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方位的读后感大全

《中国经济新方位》是一本由吴敬琏 / 刘鹤 / 樊纲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2017-2图书，本书定价：410，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经济新方位》读后感(一)：从不同方面感受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部论坛合集版的著作，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供给侧、市场改革、杠杆率、债券市场、社会公平、中等收入陷阱等词汇，让人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有了一个较为宏观对认识。

如何发展？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些思路。没有给出精准的答案。

一部论坛合集版的著作，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供给侧、市场改革、杠杆率、债券市场、社会公平、中等收入陷阱等词汇，让人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有了一个较为宏观对认识。

如何发展？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些思路。没有给出精准的答案。

《中国经济新方位》读后感(二)：读书小体会

900多页的电子书，前面的文章让我大涨见识，相见恨晚，越到后面，越感觉自我安慰胡扯八道。都是著名人士的文章哦。 1-在岗员工，讲究多劳多得 退休员工，讲究分配公平。 现在的医疗保障，确实有点滥报销了。 2-改善经济结构的重点是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3-结构性改革”讲的是针对体制机制架构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并且通过市场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4-城市化进程，就是人口密度提高的过程，这会知道了。 5-互联网下的融合发展，感觉和电信没什么关系。 6-对于个人而言，没有立法说明不能做的，都可以做。对于政府而言，立法没有提到的事情不能做，立法规定的事情必须做。我喜欢这个理念。 7-隆国强先生，你好能收集数据，但是我看不出啥逻辑性。 8-在发达国家，劳动者容易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这是真的吗？ 9-停止争吵是件愉快的事情。 10-我觉得讲道理就是讲道理，不需要通过贬损人家来抬高自己。 11-出口贸易最多占中国gdp的70%，我们提出一路一带的口号，我们在拥抱世界，拥抱世界，拥抱世界……为啥对外都是敌视的消息？ 12-自贸区的目的是探索国际贸易新经验，海南会有什么措施？ 13-看了债券市场这一大篇文章，就只知道了熊猫债券的存在。

《中国经济新方位》读后感(三)：咋改

金融改革这么急迫，但资本是逐利的，改了资产就不荒了？既然原来是产能越去越大，杆杠越去越上，这回能不一样？能不能不蹚这浑水？《龙珠》里有个战斗力探测器，不管什么人、看一眼能得出个分数来，打不打得过能给个参考。现实中网络运营商有每个人的上网习惯；手机公司有生活习惯；电商有消费习惯，青年人基本全在里面，能力、性格、心态、通过智能计算得出分数，再用感知技术把信息传播成本一降……供给侧改革 - - 得指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现在青年人有着平均水平远超历朝历代、极高的人力资本，这才是真正的突破口！现在的中介app+共享单车降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 - - 人作为万物的主宰、经济与社会的中心，脱离了人谈供需、货币、资产，那都是虚的。用这个真实世界的"分数"作为价格型工具加上诸如5%~10%末尾淘汰制的数量型工具，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资本的携带者，让他的流动性呈几何级、爆炸性的增长，举出真正具备精英意识的贤良，走上领导岗位，一切现在经济层面的缺陷、危机，都将迎刃而解。(1假设清楚城镇化方向的占多数，那"左下角"就明显不同于现存的18个新区。中长期来看，是给完全不同的政策？还是对标Las Vegas呢？时机成熟？2财政加的杠杆不如搁一部分在运输部门，速度上去、价格下来。)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子孙乘坐星际航线远眺家乡时，不禁怅惘，正是因为发生在中国的第一次人力革命，使得人尽其才从而物尽其用，人类"起飞"进入星际殖民时代。

《中国经济新方位》读后感(四)：我感兴趣的几篇

《中国经济新方位》，“中国经济学人50人论坛”长安讲坛演讲结集。

照理，这是中国最高水平经济学人的一群，书名起的也很有气势，颇有“指点江山”的味道。但顺序看下来，并非篇篇可读，甚至可读者不及一半。看来，中国经济新方位，还需要大家继续摸索。

说起来，在这样的论坛上，对演讲者还是有一定考验的。高端讲坛，必须有新想法，但又不能太专业化，用语、举例要生动。但实际上未必人人都能做到。就此书所涉，不如我眼者，要么是流水账，要么是单纯地吹喇叭，要么是把旧闻当新知，还有的甚至基本概念不清。其中有一篇讲社会保障的，全篇都在质问别人你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呢，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到底应该怎样做，他却没有说。

其中也有一些篇目确实值得一读，以下列示我推荐的各篇（个人看法）：

1.高培勇：本轮税制改革的主题。对当下中国税制结构以及未来方向有清楚论述。

2.周其仁：城市化下一程。其中提到的城市的密度，可以增强对城市的理解。

3.谢多：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首先是了解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然后是其与国际的对接。

4.杨凯生：关于去杠杆的几点思考。我借其中的思路写了一篇日记“从当年的拨改贷到如今的高杠杆”。

5.刘光超：从金融实践和资本规律两个视角看法律规划的边界与尺度。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原来不了解，感觉比较新鲜。

6.王一鸣：中国经济转型与重构新平衡。中规中矩，但还是有一些可以吸收的内容。

7.卢迈：社会公平与儿童发展。其中对中国西部儿童状况的介绍，还是挺让人吃惊的。

《中国经济新方位》读后感(五)：观长远，行更远

很多困惑都在书中得到答案。比知乎大V、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牛太大嘛。好好看书比二三四五流碎片信息的获取还太多。

总体而言，民众、大V、媒体抱怨的问题，智库都看到了、分析了、预判了、也着手治理中。

2018年愿望：多读书，多读高质量的书

以下是海量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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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性的下行。也就是说经济走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下行。这是决策层一个全新的判断，是影响我们对各方面宏观政策决策的前提，因为如果决策层认为经济具有长期的波动性，且总的趋势是往下走，那么很多政策就会因为这个判断而做出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调整。

从经济角度考虑，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人把钱借给别国，让别国来买美国的商品，从而推动美国出口。因为“二战”以后，就美国当时的黄金储备来说，200亿美元放在国内没有任何用处，只会导致产能严重过剩，还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欧洲那些国家因为战事，国内恢复的需求非常强烈，于是马歇尔提出，拿出美国65%的黄金储备借给其他国家，但只能用来购买美国的产品。所以1947~1951年是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几年。因此，很多学者提出要搞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因为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只有零点几的回报，我们也应该拿这笔钱借给一些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没有现实购买力，但是有矿产资源和地理资源，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资金跟他们的资源整合起来，让他们来输入我们的产能，也可以解决中国新的外需。我们把钱借给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开矿、修马路，还可以创造新的财富，因此我们将其命名为“和谐世界计划”。但是这个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因为这些国家如果发生政变，或者出现其他问题，投资的资金风险很大，而投资国内风险则要小得多。

劳动力成本过高有三个因素：冗员、社保缴费和工资。首先是冗员，企业应该裁减的工人裁减不了，社保体系承接不住，所以只能由企业维持。解决的方法就是减少工作时长，让八个人干五个人的活，所以冗员的工资占了很大一部分。其次是社保，我国社保缴费率按照法定标准是45%，在全世界比例都是偏高的，与美国相比，我国企业要承担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就高出了一倍。但这个不合理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延续到市场经济以后，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所有职工不交社保，企业也不交社保。结果这些人退休以后领钱时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制定社保制度的时候，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社会保障分省统筹，中央不统筹，因为中央财政没钱；第二，增加缴费率，不但要把自己以后领的钱交上，还得承担以前没有交社保，现在要领钱的人的费用。统计数据证明，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是由于冗员和社保缴费率过高造成的，认为职工工资过高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高，社保缴费率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缴费率是按照标准工资来计算的，而经济下行导致很多企业劳动小时减少，工资也相应减少，但是社保缴费率的计费工资不变。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个矛盾表现得格外突出。实际上我国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负担对企业和职工而言都偏重，所以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任务：要研究社保体系全国统筹、降低社保缴费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水准的居民收入，绝不是三五天就可以实现的。

农产品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损害社会财富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玉米。我国玉米收购有补贴价格，比进口玉米价格高很多，所以2015年农民把生产的玉米全部卖给国家储备，那些玉米两年以后就变成陈化粮，陈化粮就只能做酒精之类。中亚国家的棉花比新疆的棉花要便宜很多，但是我们不进口，因为如果进口了中亚的棉花，新疆的棉花种植就会被摧毁。农产品去库存和“三农”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要去库存就要降低农产品的补贴，但这样一来农民收入就会下降，而我们现在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现在的一个办法就是，国家把给农产品补贴的钱砍掉一半，然后用到农民的社会保障上。这样的一个结构调整，不但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减少了我国收购农产品这种社会财富过剩的损失。

现在像华为这类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整个收入的10%以上，而国际上跨国公司没有一个低于10%，我国全国平均占比才2%左右。没有研发就没法谈发展，更谈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

按理说我国铁路赚了钱就应该降低票价，但是铁道部认为不能降低，因为还要建设新的铁路，而国家不给钱，那就得从这些地方来收钱建设。高速公路收费原来叫作“贷款修路、收费还债”，按照这个原则，如果贷款还完了就不能再收费，但是现在仍然在收，所以我们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就是所谓的交通运输体制问题。

假设真的把营改增的5000亿元减少到位，把社保缴费率的12000亿 ~ 13000亿元也减少到位，企业的负担可以从整体上降低17000亿 ~ 18000亿元，那么这个水平就超过了一般预算收入的10%。如果这两项改革到位，那经济下行的趋势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也就意味着下行速度会减慢，企业活力会增加，可以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

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13万亿元，中国的人均税负已经达到1万元。201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可以说，今天中国的人均税负已经超过1万元。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包括老人、孩子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我们每个人每年都要有1万元的税收上缴到国库。以三口之家计，就是户均3万元的税收负担。

第一个概念是税收。税收是政府为满足支出需要而取得收入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政府的融资形式。因为除了税收之外，政府还通过其他形式取得收入，税收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它是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换言之，它是在满足政府支出需要这个大的框架之内所运用的一种融资形式。第二个概念是税制。税制是国家按照一定的政策和原则组建起来的税收体系。税制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税收体系。在税收制度框架内，税种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若干个税种所组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结构中，有的税种收入占的比重高一些，有的税种收入占的比重低一些，不管有多少个税种，摆在大家眼前的就是一个整体的结构版图。另一个关键词是一定的政策和原则。为什么税制在这个国家是这样一种结构，在其他国家是另外一种结构？为什么在中国当前是这样一种结构，在历史上是不同的结构？其原因就在于它决定于当时所实行的政策和原则，换言之，税制是由政策和原则所决定的。税制结构能够决定税负水平吗？很多人把税制结构和税负水平对应起来，甚至认为税制结构和税负水平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但是回看关于税收的解释，可以得知，支出才是决定税负水平的因素。比如根据国家预算，2016年要花17万亿元，这是一个总的支出水平。为此国家就必须筹措相应的收入（这里面可能包含赤字），其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税收。税制结构本身决定不了支出水平，相反是在支出水平总的约束条件之下，它要完成自己应该筹集的那部分收入的任务。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大多数人基本上只知道现实生活中有直接税，不知道生活中有间接税。即便是精英阶层，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就是直接税，几乎看不到间接税。每年的两会上不少代表和委员提交了涉税提案，但归结起来，基本上都是瞄准个人所得税的，甚至只瞄准于个人所得税中的一个税制构成要素，即所谓的起征点。除此之外，有哪位代表或委员针对中国的间接税提了什么预案？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绝对非常之少。即便有人提，也会被媒体所忽略，形不成热点。我们说过，在15万亿元税收收入中有70%是间接税，人均万元的税负中有7000多元是间接税，怎么能忽略这7000多元而只盯那3000元呢？在那3000元中，其实还有一部分是企业所得税。进一步讲，根据2012年税务系统提供的数据，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只有2800万人。这两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上升，纳税人数可能会多一点，但最多是以千万人计的，不会太多。

本轮税收制度改革是致力于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税收制度的改革。在这种改革框架之内所推出的税收制度改革，两者之间显然是匹配的。那就是以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来推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多年低于10%。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财政总支出是175768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19001亿元，只占10.8%。如果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视同税收列入财政收入，那么加上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约3.8万亿元，再剔除其中财政投入的约0.9万亿元，大致可计算出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23%，仍低于发达国家15 ~ 20个百分点。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析得出，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还低于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伊朗、智利等国，略比印度高一点。这说明无论是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看，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都是属于很低的国家之列，“十三五”时期，中国合理提高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还有相当的空间。

采用行政命令方法解决结构扭曲的问题，效果很差，而且往往适得其反，过剩产能越调越多，结构变得越来越扭曲。直到现在，居于结构调整首位的还是“去过剩产能”。这反映了用行政方法调整结构的致命弱点。

如果我们能达到今天马来西亚或者巴西、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我们的经济总量就是世界第一了，因为人均要乘以近14亿人。中国人均提高一美元就是近14亿美元。如果我们能达到中国台湾和韩国这样的人均水平，中国的总量就是美国的两倍。为什么当初日本是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因为日本是除美国以外单一OECD国家人口最大的国家，它自己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轻易追上的。

中国为了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财政部承诺，是每个星期四要发3个月的国债。美国的国债有各种期限，很多是短期的，财政部知道自身需要支付资金的时间和金额，没必要长期保有那么多的现金。国务院会议多次强调不能让钱趴在账上，不能成为僵尸存款，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预算和资金支配管理有巨大的改善空间。资本市场建设，短期票据市场建设如果不到位，企业就会为防范风险保留大量的存款，这是非常无效的现象。观察三十几年来的历史数据，中国杠杆率增速和GDP增速是什么关系？可以说是负相关（如图2.3所示）。中国经济增长越不好，杠杆率上升得越快；经济增长越好，杠杆率上升得越慢。杠杆率比较平稳的一段时间是2003 ~ 2008年，2012年之后上升的速度变得非常之快。

近几年来，住户存款上升的速度和比例变化不大，金融企业有些下降，企业盈利不好，现金流偏紧。但是政府机关团体的存款一路上涨，2015年上涨了12%，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只有6%，财政收入增长也只有6% ~ 7%。那么，政府机关团体的存款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继续增长，原因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个数据在央行报表里叫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有二十几万亿。具体分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够知道的是，这里面包括“五险一金”，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的存款。肯定不是企业的，居民的也不在这里。政府机关团体里有很多事业单位，其中很多事业单位实际上是半盈利机构。其盈利所得既不缴税，也不分红，也不投资，限于各项约定就只在银行储蓄

问题比较大的是养老金。按照规定企业须交工资额的20%，个人交8%，两个加起来是28%，而国际上通常是10% ~ 12%。这对企业来说负担很重。还有一点具有中国特色，这些钱都是以存款的方式放进银行成为储蓄存款的。既然说养老金，不是应该放入长期投资吗？在2016年修改法律之前，地方社保养老金只能放在银行当存款和买国债，别的都不可以碰。住房公积金基本上也是以存款的方式闲置。

公积金现在大概有两三万亿元。前几年控制房价上涨，这些钱不能动，只能买房子用。如果你已经买了房子，就只能等退休以后才能动用，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现在的变化是，一是公积金开始付给个人利息了；二是公积金在一定程度扩大了投资范围；三是出现了最重要的变化即租房、装修也可以取公积金了。对公积金的管理，最终会完善到和其他市场化国家更相似。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只储蓄，这是非常无效的强制性储蓄

国企现在不分红，钱只能再投资，而这些投资不一定是有效的。和上文提到的当量相比，国企的利润是非常小的当量，大的当量是社保和公积金。中国的M1（狭义货币）占M2的比例我们也是世界第一，其他国家没有企业持有这么大量的现金的。

我们现在拥有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加上重庆应该算是5个。如果14亿人口中有七成住在城里，这七成里有一半以上又生活在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中国至少缺少10~ 15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与其他国家很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人口还不能那么自由地流动，因为你在当地落不了户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和“十三五”规划都有很多的表述，我认为最重要的信号，是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要有相当程度的突破。到2020年，居住证应该是识别中国公民唯一的证件，不能再分谁是农业户口，谁是非农户口，一律只有一个居住证。让人口自由流动，自主选择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潮流。

什么是刚性需求？有些人理解刚性需求就是没有房子住的人的住房需求。而中国的住房拥有率是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农村住房拥有率在95%以上，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谁也没有住在大街上。城市住房改革之后，多年来为什么还有人一直在买房子？因为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还很旺盛。我们有很多房子实际上不太适合居住。城市住房有很多建成年代较早，“六普”数据显示大约25%的城镇住房没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因此，但凡有了购房能力，人们就会想要搬到更好条件的房子住。

我对中国房地产的需求一点都不担心。2014年房地产交易额8万亿人民币，其中85%是首套房，第二套房占15%。正常数字应该是1:1，也就是说，很多限购政策挤压了改善型需求。只要敢放开限购，购房的需求就出来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加杠杆的空间确实还很大，居民部门的杠杆也过低。两三百亿元的首付贷和一年10万亿元的交易量比非常小。

从中国的地价看，农业耕地不能碰，这种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无价的，结果是小产权房是不受保护的。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如果我们把小产权房这部分数据拿掉，整个城市的住宅空置率是零。现在大城市相当的住房是靠小产权房补充的，深圳是最多的。北京最近拆掉了很多的小产权房，住房的时间供给会继续下降

土地的供给制度，是中国高房价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的18亿亩红线就是不能动，目前北京、上海城市面积的一半是农地，剩下的土地肯定偏贵。

2015年房地产开发商上市企业的利润差强人意。通常我们认为房地产是暴利行业，但是过去两年利润直线下降。地价很贵，开发商又不能在国内正常融资，很多只能去借高利贷，房子盖好后又卖不出去，所以很多开发商急着要转型。

过去10年的经验表明对房地产的调控，限购不管用，限贷不管用，加税也不管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交易的边际税率到过80%，也没能拦住房价上涨。因为在供不应求的时候，抑制了一段时间房价随着收入上涨又回来了。居民的大部分收入和支出放在房子上，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极端恶化，同时造成代与代的流动性非常差。限购、限贷政策未必好。中国香港地区在过去几年，1000万港币以上的房子首付要求五成，因为土地供给有限。如果能交得起这个首付，一个人就进入到有房者专属的财富俱乐部，就可以坐享地价上涨。交不起首付的就只能待在外面，这更加大了财富收入分配的恶化。

我们在人地关系中，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因素，就是要求粮食自给自足，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有各种争论。有的经济学家说，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土地，现在进口的粮食已经占到10%左右。但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进口粮食与土地关系的问题，中国的粮食问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我们有些农业专家比较保守，现在管理国家这一代人也有着非常鲜明的记忆，20世纪60年代中国闹饥荒，很多国家对我们搞了粮食禁运。我们不需要保持98%的自给自足，但是应该保证90%、85%的自给自足，这是我们国家大的战略问题，所以我们有一条控制可耕地面积的红线，这条红线就是根据自给自足的要求画出来的。

农民进城后都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觉得处处要花钱。与此同时，也处处能挣到钱，这就是城市吸引大量人口集聚的道理。关于这个道理，我认为，讲得最透彻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我认识的一位在重庆万科龙湖地产的老保安，他曾经培训过7000多名农民工当保安。当我问他如何让农民成功转型为保安。他说，我经常对他们讲，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因为你们每天站在这里，就可以挣到钱。这是我听到过的最透彻的关于城市产业分工的道理。

在历史上，还对市场做了等级划分，“州、县之所不得正式设市”，只有草市让周围农民赶集，且一天只开两个钟头，还不是每天都开。所以，我们的城市文明虽然很发达，历史悠久，但主要特征是服务于管理农业文明，是保护和组织农业文明的国家组织的一部分。历史上我们很多城市都是官方“打造”出来的，官方开垦一片耕地，有了一个税基，再找一个容易防守的地方建一座城堡，设为行政中心。城镇的设立大多并不是由于产业和商业活动的集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瓷都景德镇很早就十分发达，大批瓷器可以远销欧洲。但景德镇也只能是镇，不是郡县，因为级别不够。“城”讲级别，“镇”则起源于军事建制，流动的大营，都与行政军事指挥活动有关。汉口、佛山、苏州等城市，和景德镇一样，经济容量已经很大，但在行政体系里的级别并不高，这就好像“经济体格”已经成长起来，但穿着一件具有束身效果的“行政外套”，束缚了其成长。这种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如苏州经济总量有很多年是超过南京的，但是论级别南京就是省城，而苏州只能是一个地级城市，经济总量再大在级别上也越不过南京，不合体制。

英国人占领香港以后，不断到中国沿海地区勘察，认定上海这个位置最重要，有扬子江和出海口，还有那么广阔的腹地，没有什么位置比上海更重要了。但是若以农业立国的视角看，海洋、贸易这些因素完全不重要，所以上海也无关紧要。朝廷看上海也无非就是松江府里那块稻田。结果英国人试探能不能在这里找块地落脚，上海道台轻而易举就答应，还觉得洋人脑子是不是出了点问题，那片烂泥塘洋人想租就租给他好了，最后签的是永久租地契约。

信息技术有三大重要成果:第一是计算机，第二是集成电路，第三是通信和软件的发展。

博弈论指的是，在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考虑，自己的决策一定会引发其他博弈参与者的反馈，这就是博弈论的出发点。博弈论的对立面是一般均衡。我们通常认为企业很小，消费者很小，自己的决策不会影响市场，这是标准经济学传统的模型。博弈论就突破了这个假设，它认为人数是有限的，每个参与者都要考虑自己的决策对其他参与者的影响，必须考虑到反馈。所以在讨论大国发展战略时，必须要考虑反馈，必须要考虑博弈。

既要人口多又要国土面积大，全世界仅有19个国家具备这两项条件。

一位德国的社会学家曾经讲，全世界的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发生在热带地区。他说因为热带地区人的寿命太短，每到夏天人类就会因为传染病大量死亡，尤其是儿童死亡率更高，文化没有后人传承。所以古代的文明基本都是发生在寒带或者是温带。比如中国的古都在西安，历史上那些强悍的少数民族首都大部分也是北方，这有一定的道理。

以中国为例，如果现在要搞比较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又要搞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那么，一旦放宽货币政策，人民币对美元一定贬值，汇率肯定保不住；否则资金就跑了，因为谁都知道人民币发多了。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制定，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瓶颈”，就是人才跟不上。因为我们的培养体系还不够国际化。印度国内经济并不是那么好，人口还多，但是他们的很多学生在世界银行实习过。世界银行是上千人的机构，有大量的印度人在里面实习或工作，会讲流利的英语。我们虽然也有自己培养的人才在世界银行，但去了几年就回来了。因为中国年轻人恋家，都想要回国，觉得国内好，所以留在国际组织内部为我们发言的人太少。

英国脱欧就是反全球化很典型的反映。有人曾经把英国的公投划分得很细，凡是低收入者扎堆的区都是支持脱欧的。因为来自于东欧的这些劳动者可以合法到英国去寻找工作，因此把传统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压低了，竞争更加激烈了，导致本土工人找工作困难，他们成了全球化进程中受冲击的人，所以他们就投票支持英国脱欧。从英国地图上看投票也很有意思。伦敦、牛津、剑桥这些人力资源比较高的地方都反对脱欧，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自己是受益的，但是这些人人数不够多。

目前中国国债的投资人主要来自境内，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国债的比例只占国债总规模的2%，远低于其他发达市场国家和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是一个赤字国家，但美国国债接近50%的比例是由境外投资者所持有。自2015年以来的美元升值，实际上和境外投资者回到美国市场增持美元国债是有关联的。韩国国债20%以上是由境外投资者持有，日本是9%左右。如果人民币要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就要发挥更强的货币保值功能，让境外投资者逐渐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不断加大对债券市场的投资比例。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是170.8%，社科院的统计略低是130%。但是与主要经济体相比，日本是101%，英国是74%，西班牙是108%，法国是121%，意大利是77%，美国是67%，加拿大是60%等。我国企业的杠杆率显然比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要高。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比如我们是以债务融资为主、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一些西方国家是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股本融资为主等。事实证明，我国企业的杠杆率偏高，而且是明显偏高。

在“万宝之争”之中，证监会真正关注的有两点：一是收购和反收购这个制度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二是宝能所用的9个资管通道是不是合法。宝能用于收购万科股份的这些钱，都是资管计划，也叫通道，就像下面是漏斗一样，锅里是万科，漏斗上面才是资金方，宝能方面只是找了9个通道而已。就因为这件事，对资管通道的产品规制开始越来越严。银监会7月出了一个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管理办法，禁止所有银行的资金不得购买二级市场的股份。所以“万宝之争”事件对资管通道政策、融资方式乃至运作路径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16年以来，私募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比例的数字不是10%、20%，而是50%~90%的区别。2016年8月1日，在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叫“八一大限”，这一天如果基金没有备案或者登记了没有产品，你的这个壳就没了。结果24000多家最后消失了一万多，发基金的比例8月1日之后和之前比下降90%。所以就募集资金这一项，应该说是我看到的全世界最严的募集办法。为什么会这么严？我们律师所接过这样一个案件，有17个人拿出近1亿元，投到某个基金里，这个基金前三个月每个月按15%付息，到了第六个月之后变成隔一个月给你付息，最后钱也没了，利息也没了。此类事件各地有很多，害得不少人跳楼自杀。所以我们叫私募的野蛮生长，如果国家不去监管的话，很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恐慌，甚至比股市更可怕。股市还有可能逃出来，而这个是出不来的，私募的老板干脆就跑没影了。

A股有上交所、深交所，现在有北交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对外号称北京交易所。上海是主板，深圳有一小部分主板，既有中小板，也有创业板，是A股最齐全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是新三板，上市IPO（首次公开幕股）就是首发，但是作为新三板，我们做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是把自己脱光以后，放在一个地方展览，看有没有人来买你。所以新三板叫挂牌，不叫上市。曾经希望新三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但纳斯达克驻中国首席代表明确讲过，新三板还不配和纳斯达克平起平坐，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新三板是代表我们国家金融监管和市场发展非常典型的的例子。十年前刚刚有新三板的雏形，现在已经有9000多家，而整个主板和创业板、中小板加起来还不够4000家。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这9000多家中有5900多家一笔交易都没有，根本就是挂在上面是没有人买的。我想请问，你挂上去干什么？这些企业后悔了吗？我不敢说谁应该为这样的一个安排去承担责任，但是它的机制设置肯定是有问题的。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地改善，先把一部分优等生分离出来，然后让你进实验班，叫创新层。这个反映我们的金融监管是地方和部门主义在起作用，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属于北京的系统系统，这是非常狭隘的观点。纳斯达克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全球性的，不排外。我们这个市场国外的企业能进来吗？当然新三板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整个资本市场的基座建起来了，让很多企业看到融资的前景，也让资本市场形成一个强大的优质企业的储备库，现在很多上市公司去收购都是收购新三板的。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太快了，造成了将近6000家企业没有买卖。每天的交易只有五个亿，有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亿

1995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2%；现今中国的比重上升到了12%。在历史上唯一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国家，就是明治时期的日本，日本当时也重视教育行业

衡量经济实力有三个重要指标，一是GDP；二是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三是外汇储备。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二是提出了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拓展了以往狭义的技术创新的概念。创新被定位为四个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强调的是科技创新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机结合。

1998年，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界的质疑，普遍认为难度非常大。但是，现在看来，中国大学确实在迅速地进入这个圈子

高端装备创新项目是一个大市场。如加快大型飞机研制，大型飞机的中国市场非常大。保守估计，到2030年国内对这种大型飞机的需求至少有5000架，肯定不能都靠国外进口。再如，中国中医特色的产业发展市场前景也很广阔。由于中国人口数量非常巨大，这带来了广阔的市场。而且客观来讲，和西医昂贵的治疗费用不同，中医和中药属于低成本医疗干预，相对而言其成本很低而且效果也很显著。

综合各方面信息，基本判断是，2016年下半年有望成为阶段性底部。对于触底问题，各方面判断不一，有的认为要到2017年。从综合条件来看，如果改革到位，还是有条件实现触底的。经济触底也并不意味着未来要出现一个强劲的回升，现在不具备强劲回升的条件，但经济的基本走势是一个L形。L形也有各种变化，标准的L形是一个直角，是大于90度还是小于90度，这也取决于经济走势和采取的宏观政策。

南北经济分化明显加剧。过去区域发展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差异，从近两年情况看，南北经济分化似乎也趋于明显。北方受资源型产品价格回落和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冲击，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北方主要是资源性经济，转型的难度要大得多，而南方主要是外向型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迅速收缩，倒逼南方较早启动转型。2015年全国增速最快的前10位省市，除了天津以外都在南方，而排在倒数5位的都在北方。这种南北分化也体现了市场化差异。以广东和辽宁为例，2016年第一季度辽宁主要经济指标都是负的，而广东的指标则比较良性。

现在政府教育投入已经占GDP4%，更重要的是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多中等收入家庭，教育成为最大的支出项，这也为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了条件。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

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5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未来5年，要有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成为新市民。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