有作为贯通的理性的成果才成为可能。理性是具有元合理性（metalrational）的能力，从因为它能在两可与之间中发挥作用，并揭示同一与差异进而如何相互联系

贯通理性运行在已然存在的小叙事间相互作用的适中尺度上并后验的发挥着作用。不存在建构所有经验与知识的形式图示，就形式终究可以被辨识而论，它绝不能从其所源出的内容中被剥离，它是实质的而非形式的理性，只能在处理特定题目时才展现自身——正如人性不能离开其行为来确定而是只有在行动或者行为中展现自身。

历史主义自诞生其就满足于小叙述，某种意义上历史主义即是后现代的前身

0.54历史著述的合理性

历史表现这一概念具有

本体论（re-present)

认识论（描述是真陈述其将指涉对象与表述属性严格界定，而表现则不然），历史的第三范畴特性，使历史表现成为“关于”过去特定部分的关系，史学中的隐喻不是被限制于文本与表现上的，其范围实际上包括过去本身及其表现。

方法论的层面

只有一个隐喻是无助的，只有在更多隐喻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比较，关于历史叙述的（不）可信性只有在存在不同解说的情况下才得以呈现，我们关于过去的解说越多，它们之间同与异的纽结越复杂，我们距历史的真理也就越近，历史学家最终并不确切知道哪一解说是正确的，却了解了达到对过去的理解，怎么样的准则应该被建立起来——史学的主旨在于教育或教化（bildung），而非知识（言说的真信念）

历史的洞见并非收缩，而是爆炸！

0.55吉本、布克哈特、赫伊津哈

《罗马帝国衰亡史》、（自然主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人意识对内对外的睡眠-科学诞生与野蛮降临、德性与雇佣兵）、《中世纪之秋》（血红沉重的铅红色天空与不真实的铜色光泽-静默与喧闹、爱与死）的隐喻

第一部分 史学理论的系统问题：

1.0语言转向：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对语言哲学转向应该吸取，而对于文学理论的引进应该慎重，因为文学理论并不重视指称与意义，会诱使史学理论家切断历史叙述与其所涉及的东西之间的全部联系

1.1语言转向与史学理论

语言哲学与经验主义（联系与背反），二者都区分了言说（speaking）与关于言说的言说（speaking about speaking），但经验主义在这两个层面上的区别等同于经验或综合真理（演说层次上的）与分析真理（关于言说的言说层次上的）的不同。语言哲学激进反对这点，比如奎因的“语义上升”

奎因：经验主义教条在于“相信在分析性的真理，或者说是建立在意义上而与事实无涉的真理与综合的真理，或基于事实的真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割”即（1）所有的真信念都可以被追溯至真理的两个来源（经验获知与真实前提分析的推知）（2）真理没有其他来源（3）经验真理与分析真理总是可以区分开的【比如牛顿力学即可是分析真理又可以是经验即综合真理】

革命范式之争：克兰布林顿《革命剖析》（英美法俄），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认为美国不具备布尔乔亚革命的资格），斯考切波（摩尔的分析在逻辑与经验方面受到相互缠绕的危险，因为其以结果政权命名革命），克里兹洛伦兹（摩尔的布尔乔亚革命概括的并非经验真理而是概念真理）

语言转向并非真理之敌，也并非相对主义，其为经验真理的敌人，保留真值（翻译问题）并不并不能认为其否定真理

科学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处理指称方面无与伦比的能力，其极大的扩展指称维度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但这一成功是以意义为代价的（经验强制对于语言强制的胜利）

对文艺复兴分期的争论不能通过宿主真理的条件获得解决，因为它们都是真的，这可以表明，为什么真理标准在此是如此无补于事，真理在此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问题是关于文艺复兴哪一界定在有意义的相互关联方面最成功。

1.2描述与表现

以关于（being about）替代指称

在奎因的语义上升这一话语中，“言说”的层次与“关于言说的言说”之间出现熔合（fusion），语言强制与经验强制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来，这便是历史理解与历史论辩的存身之地

不可以像极端解构主义者那样认为表现在制造实在，同时，没有某一表现层面被选出以赋予混沌以秩序，实在终将是一团混沌。

举例：如果文艺复兴真的有共同特性（人们习惯使用中这个词过程中存在重叠共识）——这一陈述将【分析】的为真（与描述的综合真理不同，但在同时，二者都具有“指涉”实在的相同方面的联系，那么这些方面就会凝结在我们通过这组此可以“指涉”的事情上，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会隐入“指称”）

我们应该在经验主义与解构主义的锡拉岩礁（seylla）与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漩涡之间寻求中道

2.0

最好的历史与看上去最不真实

第二部分 现代史学与当代历史意识形成的问题

兰克历史主义意味着现代史学的重建而非创制，真正转变标志是吉本，启蒙史学将历史变化视为发生在恒常不变的实体上（或者说所谓的变化仅仅是形变）

3.0

奥维德与吉本的前历史主义：形变总是将变化仅仅表现为无关紧要，不变实体的偶然性质

4.0

历史主义始终服从其自身的辩证逻辑，史学文本连贯的一致性是通过隐喻达成的

历史隐喻的隐喻：

我们关于过去的理解的最初平顺表面布满无数的微小创痕，它们都代表着某种以其为中心如何看待过去的隐喻性建议。某些冲击较其他的来得深而大——比较成功的建议。较为成功的冲击不仅是比别的冲击更深，而且导致了其基础上新的冲击的产生。最为成功的冲击它们处于其他系统的冲击相对隔开的系统中，被一整群更小更低层次的冲击拥簇和环绕着——他们是兰克、黑格尔、马克思、纳米尔、布罗代尔、福柯与波考克群星

整全连贯转化为局部连贯

5.0

过去的私化

6.0

记忆与纪念物

第三部分 具体的理论家

7.0

埃里希 奥尔巴赫关于实在的现实主义表现

8.0

丹图关于艺术，历史，及艺术史理论

9.0

怀特反对者关于他对历史实在或过去真实的，负责任历史再现不感兴趣是不对的

10.0

与吕森的连接点《政治表现》

《历史表现》读后感(四)：“历史表现”之表现

对于什么是“历史”，古来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不论是圣贤还是非圣贤都是自己的见解；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史学的第一部正规作品一直为后人所传阅，而且也开创了历史写作的正规模式；西方先贤希罗多德则以《历史》一书被誉为“历史学之父”。从对两部史书记录内容的考查来看，几乎是作者本人所经历的历史的再记录，用现代术语说，是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克罗奇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许可以看出历史这个多少带有点完成时（perfectum）甚至是过去完成时（plusquam perfectum）色彩的词语的双重涵义。而当我们解构(用此词让人感觉很不自然)历史一词时,却又发现,它包含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过去的事实,二是过去通过种种方式留给我们的“遗迹”。如此而言，历史至少是我们正在经历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只不过，他是否会让后人记住，或者说经历者是否用历史记叙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作档案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可分为有心人的历史和无意间留下的的历史痕迹。

有了历史的事与物，就必定会有历史的作品的出现；因此有历史编纂学（最近有人提议将Historiography译为历史理构拟构，彭师甚为赞同）的出现，黑格尔称之为“故事”；而对应于此是两种类型的历史哲学，1951年出版的William Walsh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首次提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分类；前者为对过去本身原哲学反思，它以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为对象，试图在其中提示出某些隐秘的意义。（F.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p.29），所谓历史的形而上学；后者的灵感来自对“历史学家所叙故事”——即史学家是如何成功讲述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的哲学反思。（同上），这是历史学的知识论。如果说认识论（知识论）关注的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如何可能，一个陈述要被当作是真的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则探究历史认识的可能性，以及历史学家的评议与历史本身的相互联系。（p.30）五十年代以来，历史解释先后以历了以亨培尔—波普尔的覆盖率模型（the covering law model），另一是承柯林武德，后在William Dray等人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上述两种解释借助于科学哲学的理论和解释学的解说模式，在流行了20年后，似乎并不能让人满意，而史学理论的发展也因此步入了一个无因可寻的自我消沉境地，本来小众的专业越来越边缘化。

可能对史学理论而言，他的重生来自1973年海登·怀特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从历史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在认识上的重要性和从语言学的解释角度来分析文本，并由此得出历史学家能够得出关于过去的特定表现。因而“表现”、“喻义”等词在怀特的作品的不断出现，也解救了史学理论。而作为怀特的继承人，安克斯密特也大概循着这一路数来解释历史学，甚至近年来的发展比之怀特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嫌。但就《历史表现》一书而言，并不激进。就安氏自己而言，他在分析了怀特在史学文本分析之下的比喻理论后，指出怀特的史学理论对关注历史写作的史学家意义甚大，但它对怎样才是对过去的最好描述的问题没有给下面的回答，因此，他本书的目标就在于此。

本书是作者近几年来就叙事实体、语言转向等方面的一个深入探讨，根据作者在中译本前言所说的，所谓的语言转向，即强调凡是对语言所带给真理的东西的一无所知的言语不值重视。而语言转向是由奎因引进语言哲学的，他强调，一种真理主张不是像经验主义以为的是通过对语言的一部分与实在的一部分相比较来确定的。相把反，真理主张总是纠结在整体中，而不是与实在处于直接的对峙中。（p.33）作者也一直在试图探究语言的转向与被引进作为理解史学工具的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在休谟那，对哲学中的一些问题用经验主义来论证已经不是一个可争议的事实，关键在于，从更深层次的来看，经验主义是否就适用于解释这种语言的转向？由前已知，答案为否。用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和理查德·罗蒂对此的分析，两者都有一种反经验主义的倾向，而对语言转向而言，除了用实在论的方法来陈述意义外，对真理的需求也就不言而寓了。像“革命”、“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及“社会阶级”等大词，看上面已经是很明确无疑、指向明确，但在不同的学者眼中，他们所指的范围、含义却另有不同，作者以“革命”一词为意，引用像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的《革命剖析》一书中所探讨的四种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及俄国革命。布氏发现这些革命的特征与模式：他们都经由旧制度的阶段，经过温和的统治，到后来的极端主义统治，直至“热月革命”，由此而得出有关革命的经验真理。（p.33）但事实上，即使是布氏所作了比较谨慎的论证，也会引来争议，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会说美国革命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也对“革命”（布尔乔亚革命）进行了分析，但更为深入。舍达·斯考切达认为摩尔仅是通过观察革命的结果来得出某一结论的（把美国革命算作真正的革命），革命由其引所引号起的东西来界定与命名，摩尔的分析在逻辑与经验方面经受相互缠绕的困难。而克里兹·洛伦茨（Chris Lorenz）则认为摩尔的革命概念是概念真理，不是经验真理。因此，安氏认为，在史学中，我们有时没法在命题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做出区分。（p.35）因为，决定的标准在本质上是我们在寻求相关过去的最佳描述时偏好某套真理的决定。推及至历史的语言层面，它不仅比其他语言更使我们接近真理，同时，他对区分史学的意义要比科学的意义大，一是科学在扩大发展指称的维度方面获得了较显著的成功，二是史学真理的成功远较科学的真理艰难。在此，我们是不是可以下一个这样的推论，凡是在求证真理之路上更漫长更为艰辛之物，他最终所得出的真理标准更具有说服力，对判断事物之间的孰优孰劣是否更具决定性？

对于史学理论的重获新生，安氏更加推崇的是从美学、艺术哲学的角度进行阐发，而“历史表现”(Representation)又是这一表达的核心。为何要用表现一词来反映这种变化，而不是采取他词，比如说作者提到的描述？感知？回忆？等等。与海登·怀特的比喻相比，安氏的表现说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从文学理论角度而言，是有对过去事物的直接描述的一面，又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感；而从史学理论角度，有准确再现所表达之物，同时又给人言未尽而意不止之嫌。安氏自认为，使用表现一词，具有美学上的意蕴，强调其自指性与独立性：“历史编纂学表现的只是它自身.......目标不再是指向表现背后的实在，而是把实在吸纳到表现自身之中”。（p.17）从此意上看，表现与被表现者是不可分割、同时到场的关系，被表现者只在表现中出场。此一意义的表现推及政治、在民主制度中，政治上的公意实为议员们的公议，人民在政治场域中实际上是不在场的，代表他们出场的是那些政治家。（p17）。安氏就描述与表现，曾举一例以示区别。如“这只猫是黑色的”描述中，我们可区分出指称（refer to）的部分——这只猫，以及作为指涉对象的——“黑色的”。但些描述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对于这只黑猫的表现呢？是用一幅画描述，或即使是照片都无法确切区分。首先，画或照片中哪部分专指黑猫？或哪部分专指黑的部分？此两方面，指涉与谓述在画中同时和统一发生。安氏认为，历史表现不仅仅要求的是描述的准确性，而且还需要有合理性。在史学，有关“启蒙运动”的文本讲述某一国家的哲学的发展，是否我们在阅读这一篇文章时，就可以准确地指涉的启蒙运动时期人、事、某地，或者把这篇文章的描述就确指为启蒙运动的整体呢？此外，该文本的其他地方，是否也同样直指这一对象？另外，能否使我们很直接地提到某位哲学家的话语时就与启蒙运动时的其他相关的内容对应起来呢？恐怕这是比较困难的。可以肯定的是，表现是具有复杂性的，如安氏所说，表现远不仅仅是真实描述的确定性跟与现实的随意遭遇之间暂时和不完美的中间状态。（p40）

当然，安氏的历史表现说与这前的叙事实体是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不过，也受到很多人的批判，认为他在论述过程中，说它们只是实在的一种子替代品，本身并不指涉过去。安氏认为的“指涉”指可客观地被确定，即通过被描述的主词所指涉的现实客体而客观地被确定；另一词“关于”（being about）本质上是不稳定和不确定，因为它是由包含在每个表现广西中的描述所不同界定的（p41)。安氏谨慎地区分了两个概念，为其历史表现说来证明。在此本人并无力指出安氏论述的高明之处，借用彭先生的总结，他说，然而，他在往往不为‘常识’所动甚而不避矛盾和冲突、顺着其思维逻辑将其理论立场贯穿到底的过程之中，也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论点。就其要者而论，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就是要在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中辨识出统一性，它们乃是对于知识的组织和编排；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就其蕴涵而论，远非作为其构成成分的单个描述或陈述意义的总和所能比拟，它们提供了我们看待过往实在的某种视角；真实性并不是历史叙事或历史表现唯一的、甚至于不是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历史争论往往发生在历史叙事或历史解释的层面，而在对于同一历史课题的不同历史表现之间，我们完全可以有着合理的依据来判定其优劣高下，原创性和涵盖范围的最大化乃是优秀的历史表现的基本标志；......这样一些理论观点的提出、论证和发挥，大大推进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发展，而成其为最近20余年来，当代西方哈尔滨理论中令人瞩目的理论成就之一部分。（彭刚，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由安克斯密特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历史研究》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