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尚书考证》经典读后感有感

《今文尚书考证》是一本由皮锡瑞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页数：53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今文尚书考证》读后感(一)：孔子编定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

《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原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帝王之书”，为一部多体裁上古历史文献集，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是我国历代国家治理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和《诗经》并列。《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上”也，表示尊信的意味；《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即 “公开的皇室卷宗”。《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汉人传说先秦时《书》10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今天来看，绝大部分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西汉时期，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另有相传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要旨：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今文尚书考证》读后感(二)：孔子编定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尚书》

《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原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帝王之书”，为一部多体裁上古历史文献集，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是我国历代国家治理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和《诗经》并列。《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上”也，表示尊信的意味；《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即 “公开的皇室卷宗”。《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汉人传说先秦时《书》10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今天来看，绝大部分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西汉时期，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另有相传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要旨：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今文尚书考证》读后感(三)：【转】吴仰湘：皮锡瑞《尚书》古文辨伪著作撰述考

摘自：《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经学思想》第二章

皮锡瑞有关《尚书》古文辨伪的三种著作，均以札记形式著为专书：一是《尚书古文疏证辨正》一卷，共78条，近5万字；二是《尚书古文考实》一卷，共35条，1万余字；三是《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二卷，共57条，近5万字。皮名振编《皮鹿门年谱》载有三书撰拟与刊行的时间，但根据《师伏堂日记》，皮名振所说各有失误。

（一）

关于《尚书古文疏证辨正》的撰作经过，《师伏堂日记》壬辰年（1892）中有较多记载，兹摘录如下： 六月十七日：览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精者极精，谬者极谬。盖百诗生于国初，汉学初兴，宋学犹盛，狃于先入之说，每以宋儒之说驳斥孔《传》，而并驳两汉古义，不特无以服伪孔之心，且恐袒伪孔者得以借口。西河作《冤词》，未必不因此也。予谓先生能知孔《传》之伪，不能信今文之真，故于《尚书》一经，犹未得其要领。其论《诗》主王鲁斋说，尤谬。乃条辨其失，拟作《古文尚书疏证辨误》一书。 十八日：辨《疏证》，得数条。 十九日：辨《疏证》，得数条。 二十日：辨《疏证》毕。 廿二日：观《古文疏证》一书，其说地理亦有误盖亦不信古义而信宋人之过。丁俭卿有《禹贡锥指正误》，谓胡东樵不信古说。阎、胡同时相契，其说多同。拟即采丁说，以辨《疏证》。 廿七日：作《古文疏证辨误序》一篇。 七月初五日：取《尚书古文疏证辨正》覆看，欲抄录一过。以天气尚热，复止，又增入数条。 初六日：覆看《古文尚书疏证》，增入两条。 十一日廿九日：取《古文疏证条辨》再加校订，拟付钞胥。 廿三日：校所钞《大传疏证》、《古文疏证辨》。 可见，从六月十七日拟作，二十日初毕，二十七日作序，续经增补，十一月再加校订，全稿已成，至1892年旧历年抄录成书。《皮鹿门年谱》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下谓“作《古文尚书疏证辨正》若干卷成”，自是不确。

（二）

《尚书古文考实》(或作《古文尚书考实》)的始撰时间，今已无法确知。《师伏堂日记》壬辰年五月初八日说：“舟中取旧所撰《古文尚书辨证》、《尚书大传笺》底稿视之，慨日月之迁流，恐修名之不立，拟至江右讲舍多暇，取此书撰成之，为身后酱瓿计。”此《古文尚书辨证》，不知是否为《古文尚书考实》的初稿。可以推知的是，皮氏主讲南昌经训书院后，相继撰成《尚书古文疏证辨正》、《尚书大传疏证》、《史记引尚书考》、《今文尚书考证》等，一再涉及《史记》、《汉书》、《后汉书》及《论衡》等有关汉代古文《尚书》的记载，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最后撰出《尚书古文考实》。《师伏堂日记》甲午年(1894)十一月初八日记载：“《古文尚书考实》钞毕一过。”又十一日记：“取《说文叙》补《考实》二条，皆于段注有驳正之语。”皮氏所补两条在今本《尚书古文考实》中居于最末，由此可知《尚书古文考实》定稿于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皮鹿门年谱》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下谓“撰《尚书古文考实》一卷”，有误。

（三）

关于《古文尚书冤词平议》的撰述，《师伏堂日记》有更多的记载。最早的记述在癸巳年(1893)，兹录其重要者如下： 五月廿一日：观毛西河解经诸书，独辟畦町，于汉、宋人说皆加攻驳，佳者非顾、黄、阎、万诸人所及，武断处极武断，其弊在过信《左传》，以为即夫子所作之《春秋》。过诋者为朱子，故朱子尊《仪礼》，毛云三《礼》中《仪礼》最劣；朱子疑古文《尚书》，毛为古文诉冤。而其说极畅，所谓“甲车四千乘，虽无道行之，可畏也”。其《大礼议》及言宗法谓兄弟异昭穆，极精，予惜见之之晚。《古文尚书冤词》亦有确当处。盖《尚书》惟今文最可信，攻古文者不知据《大传》、《史记》徒引马、郑及宋儒臆说，宜不足以服伪孔之心。予作《古文尚书疏证辨》，已详言之。今得此书，拟更作《古文尚书冤词驳》 廿二日：观《西河集》，《大学》、《孝经》、《明堂》、《郊社》诸问，多有心得。《尚书广听录》皆攻蔡以申孔。其攻蔡甚是，申孔则离合参半，盖不知折衷于《大传》《史记》。前人说皆如是，非独西河也。 六月初十日：观毛西河《周礼问》，谓《周礼》是列国人作，非汉儒伪作，甚当。然西河信伪古文《周官》，谓《周礼》是依傍《周官》，不知伪《周官》正依傍《周礼》耳。古无六卿，止有三公九卿，今文家说皆然。六卿是周公所定制，许、郑二公亦略言之，攻《周官》者固未能及此。西河信伪古文，不通晓今文，亦不知也。西河云：“善读书者，必不执一以攻一，执所见以攻所未见。”此治经要诀。前人多执宋学攻汉学，近人又多执东汉古文攻西汉今文，皆狃于所见，昧于所不见也。 八月廿一日：观毛西河《尚书冤词》、《广听录》，解《多士》、《多方》最确，在阎、江、王、陈诸人之上。诸人皆误信郑说，此独扶孔《传》。此孔《传》是而郑说非者。西河驳宋人说极是，其失在驳宋并驳汉，不守古义，故得失参半。

《今文尚书考证》读后感(四)：辑佚之学的底色

《今文尚书考证》，以今文目《尚书》，又附之以考证之名，似乎可以使人怀疑一下：此书著作法式与注疏之学有关联否？论《尚书》注疏之体例，《考证》也并未全然弃注疏，而多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相对。如其《凡例》所述：“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皮氏“注疏”也尚根据此一原则，对钱大昕、段玉裁、尤其是孙星衍之考证、注疏，多有征引而力求判断公允。虽有“考证”之名，而仍据“注疏”之实。又如其《凡例》所谓：“疏通古义，当据旧文。俗儒不知，妄说斯启。是末师而非古，执误本以疑经。”灌注群经，疏通文义，就此书《考证》而言，其功力仍然在灌注与疏通上，只是所取材料及解经之方法，相较于孙星衍之支离破碎、而更为力求论述完整。甚至于，孙星衍尚且为古文遮羞，校勘之余首选《正义》内容。皮氏既已明言今文《尚书》，便彻底舍正义而取法《史》、《汉》。湖湘学术，首重校勘辑佚，此部“注疏”背后，可谓全以辑佚之学为底色。细读之下，极为错愕，时有怀疑：注疏之名，或者实在不大相符。全书也皆以考订今文《尚书》为第一要务，尤重《大传》辑佚之成果，而多据《史记》、《汉书》文字以校订古文，王先谦补注之法或也得益于此。

没有清人辑佚之学的成绩，则此书考订《尚书》的成绩也绝无可能。此书所据除《大传》外，《汉纪》、《白虎通》及纬书等两汉经史著作多经清人辑佚，或从唐人类书中辑出。尤其《群书治要》，多有征引。皮氏固然舍弃《正义》中文字，而多据汉人著述。然而，在皮氏之前，清人中早已对《正义》体例及其中先唐注疏问题多有批驳。参校群经，以史证经，阎若璩也已经给出先例。皮氏此书注疏体例虽颇异于前人，但亦根植于前人辑佚考订之基础。而其于今文之立场，也极为坚持，辨析三家文本异同，更多条引用陈乔枞辑佚辨析结果。清人学术多分门别派，而复古之风渐盛。但所谓今古对立非常可疑。甚至给人一种印象，辑佚考订之学盛行的大背景下方有所谓今古分立的可能。尤其是二者在疏通文字章句时，如皮氏就非常重视辨别古今及学派之源流。当然，既然长处、长项是文献的校勘、辑佚、对比，其弱点也很鲜明：文字音韵方面的考订，可以说是非常疏忽的；而其注疏中凡涉及文字今古之处，多或根据先唐文献出处对比确证，或引用段玉裁、江永、孙星衍之说。其考订方法，仍然是辑佚与对比。当然，凡遇古音问题，处处不放过段玉裁（但是对段玉裁很尊重），凡遇马、郑注疏问题，也处处不放过孙星衍。比如谓孙星衍据贾疏“日将没，其色赤”臆断说文中假借字一条。（尽管如此，孙星衍注疏着实破碎，又好多重转注，可能在今古文辨析上后者着实未能如前者论证清晰有力。）

兹引此书注疏之一条，以示其注疏中征引古书以析出今文尚书之方法：

【夏书二 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今文作“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史记》“左不攻于左”下无“汝不共命”句。《墨子》引书亦无，疑古本无之。……○《三国志•毛玠传》锺繇诘玠引《书》曰：“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与《墨子》引《书》同，或亦三家异文。

据《史》、《汉》、《汉纪》及《三国志》中所引材料，以分辨所谓今文三家异同，并多据《墨子》《淮南》《吕览》所录古史材料附证今文内容，也多是当时辑佚背景下的产物。（《汉纪》这种在唐以后逐渐被淡忘的古籍，因为其去古更近，更可能保留有汉室记录而受到重视被钩沉。《史记》同理，受清人重视，盖因其与古史之关系，尤其所保留三家注与六朝经学多有渊源。但是《史记》之大行，多受益于明人评点之风。评点家好辩驳文义，玩析其文辞。好作用起得不多，但是真的没作用？）既然今文历史比古文更古老，子书中所引古书异文，更能说明文义离散的今文可能比文义贯通的古文更接近古书的原貌。辑佚之学固然很旺盛，但是似乎热衷于条分学派、甚至按地域流别归类学派（蒙文通）、辨析文献学派来源的人，还确实多多少少都有今文家的色彩。而且同样是在文献上颇为着力的。姑且不论究竟如此恪守所谓今文三家与所谓古文家的对立是否合适，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今文家在所谓考其史事这一点上，确实对诸如古史辨派应该是颇有影响的。尤其是方法，四部分类法在“六经皆史”面前是非常苍白的。或者提出方法的人不是最高明的，但是一旦合乎后来人的需要，作用就很大了。此外，依靠辑佚古书（而且也就是基本史料、《文选》和一定数量的汉碑），考证可以做到这么完整的地步，疏通文义可以自圆其说，很可怕。具体到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辨析文义了。此书是尤为尊崇《史记》的，但在具体论述今文真实度时，即根据“文义”和“文体”二者，推断其辞气、句法及字句可能据古本更近。（而说到“文体”“文义”，我习惯性地会想到混乱的明人及其评点派。）具体所说如下：“据《史记》所载，疑史公所用今文《尚书》本与古文不同。以文义论，似《史记》文繁义复，不如今本文从字顺。然文从字顺者，正恐后人改篡之本，未可专据今本为是，疑古本为非也。”又有归纳史公义例处，如“以意增经”、“以故训代经”。《盘庚》诸篇悉数遵从《史记》，据《殷本纪》所录五迁之事与《书》序相印证（字义穿凿），而驳斥伪孔传及《正义》文义不通。《史记》价值基本悉数发掘。且重要篇目《禹贡》，征引《史记》外，主要征引《汉书》。因为班固学三家诗，其引文中多参用班固文章句法义例。此外，辨析《地理志》《郊祀志》中之今文说，及班固自注之义例，王先谦《补注》更为明晰。

至于尊孔与否，现在看下来倒是不大想议论了。当然，这纯属个人学力不够。此外，皮氏此类注疏之法，究竟合理与否，或者是否乱了法式，其实是可以论一下的。主要是伪古文《尚书》已经被否定了，注疏问题被扔到一边也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