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修订本）读后感1000字

《词与物（修订本）》是一本由(法) 米歇尔·福柯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页数：40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词与物（修订本）》读后感(一)：翻译差到一种境界

翻译真的完全不负责。

在原文与译文之间，树立起了一道道鸿沟。翻译用词的一致性，语句通顺程度等等，都非常糟糕。

阅读全书过半后，感觉自己快要练出对着这种马赛克翻译的自动去码能力了，真的非常痛苦。

质量差到这个境地，译者依然在 “译者的话” 里腆脸列了长长的修订列表，从 1995 到 2014，在复旦与巴黎之间反复横跳，也是小丑嘴脸十足了。

《词与物（修订本）》读后感(二)：读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

这是一部高深莫测的哲学书。使我发生兴趣的是开篇部分，福柯以维拉斯凯兹的一幅《宫娥》图作为书的开头，他用独特的视角对画面人物、色彩、线条、空间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引出他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就像是福柯从某颗星星上放下了一家软梯，引导你爬上去，站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来看世界。他说，无限丰富的万物无非是彼此映照、复制、仿效的结果，因而，万物之间便有了相似的符号，它们形成一个封闭的领域，以便彼此依赖、加固，构成一面看似平静的镜子，但其中却充满了言语的咕哝。但这终究是从星空放下来的软梯，就我而言，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

《词与物（修订本）》读后感(三)：重读

福柯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一本书，方法与他的早期的系谱学与晚期主体化研究完全不同。这本书的所开辟的视域能回应另一个在甚至构成了我们当前生活基础的问题，即为何今天读福柯是在为另类正道史学背书。

这个问题同样可以以另一种具体一些的形式被提出。为什么今天提起泰勒斯威夫特式的乡村音乐，可以追溯到40年代的美国农民进城，似乎后者已经为乡村音乐提供了所有必须的质料，只需要找出相应的断裂就可以了。这些关于断裂的史观在今天不需要太多力气就能拥有。所有的这些史观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自身的断裂。真正的答案是，在历史中，乡村音乐的一切都变了，才能让乡村音乐自己不产生变化。乡村音乐类似于可乐糖浆，甚至于它自身可追溯的历史也是其不断变革的后果。可乐糖浆仅仅是兴奋剂，糖分，饮用水和一种指称的混合，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占据了社会需求的位置，它的名字只是一种路径依赖。可乐在几百年内的内容的不曾变更折射的是它生产背景与其运作(各种意义上)的无数次变更。不经由这种变更，它无法将自己和一种曾经是保健药品的商品等同起来。

第八章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章。然而，福柯身上某些让他在晚期自信满满地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特性也在其后的一章显现了出来。他设想了一种作为理论背景的局限性，却从未设想这种局限性是如何可能的。

《词与物（修订本）》读后感(四)：批判性思维

［滞于其艰涩，吾未读而有幸闻］

书中提到关于中国某百科全书中动物的分类标准，福柯先生笑了

他在笑什么？笑其分类方法之怪诞吊诡？

不，他笑在分类所用的“一、二、三、四…”

如若只说动物分为皇帝用的，那么我们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怪异，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另一种一定是非皇帝用的，这种分类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值得感到怪异的。怪在一旦用序号进行排列，那么序号与序号之间的空隙一旦未穷尽，这种分类方法就是可笑的，因为这样不具备完备性，分类标准也没有统一性。

这么来说，序号这种分类形式［或者说符号］的出现规定了分类的完备性与统一性，是我们构建了秩序，而同时我们又用秩序桎梏住我们自己。我们就范于这种分类，我们遵从这样的分类规则，从而分类标准有了对错之分，不遵从规则便是错的。这就是现代。

但是进入后现代，我们越来越知道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之分，对任何事物我们都应该进行批判性思考。

而这种批判性思考是不可以跨越的。

它不是指单纯的否定主流思想，找出主流思想存在的问题，而是站在主流思想的高度上，在充分领会主流思想的基础上，在肯定的基础上否定，提出驳点。因而，自我矛盾才更显价值。

如果只是单一的站在反对面，那么与主流思想何异？

所以，绝对的错对利弊的分类标准是无法囊括批判性思维的。

《词与物（修订本）》读后感(五)：解构主体

人们通常理解的“主体”有两层意思：通过控制和依附而屈从于他人的主体，以及通过意识或对自我的认识而依附于自己身份的主体。“主体”既是一个属于社会及其统治体系的政治实体，也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身份。 从古典时代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主体哲学，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萨特的“人是自我设计的存在物”，“人”都被置于万物和历史的中心，被认为具有独特的、固有的本质，这个预设的统一的、理性的“自我”，是一切意义的源头和保证。 在《词与物》中，福柯表达了对这个主宰西方哲学200多年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怀疑，他痛恨那个至高无上的、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无所不在的主体。 他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探讨知识话语与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模式。 在他看来，发生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普通语法、财富分析和自然史为基本典型的知识论述模式，以及19世纪上述三大领域的知识演变为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的过程，实际上都是围绕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主体”的规训和建构过程，每个人通过三大类型知识话语的学习和运用，完成自身转化成“说话的主体”、“劳动的主体”和“生活的主体”，从而成为符合现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标准化”的“正常人”。 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其知识话语培养和规训个人自身实现主体化的基本机制，就是话语建构和散播过程中知识、道德和权力的相互渗透和配合。而近现代知识总是以“理性”和“科学真理”的基本原则掩盖权力和道德诸因素的介入。因此，福柯呼吁解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