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读后感摘抄

《秦汉史》是一本由钱穆 讲述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31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秦汉史》读后感(一)：我的一点感想

整本书结束于王莽改制，最大的篇幅是武帝一朝和王莽一朝，期间也略述了汉朝的学术和制度。 汉朝给我的感觉就是中华民族的少年时光，如霍去病横空出世，不可阻挡。但是整本书抽丝剥茧，让我们一窥盛世的真相。 汉武帝其实是个自大的迷信狂，他的所有武功都只为了感动上天，期望神灵降世，所以到了末期财用不足，开始了改革。 不得不说，改革还是有成效的，对于当时的贫富不均也有抑制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币制改革，民间多有受累，从而结束于危机之时。 昭宣之时开始修养生息，真正的独尊儒术也在此时，汉朝儒术有两大潮流，一为齐，好言灾异。一为鲁，注重民生。最后汇集到王莽那里，开始了复古改革。 王莽按作者的观点其实不是个狡猾的人，只是有点迂腐，改革最大的失败也在于币制。看来我国在几千年前早已步入较为成熟的商业社会。 汉朝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提出，天下不在一家一姓，而是有德者居之，后世的帝王封杀了此种思想，甚是可惜。晚清末年重兴汉学也有时代的原因。

最后说明一切朝代贫富不均都是大问题，怎么解决本书没有给出答案，当今之世老调重谈，是为一大要务。

《秦汉史》读后感(二)：读《秦汉史》中秦朝部分有感

近日刚好有些闲暇时间，将钱穆 所写《秦汉史》翻开看看，甚是有趣，对秦朝的描述模式，先描写文化演进、政治变革，进而建国后一系列的手段，大多数耳熟能详，例：设立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收天下之金铸销为钟，蓄六国之贵族于咸阳；然后接着开疆拓土。

对秦朝功绩的论定上，钱穆老先生结合古籍记载，对当时的几位有名的商人进行了介绍。书中P41中间部分摘录如下：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数世，家财不訾。清以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巴蜀地区的一位寡妇清（传说是当今重庆人，相距不远，嫁过去之后，夫去世后，没有再嫁，而是一门心思用在商业发展和对家族产业的维护上，简直可以说发扬光大，有传言，秦始皇陵内的大量水银和朱砂，都是此为商人所捐献，万里长城的启动资金，也多多受益于此），祖上有德，不仅仅能够寻找到了朱砂矿藏，并一点点的摸索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冶炼技术，几代积攒下来，壕的简直不能再壕了。经营有方，拓展有力，在利用钱生钱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建设并维持了一只十分具有战斗力的民间武装，主要保护家族产业，客观上也对当时当地的稳定具有积极影响。在秦朝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将其当作尊贵的客人以礼相待，并接到了咸阳居住（和六国的贵族何异），在去世之后，还为其在修筑高台用以纪念和怀念，可谓隆恩浩荡。

有考证以为，巴蜀寡妇清，商业帝国所在地便是今日铜仁市万州区朱砂古镇所在区域， 已开发为红色旅游景区，有悬崖酒店、玻璃栈道，不失为小清新的打卡地之一。

《秦汉史》读后感(三)：“行文体裁”与“创见”——读钱穆《秦汉史》

据“序”，钱穆先生《秦汉史》为其一九三一年秋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撰讲义，一九三二年写至王莽。因专力撰写《近三百年学术史》及讲通史，《秦汉史》搁置。此书即据北大油印讲义，“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以仍其内容旧贯”。《秦汉史》有另一版本为钱穆先生兼课清华所讲，“清华油印，尚在此本之后，或于此本文字有异同”。陶元珍持赠钱先生，为友人借去遗失，无可校核，为一憾事。

钱穆先生《秦汉史》虽为其早期著作，其付印也晚，而为秦汉史最知名之著作。断代史，秦汉钱穆先生当仁不让。何以此未终稿讲义终成经典，钱穆先生序中陶君所言（或钱先生借陶君之言），正点出此书特色：

“此二十年来，虽不断有关于秦汉史之著述问世，然师此稿所创见，实多并世学人所未及。且师此稿，其行文体裁，亦属别创，堪为后来写新史者作参考。”

钱穆先生《秦汉史》在“行文体裁”和“创见”两方面，正是此书经典之所在，为他书所不及。

先谈“行文体裁”。

钱穆先生向来为胡傅一系认为是旧派，而何以此处言“堪为后来写新史者作参考”。细读《秦汉史》多遍，钱穆先生此《秦汉史》除了绝非史料摘抄，而经过其系统整理外，实有其内在的行文逻辑在，即其所说的“行文体裁”，亦即其史观及史观下的方法论。

史观之新与旧，大与小，实不在于对于新史学、新方法之应用。有应用新史学、新方法而实际旧者小者。钱穆先生借司马迁《史记·六国表序》有所批评：“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钱穆先生《秦汉史》于文字事实之外，能观古今，而“明治道隆替世变往复之所以焉”。此为其结果，亦为其史观及治史特色。也是钱穆作为通史大家，为他人所不及之处。

而此书虽略去许多重要节目，也未结合最新考古成果，而其行文逻辑自在，环环相扣，重重推演，以名古今之变。和其通史失之于简略，专使失之于繁复（亦通史专史必然之特色），此书则于社会情态、经济、学术思想、政治、武功等不失于一端，察其变化，彼此发明，以见时代趋势及一代之特征。以社会情态及经济见社会之变化，以社会之变化观学术思想之演变，以学术思想之演变明政治武功之根基，政治武功又复影响社会民生、经济及学术思想。此一逻辑正是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之关系。

而其中之核心，犹在于学术思想。学术思想为社会经济之反映，而复作为思想根基，又以政治形式作用于社会经济。此是钱穆着重点，亦是钱穆特色。而此时钱穆对于学术思想之关注，以考据为基础而察其演变，更具史学家的客观眼光。而不是后来之为故国招魂，成为思想家了。

而其著述，于通行史书之中，以其炬眼，择其扼要，以名古今之变。几无一字多余。所用材料，以历史之事实，察其始终，而不计较于一二细行及人物之奸贤。于史观之，影响史者，实为具体之行为，而非人物之品性。谈及王莽结尾提到：“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身后一人之评骘，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和现今不少史学家以一人之评骘为史学的批评，高下立判。

复谈其“创见”。其创见，亦实和其史观有关。

如其对秦皇汉武之评价。传统史学一般非秦皇而誉汉武，钱穆于史观之，以为不当。如其废封建而设郡县，“秦之群臣，有昧于时变，而欲恢复古代封建之旧制者。始皇李斯，则循时势之推迁，因现状而为政，特未狥当时群臣复古之议耳”。“故自秦之亡，而上古封建之残局全破。自汉之兴，而平民为天子，社会阶级之观念全变。此诚中国历史上一绝大变局也。秦皇汉祖，均为历史大潮流所驱策，其兴亡久暂之间，当局者不自知。后世论者，徒据一二小节，专于指对私人下评断，则亦断断乎其无当矣。”“故汉初高惠文景之治，乃真所以代表社会下层一种简约恭谨之平民，诚有以易夫古者贵族世袭之传统。而武帝则代表平民社会中一种骄奢纵肆之资产阶级，遂以渐成以后之新统也。由此言之，汉武虽雄才大略，亦自飘转于时代潮流之鼓荡中，而有其所不自知。凡其措施之为功为罪，胥可本是而观也。”

如其对于西汉博士之设，以辨析汉武独尊儒术，以及学术之变。谈及文景两朝博士言道：“惟其时博士既不限于儒生，则诸博士之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不得专以文景不好儒说之。……然其学风则大抵可论，治黄老则主清净无为，治申商则务循名且实。”文景时博士以黄老申商为主，而儒术既潜伏于内，又有王国发起，两方合流，至武帝置五经博士，而儒术独盛。“故自武帝建元五年之后，博士官之性质，乃与前迥异。前之博士章通五经，而后之博士，则掌通五经。此其异也。”而五经和儒术，有关联亦有差异。“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则可，谓其尊儒术，似亦尽未然。特六艺多传于儒者，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

而其卓见并不仅于此。随写如上，以见其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