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求索》读后感精选

《城市地理求索》是一本由周一星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元，页数：60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市地理求索》读后感(一)：一名城市地理学家的自我修养

有幸去过周老师在蓝旗营的家，看到一间单人卧室大小书房里有专门一个书柜，鳞次栉比放满了老先生自己发表过的文章，出版过的书籍，和接收过采访的媒体资料。丝毫不怀疑，随便拿出一本，就可以听到老师详细讲出文章前后的因果。平心而论，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论文本身，因为大部分名篇都进入教科书了，难能可贵的是每一篇文章下面都比较详细地记录着文章的来源，作者思考的过程(顺带有北大城环学科建设的过程和曲折)，让这本书没有单成为一个功勋陈列室，而是一个学者“上下求索”身影的纪录片。 现在的老先生是个和蔼的人。有一次学院一个学科庆祝活动，见面跟周老师礼节性打个招呼，没成想他还主动跟我提起我的论文获奖的事，勉励我继续努力。但是根据我的导师，也是周老师指导的博士生的说法，周老师年轻的时候对学生(学术工作上)的严格是出了名的，而且这种严格是以自己以身作则为基础的。是他后来身体抱恙，“不搞业务”(用他自己的话说)之后才开朗起来。这种差异让周老师的人物形象更丰满了。他自己在三年前的一场演讲里开头第一句就说“搞业务的周一星已经死了”。

想必未来会有人给北大城环做史的，周老师是开宗立派的旗帜之一。在他的培养、引荐、提携下进入学院的年轻老师们，大多也茁壮成长。一棵大树下草木茂密，该是作为一个老师最欣慰的事。

我的导师给研究生一年级开课，期中课堂展示作业就是读周老师这本书然后讲自己的感想，关键是他还把周老师真的请到课堂里来听这些晚辈的发言。我给自己写的汇报题目是《城市地理学家的自我修养》，班门弄斧，是为记。

《城市地理求索》读后感(二)：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基本概念的准确性

整本书最核心的观点：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基本概念的准确性。

上学的时候最纠结的事情就是无法与老师讨论问题，尤其是建筑学背景的规划老师。城市问题是社会科学，并不建立在可重复的实验上，每个人都可以就着自己的经验侃侃而谈。但是经验的杂多是无法建立可比较，可讨论平台的。

对于城市发展战略这类玄而又玄的问题，尤其需要建立可比较，可讨论的底层平台（相较于顶层设计的宏篇大论，底层概念、数据显得尤其重要）。综合配套实验区、生态绿色示范区、先行先试导引区等等一顶顶帽子扣过去，城市性质成了文字游戏；城市规模的底层数据不清，基于此之上的一切讨论都是无意义的；不研究清楚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城市布局只是图面构图。归根结底，城市研究要梳理清楚基本概念。

本书涉及的基本概念，

一、城市的实体地域、行政地域、功能地域。以及城市经济区、都市连绵区

二、城镇化与郊区化

1、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城镇化速度质量、城镇化动力机制（计划到市场、内地到沿海、向地方分权与土地政策）

2、郊区化的动力机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房屋土地制度的变化）、社会空间分异

三、城市规模（体系）（首位度、位序--规模分析）

四、城市职能（另：中心性、结节性）

1、站在区域角度分析（腹地、横向对比）。

2、专业化部门（洛伦兹曲线），职能强度（区位商），职能规模

五、布局与策略：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城市发展策略的阶段论

1、强调区域交通设施与发展方向的互动关系

2、识别发展阶段，确定发展战略。

六、其他：城市风玫瑰及污染系数

忘说一句，书里有各种学术八卦福利。。。

《城市地理求索》读后感(三)：城市地理与创造性思维

今晚去听了周一星老师的讲座，《城市规划专题讲座——漫谈创造性思维》。好久没有听过这么酣畅淋漓的课/讲座了，趁着记忆还新鲜，顺着笔记的脉络把我自己也想了很久的几个问题给串起来吧。

也许每一位对学术感兴趣的同学都常常幻想自己能有神一样的创造力。毕竟，虽然我们都知道学术论文是如何被灌出来的，但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不同寻常的那一个——文章有思想、有深度、有内涵。但是这种能力，换句话说，生成这种能力的创造性思维，却绝非单纯的天赋、或者单纯的努力就能获取。那我们该怎么做？更具体地说，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我们可以做什么？

根据周老师的观点，创造性思维实则只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相互推进和螺旋上升而已，其中求同思维是基础，求异思维是推动力量。关于这个观点的更具体的介绍，可以参阅林金辉（1995）《大学生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的关系》，在此就不再赘述。

这个讲座让我回味最多的并不是认识论的话语，而是周老师稍后为佐证他对创造性思维的看法，而举出的几个关于他自己的研究的例子。我在标记“想读”《城市地理求索》一书时曾经写下这么一句话：一位地理学者的一辈子就浓缩在两本书（这本书和《城市地理学》）里了。听完这个讲座后再回头审视，也许可以说得更进一步：一位地理学者的全部路途和经验，大概就浓缩在下面的这几个案例之中。

作为周老师进入城市地理学领域的开端，他对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关系的研究大概是其初步遭遇创造力的见证。为了论证Northam见解的谬误，他自己动手搜集了一百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并非线性相关，而是呈现近似的对数关系。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的早期，是经济发展拉动城市化进程，而到了中后期，因果关系会发生逆转，所以就应该更加关注城市化的质量而非速度。这样的见解也许放在当下的学术话语里并不能让人惊艳，可是如果你发现这发表在1981年呢？要知道，在那之前，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界严格遵循的是描述路径，根本不存在什么定量分析成果。这个案例也引出了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第一个建议：“带着批判的眼光，大量阅读有质量的作品。”个中深意，三个关键词，想必并不需要做太多阐述。

随后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另外一个研究。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就有人呼吁要维持原先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认为资源投向沿海地区会导致区域发展失调。但是周老师对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仔细分析了1949年之后三十多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额度与收益情况，发现西部的收益率比中东部低了一半以上。而与此同时，就相对城市化速度（各地方1979年水平与1949年水平相比较而得的指数）而言，西部的城市化水平大多增加了30%以上，而沿海地区省份普遍下降了20%甚至更多。结合这两个实际，他提出了“相对均衡”的概念，认为“均衡”这个词很容易导致误解，必须首先建立衡量均衡的标准，而非简单地规划基于空间面积的“绝对均衡”。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人口或者经济要素分布角度看，1949年之后西部的城市化速度已经相对偏快，根本不符合其他要素的空间配置情况。由此得到的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建议是：“投身到实践中去，寻找创造性思维的空间；不要被课题利用，而要主动利用课题。”这个课题的结论，连同第一个案例一起，构成了周老师第一篇英文论文的主体部分，“The Futur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三个案例与“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有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首次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地理学界在接受了这个学说之后就逐步开始了滥用的过程（其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北京大学==）。虽然施坚雅在上世纪中叶曾经用这个理论检验过成都平原的集市分布，但是那充其量也不过是县内一个小区域的地理。然而九十年代之后，学者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有人甚至把这个理论用到了北京市域，乃至华北全境。而事实上，就连克里斯塔勒自己也从来没有对德国南部进行过抽象的“中心地”理论分析！如果把克里斯塔勒的理论中那些非现实的假设（比如均质平原和经济人假设）抛弃，城市地域在现实中又会如何发展？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思考——实践——思考——实践，周老师最终确认了一个新的可以应用在城市规划中的原则：城市偏重于沿着主要对外联系方向而发展。事实上，这恰恰是“最小努力原则”的另一表述。根据这一原则，他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的都市连绵区和城市经济区，最终结论都与随后实施的各大区域发展战略（泛珠三角整合、东北振兴等等）高度吻合，至于其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此就不多说。由此引出的第三个建议是：“研究要持之以恒，要耐得住寂寞，而不能太功利；同时，实践工作之后要思考提炼、虚实结合。”

第四个案例是关于文献综述。总的来说，文献综述是一个以求同思维为主导的过程，是接下来进行“求异”和创造的基础。所以必须多阅读、多提炼、多总结，在这样的基础上才真正能发现一两个适合进一步拓展的问题。而常常，这一两个问题就是一篇硕士论文乃至博士论文的主题。从技术上看，这是这堂课提出的最后一个案例。但是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周老师面对一个刁钻的问题而进行的详细解读，不仅提供了另一个分析创造性思维的案例，而且也勾连起了我最近一年多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个话题的关键词是城市化速度。2005年周老师应邀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时，曾经在几位大boss面前提出自己对中国城市化速度的估计，大约在年均0.8%左右，他认为这样的速度就已经足够理想。从2005年到2009年，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基本符合预期。但是谁曾想，2010年六普实施后，统计局对城市化指标进行了一次性修正，一年之中一下子提高了3.7%，由此导致2000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上的）年均城市化增长速度达到1.33%，远远超过周老师最初的估计。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周老师总结了三个可能：一是他自己犯了错，对我国城市化速度估计得太过保守。二是我国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前后衔接不上，人造的成分很多，这一点我接下来会进一步展开。三是我国确实出现了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这种速度并不是好事，反而可能是过度城市化的征兆——虽然速度快，但是质量很差。

如果你曾经查看过我国有关城市化各指标的统计数据，尤其是比对不同部门对同一指标的不同统计结果，一定会惊叹于数据的神奇。我前不久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在这里顺便和大家分享吧：

城市统计年鉴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

地区年末总人口 71726 89268 108729 119040 123376

市区年末总人口 33542 50016 28583 36285 38149

建设部数据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城市/城区人口 32000 37790 38823 35923 35373

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看，这两组数据都存在极严重的问题，如果真的用这样的人口数据计算城市化水平，那么我国的城市化简直就是在坐过山车。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和基层统计工作不作为，导致了过去数十年间我国城市统计数据的严重缺陷，几乎无法拿来为学术分析所用。

当然，统计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转变思路，用某种新的指标来代替旧的出问题的人口数据，也许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比如，用很难造假的城市用水人口数据：

年份 全国城市用水人口

2000 24809

2005 32723

2010 38157

随便拿excel计算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在0.6%左右，更接近周老师的估计，而非统计局的数据。尽管统计局依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还是让我们怀着善良的期待，等着数据统计步入正轨的那一天吧。也许直到那时候，我们这些喜欢数据，更喜欢数据造假的大boss们才会明白自己的一念之差曾经造成多大的灾难。

无论如何，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都不是凭空所能获得的，也许求同和求异的并置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也许长期不懈持之以恒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也许实践和理论的结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但是不管选择哪一条路径，都不应当忘记学术的现实关怀。我始终相信，只有这种关怀才能给兴趣植下最深的根，而兴趣是努力的前提，努力是创造力的源泉。

最后，以周老师转赠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吧：

“科学精神表现在：好奇心、客观性、怀疑态度、专心致志、恒心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