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学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先秦名学史》是一本由胡适著作，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0，页数：20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先秦名学史》读后感(一)：发明发现与改进完善

胡适先生在这本书中写到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最触动人心，最发人深省。这句话是：“仅仅发明或发现在先，而没有后继的努力去改进或改善雏形的东西，那只能是一件憾事，而不能引以为荣。”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但却没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敲门砖。拿火药来说，确实算是我们的一大重要发明，但在以后的运用上，我们却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近代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就是最好的例证。西方将它用来发展军事力量，而我们是用来祭祀和庆祝，这难道不是一件憾事吗？指南针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并没有将它更多地运用到航海等能促进交流发展得正业上，而是将它运用来看风水，相宅相墓，怎不令人痛心？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确实促进了我国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但却并没有太多地促进我国科学的建树与发展。发明与发现在先，确实是我们的第一步成功，因为我们在起点领先于他人和他国，但发明与发现在先不能代表它就可以成为引以为荣的事，要从一而终，不断改进与完善，做到在一路都让人望尘莫及，这才算真正的本事。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能怪别人抢我们的发明与发现，别人能抢敢抢，肯定表示我们在传承的过程中做得不够好。因此，与其埋怨别人，不如做好自己。

《先秦名学史》读后感(二)：让人各取所需的好书

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逻辑是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而这本书可以作为系统认识逻辑的基本工具，当然它的作用远不止此。胡适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和逻辑有关的内容作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精彩的层层深入，使人清晰的看到逻辑不仅是用来发现各种事物间最本质的因果关系的（简单的说就是解决问题发展生产力），可能更重要在于它对于人类思想起到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只有以这些思想为根本构筑起来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这样一个规律。胡适对于诸子百家的论述是理性和力图全面的，考据和求证的严谨程度令人折服。这和现在动不动标榜自己长期从事跨学科研究其实三脚猫的学者的作品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

感觉喜欢研究哲学的，这本书肯定是很好的基石，大大减少自己一头扎进去迷失方向的危险。而且它本身已经高度精炼的涵盖了很多哲学思想。因此对于不同的读者能够做到要一奉十。只是大量被引用的诸子百家的原文，读来有些艰深晦涩。举个简单的例子，“白马非马”如雷贯耳，而“狗非犬”就有些莫名。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古文功底的欠缺，另一方面文章原意有争议并且很多也不完整。最初胡适是用英文写的，我在想要是能够看到英文的原文，里面势必有对这些原文的翻译，可能会对理解大有帮助。

《先秦名学史》读后感(三)：所谓“照搬西方”？

这本书是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就是一本用西方逻辑学解释儒家、墨家和名家的书。适合有一些逻辑学基础的人看，胡适先生丰富的学识和严密的逻辑会让你体会到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尤其是墨家的伟大，重在启发思考和学习研究方法，胡适做出的论断并不重要。

略具体点讲，胡适将把周易里的象，儒家的名，解释为概念和事物。把法解释为方式、规律，把实、故、用解释为应用效果。实际上就是用逻辑学重新将先秦哲学建立为实用主义哲学。《墨子》的实用性使得它被着重讨论。

曾在图书馆翻到过其他讲先秦逻辑学的书籍，对胡适大加批判。原因无外乎是老生常谈，即“照搬西方”。照搬西方不可、沿用传统亦不可，最后一个综合，便成了著作，其实狗屁用途没有。

并非马克思学说根深蒂固造成了二分思维的谬误，中国人的核心观念就在于“中庸”。但老是这么中庸，便欠了锋芒。所以入门教材最好要读中国教授所写，要读进去还要看非国人所著。

话说回来，胡适不将这段历史用西方逻辑学重写，谁会关注先秦的逻辑学呢？历史的作用绝非仅限于沉淀，历史在时代的升华、方才是未来之原动力。

《先秦名学史》读后感(四)：关于“正名”，葛兆光与胡适的阐释有何不同

葛兆光的所谓“重写思想史”，其实质无非是套用一些时髦的现代名词和流行的西学观念，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及所谓后现代历史学之类，对中国古代思想传统重新进行叙述和阐释而已。换成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历史记忆的发掘充当思想资源和意义重新诠释的方式”[17]。如其《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二编第十节“语言与世界：战国时期的名辩之学”，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论述出发研究战国时期的名辩之学，对其做出新的阐释，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视角，其新意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这种富有新意的现代化的阐释实在离古人的思想实际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先秦诸子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抽象的思辨性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与现实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的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尽管名与实的关系中也蕴含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人们当时关注这个问题的侧重点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关注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的侧重点显然是很有区别的。比如说，葛兆光归纳的“语言能否真正切实地说明或如何说明世界？人们能否通过或怎样通过语言来调整世界的实存状态？人能否或如何超越语言而直探世界本身？”（第一卷第291页）这样三个问题，一看就是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引申过来的，而不是从先秦诸子的名实之辨中自然生发的。葛书中按照“对于语言的态度”，对孔墨老庄各系及惠施、公孙龙诸家进行分类，认为孔子及其后学“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老子基本上“不相信语言”，庄子一系“怀疑和蔑视语言”，如是所云，虽不无根据，却也有过度阐释之嫌，而且显得有些隔。兹举一例，即葛书对孔子“正名”的阐释：

“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的是孔子及其后人[18]，他们关心的中心是社会，他们格守着传统的语言系统，希望社会秩序稳定在原有的语言系统上。所以，他们固执地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名’和‘实’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是天然合理的，这种‘名’所确认的是一个合理的‘实’的世界，任何‘实’的变化都不应该改变‘名’的秩序。……孔子所谓的‘正名’就是希望通过对‘名’（语言）与‘实’（世界）关系的调节来整顿社会秩序，维护旧时代的‘名分’与新时代的‘等级’的一致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尽管‘名’与‘实’并不一致，但是‘名’对于‘实’的规定性和调节性是必须肯定的，‘名’有永恒而稳定的意义，尽管时间流逝，世事转换，但‘名’决不可以变异。他们希望以这种‘名’维持传统的秩序的稳定和延续，而改变了的世界应当去将就这种秩序，换句话说，他们维护的是旧的语言系统对世界的规范和确认，而拒绝为世界的改变而改变语言系统，所以孔子有一句老话叫做‘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第一卷第293页）

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的解释。在胡适看来，《论语·颜渊》中关于君臣父子的那一段对话很好地说明了“孔子注意到思想混乱与道德乖谬之间，失去‘正名’与树立道德法则及生活和谐的不可能性之间有不可分的联系。因为思想瓦解状态的必然结果是一切权利义务的崩溃，是社会及国家各阶层或阶级的一切正当关系与义务的完全消灭”，孔子所说的正名，“并不就是文法学家或辞典编纂者的任务，而是我所说的思想重建的任务。它的目的，首先是让名代表它所代表的，然后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它们的名代表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可见正名在于使真正的关系、义务和制度尽可能符合它们的理想中的涵义。这些涵义，无论现在已变得如何含糊不清，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研究和名的真正‘明智’的用法予以重新发现和再次确立。当这种思想重建最后生效时，理想的社会秩序就必将到到来”。[19]在先秦名学研究上，胡适1917年用英文撰写的《先秦名学史》实乃开山之作，葛书中相关章节虽无一语道及胡适此书及其观点，但有关论述与胡适此书的思路（甚至行文次序）颇有相近之处，所以可以对照着看。比如说关于孔子的“正名”思想，葛兆光与胡适一样都是从与社会秩序相关的层面阐释的，但葛的新说胶着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只是强调儒家学说的保守性，而无视其理想的超越性，不如胡适的旧说妥帖，较有理据，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情境较相契合，亦可与他本人及我们所亲历的二十世纪中国“当代史”相印证。可见，思想阐释的关键并不在于观念、方法与视角的新奇与否，而在于原典解读和逻辑推理、义理辨难的功夫。在后一方面，时下的许多学界名流与胡适那一辈的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计的。虽然他们现在提起胡适的学问，总不免有些轻薄，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后记中，就调侃胡适写书只有上卷没有下卷的“那种只顾开辟新领域的气派”[20]，殊不知胡适治学有乾嘉之风，颇重资料考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本来还想接着写中古与近世部分，但因为工程浩大，故先从资料长编与专题研究入手，写出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章实斋先生年谱》及《胡适禅学案》（为后人所编）等著作[21]，哪像现在一些时新学者，连基本资料都没有搜集好，原典都没有读通，就率尔操觚，撰写大部头的通史通论，以至于出现各种常识性的错误，而犹以思路创新自诩。

[17]原文为：“我以为用这种历史记忆的发掘、充当思想资源和意义重新诠释的方式，似乎可以综合影响和选择的交互作用。”（第二卷第29页），此处“发掘”与“充当”之间的“、”似不合语法，其意殊不可解。

[18]按：“后人”一词不妥，当为“后学”。

[19]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8—29页。

[20]原文是：“我不是只写上卷不写下卷的胡适之，那种只顾开辟新领域的气派我学不会也没有资格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后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7页。

[21]参阅吕实强：《胡适的史学》，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