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接受经典读后感有感

《风险的接受》是一本由玛丽·道格拉斯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页数：2022-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风险的接受》读后感(一)：风险的解释

据我的观察，人们对于风险的概念总是容易出现很多认知上的判断错误。有时候，我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风险的存在，而有的时候当我们注意到一些小的风险的时候，又会因为过度的担忧而造成更加巨大的损失。 最近我读了《风险的接受》这本书，在这本书中，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深入社会内部，从人们的日常对话、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编造的借口中掇拾出常识性的风险观。

不得不说的是，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籍，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感知、归责风险的差异，解释了道德等因素如何形塑风险，达成社会整合。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吃力，不过还是会尽力去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要含义。 在这本书中，作者从文化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风险可接受性中的道德议题。作者认为，社会正义兼具三个原则——需要，报应和公平，三项原则有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 我试图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关系，比如在一家工厂里有许多员工，员工需要通过工作来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就是需要。而且对于这个需要应该设置一个最低限度，否则可能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 当一个新的需求标准建立之后，会影响整体，那些原本付出那么多劳动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相应的回报（即上面说的报应）。倘若如此，公平的原则就会被直接打破，人们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的付出来获得相应的回报。 出于自私的本性等原因，人们有的时候会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利而让他人承担更大的风险。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可能就会情况比较糟糕。而且自私者并不一定是最终的受益者，因为其他人也更有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所以在这本书中，作者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与其问你能接受多大的风险，不如泛泛而问——你想要什么样的社会？ 不同的哲学主张也展现出了不同的宏观追求。其主要的几个代表有功利主义，平等主义，完全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自由主义倒显得较为“中庸”。 在这本书中，作者并没有就某些具体的事件来探讨其中的风险因素，也没有教我们如何去应对风险。作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从社会科学视角去看人们对风险的接受状况，似乎是想要解决一些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在很多问题上，人们还需要考虑的是是应该更大程度上去保证安全，还是应该去挑战一下风险从而获得更多。我想有些人非常希望能够攀登上珠穆朗玛峰，更多的是出于后者的考虑。 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出自己的选择。 作者将风险视为一种社会构建现象的观点，非常发人深思，值得更多的探索。

《风险的接受》读后感(二)：从社会科学角度探讨风险的接受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对于风险的认知不同，接受程度也不同。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令我们诧异的是，其实我们对于“风险”知之甚少。

以至于我翻开《风险的接受》这本书，觉得自己拿错了书。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讲：“它与风险无关，它也与风险管理无关。本书阐述的是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何处理感知，并且特别关注如何从社会科学领域出发探讨风险感知问题。”

其中本书谈到风险可接受性中的道德议题，让人觉得颇有意思，这也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较为接近的一个方面。

罗尔斯曾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概念，它允许公平的概念在文化与社会上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别会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对于具有高度归属性的体制，“作为平等的公平”似乎是恰当的，因为不存在个人晋升的机会，但对于面临晋升机遇的人来说，“作为回报的公正”则很有吸引力。

现有风险分配也意味着一个公认的分配正义规范维系着社会的道德体系。就比如一个社区中，发病率与死亡率高的那一部分人不会去思考不平等的问题，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他们面临的风险比拥有财富前10%的人面临更高的风险，他们就会认为不公平。

虽然这本书非常专业，读起来并不是那么轻松，但从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如果处于劣势的一方，占据了平等的资源，就不会考虑不公平；相反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感觉不公平。

另外书中一点，让我感触很深。本书中提到：雇主对员工承担的责任包括事故预防、职业风险信息告知以及确保受害人获得适当的赔偿。一旦出现事故，雇主究竟应该如何赔偿：同命是否同价？赔偿金是否应当与收入能力相关联？年轻人的生命是否应当比老年人更重要，因为他们本还有大把年华可以去赚钱，如今却已没有任何机会？

对于这些问题，收入能力原则与平等性之间存在显著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依靠良知，还是客观的去鉴定，已经不是单单个人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影响着公众忍受限度的道德压力。

书中提到：人们低估了本应处于自己控制下的风险，他们认为自己应付得了熟悉的情况。他们也低估了发生罕见事件的风险。

这一点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看新闻就会发现，很多意外发生于一瞬间，聚仙饭店坍塌事故就是很好的例子，理论上应该可以预料到危险的降临，但是人们常常对最常见的危险视而不见。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个体似乎切断了他对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的感知，这使他眼前的世界上看去比实际的更加安全；同时，个体也切断了他对低概率风险的兴趣，遥远的危险随之消失不见。”

总体来说，《风险的接受》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社科类书籍，它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对于风险的接受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似乎我们很遥远，但它却有着现实意义，因为我们生活于社会之中，我们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它值得我们关注、思考。

《风险的接受》读后感(三)：《风险的接受》，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没有风险的，唯一的不同，在于风险的大小。开公司的人最大的风险，在我能够想到的范伟就是破产，那么普通人的风险呢？ 有人会觉得，普通人能有什么风险，最坏也就是没钱治病，抱憾终身，可是真的是如此吗？ 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没有确定性的，所以我们能够承担的风险，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不确定的。有的人可能会突然遇到一些意外，这就是风险；有的人可能生病没钱医治，这也是风险…… 所以，在看《风险的接受》这本书之前，我预先思考了很多和风险有关的东西，但是翻开书我却傻眼了！ 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严格地由书名描述。它与风险无关。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当前所面临风险的人，我们建议无需再往下读。它也与风险管理无关，那些想要学习如何应对各种风险的人，也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不用再读下去。本书阐述的是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何处理感知，并且特别关注如何从社会科学领域出发探讨风险感知问题。  风险，作为一个新分支学科的诞生，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它的意义。这本《风险的接受》对于风险的定义有两种:（1）聚焦于纯概念的性质；（2）聚焦于效用的性质。 对于第一种的解释是:风险是一个统计学概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委员会将其定义为因暴露于污染之物下而产生不良影响的预期发生率。而对于第二种的解释则为:该议题的绝大数文献均始于这样一个论点——风险可以表示成为事件概率与危害程度的某种乘积。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定义只关注出现坏结果的大致频率，决策者不必为比较危害与收益而感到烦恼。但实际上，可能大多数人对风险，都不会感觉到烦恼，因为人的内心有一种“幸存主义”，侥幸心理有时候在这个时候倒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本书的章节内容很多，除了前面所说的关于风险新学科的诞生之外，还包括了:风险感知、选择与风险、自然风险……内容很多，可以说包含了各种我们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情况。 所以，既然风险已经成为了一门学科，那就不再是任意的让我们想当然的存在了。简单来说。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提前预知了对应的风险之后，我们就能够规避掉很多的问题。这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成功。 有时候我会思考，自然风险里面的风险又是否是我们能够规避的存在呢？这几天新闻里，我看到了全球的各种状况:干旱、山火……如果我们能够提前预测，或者说从根本出发每个人都做到应该做的事情之外，这些风险又是否还会存在？  《自然》杂志，是这样形容这本书的——这种将风险视为一种社会构建现象的观点，是对风险分析既有研究的一种创造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补充。对此，我觉得非常赞同。 风险学，在我看来是一个大学科，特别是自然社会里存在的风险，某些时候可能都是我们无法预知的存在，所以在看《风险的接受》这本书的时候，我看的很慢，因为我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消化这个新学科，然后将它理解成为自己的知识。

《风险的接受》读后感(四)：风险感知与风险接受

一，风险感知。风险客观存在，风险有不同的度量标准。但是对风险的认知，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社会隔离。关注这个观点，“将批评意见视为对整个思维方式的威胁，这是那些与世隔绝、经验同质的徐老师社会的特征。”如何改变？作者认为，“困难的不是在熟悉的平静下进行非正式的概率思维实践，而是进行正式的概率分析”，对此，“正规训练提升了受试者使用它的频率和质量”，关注“理性的形式分析呈现给主题的是明确分离的事实和价值。”，而“人类的环境体验是通过人在社会交往中构造的概念范畴来调节的”，结论是“社会结构是一种道德体系。社会问责创造了成本-效益回报的主线，改善产生了分类物质世界的不同方式。” 二、选择与风险。 在现代选择理论中，风险规避与风险寻求被置于同一理论整体内。选择理论将逻辑加之于选择行为，选择治疗相互不存在抵触，才称之为理性。 商业活动会带来风险。经济政策问题变成了如何说服规避风险的公民们承担起必要的风险。答案是必须为风险承担者提供特殊的奖励-一个让企业家获得高额利润的机智的正当理由。 “效用分析可以成为思考价值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乃至于思考技术风险的源泉”。 有大量社会学文献讨论低收入群体是多么不愿意为教育买单，把它当做进入高收入接了你孤注一掷的赌博。 三、可信度。 人们经常低估熟悉情况下的东西咯和低概率的风险。 显著性（salience）使一种诠释比另一种诠释更为可取。不同类型显著性被用来解释不同社群或不同时期之间，感知存在的差别。 责任扩散理论认为，“群体之所以倾向于作出比个体更为冒险的决定，是因为有人与他们共同承担决策的责任。” 四、寻求风险与安全第一 他（农民）有自己的估价程序和评估结果的公式。他还有一个可容忍损失的概念，即收入虽然可以低于正常收入，但不可以低于不可避免的支出（如填补贷款、营销成本、种子、肥料、工钱和必需消费品的支出）。 农民不是在年收入的单一策略中构想他的活动。而是将之当作一组彼此独立的活动，每个活动都有其潜在的损失和收益点。尽管他能计算出经济作物的成本和收益，但他的消费需求却引发了更具困难的问题。一般来说，一旦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这些农民就不会害怕冒些风险。比起向当地种植园主出卖劳动时间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更青睐于种植有风险的经济作物（ Ortiz ,1979:243-244)。对于他们来说，失去土地所有权似乎是灭顶之灾，为了不让它发生，他们设计出了"安全第一"的策略。 启发法是一种习俗，社群内部通过公章它们来解决协作所存在的问题。 为存储和检索信息提供现成的范畴是文化过程的功能之一；社会压力确保人们会记住各种迥异的责任分工。一旦承认文化在起着作用，认知训练所谓的困难就会土崩瓦解。当农民的妻子提醒丈夫注意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优先级，她这么说不只是为了她自己。如果她的邻居没有履行社会义务，她也有对他们提出公正批评的一席之地。她已经内化了女性的文化范畴，而她的丈夫则内化了男性的。 如果一个家庭回避耕种自家拥有的土地带来的风险，并且追求雇佣劳动那种表面上的安全感，与他们身处同一社区的成员都知道这个家庭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农场被出售，他们也知道在老人身上会发生多么糟糕的事。不需要精心计算，共有的文化已经告诉他们，在人生机遇的拍桌前，他们的位置何在。 经由文化标准化，期望把个体的一样引导到更有可能实现的事情上面。 五、制度约束 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决策的问题。 ‘决策者如何认识身处的组织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会预测到什么结果，忽视什么后果。’ “如果我们承认制度在发挥作用，就会发现大量与风险感知有关的研究都用在了错误的单元，用在个体而非制度上。甚至，文化偏见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个体不会试图做出独立的选择重大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 “可以说，人们一直在捏造自己的偏见，将之作为设计自身社会制度的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将制度构建成决策处理器-一排除部分选择，再把其余选择放在有利位置上。撰在个体面前的第一个选择是加入还是不加入不同类型的制度。下一关则是持续监控他所选定的制度。人们面临的重大选择以问题的形式呈现-是巩固还是颠覆权威？是阻止还是允许采取行动？而这正是人们发挥理性之处。” 为了理解理性行为，我们应该考察这种日常监控过程。它包括两种针对制度结构的一致性(coherence)检验。其中一种检验的是承诺与履行的匹配程度。例如，公司承诺工作是安稳的，然后就有人被炒了鱿鱼;公司的安全保证有多大可能是可靠的？另一种检验适用于正当性(justification)原则:它们的逻辑性强吗？ 所依据的分类原则是什么？规则是否相互矛盾？整个制度运行的规则体系有多融贯？ 意外、不幸、威胁和灾难引发了人们对制度生活的结构无尽的挑战和思考。 监控的核心办法就是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不幸。 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不喜欢星高权威的行使方式，那么把责任推给最上层来承担，看上去就十分可信，至于追责的过程，权威的严酷和专横必然会受到调查和批判。相反，如果在组织中，大多数人都担忧的是低级成员的破坏行为，害怕他们可能对传统权威构成挑战，那么把大大小小的不幸归咎于激进分子，似乎就相当站得住脚。这很符合归因理论，它不囿于个体，且被延伸至制度生活的层面。重要的是认识到:不幸之事的调查侧重于制度规范和价值观这代表了个人的理性思维常规的运作。 不管制度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寻找罪魁祸首的过程都伴随着相应的偏见 社会学家倾向于理想化小规模、面对面的社会形态。他们认为复杂性只是组织规模的函数 ( function):规模扩大会导致权力下放、集中化与分隔化，这些又会导致系统渠道超负荷运载，沟通也会出现问题。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规模极小的组织就不会产生极其严重的问题，从而导致派系斗争分裂甚至消亡。 阿利森( Allison，1971) 提出了三种政府决策模型:第一种依据的是经典效用理论，以个体的行为作为基础，其中政府以单个理性人的形象呈现，它能够了解和排序自身的目标，还能根据成本和收益理性地评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第二种呼应了林德布洛姆的描述，即组织的运作与理论家的训谕正好相反，它实际是在蒙混度日，高度依赖固定的计划和惯例。阿利森的第三种模型是第一种模型所用的效用理论更复杂的版本，在这个模型中，单个主体所面对的整个市场都在讨价还价相互妥协和缔结联盟。事实上，阿利森提出的并不是三种不同的类型，而是采用了两种常见的基本模式一-市场与官僚制，加上从内部看去，被视为市场的官僚制。 我们需要一个更丰富的分类体系，两种以上的组织类型以及一些优秀的理论，好把对自然的诉求、对风险的感知以及制度的微观政治联系在一起。 六、编码风险 将把最近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工作延伸到组织结构中的决策编码上。个体是从短期和中期的角度看待可能性的。制度则把感知引向了长期的角度。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侧重点这构成了每个成员面对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差异化的体验。 对于可能发生的自然损失，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感知充斥着道德联想与制度偏见(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见的 )。这构成了社会科学一重现实的困境。当前该领域面临的挑战与风险的接受程度有关。这类问题只有在道德与政治理论背景下才能被讨论。人类学的方法把对理性行为的分析与对伦理结构的阐释(用于关注社会问题) 结合了起来。然而，人类学是一种边缘、原始的话语形式。它不是公理化的，其既定的命题也缺乏核心。就其本身而言，它永远无法纠正走偏的关注点。也许，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家和理性选择理论家的做法，设想将之与人类学的方法结合，以求解决风险感知核心的难题。 风险感知仰赖的制度过滤器会持续歪曲概率，这一观点尚且有待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制度视角遮蔽了风险的议题是对的。它也用风险的议题澄清了另一组问题。更具启发性的做法是从风险的角度出发，突出对社会组织本身的关注毕竞制度正是利用风险问题来控制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巩固规范，并且促进协调。 每个政权都对灾难的事故分析、审讯和其他调查有着不同的批判 (animadverts )。 首先是秉持英雄主义、富有对抗性的社会它会戏剧性地强化自身对公正社会的恰当想法它那中立的宇宙，加上对强大的个人武器的信仰，直接把它的注意力指向了权力实际的归属。权力在这样的政权里不会被遮掩或阻挠，宇宙论只会让它拥有一种正当性，就像将英雄及其追随者带进公开对抗里的那样。灾难受到关注会引发调查:追究权力的实际分配，以及它的挑战者它还创造了合理化的框架，在其中，社会连同它对风险的观点一起变得合乎情理 (legitimate )。 其次是等级社会，它用道德宇宙来维护权威，向合法的任职者输送权力。通过将各式各样的死亡和事故归咎于自然(有时也归咎于死者 )在任者躲过了不得人心的惩罚。 对一个组织的成员来说，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们因自己扮演的显性角色(manifestroles) 而获得个人报酬越是直接，就越不会去试着将彼此的精力放到维系组织存在的港在活动上。反之，他们从显性角色系统中获得的报酬越少，为了说服彼此和间接相互强化，他们花费的精力也就越大。例如，在个人主义社会中，成功的英雄所获得的回报迅速且直接;而在等级社会中，回报不仅来得缓慢，而且间接与个人投资有关。 集体越是没有能力回报成员,它那个在识别自然风险，并且将之与不忠之事联系起来的概念屏障也就越发厚重要发展这种方法，我们需要转向一种极少依靠物质奖励成员的社会生活形式，那就是志愿性团体(voluntary association)。 因为托克维尔显然认为，平等是一种令人不适的处境，充斥着不满，而且缺乏纪律。平等意味着所有人都混杂在同一个浮动的人群里，没有赏识、荣誉或者社会地位，人们眼中觊觎着小小的奖赏，心中憎恨着小小的不均。“当一切水平相当时，即使最细微的变化也会被注意到。因此，人越是平等，对不亚等的渴望就越是难以满足”( Tocqueville，1966604 )。他就是这么主张的。同样，他也可以预见人们对平等的失望可能会造成多少既定的分歧如果我们问托克维尔，为什么会有人想留在那种让人不快、缺乏成熟而造成的混乱中，他大概会援引平等的正面价值来回答，即平等本身就是好事一桩。平等必定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