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读后感锦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一本由程千帆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90图书，本书定价：0.26元，页数：1980年，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读后感(一)：说“温卷”与“通榜”

说“温卷”与“通榜”

——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琐记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吏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但也确实让很多读书人为之头悬梁、锥刺股。为那盼望的“当衣锦，不夜行”，埋首苦读了不知多少个春秋，而最终能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却又微乎其微。不是左迁，就是降除；不是充军，就是发配，甚至车裂、腰斩。总觉得中国的文人对于科举有种飞蛾扑火似的决绝与悲哀，或许明知是南墙，却也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雄心，而最终却撞得头破血流。

科举考试实行以前，通行的是征辟、察举。东汉后期、贯穿整个魏晋六朝，社会上注重门第（其实历朝历代、古今中外都这样），于是，家族的显赫成了族里弟子腾达显身的一块响亮的牌子。门第的高与低，就跟手机品牌里的NOKIA之于联想一样。因此，魏晋时候有那么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人与事，比如那途穷而恸哭而返的阮籍、携酒出行且让仆人拿着铁锹准备随时埋了自己的刘伶，等等，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们的风流，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们为了把自己的广告做好，从而创出一块牌子。

唐朝时的读书人，对于前辈打广告、创牌子的事都很熟悉，比如陈子昂于大庭广众之下摔昂贵的琴以求招引别人的眼球，但大多数人不想走旧路。于是，他们从“终南捷径”到“温卷”、“通榜”，走出了他们自己的路。

唐朝的那些举子考试前，有的会将自己名片投呈给当时的名达显要，完了再将自己平时的习作奉上，目的很明显，希望给主考官推荐一下，这即是“行卷”。但有的人觉得投一次还不行，于是过了些日子会再送上几篇，这即称为“温卷”。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有载：“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唐举子开辟的这条没人走过的路，被宋举子重复的走着。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杂录》：“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笺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南宋陆游《秋雨书感》诗有谓：“门外久无温卷客，架中宁有热官书。” 其实“温卷”这种行为，有时候让人觉得很不齿。因为同是参加考试，谁有本事，谁就中榜，而你这好像先走了后门，打了招呼，这对于那些不能行“温卷”的的确有点不公平。但话又得说回来，为什么人家就能“温卷”，而你却不能呢？其实，也并不是给那些显要递上几篇作品就一定能高中，说白了，这不过是给自己打广告，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说：“温卷的作用主要是再度提醒一下受卷的显人，请他对自己加以关心和注意。” 而最终还得看主考官买不买账。

跟“温卷”类似的还有“通榜”这条路。唐朝科举考试不糊名，由主考者决定录取哪一个。考试前，有预列知名之士，得中者往往出于其中，此即谓之“通榜”。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通榜》载：“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傪员外通榜帖，韩文公荐十人於傪。”宋洪迈《容斋四笔•韩文公荐士》亦载：“唐兴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之助，谓之通榜。”

“温卷”的行为被很多人不齿，其实“通榜”这一行为也让人觉得不公平。宋朝的大学士苏轼在其《议学校贡举状》中已指出：“唐之通牓，故是弊法。”于是，温卷与通榜，走到末路的时候，就会出现“举秀才，不知书”的荒唐与可笑。因为开始时走温卷与通榜的，大多是确有真才实学的，而考官选中了，这也不算走眼；然甚而不可者，则是那些滥竽充数与找枪手代替的了，于是，这条路也就走到头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读后感(二)：行卷之风与唐代文学

行卷之风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本书重点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也是作者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行卷之风存在于唐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糊名的。因此，主试官员除详阅试卷外，有权参考举子平日的作品和才誉决定去留。这使得应试者有机会呈献自己平日的作品，也有利于主试官广泛地搜罗更多的人才。应试者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更好的名次，会将自己平日自己得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和整理，写成卷轴，同时把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放在最前面，然后在考试前想方设法送呈给当时的达官显贵，以求推荐，此后渐形成风尚。那个时候一些与主试官关系特别密切的，以及那些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有威望的人，他们可以推荐人才，参与决定应试者名次排名和最终录取名单，这在当时被称为“通榜”，而通榜的存在又大大的助长了行卷之风。程先生指出，造成唐代行卷之风盛行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当时贡举诸科目中出路最好最受重视的是进士科。第二：进士科的去留是以文词为标准。正是这两点原因在客观上促进了唐代行卷风尚的盛行，并且对唐代文学包括诗歌，古文，传奇等的发展起着广泛而长远的推动作用。

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程先生在第六章结尾得出结论：行卷之诗能够促进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他在本章中重点探讨了一部最集中反映了唐人行卷诗，并且产生过诸多异说，引发无数争论的唐诗总集-----《唐百家诗选》。关于这部诗集虽然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是程先生认为这部诗集选用了许多唐代进士行卷作为原材料，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他说“我们考察一下这部诗选中与进士科有关的七十多位诗人作品，除去其中确知其非行卷之作的那一部分，还可以看到许多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脍炙人口传诵至今的篇章”至于《唐百家诗选》以外的也有诸多事例，足以证实：行卷之诗，确有佳作。行卷之风，确有助于诗歌的发展。

关于行卷对唐代古文运动发展的影响，程先生指出，韩愈，柳宗元，李观，欧阳詹，张籍，李翱，李汉等都曾应进士举及第，这是中唐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够而且必然和进士科举发生密切关系的基础。而对古文运动的影响重点表现在他们后来在社会文坛上作为当世达官显贵，其力量已经足以左右文风，并能够接受后进行卷，将其向主考官或通榜者加以赞扬和推荐。韩愈等人利用这种与后进接近的机会来大力宣扬和推行其古文运动，形成了一种有利于促进古文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连锁反应。

行卷风尚的盛行对唐传奇小说发展的影响，程先生认为唐代进士科举考试的主要项目，甲赋，律诗可以表现应试者的抒情能力，策可以表现其说理能力，可是叙事能力在这两个考试项目中是难以表现的，而传奇小说以叙述古诗，描写人物为主，正好可以使得作者在这方面的能力得以发挥。为了弥补进士科考试中考题的局限和文字程式化对叙事能力的限制，许多应试者在编辑行卷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其篇目要能够体现自己在叙事，抒情，说理各方面的才能，为了满足“文备众体”的要求，传奇小说自然而然地成为行卷的进士们所乐于采用的一种样式了。以传奇小说行卷，影响和促进了传奇这种当时新兴文学样式的推广和发展。

行卷之风给唐代文学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行卷之风”一如“行贿之风”，当这种风气已经失去当初它所具有的超功利目的，变得越来越功利的时候，它已经变了味。而由于腐败和舞弊的滋生，行卷之风渐渐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最终从科举制度中消失。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读后感(三)：读《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小结

本书结论是伴随着唐代进士科举制度而派生的行卷风尚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程千帆先生从进士科举制度派生出的行卷风尚这个角度全面的考察了这种行卷风尚及其这种风尚与文学发展关系的问题。大体内容如下。行卷之风，是由于科举这样一种取士制度的存在而必然产生的。唐朝科举考试不糊名，这就使得主试官除了评阅考卷外，还有参考甚至于完全基于举子们平日的作品及其名望来决定最终录取名单。暂不论这种考核方式的缺陷，诸如是否有其内部操作或者说其中的黑幕。文士举子若想及第，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便必须提高自己的名声。那么如何提高呢？唐朝的举子们便把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名望、有学问的达官显人看，如果得到了这些显人的延誉，那么就可以提高自己登第的机会。唐朝的贡举分为制科和常科。科制每年或者开设或者不开设，情况难以把握。而常科主要分为进士和明经两科，而这两者在唐人的眼里其地位又不同，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是说一个举子三十岁考中了明经算比较老的了，若是五十岁进士及第，算是年轻的了。因为明经好考，只要能够熟悉经籍可以了，而进士则不同，重在考文词（后定为考诗赋），需要才气。由于进士科重在考文词，所以举子的声望就很重要。还有就是进士科的出路比其他科要好。总之，这种行卷之风是针对着考取进士科而言的。唐朝进士考试安排在正月，二月放榜。行卷的人们就在头一年秋把自己写好的作品投献给显人。行卷的地点多在长安洛阳。其行卷的纸张、写卷的书法、行款也有一定的讲究。行卷的举子穿着多为白色粗麻布衣。第四章则是说的举子及其显人对这种行卷风尚的态度。程先生说这得取决于显人们如何对待投递来的行卷，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以认真的态度来行卷的举子和同样态度对待行卷的显人唐朝比比皆是。第五章则是唐代文学与唐代进士科举的关系诸说的得与失，程先生总结前说并对于前说的谬误予以指出。从两个方面即省试诗的促退及行卷文学的促进作用来总结。这里有一点是被程先生重视的，行卷文学并不等于应试文学。作者为了行卷而苦心创作的作品，不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与应试文学不同。应试的时候，举子往往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按照题目完成一首诗。这种“为文造情”本身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思想性。所以说程先生说“思想性乃是真正的艺术性”。省试诗还有一个特点即是不能唱反调，其主题无外乎颂圣、咏史、写景、赋物之类。这种临考之作其价值自然不能和举子常年精研的行卷之作相提并论。第六章分析引起过无数争论的唐诗总集《唐百家诗选》，虽程先生旁征博引，但一切还是猜想，难于使我信服这个本子确实就是取材于唐人行卷的诗歌。行卷对于诗歌的发展在此章却寥寥几句，泛而论之。概皆因无法拿出一本具有说服力的唐代行卷文学辑本。文献不足故也。第七章则是通过韩愈的提携后进来证明行卷风尚对于古文运动的促进作用。第八章程先生考证《幽怪录》《传奇》《续幽怪录》这三种专集，来论证传奇小说在这种行卷风尚推动之下产生的实绩。传奇小说之所以会被举子拿来做行卷，是因为这种文体“众体皆备，可以见史才、试笔、议论”，也即是传奇小说这种文体兼备叙事、抒情、说理，更能让显人们了解自己的才华。第九章则是前文所述的结论。

在读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作为读者感到意外的现象。每当读到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我总是想找出一些反证来辩驳，但读到下一段的时候，程先生立马给出答案或者说他的观点。这个事情不得不让人见识到千帆先生思考问题的全面和做学的严谨。读罢全文，我还是有一个问题，虽然说程先生也谈到了，但是他没深入下去。这个疑问是：宋朝科举取士采用了糊名法，因而行卷之风无附依傍，随之消失。那么，对于宋朝文学，尤其是宋词的繁盛，这种没有了行卷之风的科举制度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又从何而见？或者说并非科举制度影响文学发展？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一阵，按照程先生这本书来说，本是针对唐王朝而言。从科举派生出的行卷风尚这个独特的视角去考察。但到了宋代，没有了这样一种风尚，宋代文学依旧强势，尤其是词的发展。如果再从科举及其派生的行卷风尚去考察宋代文学，不免就会陷入绝境。或许是我还没理解到本书的要旨吧。这种行卷风尚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是一定的，并不是主要的。埋藏于众多文学现象之下的那条主干究竟是什么？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读后感(四)：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若干疑问

程千帆老先生所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于解释唐代文学各种体裁都呈现出极大繁荣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角度，由于作品问世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前辈学者对于程先生的大作不论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研究之研究”都已经十分充分，我也拜服先生的创造力和治学功力。

废话不多说，直奔主题：作为一枚浅陋的晚辈，在读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在这里写出来，希望牛人、前辈给我点拨指正。

我的困惑主要来自于三个地方：

首先是对于本书第四节《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的疑惑。

程先生的在本节论述中得出的结论是：一、“因此，我们可以说，行卷对于文学发展有无促进作用，就举子们这方面说，要取决于他们的写作态度是否严肃，作品是否能够在客观上达到一定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这也就是说，要针对具体的人和作品，加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二、“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行卷对于文学的发展有无促进作用，就当世显人这方面说，要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投来的行卷，是热情地通过种种方式帮助那些后进呢，还是对他们采取种种傲慢的鄙视和轻薄的嘲弄的态度。这也同样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此处，窃以为有两点可以商榷。首先是关于“写作态度”本身。既然程先生认为必须要以一个“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促进文学发展。在前文中，程先生也指出“思想性乃是真正地艺术性这一概念中的不要因素。”我认为程先生也犯了那个时代的通病：即将真、善与美相混淆地看待。什么是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艺术而言，美应是唯一的标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表明，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了“美”，可以是“假”（虚构）的，甚至可以是“恶”的。这当然不是我的发现，是文学理论家的贡献，因而我也不再赘述。

但是这一点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程先生关于行卷性质的判定与他后来结论的冲突。按照上面的论述，程先生应当是把行卷这一风尚当做一种纯粹的“手段”，这种“手段”应该是中性的，所以能否促进文学发展关键在行卷和受卷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人（行卷、受卷）→（利用、推动）行卷风尚→（推动）文学。但本书的最终结论却是行卷这一风尚对于唐代文学起到的极大的助推和促进作用。如果程先生的确是按照上述逻辑论证，那么他缺少了论证为什么大多数的行卷、受卷人的态度是正面积极的，为什么正面积极的作用大于负面消极的作用，从而推动了文学的整体繁荣。如果可以后文的论证，似乎感觉到程先生又将行卷风尚理解定义成一个对于文学有内在助推动力的机制，而非一种中性的手段，形成了制度风尚→（推动）人→（推动）文学这样的论证逻辑，那么就与第四节的观点相互抵触矛盾了。

其次，对于本书第六节《行卷对于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整节论证的疑问。

要完成作者最终试图论证的命题：行卷风尚对于唐代文学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那么毫无疑问，论证行卷对于唐诗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但是程先生在这节的论证确实让人感到勉强。本文拟分两点来谈。

第一，作者在开篇第一段就抛出了结论：“最集中反映了唐人行卷诗的面貌的”是《唐百家诗选》。既然“最集中”，那么《唐百家诗选》中必然包含大量的唐人用来行卷的优秀诗作。但在论证中，除了引赵彦卫《云麓漫钞》的材料和第四点外，其他所有的论证都是用“可能”、“也许”、“可能性”等推测的论证，就实际有效材料而言，作者只能够论证《唐百家诗选》中有唐人行卷诗，并且以现存的材料看，只有皮日休的六首“杂古诗”能确定是收入其中的行卷诗。但程先生通过推测，得到的结论却是：“《唐百家诗选》主要取材于唐人行卷这个结论，还是并不远于事实的。”存在并不等于“大部分“，因此这未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而又由于程先生坚信这一建立在“推测”之上的结论，进而否定了一条真切的文献材料，认为王安石自序最后那句“欲知唐诗者，观此足以”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话”。用推断的结论来否定可靠的原始文献，实在不是高明之举，况且王安石明明说：“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说明他的确花了时间在做编选的工作。

第二，问题还不止于此。假定我们承认作者建立在推测之上的论证成立，如作者所言《唐百家诗选》是“集中反映了唐人行卷诗的面貌”，那么这样一部缺少了李白、杜甫、韩愈等大家，被历代批评家指出不能代表高水平的唐诗创作的诗选，即使里面存有大量的行卷诗，由于缺乏了高度，又怎么能够论证行卷风尚大大促进了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呢？对于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还是余嘉锡的解释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

最后是关于本书核心行卷事实上的作用和意义的疑问。

本书的论述，程先生对于科举制度本身做了三次“切割”。

首先是将科举和行卷加以区分。程先生认为科举是国家选拔和拉拢人才的“制度”，而行卷则是人们在这样的制度下为了个人目的而采取的具体行为所形成的“风尚”，因此科举和行卷虽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但终究不是一回事。其次，程先生程先生进一步将科举的影响分为省试诗和行卷诗两部分，并论证得出“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肯定是发生过影响的。就省试诗、赋这方面说，它带来的影响是坏的，是起着促退作用的。”再次，程先生将行卷带来的影响分为有促进作用的影响和有促退作用的影响：“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过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

简而言之，程先生的观点是：行卷风尚本身是相对独立的现象，而最终真正推动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发展的正是行卷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正面积极意义的面相。也就是说程先生认为，科举制度本身不对文学产生正面影响，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影响之一的省试诗、赋不对文学产生正面影响，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即行卷诗文中“失体成怪”、“逐奇失正”的部分仍然不对文学产生正面影响，非但如此，这三个方面统统对于文学起着“促退”作用。上文已述及程先生未完成论证上述的行卷正面的促进作用大于科举所带来的一切的促退的作用，因此唐代文学产生了全面繁荣的论证义务，以及行卷到底是一种作用于参与行卷过程的人和文学的机制，还是由人自身所把握和掌控的一种中性的手段。在本书结尾，程先生又提出：“行卷之风的消失，就使得宋以来应举的人，除了习作历代朝廷规定了程式的文章外，无须再从事其他文学创作以谋取科第，这样，科举制度就只能桎梏人的思想并败坏人的文笔，而不能再对文学的发展发生任何好的作用了。”这一段论述程先生用比较的方法更加强化了他的结论，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宋代文学发展正如程先生所言走向了衰落，那么行卷与文学发展果然有着正相关的作用。但事实却是在没有了行卷的科举制度的作用下，宋代文学不但在诗歌上出现了能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并且在散文、词、小说方面更是超过了唐代的总体成就。要解释这一现象，我们不妨学习程先生尝试运用推测的办法，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科举制度及其带来的影响，不只是行卷能给文学带来促进作用，在其他方面，同样能够持久地刺激文学的繁荣发展。这点显然与程先生的结论相悖。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形：诚如程先生所言，科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中，除了行卷中的积极面相，其他影响对于文学都是促退的，那么至少在唐宋时代存在着一个与科举无关的力量在推动着文学的发展。若果真如此，鉴于宋代文学在没有了行卷作用之后仍然有了重大的发展和进步，那么程先生这部著作中论述的关于行卷对于文学的作用之大小，甚至事实上行卷对于文学有无作用，或者促进与促退何者力量更大，都变得可疑而有待商榷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推测，正如程先生用推测来论证是不妥当的一样，上述推测都有待学者专家提出有史料文献支持的论证。

2012-10-29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读后感(五)：《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书评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书评

2019级 汉语言文学 博雅班 金彦廷

学号：222019308210076

所谓行卷，便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呈送给主考官或当时在社会、政治和文坛上有地位的“显人”，以求后者向主持礼部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在唐代科举制度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风气。笔者首次接触“行卷”这一概念是古代文学史课堂上老师讲到唐诗兴盛的背景时，当时对它的理解是模糊甚至偏颇的，仅限于“可以促进唐诗的发展”，至于行卷的具体内容与细节、科举制度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行卷在哪些方面对唐代文学产生影响、如何影响等问题，则全然不知，直到读到了程千帆先生的名作《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才让笔者初步廓清了上述问题，并对唐代科举制度及行卷风气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关系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全书的问题意识和针对性十分明确，在第一节“问题的提出”中，作者梳理前代研究成果，指出对进士科举的叙述与评价已经相当完备，而此制度下形成如行卷这样的风尚却较少有人涉及。对于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前人虽发表过零星间接、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却没有全面论及行卷这种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因而，作者立足这两方面，意图补前人研究之阙，具体论述了行卷之风的由来与具体内容，行卷对唐代诗歌、古文、传奇小说发展的影响，并论及举子与显人的态度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评价了前人关于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关系诸说的得失，得出这样一条结论：以文词优劣确定去取的进士科举制度必定对文学产生直接作用，这种作用应该一分为二，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考试内容来考察，基本上是促退的，而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标准而派生出的行卷风尚来考察，则科举制度对整个唐代文学，无论是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起过促进作用。简而言之，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社会风尚。这一观点无疑是新颖而独到的，它将唐人以诗取士的诗分为两部分：应考的省试诗与举子们精心编撰的行卷之作，分别加以考察，从而在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关系的维度上，否认了前人王世贞、胡庸、钱震惶等认为唐诗兴盛与科举取士无关，充满主观唯心色彩的“天生一种诗人”的观点；又指出了严羽、王嗣奭“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观点的笼统性；认为胡震亨虽能初步区分省试与行卷之作，但仍不能“区分其轻重”。由此观之，本书论述之观点，是对前人关于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诸多说法的补充与更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经过研读，笔者认为本书的亮点有四：

1. 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

作者依托前人的观点进行研究，却不迷信于通行千年的记载，勇于在广泛收集证据的基础上推翻前人观点或文献记载中不科学或片面的地方，进而提出自己独创性的观点，开辟研究的新境界。

在“行卷之风的由来”一节中，程先生明确指出一直被诸家引用的王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的记载“殊嫌含混”，指出其语义中与史实不合的部分，认为王说“既没有将举子们纳省卷与投行卷这两种不同的事实区别开来”，也没有将两种方式“主要是进士科的举子的特有风尚而与明经科并无关系这一事实指陈出来”，作者进而辨析了两种不同途径的概念，又引用《元次山集》、《南部新书》、《唐音癸签》、《旧唐书》等诸多文献证明省卷与行卷是有明显区别的，并分析道主司面对成千上万的省卷不能尽阅，举子便以向显人投显为重，解释了传世文献中省卷少而行卷多的原因。

更为精彩的是对进士科考试项目具体情况的考察上。因为行卷的风尚与进士科举密切相关，想考察行卷之风及与之有关的诸多现象的成因，就必须厘清进士科考试的发展历程。程先生引用《登进士科考》、《玉海》、《辞学指南》、《贡士箴》《旧唐书》等诸多文献资料，指出赵说的三个疏误：误认为试杂文即试诗、赋，误认为进士科举加试文词是自永隆二年刘思立的奏请始，误认为德宗建中二年赵赞奏罢诗、赋后，直至文宗大和八年才恢复。作者对这三个错误之处都进行了更正，而对于前两条错误的论述，则是最具创建的：结合文献证据，作者得出最初的杂文包含箴、表、论、铭等多种体裁。在永隆二年之前，进士科便偶尔加试文词，刘思立的奏请只不过使其制度化，而又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才由任试各种杂文逐渐转为只试诗、赋，弄清这个细节对研究行卷问题十分关键，它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行卷之文呈现出众体兼备的面貌：最初科考所试之杂文所包者广，才使行卷之文也可能相应地具备众体。而在杂文转为只试诗、赋后，由于行卷之文可备众体已经形成一个传统，便没有因考试内容的更改而有所改变。这种解释的正确性或许有待商榷，但却能旁征博引各类文献，于不疑处有疑，以有力的证据推翻前人说法中的错误之处，并为解释行卷之文兼备众体的现象提供一种新视角，开辟新的研究境界。

除了对前人错误观念的更正，作者还对前辈学者观点中不全面的地方进行了补充，对前人争执不下的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总之，纵观全书，作者没有凭主观意志孤立地进行论述，而是始终保持对前人研究成果与得失的关注与审视，对前代学者的观点始终保持着批判性接受的态度与创造性转化的思维，往往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综合各家，网罗史料，提出独创性的新解，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2. 史料详实，引用得当。

在论述的各个环节插入贴切丰富的史料，用大量的典籍文献证明观点，辅助讲解，是这本书另一个亮点。为了厘清唐代进士科举尤其是进士行卷风尚与文学的关系，程先生搜集大量有关行卷的史料，尤其是对那些记载行卷时间、地点、投献对象的选择、行卷卷轴大小、编排顺序、纸张乃至举子衣着的笔记史料的搜集，网罗殆尽，其丰富全面之极，至今的研究者恐难逾越。这些材料无疑增加了书中观点的说服力，也体现了先生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

3. 论证简洁、思路清晰，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没有通常学术著作的繁复冗长，术语连篇，佶屈聱牙，《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全书仅有85页，不到10万字，程先生却以清晰的思维和严谨的论证在极短的篇幅中提出问题，并将唐代进士科举和行卷之风与唐代文学发展的关系这一宏大的主题切分为行卷风气的由来与具体内容、举子显人对行卷的态度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前人论述科举与文学发展关系的得失、行卷对唐代三种文学体裁的影响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在每个部分的结尾，都有观点结论总结，清晰明确。而作为学识淹博的著名学者，程先生没有卖弄文辞，而是将引人深思的结论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说清楚，毫无拖泥带水、拐弯抹角之感，这样的语言风格使全书受众面极为广泛，既可被学术大佬品鉴，又可令笔者这样的学术小白轻松上手，作为普通文史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也是没有问题的。

4. 学术价值较高。

唐代的进士科举制度的记载，在《唐书》、《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诸书中已经相当详细，但基于此制度形成的风尚，则极少述及。而对由进士科举衍生出的行卷之风的正面提及，几乎只在《文献通考》中出现过，这以风习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更是罕有人发现并关注，更别提对其过程进行详尽的研究与阐释。而关于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关系的问题，前人发表过零星见解，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始于陈寅恪、冯沅君等当代学者，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揭示进士科与倡伎文学的关系、在《韩愈与唐代小说》中指出韩愈那些“驳杂”之文，正是唐人用来“温卷”的传奇小说；李嘉言在《词的起源与唐代政治》中论及词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中指出中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是传奇小说勃兴的重要因素......前辈学者开创了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深度，但在他们发表的专书中，却没有全面论及在科举制度影响下产生的行卷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对于行卷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与具体内容，也没有详细论及，而程先生的这本《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以其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网罗资料，详加辨析，阐明了行卷产生的缘由，为我们梳理了行卷风尚出现的来龙去脉，将有关行卷的史实一一厘清，对行卷的具体内容一一做了考察，大到行卷的时间地点、对象选择、作品体裁，小到行卷作品编排次序、纸张卷轴的设计、举子衣着等，无不征引文献，详细述及，甚至提到未试举子要及第举子行卷时穿的白麻衣以求好兆头的迷信举动，唐代举子们对功名的渴盼与向往跃然纸上。对这样细节的发掘不仅使冷冰冰的史料散发出灵动的生气，更是我们意识到唐代进士科举出路特好，竞争激烈这一历史事实，对行卷之风的盛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有趣的观点，其中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论述行卷对唐代古文运动发展的影响时，程先生独创性地对韩愈等人借进士科举推广古文运动的具体策略详细论述，将其分为两层：一是古文家作为举子时，通过以古文行卷，以时文应举的“双管齐下”之法既取得了功名，又推行了古文。二是他们登第为官后成为当世显人之后，便凭借社会地位鼓励后进之士走他们的道路，借后辈向其行卷以求提拔和教益的机会大力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利用士人渴望获得提携推荐的心理积极推广古文。这是多么精妙的策略啊!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第二种策略，很快发现这样一条悖论：后辈们是为了应进士举才去行卷、学习古文，而进士及第必须以时文进行考试，古文只能用来行卷。为了借助进士科举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加入古文运动的阵营，古文家不得不在提倡创作古文的同时又不反对做时文，他们自己当年也正是凭借以古文行卷、以时文应举的方法才成为显人，并借此身份传播古文。由此可见，古文家可以反对时文，但古文运动却不能够反对时文所依存的进士科举制度。在传播古文的同时不反对后辈做时文，从消极的角度来说，是韩愈等古文家在面对中唐那个以时文为科考内容的进士科举极盛时代的不得已之妥协，从积极的角度看，则体现了古文家们的斗争智慧：他们正是利用了古文与时文在求取功名目的上的一致性，用调和折中的办法弥合了学文与觅举的矛盾，进而在时文极盛的时代有力推广了古文，减少了反对派的阻力，获得了极大成功。从这个角度看，作者指出古文与时文不仅仅有对立、斗争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古文与时文是应当对立的，事实上也是对立的；可是，古文运动却不能和进士词科对立，事实上也不可能对立”，这一观点是前代学者未尝指出的，无疑为后人研究唐代古文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与学术价值。

下面来说一说此书的不足之处，均是笔者个人观点，可能存在偏颇之处，恳请谅解：

1. 章节编排问题上，第五节“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关系诸说的得失”放在第六、七、八章之后，是不是会更好？第五章驳斥了王世贞等人觉得应试诗佳作甚少，便认为唐诗兴盛与科举无关，而全凭作家才能的观点，并指出了认为诗的成就与科举有关的严羽等人观点的笼统性，认为胡震亨的观点最接近事实却仍存不足。作者对这三种观点的反对或补充，都是凭借被前人忽略的这样一个事实：“唐人以诗取士的诗，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篇应考时当场作的省诗试和一卷或多卷绝大多数是经过举子们自己精心创作和编辑的省卷和行卷之作。”前人在研究唐人工诗是否与以诗取士有关这一问题时忽略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很难得出正确结论，接着程先生重点论述了二者在艺术造诣上的差距并分析了原因，得出唐代进士科举制度对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就省诗诗赋来说是坏的，就行卷之作来说却是好的。对后者的论述显然是匡正补充前人上述三种观点的最有力的部分，然而作者论及此处只是提到行卷之作会呈现更高的艺术水准的原因，就行卷之作为什么和怎么样对唐代文学产生积极影响的问题，却几乎没有提到，这样多少会使最后的结论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而被编排在后的六、七、八节，则分别论述了行卷对唐代诗歌、古文运动与传奇小说发展的积极意义，正是对第五节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发生过积极影响这一观点的具体阐述，从行卷对三种不同题材的影响这个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虽然论述方向和深度仍有不足（涉及到本书缺点的另一个方面，将在下文论及），但如果将他们挪到第五节之前，仍然会使读者顺序读下来之后加深行卷对唐代文学产生过积极影响这一现实的理解，带着这样的心理认同去读第五节的内容，便会更好理解最后的结论。

2. 仍是第五节，看了“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关系诸说的得失”这个标题，笔者期望的是读到对从古至今学者观点的回顾与梳理，毕竟“前人”应该包含古代和近现代的所有前辈学者，但程先生在此节只提到了古代学者，并没有提到论及此类问题的近现代学者，如陈寅恪、冯沅君、黄云眉、李嘉言等人，作为开始以专书专著的形式深入研究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关系的一代人，他们的观点与成果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或许仅仅展示论及科举与文学关系的时候忽视了行卷这一部分的前人的观点，更能突出进士科举制度下产生的行卷风尚对唐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论点，但近现代学者观点部分的缺失无疑是本书的一大遗憾。

3. 作者在论及行卷对唐代诗歌、古文运动、传奇小说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多数是引用大量文献，用考证、叙述史实、分析社会机制的方式，而没有深入到文学发展的内部机制中，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从内容、思想价值、艺术手法等文学自身特征的角度分析行卷的风气是怎么样对唐代文学水准的提升产生实质性作用的。譬如在“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这一节中，几乎全部篇幅都在考证《唐百家诗选》大部分是源自于唐代诗人行卷之作，与唐诗本身无太大关系，只是在结尾处简单提及因为这一诗集中出现的很多作品是“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脍炙人口、传颂至今的篇章”、“确有佳作”，所以“行卷之风，确有助于诗歌的发展”，难道考证出一本诗选中的佳作来源于唐代诗人行卷之作，就可以得出行卷之风有助于诗歌发展这样的结论了吗？至于行卷之风为什么会使这些佳作产生、怎么样成就了这些优秀文学作品，就更不见论述了。再看第八节“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作者开篇便通过“唐传奇的杰作与杂俎中的知名者多出自进士之手”和唐传奇佳作迭出的时间与行卷盛行的时间重合的事实，得出传奇的发达与进士行卷有关，接着将通篇论述重点放在唐人为何选传奇小说行卷上，文章后半部分，作者再次陷入对考证的“偏爱”上，“今将这三种专集略加考核”，大篇幅考证出《幽怪录》、《续玄怪录》、《传奇》是行卷之作，大段大段的考证过程令人难以卒读，结尾部分得出因为“古今学者用来行卷的三部专集又是比较优秀的作品”，所以行卷确实对这种新兴文学样式的发展起过很大促进租用的结论。先用大篇幅考证得出某些作品属于行卷之作，再粗略说一句这部作品很优秀，进而得出行卷有助于该文学样式发展的结论，这几乎是程氏论述行卷对唐文学发展的影响的通用思路。这样用大量考证过程来代替对文学自身特性与内部发展规律的探索，是不是会影响论述的深度和结论的说服力呢？相比而言，第七章讲行卷风尚对古文运动发展的作用，论述思路要好些，对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利用科举宣扬古文的具体策略做了深入剖析，提出古文与时文有调和的一面这一观点，有一定启发性。然而全篇偏于社会机制的考察和史实叙述，仍未见关于行卷对古文在文学性方面影响的论述。

本书是第一部以行卷为中心，全面论述唐代进士科举制度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著作，它以严谨扎实的学术态度、丰富详尽的史料引用短小精悍的文字篇幅、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为我们厘清了行卷出现的缘由与具体内容，揭示出行卷风气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并对前人诸说进行了匡正补充，使我们对唐代进士行卷有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了解，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无法否认这部书极强的可读性与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