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评传》读后感摘抄

《陈寅恪评传》是一本由汪荣祖著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21图书，本书定价：28.50元，页数：2010-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评传》读后感(一)：专业性很强

不管怎样，这本书对于了解陈寅恪还是很有帮助，如果懂一些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会更容易读这本书。

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国只有乱世才能出大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难做到？

对文化的摧残不亚于日本侵华战争

《陈寅恪评传》读后感(二)：错字百出 不忍卒读

汪荣祖先生的学问是没的说的，《史家陈寅恪传》也自有口碑，本书作为《史家陈寅恪传》的再版仅仅把名字换了，加了三篇文章，内容无可挑剔。但本书校对实在难以令人满意，错字百出，或因形近而致误，或因声同而有错。“廿秋”作“甘秋”，“金源”易“金圆”，举不胜举，更有些许缺字、空字的情况。好好的一部大作令人读起来甚是不悦。这还是新版，不知旧版如何？

《陈寅恪评传》读后感(三)：作者谈此书与陈寅恪

以下自《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汪荣祖教授访谈录》（记录着：林华 晓涛）摘出——

我那本《史家陈寅恪传》最初是1976年在香港出版，确是最早的一本陈寅恪的传记，这个初版本篇幅比较小，只有7万多字。

1976年的时候，大陆还没有开放，根本不晓得他晚年还有别的什么著作，仅根据海外可见的资料，对陈氏一生作较为有系统的叙述。1981年我来大陆，在研究章太炎的同时搜集陈寅恪的资料，访问了他的学生、家人等，回去以后，又增订到15万字，1984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1997年又增加到20万字。南昌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就是这一版本，因为他们出版的是一套丛书，丛书的总名称叫做《国学大师丛书》，各传记均称为“评传”，故易名为《陈寅恪评传》。但这个本子有的地方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任意改动，还有不少错字，很不满意。

不过，1997年台北的联经出版社又出了最新的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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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就读过陈寅恪的书，很感兴趣。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我很有吸引力。开始看觉得排比史料，很繁琐，后来赶到他的文章很有内容，能够从很小的方面看出大问题。好像看一个长卷，打开感到愈来愈精彩，我欣赏极了。从那时起我就注意搜集他所著的书与文章，以及有关他的论述，凡是陈寅恪的东西见到就收藏。可以说，我对陈寅恪先生是心仪已久，所以我从美国研究所毕业以后用中文写书，首先就准备写他。

近些年来，研究陈寅恪的很多，我想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陈寅恪确实是以为值得研究的史学家。很多人称陈寅恪为教授，为一爱国主义者等等，在我心目中，他是以为通儒，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今日环顾中外，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a great humanist）。这包涵他所具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到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尤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慨。至于陈寅恪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学家。香港的许冠三先生把他说成史料学派，我觉得有问题。史料乃任何史学流派或任何史学家必须共同重视与遵奉的，说不上是一种特点，也不是一种特长。再者，陈氏从未说过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也未尝如此认为，他跟傅斯年不一样。

陈寅恪的学术根基主要的还是由于家学，从这一点看，像陈寅恪、钱钟书这种人以后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了，以后当然还会有比他们更聪明的人，但不大可能出现他们这样的人，为什么呢？他们等于是搭上最后一班车。中国文史之源，从先秦一直到晚清到民国初年，他们正好接上。陈寅恪在十几岁的时候读的书，大概有的是今天国文教授都没有读过的。他正好接上中国的传统学术，然后又有机会到国外去留学。钱钟书在中小学时就上教会学校，再加上家学，这种机会现在人也少之又少了，以后更没有了。所以就不可能这么早就打下那么深厚的文史基础。现在的小孩读小学，并没有把将来成为文史专家、历史家作为人生目标。他们都是读一样的小学课本，这种课本对将来学习物理、化学的人是够了，但对学文史的，实际上很不够。所以，陈寅恪这一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前面的人也不如他，因为他们没有西学。

陈寅恪的西学没有钱钟书那么深，因为钱钟书对西方的几种语言，可以说相当精通了，尤其他的英文，好极了。陈寅恪能用一、二十种语言，可是他都是只会看书，作为工具。他的英文哪都是满有限的。他都可以看，可是程度那就不能跟钱钟书比了。钱钟书的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这四种语言他都掌握得很好。当然，陈寅恪所处的时代要比我们差，因为战乱，生活不安定。我相信他如果有我们这样的环境，他会有更大的成就。而且中古那段他后来不搞了，只搞唐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涉及的确实比较广，而且逃难吗？他的书散失的很厉害，著书非常困难，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这种情况下，他都只能点到为止。他的文章也是短短的，可是涵盖得很广。我感到，像陈寅恪这样的人，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可以超越，因为在他之后必定还会有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出现。但又不可能超越，因为他的特殊成就不可能超越，就像没有人可能再写一部超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样。

在陈寅恪的研究中，有人刻意强调他所讲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并以此说明他与共产党的对立，我觉得并不尽然。其实讲学术独立、学术自由，是他一贯的主张，并不是专对共产党说的。他给王国维的挽词中就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也大谈学术的自由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坚持这一点。他说独立自由，就是不希望政治干扰学术，这是很明摆的事情，也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要求。像在别的地方，根本不必要提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他讲的自由独立，不完全是政治的因素，学术思想本身也是要活跃，要自由独立。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晋至唐文化史》课程的研习方针时说过：“本课程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而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态度。”当然，有的人会把陈寅恪当作跟共产党对立的英雄，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共产党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威胁，陶铸还一直照顾他，他也没发表什么有争议性的东西。他不参与政治，他那些诗也不是给人家看的，根本没有什么影响。我听蒋天枢先生说，陈寅恪作诗等于发牢骚。这也很正常，从古以来，诗人都是借诗发牢骚。他不满意的时候就发，还寄给朋友看，包括寄给汤用彤。汤用彤当时比较佩服毛泽东，他觉得陈寅恪怎么可以这样，他也看出陈寅恪在发牢骚啊。据蒋天枢说，汤用彤把陈寅恪的诗给毛泽东看，讲得不好听的话就是打小报告啦，可是毛泽东看看，笑了笑，根本没有什么，毛泽东也是会作诗的，他晓得这个传统，所以根本不是那样对立。研究陈寅恪，要实事求是，不应把他与政治牵强附会得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