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东亚读后感100字

《西学东渐与东亚》是一本由[日] 川原秀城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4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学东渐与东亚》读后感(一)：论西学东渐

我们常说因受西方影响而我们如何如何…众所周知，我们如今不仅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由西方研发出来，很多学术理论等也都是西方传播而来，再由我们借鉴最后部分进行本土化处理。明末清初之际，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开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交流，而这一交流，影响了我们整个历史和未来。《西学东渐与东亚》一书整合了17-18世纪中西文明汇通和围绕西哲话题的相关论文。有些章节还囊括了很多知识分子对其的见解。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自此，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译介大量西方书籍和著作，采用以科学为辅助手段的教学方法，以此吸引中国士大夫并达到在宫廷立足和传教的目的。其中以利玛窦为最。西方社会宗教、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等传入东亚世界（我国清朝和日本、朝鲜）的发展和影响。自古以来，我们的宇宙观都是“天圆地方”，而西欧科学一直秉承地圆和地球说。随着数理的传入，我们也逐渐接受并深入研究。清朝更是出版了《律历渊源》一书，是当时钦定的西学书。该书分为天文学、音乐理论、数学相关三个部分。然而一项打破传统的研究能够被接受绝非易事，书中虽然没有赘述，但是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其次，由于我国历史特殊性，清朝当时的官方书面文字为满文。书中有一篇专门对翻译作品的满文书籍进行了大致梳理，发现几乎都存在汉文原文误读、满文误用、文体选择不贴切等问题。尽管如此，渡边纯成的《清代前叶的满文书籍中的西欧科学和宗教》论述了满文西欧科学书、宗教书在思想史、政治史上的意义。由此可见，满文文献证明了耶稣会传教士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正确传授当时最先进的西欧科学。

当然，除了西学东渐外，我们东方也有许多学术知识同样传入了西方社会，也影响了西方精英阶层的思考。本身学术就是一种交流，所以很多问题无论是中源说还是西源说，都是一种学术观点！

《西学东渐与东亚》读后感(二)：论西欧哲学的东向传播

从1583年到1724年，欧洲耶稣会在明清时期的传教史被称为“东西文明对话”，而本书聚焦于西欧哲学的东向传播，促使东亚和平文化交流的最大功劳者正是耶稣会。秉持着尊重对方“对话”的基本原则，本书深入挖掘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开展的哲学传教的内幕，从而深刻客观地认识和平的中国传教工作给中国进而整个东亚带来了什么影响。

关于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研究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初期的研究者大多是重建后的耶稣会相关人士或基督教信徒，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宗教方面的分析。这样的宗教史研究不乏轻视中国视点的意味，把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西欧科学东传仅当作宗教的媒介或手段，而轻视了哲学传教对中国文化社会影响的研究。而在20世纪末，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西欧哲学、科学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这是从宗教史研究向文化史研究的转换。本书正是立足于这两种研究，始终站在东亚的立场上，根据史料阐明东、西两大文明的和平文化交流是如何结出丰硕成果的，并基于这些工作思考其在历史上的深刻意义。

如果说明清西学史是东西文明的对话，那么这对话便是围绕着哲学而展开的，哲学的思考方式与方法被导入中国的语境，清朝学术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从思维的构造审视哲学传教乃至自然神学，就会发现神学和哲学（科学）或者说西教和西学存在于绝妙的平衡中，可是随着哲学传教的深化，在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儒学者的介入达到了“儒耶合一”的效果，使传入的西欧科学的质量更进一步。

本书作为论文合集，集结了在西学研究里拥有独立学术成果的且在东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各具特色的论文，本书的基本观点或许可以归结为西学东渐是创造新学术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关于西学向东亚的传播以及西欧的汉译科学书影响的巨大。

《西学东渐与东亚》读后感(三)：西学东渐作为中西文明会通的重要因素

西学东渐在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汇。它涵盖中国当时所处的形势、在华传教士或探险家乃至各国大使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以及中国人接收与转化西方思想的过程，等等。它是中国人曾经的伤痛，也是带领中国重新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不过，西学东渐相关的研究，在目前已算不少，与之密切相关的在华传教士传教史研究，目前似乎也难再有更卓越的突破，不妨将视野拓宽至东亚，这对在华传教史与中国史（思想、文化史等）而言，或许会有新的认识与思考。

《西学东渐与东亚》这本论文集正是着力于此。该书以川原秀城为首，集结八位学者，围绕发生于17-18世纪东西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互动交流及其对朝鲜与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给出关于此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按照这本书所宣传的，书中的论文皆“反映了日本乃至国际汉学界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前沿水平。”

如果到华传教士与勇于接受外来新知识的东亚知识分子是西学（该书将此定位在“西欧哲学”）传入东亚的主角，那么他们使用的传播工具与方式、与当时社会以及各方的关系都需要考虑在列。该书重点关注传教士与文人们常用的文本，即汉译与满译的西欧书籍文献，这些文献涉及西方思想与宗教、几何数学原理、科学、历算学、乐典与博物学等方面，而传教士与知识分子们开放的、相互往来的态度营造了“普遍对普遍”的对话氛围，在学者们看来，他们的举动“创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学术世界”，因为中国的清学、朝鲜的实学、日本的兰学在此时诞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我们一般会把其他历史事实列为西学东渐发生的因素，但在《西学东渐与东亚》这本书里，西学东渐被视为历史发生的重要原因。新的学术世界展现了东西文明会通的成果，而在研究者们看来，东西文明会通实则是中西文明会通。我们简单地将专注考证的乾嘉学派划到没有创新的学术类别中，事实上，清代的考证派（清学）吸纳了西方科学知识，呈现出“考证学（文献学）+科学”的特征，这又是西方哲学的某种体现，更重要的是，该书还提到“清学的核心在于中西会通”，如果按照西方哲学命题转换的方式来总结，那就得出了“清学=中西会通之学”的结论。如果说清代中后半叶的中国，不管是思想与文化还是对外关系方面已趋向封闭状态，那么这本书提出的命题，或许能打破我们过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