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选讲》读后感100字

《《明儒学案》选讲》是一本由朱鸿林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1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儒学案》选讲》读后感(一)：讲稿

这本书的两篇讲稿完整地收录于同一个出版社的该作者的另一本书《明儒学案研究及论学杂著》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出版社要单独地把这两篇讲稿提出来重新编印成这本书，也可能是为了更浅显一点地普及大众，但是那本《明儒学案研究及论学杂著》明显要更专业、更负责、质量也更高一点，这使得这本32开的小书有点鸡肋感。

《《明儒学案》选讲》读后感(二)：入门佳品

对一个穷学生来讲，这类装帧整饬、讲解精细的书，买则心疼，不买却又眼热，最终的解决，就不外乎是借了——土豪同学的，或者图书馆的。就像中西书局的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系列一样，向来以为这种书对我这种初学者而言，是很有裨益的，经典玄奥，读之不易，有所点拨，可谓无量功也。三联书店的经典通识讲稿系列，读过一本讲五帝本纪的，水分较多，不过朱鸿林的这本，倒是有好几个同学推荐过了，读完之后，也觉获益匪浅。黄宗曦为学极广博精深，其微言大义，非精熟其人其学及明末清初之学术脉络者，固有无处着手之感，这本讲习（朱鸿林格外辨证了《明儒学案》的子书与讲习性质），把发凡与序逐段拆解，为之明剖暗划，黄氏的心意可谓由此发明了——这是大处着眼，考出黄氏著书本意所在。又拈出了曹端学案，把前面所讲大概，以实例具体之，可谓思虑周圆。有此好处，以此作为进修明儒学案的入门书，当能一地珠玉随时收拾，不为浩繁卷帙所累而无所见也。

《《明儒学案》选讲》读后感(三)：入门之书

久闻《明儒学案》大名，但机缘不够，始终无由入门。只得借此书以窥门径，此书也确可给人以指引。

全书以辨析《学案》为史书丶子书为线索，贯穿始终。但却是本书对《学案》文本的解释丶对黄氏心学的介绍，使自己略有所获！

“程朱理学认为，太极是宇宙之源，因而主宰着宇宙整体。万物从宇宙化生，因而各自本身也带着这来源性的太极，这个叫作‘各具一太极’，也就是各具‘一理’。”曹端体会到的，“主要是理学上的‘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这个概念。...按照刘宗周的理解，曹端的高处就在于悟到这个宇宙之理其实是在人心里面。”“正如天上之月不因川上之月不复可见而不存在，因人而生的事物，也可以因人的处境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不复存在，但处置这些事物的道理，却依然是存在的。存在哪里？存在于心，所以道理和心都是永恒的。理既然存在心中，要求理时，就要求之于心。求理于心是反省丶反思的学问。反省反思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事物，所以心学是实而非虚，不是要你离弃事物本身或事物之理，而是要你将自己心中的道理和事物本身的道理结合起来丶汇通起来。”

以上是刘宗周的看法。黄氏进而认为“盖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气无穷尽，理无穷尽，不特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不特气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

曹端语录又提到“无极即是太极，太极即理”的观点。

至于黄氏所强调的自得丶以水济水，不过孟子之遗意罢了。至于黄氏文章，略显艰涩难懂。

《《明儒学案》选讲》读后感(四)：《明儒学案》成书偶识，因酒药兄书评稍伸。

南雷文定中的原序：

“書成於丙辰（康熙十五）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抄本流傳，陳介睂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濳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

1）

怀疑者，比如陈祖武、吴光、朱鸿林先生以为：“书成于丙辰之后”，明非在丙辰之岁，乃丙辰之后乃成。然根据此处文势（陈兄评论中已指出），“之后”其实是叙述此书写成之后的刊刻之事，故此句当翻译作：【我在丙辰岁完成这部书之后，许酉山、万贞一都有想刊刻却没刻完；陈介眉、汤斌又对我的这部书添加好评，我觉得也应该出版一下。】

陈祖武先生据梨洲与汤斌康熙二十七年会面然后有评价的说法，故当不早于二十七年成书，这种说法由以上解读来看是不确的。

2）

陈介眉、汤斌的这句文字点读比较糊涂。我们且列一下各种表述。

^##原序：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抄本流傳，陳介睂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濳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

^##改序：湯潜庵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案如王㑹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摠括宇宙。’書成於丙辰之後，許西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七月余病……

^##刻本序：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酉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抄本流傳，颇为好学者所识。往时汤公濳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陈介眉所传述语也。壬申七月一病……

朱先生将“转手”断开，以为是说陈介眉读了此书后改变了看法——然而“转手”可以引申出这个意思吗？朱先生列出一种“错误”的读法，是“转手给汤斌”。还有一种读法是：陈介眉先读了我这书，又转告了汤斌对我这书的评论。这由刻本序的“此陈介眉所传述语也”相对照可见。朱先生说这是贾氏刻序时因为错误理解了“转手”的意思而转写成“传述”。

按黄氏为陈氏写的墓志：“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由此则朱先生以转手为改变学说，是正确的。

3）

“府君作蕺山传：‘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府君於（甲）[丙]辰歲著《明儒學案》成，而五星聚牛女，固由國家之瑞應，亦何幸適逢其會歟！”

以上百家的《行略》中文字，朱先生读成“府君於（甲）[丙]辰歲著《明儒學案》，成而五星聚牛女”，于是丙辰岁成了学案的始作之年，这样读的话，是很别扭的。

朱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何黄氏父子要突出“丙辰（十五年）”这个年份？——因为与天象大事有关。然朱先生引其学生的考据，五星聚在十六年。于是“府君於（甲）[丙]辰歲著《明儒學案》，成而五星聚牛女”，丙辰岁不过是“开始著述”之年，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天象的意义在于十六年成书时的意义。——这样的行文，似乎是有矛盾的。

又，十五年始作，十六年便成，如此一部大书，是不是也忒了？

至于五星聚的问题，其实亦不必非得远求之西方天文学。最直接而且能和黄氏父子说法对应的自然是正史的天文志。清史稿的天文志专门有“五星合聚”一类，其中康熙十五年仅“二月己巳，土金同躔娄十一度。四月戊午，土水同躔胃四度。 ”十六年首先便是“二月戊申朔，木金同躔女六度。”我是天文盲，不知道到底是哪次，但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

这句话最正常读起来自然是：黄宗羲在丙辰岁写成了《学案》，而后五星就又聚起来了。

最后想说的是，虽然好思多疑很重要；但对于读书来说，顺从正常的阅读习惯，能忍住不生疑，有时也很重要呢。^_^

(炎文你要写论文！再在这里扯淡不务正业就剁手！！！)

《《明儒学案》选讲》读后感(五)：杂识三则

除了两篇序和发凡，还讲了《曹端学案》。记下三条，两条与文本解读有关，一条是方法论的问题。

141页：

书成于丙辰之後，中州许酉山暨万贞一各刻数卷，而未竣其事。（《明儒学案序》原本）

12页：

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府君于丙辰岁著《明儒学案》成，而五星聚牛女，不孝家窃谓：亦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

作者说，“书成于丙辰之後”，丙辰是康熙15年，这一年不可能著成《学案》，现代学者研究，只可能在康熙17年以後。那为什么特别强调“书成于丙辰之後”？于是又引了12页这条材料，但建议把“成”字下断，读成：

丙辰岁著《明儒学案》，成而五星聚牛女。

这样，丙辰是著书之年，而成书之年在其後。又引了一个自己学生的报告，根据一个俄国人Alexander E. Zavalishin的算法（www.m31.spb.ru/StarCalc/main.htm），说康熙16年12月25日至17年1月6日间（农历），天王星、金、木、水、火、海王星同时出现在摩羯座、宝瓶座附近，当时的星相学家或许把这当成“五星聚牛女”。（15页）

天文史我不懂，但汉字还能读明白。结合上下语境，“书成于丙辰之後”，显然接的是有人刊刻未竣之事，如果翻译成英文，after 丙辰 when the book was finished, 而不是the book was finished after the year of 丙辰。“府君于丙辰岁著《明儒学案》成，而五星聚牛女”一句，“成”字下属简直是违背基本的语感。“五星聚牛女”既然是天意所在，如果不是丙辰之岁，为什么不直接点出？

在某系听课，为了迁就某汉学家的理解，竟然有老师建议把《老子》第7章“天长地久”读为“生长之长”，并以《周易》“天行健”，生生不息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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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页：

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明儒学案序》原本）

五丁，《艺文类聚》卷七引汉扬雄《蜀王本纪》：“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献山，秦王献美女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为石。”（《汉语大词典》的解释）。

邯郸之野马，比较费解。作者认为“野马”是用《庄子 逍遥游》的典故，指浮游的尘埃。这句的意思是“一窝蜂无目标地走动”。似乎难以满意。我根据豆瓣上一位友邻的线索（http://www.douban.com/people/jianyuanshunshu/status/1082165927/），找到《战国策》的出处：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大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白璧一，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这个典故放在此处比较通达，是说宁可像古蜀五丁那样筚路蓝缕地开凿山道，也不愿接受智伯白白馈送的野马。但为什么智伯可以用“邯郸”之语面，先秦的书没有读过，看上下文一时没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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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页：

我们与其说《明儒学案》是一本记叙性的史书，毋宁说它是一本寓意性的子书更好。

这是作者对全书性质的断语。这牵涉到如何理解古代文本的分歧。远源从宋代就开始了。一部分儒者强调《春秋》字里行间有微言大义，王安石偏说是断烂朝报。史书记载历史，然而又有体例，有编者的见识和判断。傅斯年倡导“史学即史料学”，要把後一方面完全剔除，只去寻所谓客观的材料，按照这样的标准，史书不如档案，通鉴不如《考异》、《长编》。现在又是另一个极端，把体例、心态、寓意讲得过分，讲西学的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述希腊史倒在其次，首要的是寄寓希罗多德的思想。中国也来这一套，到处是历史的叙述、建构。有虔敬之心的，就说这种建构特别好，特别深刻；无虔敬之心的，就说这种建构特别虚伪，特别可笑。

其实，正确的方法在黄宗羲的序里已经透露出来：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悟入处。（43页）

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26页）

透过黄宗羲的编排，不是只能看到黄氏一人的私见，我们应该抱谦虚的心态，从这里“悟入”明代儒学史的一种真实，尽管它确实有某种局限，但也因此，有特别的深度。顺便说，所谓“片面的深刻”，是为了理解别人有见有蔽，而不是开脱自己率尔雌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