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读后感摘抄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是一本由蔡亮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2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读后感(一)：读后感

读后感：作者认为巫蛊之祸后包括皇帝在内的西汉高层进行人员重组，在一系列斗争中，霍光攫取了最高权力。为掩盖其政权主导的合法性，霍光迫切需要一套政治话语来获得支持，于是重用儒生就成为他最佳的选择（P215）。霍光之后的宣帝出身含糊，更加需要一套理论来为其合法性背书。在旧权贵、大的仕宦家族在巫蛊之祸被消灭殆尽，胸怀抱负的儒生们开始有机会爬到高层以填补权力真空（P214）。自秦以来，帝国兼具实用性和技术性，这就要求儒生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而非泛泛而谈。与此同时，由于霍光、宣帝的刻意提携，以行政能力擅长的刀笔吏、文法吏和以军功出身的将军们开始重视儒学经典。于是，经世与治典合二为一，吏与儒合流，产生出东汉以降统治中国数百年的“士族阶层”。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读后感(二)：书评

蔡亮女士的这部大作早有耳闻，一直以为是一部枯燥的汉代思想史著作，实际读了发现其内容不大，主要是围绕司马迁《史记》对儒生的记载与班固史书的记载做一对比，研究在汉武帝末期前后儒学在宫廷中的地位与儒生的政治面貌，另外对儒、儒学、孔学、儒生等概念的界定与发展脉络分析也使得该书算得上是一部政治史思想史兼顾的著作。通过对巫蛊之祸前后汉帝国权力金字塔顶端政治面貌的研究，她认为儒学与儒生并非像传统史家或一些史学观点认为的在汉武帝登基后，尤其是在董仲舒得到重用后就确立了两千多年的地位。相反而是在巫蛊之祸后开国权贵们的遭到灭顶之灾后的权力真空期，靠着借助古代经籍对霍光等权臣辅政合法性进行论证，凭借图谶祥瑞等对汉宣帝大统正当性的吹捧受到重用，从而梳理出周代价值观在春秋战果乃至秦代一再衰退，起自民间的汉代统治集团建立汉朝之后更加割断了与上古学术的关联，直到汉武帝时期尽管儒生占据一定地位但远没有开国权贵统治深厚，直到一场由部分野心家鼓动暮年畏惧死亡的汉武帝发动巫蛊之祸，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结果导致权贵势力遭受灭顶之灾，儒生占据其位子，后逐渐提拔后进，并在史书中尽量追溯与古代儒学的关联，实则差异极大。司马迁《史记》中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受到重视的观点是他的乌托邦构想，但影响了后世许多史家。在后世儒生们追溯自身学术脉络上看到了修撰家谱追溯先祖的一些影子，儒生提拔后进也看到阶级固化，导致世家大族出现的前身，总之，作者的分析还是十分合理的，运用海外资料，尤其是英文论文著作相当多，海外深造的经历使得她能够独立思考，不过生长于中国的教育背景，也能在书中的一些观点，对政治事件的描绘中联想到当代一些政治失误的影子。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读后感(三)：作者的对话对象在哪？作者是不是虚构了一个降智型的“传统研究”对话对象？

作者通篇在跟所谓“传统研究”对话，在批驳“传统研究”。

但是作者的对话对象到底在哪，想要推翻的“儒者在当武帝朝大获全胜”这个结论到底是谁提出的，我印象中没有一点点痕迹，钱穆、吕思勉这些大家40年代的著作里面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结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举的例子也都是昭宣之后的。

包括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等诸多古代史教材中也是用了“逐渐”“儒学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这种话语。

朱维铮的《中国经学史十讲》讲这是一个“长而又长”的过程。汤一介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讲“但是武帝尊儒并不意味着他罢黜百家，也就是说尊儒和独尊儒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实际上，汉武帝一方面尊儒，另外一方面则是“悉延百端之学……基本上看，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并没有罢黜百家之学，至于儒家独尊的结果，是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局面”。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自建元六年以后，儒学渐渐进入人思想世界的中心……在儒学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过程中……盐铁会议和石渠阁会议是两次重要的插曲”

研究者通常认为武帝朝在儒学史上是个转折，但是转折并不意味着大获全胜，这只是一个儒者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并不是完成。在作者一再批評的传统研究中，至今我没有查到哪位学者说武帝朝儒者已经掌握了政治话语权类似的表达，相反，我看到都是有意无意的提到儒者在政治上形成大规模影响力是在昭宣之后甚至元成哀朝。所以作者批驳这个“传统研究”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是在和西方学界对话吗？西方学界到底有哪位学者有这样的观点，仅仅在开头提到了一个1930年代“德效骞”，反而作者列举出来很多讲“儒者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要晚的多”的学者。

感觉上作者在虚构一个降智的对话对象，试问有哪一个成熟的学者会蠢到“只严重依赖于《孝武本纪》”研究武帝朝？作者只是用一个“传统范式”四个字就概括了，到底有哪些学者只严重依赖于《孝武本纪》倒是在脚注里面注出来一两个也行啊。至少我没有见过这种只依赖《孝武本纪》的传统范式。贬低传统研究提高自己吗？但传统研究也没有这样弱智啊？

还有，柱状图是为了凑版面吗？明明一句正文就表达清楚的事，为什么非要画个柱状图，图里本身又没有传达出更多的信息或者细节。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读后感(四)：“疑”的势如破竹，但“立”的不免有些勉强

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对武帝以前西汉儒学传承和儒生地位的质疑及说明《史记》和《汉书》有意地对汉初儒学传承进行了“构建”，质疑的恰到好处，一下子就指出了了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的描述的各种经典的师承渊源的不靠谱之处，那些连姓名都不清楚且十分高寿的老儒生们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的确显得很可疑。

作者想论证的是武帝时期儒生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阶层（政治集团）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儒生之间也并没有形成集体共识并相互推荐提携，武帝时期的高官大部分出自高官世家、豪强和刀笔小吏，这一现状直到昭宣时期才发生变化。由于巫蛊之祸对当时的世袭高官集团进行了大清洗，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而此时善于迎合霍光专权并为之构建合法的理论依据的儒生集团迅速受到重用并占据了高位，宣帝为了摆脱霍氏的影响而论证自己继位的合理性，也需要儒生集团的理论支持，因此儒生集团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儒生帝国就此形成。早在武帝时期，司马迁就开始基于自己的儒家理想而在《儒林列传》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儒学传承体系和儒家主导的帝国神话，这个神话到宣帝时才真正实现，此后掌握政权的儒生为了巩固地位、构建儒生政治的合法性，开始不断向上追溯构建自己的师承关系，填补战国至武帝时代的空白（《史记》中的模糊记载），最终到班固的《汉书儒林列传》才基本宣告完成。《汉书》中的大部分西汉前期（武帝之前）的内容都是直接取材《史记》（很多篇章都可以说是直接抄录），而《儒林列传》却多出了许多内容，不禁让人怀疑这些增补究竟依据何在。

这样的论证无疑是精彩且颇有启发的，但翻遍秦汉史相关的历史著作，几乎每一部都认为武帝时期儒生并没有真正成为主导的政治集团，儒家的崛起显露与昭宣之际，这与本书中的统计数据并无矛盾之处，所以这部分的反驳其实是针对作者自己画的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靶子。

此外，对于《史记儒林列传》中的模糊叙述，纵然有很多“构建”之处，但如果真的是公然作伪的话又如何被当时人所接受呢？比如书中提到司马迁可能虚构了兒宽的师承，但兒宽和司马迁是同时代的人，司马迁如何名目张胆地造同僚的谣呢？因此仔细想来，只有两种可能：1）司马迁对儒学师承体系的“构建”是当时的社会共识（或者起码是儒生集团的共识），但正如作者所言，当时的儒生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不但不相互各种，还为了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会出现儒生集团共同构建儒学传承体系的情况。2）《史记儒林列传》在司马迁身后被修改，在改动的时候，儒生共同体已经形成，但这也意味着《史记儒林列传》并不能反映司马迁的思想。因此这部分的论述固然抓住了司马迁的很多短处，但并不能说明到底是有意“构建”还是史籍缺载，毕竟我们今日所见的史料是远远比不上司马迁当日所见，没有铁证的质疑往往都站不住脚。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读后感(五)：选材很好，翻译尚需打磨

7月20日读完《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蔡亮 著，付强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1版1印，16开平装253页，定价69。这也是《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之一。本书5天读完。

从书名来看，内容稍微有点偏题。本书叙述重点并不是西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历史事件——“巫蛊之祸”及其历史后果，而是通过数据统计等方法，推断出巫蛊之祸之前的另一件历史大事——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代表从那个时候开始，儒家就一家独大。相反地，儒家整体作为一个松散集团，是没有太大的政治发言权的。尤其是在最高层（即丞相等这个层次），儒生仍然是凤毛麟角（公孙弘），而大部分的儒生只能得到“吏”的位置，远不足以撼动政局。汉政权还是主要掌握在皇族与贵族（即李开元所谓的“汉初功臣集团”及其后裔）手里。但是由于“巫蛊之祸”的产生，使得这个功臣集团后裔基本被扫荡一空。恰逢其时的儒生便脱颖而出，嵇康那句名言“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拿来形容，应该还算应景。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术，也正好迎合了汉宣帝以“天命”来弥补自己出身低微的政治瑕疵，儒家的学说（也包括荒诞不经的谶纬之说）为宣帝提供了绝好的皇位合法性。所以谶纬之说成为了两汉之际的“显学”。即便这样，汉宣帝也对太子有“王霸杂用”的教育，说明了宣帝对儒学的“工具性”认识。儒学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历史际遇，才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纠正了人们过去的错误印象——儒家在汉武帝期间就已经大展宏图。通过阅读此书，对历史的细节及其复杂性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本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试举如下：

p2 第二行“英名抉择”应为“英明抉择”

p9倒数第三行“李广的表弟李蔡”应为“堂弟”

p11注1:“楚词”应为“楚辞”

p14注2“苏健”应为“苏建”

p21“高祖外甥刘郢”应为“侄子”

p48 《汉语大词典》，注3却写为《汉语大辞典》。应以正文为准。

p199 出现了由于断句的错误造成的内容错误。原文为“林子高（王莽时位列九卿）、……崇子平（位列九卿）”，查了半天，在《汉书.儒林列传》里发现前者原文是“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作者（或译者）把“沛唐”作为一个地名，林子高作为姓名，其实应该是“沛”地之“唐林”（字子高”才与下文相通，且下文尚有“林、吉（王吉）”并称。而“崇子平”就更加离谱。《汉书.张禹传》下有“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而查戴崇字子平，网上有《金氏文集》断句错误，断成了“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错误。又网上《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卷诸姓部》有“崇子平崇为九卿”字样，难道是作者看掉了后面的“崇”字，直接看成了“崇子平为九卿”导致了这个错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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