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与阐释者读后感100字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一本由[英]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28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立法者与阐释者》读后感(一)：其实翻译得不差

译者似乎是一位挺不错的学者，关键是鲍曼的风格太差劲了。其实书里很多真知灼见。可以和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还有杰弗里-戈德法布的《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起读。不过对于作者的后现代思维还是要抱有理智和批判的态度。

《立法者与阐释者》读后感(二)：很多废话的书

这是我近3年来看的最烦的一本“理论书”。熬夜看不算，几乎看上半章就需要上网瞅两眼八卦或转帖来调节，因为看着看着就不知所云了。我想不是由于作者的书写太过散文化，就是译者基本无法理解作者，或者没下功夫，无法传达语言上的精义……还有，我总觉得这书在读的时候，是在废话中找尚有启发的句子，只可惜这部分内容太少了。可能看完后的感受要另说，但愿我能把它看完。

《立法者与阐释者》读后感(三)：流变的后现代中的现代性坚持

现代性社会日渐呈现后现代性特征。

知识分子经历的从“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身份转变，也是鲍曼对于自身身份变化的冷静观察与自身体验。个人经历使鲍曼无时无刻不在亲历流动的现代性带来的破碎体验，并将这种体验投射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之中。知识分子以何种方式行走在碎片之间，如何看待历史与启蒙传统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权力的当下处境和意义，这是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尝试回答的问题。相比于立法者，阐释者的身份更符合知识分子在多元主义下的现实境遇。但身份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策略的结束，知识分子不再能通过统一的价值体系决定个体行动与社会秩序，他们扮演的不是文明对非文明的启蒙者，而是在共同体之间展现多元可能的解释者，“穿透不言自明的壁垒，贴近迄今仍然深掩的人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走下权力与价值的高地，走进每一个意义共同体，在亲身体会社会的同时保留身份局限之外的批判能力，这是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意义的结合。

《立法者与阐释者》读后感(四)：《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读后感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读后感

通过这本书，鲍曼不仅追述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诞生，以及被称为“知识分子” 的人的历史作用，他们的取向和抉择，以及所面临的处境。作者更是以对“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分析为契机，通过“立法者”与“阐释者”两种角色和策略的对比，描述和展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各自的产生与主张，以及种种千丝万缕、细致入微的关联。对于现代性及其之后思潮的研究，是社会理论研究领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困难的那一部分，几乎所有近代重要思想家都试图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这一领域也愈发变得迷雾重重。

一元论和多元论的纠结，并没有困扰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推动启蒙，推进社会进步, 他们被人称为les philosophes。这些先驱用自由、民主、理性等新时代的价值观为旗帜，同他们认为的人类过去的蒙昧与野蛮作斗争，他们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胜利。世界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不久，有人看到：启蒙时代主张的社会进步，实际上是在社会生产能力极大提高的崭新时期，一个社会社会阶层推翻了另一个社会阶层并取得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只是暂时的，它必须服从人类社会进化的理性规律。所以，在启蒙时代取得主导权的那个阶层，必将被埋葬，而掘墓人正是他们所压迫的那个阶层。马克思相信理性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他运用辩证的思维，对启蒙思想家创造的新世界作出了回应。

事实上，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他们相信理性、秩序、权威，相信社会进步以及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知识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部分人手握真理，不断改造人类状况，推动人类前进。人们在建立美好新世界的道路上，踌躇满志。这就是鲍曼所谓的“立法者”、 园丁”的形象，他们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时代骄子。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和战争的威胁粉碎了人们的进步幻想，人们开始对启蒙时代以来提出的那些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的信念进行重新思考。接下来的消费社会与福利社会，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信息时代与全球化的到来，地方性知识和实践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现发现自身的处境。曾经的先锋丧失了锐利，充其量也只是朝向共同目标的不同方式而已，他们的基础都是一致的。而后现代则不同，它是在砍伐现代性这棵大树之根。

“自由”，这一启蒙之子，不仅冲破了封建制度的种种樊篱，也粉碎了现代主义关于理性、进步的梦想，带来了多元和破碎的新世界。在这场混乱与论战中，知识分子变得犹豫不决、迷失方向。

建立在科学、理性、社会进步的一元性话语及意识形态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了，多元化的、更多竞争性的话语开始崭露头角。于是没有一种理论、一种方案可以放心地宣布自己是普世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在多样化的思想与行动之中，理解开始变得困难。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放弃“立法者”的姿态，“阐释者”这一新的形象开始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这一曾被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受压迫者阶级，在社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和消费时代到来时却成为了“庸众”。清教徒的幻影消失了，他们曾耸立在“知识分子的关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理性的社会的方案和策略中”；穷人也失去了知识分子对他们的亲睐，相反他们被认为最不可能成为“理性化的担纲者”。于是，“一个负担着对理性化规划进行组织实施工作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对进步的梦想仅仅成了：梦想”。

当下，“终结一切策略”，成为唯一可以被共同接受的策略吗？合法化问题已经被弃之一边，启蒙思想也已经因为过时而被埋葬了吗？

作者文采斐然，尤其是使用的暗喻精彩绝妙。毫无疑问，鲍曼是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一位。二手著作往往使人晕头转向，但这一部著作却是二手著作中的精品，因为它提出了独特的视角，而不是迷失在众多大师的思想之中。

最后，再补充一点，事实上鲍曼采取了阐释者的姿态。他尽量清晰地阐释了“知识分子”、“总体性知识分子”、“专家”阐释了“现代性”、“后现代性”。他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只是把长期以来搅在一起、混淆不清的一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同时，他也是一个“总体性知识分子”，他跨越了越来越细分的学科界限，对人类的处境与命运投入了深沉的关怀。

《立法者与阐释者》读后感(五)：（鲍曼与现代性）

《立法者与阐释者》中，鲍曼试图在现代型社会逐渐呈现出后现代型社会特征时，提出知识分子这一流变群体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解释在社会结构变动时，知识与知识生产者、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中，知识分子所呈现的特性与趋向。 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的模式。于是，发现案例并寻找规律，进而对事件或现象加以所谓科学的解释，则能为以后类似的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判定甚至预测。 对于人们来说（前现代、现代均是如此），未知是无限的、一直存在的，人面对未知会本能地反映出恐惧或探索欲。鲍曼介绍到，前现代的人们为了消减恐惧情绪的办法就是建立联系，通过“高密度的社会交往”来就减轻对不确定性的排斥。但缩进恐惧与被确定，成为被动接受的角色不是每一个人的选择。 鲍曼在此做出了一个绝妙的比喻，现代性是现代性是荒野文化（一代人复制着一代人，无需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到田园文化（需要专门的知识阶层来维护)的转变。前现代社会中无需做出解释而被默认为神的意旨，人的生活被视为“自然事物”，这一套理念体系被打破，人们不得不开始建立一套社会规则来形成相对有序的社会运转体系。 为完成这一运转体系，“知识分子”群体崭露头角。虽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自20世纪才产生且一直处于流变的状态，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已经运用已久。当所谓科学介入日常生活，大家便都成为了知识和科学的附庸。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规律被提出，这一领域的权威即被确立起来。当我们知道，某种蔬菜最好什么时候播种、其生长需要多少肥料为宜，我们就会有意创造出更佳配比的作物环境，即使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形成了种植这类作物一个比较直观的经验印象。决定（事物或现象的）要素被客体化了，外在对象服从的力量否定了主体的意愿，知识成了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确定性的渴望的唯一合适的力量。这也体现出，观念的提出者与使用者虽处于两极，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使用者对提出者的依赖——对知识和所谓科学的依赖。个人朴素主观的经验性结论被科学掩盖甚至否定，掌握更多的知识甚至创造出新的知识成为社会的上升通道。“知识即权力”成为社会的法则。这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在中国的语境下，读书改变命运成了几乎不可证伪的说法。 如果说“知识—权力”是外化的权力结构，那“激情—理性”就成为构成各种权力关系的内在抓手。人被定义为“激情”的生物，"激情"概念代表了人的所有"自然本性"，代表了人身上的一切"野性的"东西。那么人需要法律等理性的事物来规范，"理智一激情"这套话语的最重要的语言表达效果(用奥斯丁的术语)，就是把穷人和微末的人重新铸造成必须受管制和教训，以防破坏社会秩序的危险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被重新塑造为一种出于动物本能的行为，低于理智的生活，并且与后者相冲突。不能有“流浪者”，他们是社会问题暴露和秩序失灵的讯号，消灭“流浪者”。 于是，“牧羊人”们的角色出现了，成为立法者、控制者。人们无法为自己的生活确定准则，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为社会运转提供指导。19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这一自由主义观念在现代性社会中似乎成为了普遍认同的“合法性”的根源。这些确实是如les philosophes所鼓吹的。但鲍曼认为，即使启蒙思想家们宣称个体性，但本质上是“牧羊人”式统治方式的变种。人们从宗教、神权系统中解放出来，又被现世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统治所包揽，人们让渡出部分权力进而促进社会规范的形成，但人依旧要服从纪律，纪律依旧由知识分子、统治阶层制定。 哲学家们为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对于国家管理活动的热情预先提供了正当性。 但是，进一步地研究表明，启蒙激进主义的实质，与其说是传播知识，勿宁说推动了立法、制度化和管理的实践。当时，事关成败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弥补个人内在的弱点，而手段则是将社会权力的代表——“行政权力”——引导出社会无限的“教育”潜能。（P97）文中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启蒙运动在社会教化层面的本质。即使在集体记忆里被渲染为大解放的时代，人也处于“被教育”的状态，那个体自由又从何而来？ 卢梭说：强迫他们接受自由。 自由留下的空间滋长出非主流的思考与意志，确定信仰的丧失和怀疑主义兴起，人们对已有规则的质疑，一切都是被构建的、塑造的，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一套体系的信徒。既然如此，为什么更自我的、小众的不能被接受和树立起来呢？典型的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意义、有效性、合法性……这些用来衡量标准的标准也逐渐瓦解，人们开始探索“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后现代性像一位流浪者，解构性、反基础、反本质、视角主义、后人道、非理性、非中心化，对现代性进行颠覆、延伸与超越。 新的问题暴露出来的，或者已经解决的问题又成为了问题。比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由来和依据何在？建立在科学、理性、社会进步的一元性话语及意识形态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了，多元化的、更多竞争性的话语开始崭露头角。科学的局限性暴露出来，普世的制度与价值不复存在。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放弃“立法者”的姿态，而更多扮演“阐释者”的角色。 如果以传播媒介的发展变化来类比现代型社会与后现代型社会，则是报纸时期和互联网时期。报纸时期，文字的撰写和报纸的印刷发放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人们关注的议题和思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由报业的记者编辑来“决定”。这一时期，记者编辑等文字生产者则可以类比为“知识分子”角色。而到了互联网时期，即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成本与门槛越来越低，UGC数量激增，更加个人化、自主性更强的信息被大家认识到，权威被稀释，这是后现代型社会的典型表现。 于是，我们回到本书的开头，鲍曼说，"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是否考虑更普世的问题与价值，不是所谓知识阶层的专利，相反，这是社会大众需要建立起来的品质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