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读后感100字

《行万里路》是一本由张聪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2015-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行万里路》读后感(一)：选题挺好，但内容生涩的论文

在开封诗云书舍看到这本书，好不犹豫的拿下，就冲着这题目，想象着能与宋人神游。作者利用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官方文书/地方史志/游记笔记，可惜文笔欠佳，完成了一篇罗列资料，面面俱到，而缺乏趣味，乏善可陈的论文。作者的重点在于当时的制度和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我则希望作者能更多的站在旅行者的角度，是如何克服旅行中的艰难险阻，如何欣赏旅行中的奇风异俗。

《行万里路》读后感(二)：宋朝穿越旅行指南

引力波

《行万里路》读后感(三)：万卷书和万里路：宋人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

剛剛進入研究生階段，對於要讀的書有些無從下手，於是在林老師的推薦書單中撿了一本看起來比較有趣的進行閱讀，就是這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張聰著，李文峰翻譯的《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作者張聰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系，之後又分別就讀于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和華盛頓大學，現于維吉尼亞大學任教。師從著名美國宋史研究專家伊沛霞女士。我對於“張聰”這個名字不大熟悉，但她的老師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女士倒是在史學界大名鼎鼎，她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一直致力於宋代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著述豐富。代表著作為《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1995年列文森獎）、《宋徽宗》（2010年史密森學會島田獎）、《劍橋插圖中國史》，並於2014年獲得由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作者張聰在“致謝”中提到了她對旅行文學作品的興趣，而宋朝也是個旅行文化大發展的時代，各種遊記、日記文本被大量留存下來，作者通過對這些文學作品的閱讀，試圖勾勒出宋代文人旅行的大概輪廓。

全書除去導論和結論共有八章，分別闡述了宋代旅行的頻繁性，水路和官道，公文和手續，挑擔軍人、交通工具、住宿，踐行，接待、娛樂、花銷，遊覽探訪和題寫碑刻，蘇軾之後的黃州等六個方面的內容。其中，前七章是對宋代旅行的各種情況介紹，最後一章是以黃州為例，以蘇軾的貶謫地黃州為例，談蘇軾離開後黃州作為一個文化景點的維護和發展。

關於宋代的旅行，學術界並非一片空白，河北大學歷史系的王福鑫2006年就作過一篇題名為《宋代旅遊研究》的博士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對旅遊者，旅遊資源，旅遊業和旅遊影響進行了論述。他在這篇論文中，將旅遊者按職業構成分為士大夫、商人、農民、宗教人士和軍人五大類。在這裡，王福鑫對於士大夫階層就尤為關注，甚至專門列出一節分析士大夫的旅遊心理。除了《宋代旅遊研究》這篇論文，和旅遊文化相關的書也數量眾多，其中很多也將宋代旅遊單列出來研究，如旅遊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由復旦大學沈祖祥編寫的《旅遊與中國文化》一書，就將“旅館與宋代旅遊”作為獨立的一節單獨論述。

和其他研究相比，《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一書對於官僚，文人，乃至於文學方面更為感興趣，書中所舉的例子基本都是宋代文人：歐陽修、王安石、洪邁、陸游和范成大。作者也在導論中坦然指出，本書的特點在於對於士大夫這一旅行者的關注，作者將他們稱之為“社會文化精英”，這也是宋代不同於其他朝代的特點，“相比于唐代和宋初的貴族，宋代文人精英從考場和官場上取得的成功中獲得了更大的權力和聲望”，這就構成了宋代士大夫旅遊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宦遊”。按照宋代的官僚制度，官員三年一換（甚至更短），再加上“回避制”、黨爭和貶謫等因素影響，大批官員長期在調動和調動的路上。全書由此為切入點，論述了朝廷是如何通過基礎設施、手續、挑擔軍人、交通、住宿、接待和花銷等多方面來保證這一官員的流動能順利進行。在我看來，前幾章更多的是一個史學性介紹，如想對宋代旅遊文學進行研究，這幾章可以作為常識性背景瞭解，在此羅列一些我比較覺得耳目一新和有趣的論述：

1.旅人企望出行平安成為民間信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通過現實的準備來規避旅行中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情況，旅行者還傾向于通過向神靈祈禱的方式來獲得庇佑，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祭拜龍王廟。由此，祭拜廟宇的經歷和結果成了宋代筆記和小說話本等書籍中的重要題材，如曾敏行《獨醒雜誌》，洪邁《夷堅志》，（清）余叟《宋人小說類編》，周密《齊東野語》和《太平廣記》等。

2.宋代官僚效率低下和宋人的旅行喜好

這點對我來說是一個宋代常識的補充。除了官員調動所必須的一些手續所耗的時間，例如提交官印，向官衙報導，遞交告身和黃牒，獲得“曆子”，上表謝恩等，官員們在旅程上的拖延更是讓本來就效率不高的官僚體系雪上加霜。雖然中央一直在下詔規定旅行時間，但從實際例子來看，這些詔書的效果並不明顯。因拖延行程而受罰的例子並不是很多，相反，我們卻能在大量典籍中找到拖延的例子：陸游用了42天才到離他家鄉僅800裡遠的金陵，張孝祥用了30天從九江趕到不到200英里的池州。即使算上天氣等意外情況，也用不了這麼長時間。唯一能解釋這些的是他們的旅行日記中數量眾多的遊覽記錄，士大夫們每到一個地方，一定會預留出時間來遊覽好山好水，享受友人和同僚的會面。所以從這一點來看，宋人文章裡保留的那些悠閒而風雅的遊山玩水也許並不都是那麼美好，它們或許是要以王朝的低行政效率為代價的。無怪乎洪邁的《夷堅志》(支庚卷第四)《花月新聞》中記載下這樣一個故事：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

士大夫們秉持著孔夫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逍遙山水之間而遲遲不赴任之時，誰會料到後人會把宋朝的覆滅這筆賬也算一筆在他們頭上呢？

3.官府對旅行官僚的幫助

這對我而言也是一個打破成見的認識。宋代的官員，尤其是那些文人官員，就我從他們的文章中瞭解到的，總給我一種平易近人，心懷黎庶的感覺，因而我的腦海中一想到這些士大夫，似乎總是兩袖清風，輕車簡從的。而事實可能並非如此，貶謫期間的士人的確可能輕車簡從，但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下，高級官僚總能憑著他們的地位獲得前呼後擁的挑擔軍人和隨從，平穩的船隻，舒適的邸店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待遇。士大夫對朝廷的一片忠心並非是單向的，朝廷自然也有所回報，旅行時優渥的待遇就是極好的證明。都說宋代善待文官，由此可見一斑。

4.騎驢

陸遊的詩中，《劍門道中遇微雨》無疑是我最喜歡的詩之一：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巧的是，蘇軾那首結尾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和子由澠池懷舊》中也有“驢”的意向：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事實上，“騎驢”和“騎馬”是文學史上兩個非常有趣的意象。“騎馬”給人一種平步青雲，一帆風順之感，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騎驢則不同，它總是和放蕩不羈，仕途多舛聯繫起來，阮籍騎驢，孟浩然騎驢，李白騎驢，杜甫騎驢，賈島也騎驢。“驢”這種動物經過眾多著名文人之手，也變成了為宋人所懷想的文學記憶之一。其他論述可參見馮淑然，韓成武《古代詩人騎驢形象解讀》，吳晟《中國古代詩人騎驢的文化解讀》和張伯偉《再論騎驢與騎牛———漢文化圈中文人觀念比較一例》等文。

5.送別詩

和頻繁的旅行一同出現的是眾多送別詩。說來慚愧，一談起送別詩，我的腦子裡冒出來的還是唐朝那幾首，對宋代送別詩的瞭解不甚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經過宋代詩人的辛勤耕耘，加上印刷術的發展等因素，宋代的送別詩數量大大超過前代。三年一換的任職要求使得士大夫們常年奔波在官道上，使得“與朋友相聚的機會以及重逢的不可預知性成為宋代文學的重要主題”。如宋詩的開山師祖梅堯臣的作品中就有大約五分之一是送別詩，蘇軾也有大約200首送別詩，宋詩特有的勁瘦遒特徵在這些詩中一覽無餘。單談送別詩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我覺得《行萬里路》一書中提到的士大夫們舉行送別聚會，彼此贈詩，編纂贈別詩集，這些詩可能因為藝術性不夠高而沒有保留下來，但這些序文卻被收錄下來，至今仍可以在《全宋文》中找到。也許通過這些序文，能夠發現宋代送別的特殊性和別樣意義？

6.宋人對景點的創造

景點必然要有可看之處，除了拔地而起的山嶽，波濤洶湧的水澤，一望無際的平原等自然生成的景點，在中華大地上，更多的是文化景點，凡有名的景點，必要有名人筆墨點綴，亦或是幾件奇聞異事傳為美談。宋代作為一個文化和學識大進步大發展的時代，對景點人文性的重視達到了極致。《行萬里路》一書中論述道：“許多著名景點經歷代人的不斷修建，他們周圍的自然環境最終蛻變成景點的背景。”書中特意舉了湖北宜昌的三遊洞為例，這是一個完全因為名人的探訪而形成的景點，自唐以來，白居易、白行簡、元稹、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陸遊等人相繼到來，使得這個本身平平無奇的洞窟名聲大振。白居易一行人的遊覽還可能有探新求異，受好奇心驅使的動因，但後代接踵而至的宋代人絕不是僅僅為了景而來。蘇家父子甚至都沒有進入洞窟，而陸遊首先注意到的是洞口黃庭堅和歐陽修的碑刻，這時距白居易遊覽三遊洞已過了大約三個半世紀，那些值得仰望的名人在時間上早已隔得很遠，但空間上卻可以無限近，行走在三遊洞中，仿佛在和古代的先賢對話，這正是後代遊覽三游洞之人絡繹不絕的原因。

宋代人旅遊的傾向和宋詩一致，唐詩永遠是屹立在宋詩面前的一座高峰，宋人當然煩惱“世間好言語，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但更多的是對前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傾慕，他們不滿足于僅僅在書本上用鉛字瞭解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更要親身體驗，感受書中的萬千世界。

7.接待官員的痛苦

在詩人的文集中，被接待大多數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對旅人來說，能夠洗去一身風塵，能遇見許久未見的老友；對東道主來說，能夠和知名文人攀談，結交新的朋友，怎麼看都是雙贏的結局。陸游和張季長的故事就是如此，兩人同在山西任職時認識了彼此，後來又陸陸續續在江津、廣都等地方碰面，每次見面都讓陸游非常高興，陸遊寫過《別後寄季長》送給他，表達自己和他相會之後欣喜若狂的感受：

道途逢使君，令我生精神。

頓增江山麗，更覺風月新。

對床得晤語，傾倒夜達晨。

亟起忘縛褲，小醉或墮巾。

繚出錦城南，問訊江梅春。

煎茶憩野店，喚船截煙津。

淒涼吊廢苑，蕭散誇閑身。

暮歸度略彴，月出水鱗鱗。

思君去已遠，此會何由頻。

兩人即使在分別之後，書信往來也沒有停過，張季長還一直派人去給陸遊送一些四川特產，二人也互相為對方的文集和其他作品撰寫題跋和後記。

陸張二人的友誼令人感動，可是一旦這種接待常態化，頻繁化，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卻不一定是件好事。大量官員長期在路上往來帶來了大量的接送宴會，以至於他們無暇處理其他政事。雖然出於面子問題，這些士大夫可能很少將這些煩惱寫下來，但我們還是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比如說南宋大詩人謝枋得在自己的集子《謝疊山全集》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令尹迎必數十裡外，遇霖霪積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馬糞中，移時不敢興，馬上人命之退，則退。

客就館，用大牲，小則刲羊刺豕，折爼充庭，號曰“獻茶飯”令拱手立堂下，三跪進酒上食，客露頂跌坐，必醉飽，喜動顏色，無不滿。上馬去，送必數裡外而歸。

謝枋得的這段記載告訴我們，這些接待也許並不都像文人的文集中描述的那樣一派祥和，過於頻繁和奢華的接待不僅極大消耗了地方官的精力，也耗幹了國庫，影響了行政效率。

8.名人遺跡的競爭

這也是很有趣的一點，作者以黃州為例，講述了後人對於前人遺跡的不平等待遇。蘇軾並不是黃州的第一位有名的客人，在他之前，還有杜牧和王禹偁，尤其是同被貶謫到黃州的王禹偁，曾在此地興建竹樓，並寫下《黃州新建小竹樓記》一文。但是由於蘇軾的名氣實在太大，不管是遊覽者還是維護者都漸漸忽視了王禹偁搭建的竹樓，以至於陸游和范成大遊覽黃州時，都未對竹樓產生多少印象。

除了這些，我還對於作者的行文風格有所感想，因為這是一本由英文譯回中文的著作，所以行文風格比較偏向英文也容易理解。我覺得比較有特點的是縱觀全書，作者有一些特別喜歡用的詞，這些詞最少在書裡出現了上十次，它們大概是這些：文化版圖、文化朝聖和地方精英。

1.文化版圖（the Culture Map）

這是一個常常在歐美歷史或者社科文章中能看到的詞，這並不是一個能在字典上翻到釋義的詞，它更像是根據地理學上的其他的地形圖（Topographic map）、人口地圖（Population map）等詞仿照出來的一個詞。既然地形特徵和人口等因素都可以放在地圖上，那文化因素也可以通過定量分析而展現在一張地圖上。在《行萬里路》這本書中，作者張聰多次試圖用“文化版圖”這個詞來彰顯宋代士大夫旅行對地方的影響——可以讓一個地方由默默無聞變成聞名遐邇。對於那些被貶謫到荒郊野嶺的士大夫來說是大不幸，但對於貶謫地來說卻不失為一件幸事，蘇軾曾自嘲“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一個著名文人的一生將和他行走過的地方一起被後人銘記。文化版圖和人緊緊綁在一起，認清中國文化版圖的來龍去脈，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和傳承中華文化。

2.文化朝聖（culture pilgrimage）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組合，“朝聖”是一個宗教術語，指的是“宗教徒朝拜宗教聖地”，早在西元前8世紀朝聖已經興起，古埃及有規模隆重的“布巴提斯阿爾鐵米司祭”慶典，希臘有奧林匹亞節盛典。中世紀時期，伊斯蘭教徒要去麥加、麥迪那朝聖, 基督教徒要去耶路撒冷、羅馬和聖地牙哥朝聖。在《行萬里路》一書中，文化朝聖特指宋代士大夫去那些具有豐富歷史文化氣息的地方旅行，而在學界，美國大衛思大學社會學家馬坎耐 (Dean Mal Canell) 提出了更為激進的觀點，他認為“旅遊是一種朝聖”，“旅遊的主題是一種世俗的精神追求”。

這也是張聰試圖在全書中花大筆墨論述的問題，對於不讀書，又沒有進入宋代官僚體系的平民百姓來說，從未被先人探訪過的秀麗山水與眾多名家題詞刻碑的平凡洞窟，哪個更有吸引力不言而喻。但對於宋代的士大夫來說，他們有一種濃厚的繼承傳統的意識，北宋大儒張載的“為往聖繼絕學”正是他們的心靈寫照，這是一種比在文章中用典更加直接的繼承，是完成文化繼承的有效方式之一。《行萬里路》一書中還提到，宋人非常害怕被“忘記”，也非常遺憾那些因為時間侵蝕而不得還原其原貌的歷史文化遺跡，所以在遊歷的同時也寫下大量遊記，試圖還原被扭曲的歷史，還後人一個本來面貌。

其實，是人都想要留下存在過的痕跡，而“三不朽”是古代士人們實現“被記住”這一目標的不二之選，士大夫們遵循著《左傳》中的“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的訓導，試圖選擇一種可行的方式在歷史長河中刻下自己的名字。對文人來說，“立德”和“立功”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甚至還有可能適得其反，“立言”就成了大多數人的選擇。“文化朝聖”既是為了保存歷史文化，也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歷史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在這裡不用“瞻仰先賢”，“遊覽名勝古跡”等詞，而特意選用了“文化朝聖”這樣一個略帶異國色彩的詞，可能是想將信徒們對於聖地的虔誠信仰和士大夫繼承文化傳統的努力相互聯繫。人各有志，信徒們跋涉千里前往聖地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歸宿，而選擇了中華傳統文化，並自小學習各種典籍，心懷治國平天下之志的士大夫們去名勝古跡的瞻仰也可以說是在尋求精神歸宿，他們在試圖繼承道統和文統，讓他們所珍視的這些文化珍寶得以傳承下去。

3.地方精英（Local elites）

英文“elite”精英來源於法語，首碼e有“向外”的意思，中間的lit有“選出”的意思，即“選出最好的部分”。這是一個經常能在西方論著中看到的詞，如精英主義（elitism）。作者試圖用這個詞來形容宋代這一群受過良好教育，且在地方擁有一定權力的士大夫們。事實上，不同區域的學者對這群具有官僚身份的士大夫使用不同的稱呼，日本和中國的學者傾向于用“鄉紳”一詞來形容這些士大夫，如傅衣淩先生在《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一書中提出，鄉紳的特點應該是“為國家所承認, 國家利用察舉、薦舉、科舉、捐納和捐輸等社會流動管道, 將之納入政權體系之中, 授予官職、功名和各種榮譽”。而“地方精英”是美國學者喜歡使用的詞語，如哈佛大學的孔飛力先生認為，“地方精英”是指在地方上富有影響力的人物，並根據精英的影響力範圍, 將清代社會精英分為“全國性名流 (精英) ”、“省區名流 (精英)”、“地方名流（精英）”三個級別。

《行萬里路》一書的作者張聰之所以使用個“地方精英而非“鄉紳”這個詞來形容這群人，很有可能是接受了孔飛力先生的觀點。在全書的第二章”旅行的基礎設施——水路和官道“中，作者提到地方精英對於官道的影響力，《全宋文》中就收錄了蘇洵的好友雷簡夫的一篇奏章，稱1004年左右，官方準備在鳳州和興州之間的青泥嶺修一條新路，而一旦新路修好，這些地方精英在舊路所擁有的客棧和酒肆等設施將失去人流量。因此，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勢影響了地方官，最後導致新路的廢棄。然而地方精英們並不都會對地方設施的建設產生消極影響，范成大的遊記《驂鸞錄》中就記載了浙江南部有一條路是“磚街”，行人“無複泥塗之憂”，范成大後來發現了原因：

異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來，共甃此路。

事實上，被稱為《顏氏家訓》之亞”的《袁氏世範》，也對地方精英們提出了維護、修築道路的要求：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航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舍財不見獲福而不為。且如造路既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疏虞，及乘輿馬、過渡橋，而不至惴慄者，皆所獲之福也。

由此看來，《行萬里路》一書中所指稱的地方精英並非僅僅指通過讀書入仕的一群士大夫，也包括商人、富人等在地方有影響力的一群人。

再來談談我覺得張聰這本《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和文化》的優點。

其一，資料詳實。

全書從289到311頁，共22頁都是參考文獻。對於一本正文不到300頁的書，作者的文獻功底還是非常實在的。尤其是一些遊記和筆記小說，這是我以前比較忽視的一個領域，在此摘錄一些我覺得比較有用的文獻，方便以後查詢，同時也熟悉一些作家作品的名字，為以後的研究打基礎。

遊記： （北宋）歐陽修《於役志》，（南宋）范成大《驂鸞錄》、《吳船錄》，

地志、方志：（南宋）常棠《海鹽澉水志》，（南宋）范成大《吳郡志》，李賢、彭時《大明一統志》，（南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南宋）羅願《新安志》，（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南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南宋）祝穆《方輿勝覽》

歷史筆記、小說類：（北宋）方勺《泊宅編》，（北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北宋）何薳《春渚紀聞》，（北宋）孔平仲《珩璜新論》，（北宋）李如篪《東園叢說》，（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北宋）蘇轍《龍川別志》、《龍川略志》、（北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北宋）文瑩《湘山野錄》、《玉壺清話》，（北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北宋末）張邦基《墨莊漫錄》，（北宋）張舜民《畫墁錄》，（北宋）蘇軾《仇池筆記》、《東坡志林》，（北宋）趙令畤《侯鯖録》，（北宋）莊綽《雞肋編》

（南宋）範公偁《過庭錄》，（南宋）費袞《梁溪漫志》，（南宋）龔明之《東吳紀聞》，（南宋）韓淲《澗泉日記》，（南宋）洪邁《容齋隨筆》， （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宋）劉斧《青瑣高議》，（南宋）陸遊《家世舊聞》、《老學庵筆記》，（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南宋）馬永卿《嬾真子錄》，（北宋）彭乘《墨客揮犀》，（北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唐）王定保《唐摭言》、（南宋）王明清《揮麈錄》、王栐《燕翼詒謀錄》，（南宋）王銍《默記》，（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南宋）謝采伯《密齋筆記》，（南宋）徐度《卻掃編》，（南宋）葉夢得《避暑錄話》、《石林燕語》，（清）余叟《宋人小說類編》，（南宋）嶽珂《桯史》，（南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南宋）張端義《貴耳集》，（南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南宋）趙升《朝野類要》，（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南宋）趙與時《賓退錄》，（南宋）周必大《二老堂雜誌》，（南宋）周煇《清波雜誌》，（南宋）周密《齊東野語》，（南宋）朱弁《曲洧舊聞》，

史書：（清）徐松《宋會要輯稿》

詩文評：（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異聞：（南宋）洪邁《夷堅志》

總集：（清）沈嘉轍《南宋雜事詩》

別集：（南宋）黃榦《勉齋集》，（南宋）李昴英《文溪存稿》，（南宋）廖行之《省齋記》，（北宋）林光朝《艾軒集》，（南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南宋）劉克莊《後村集》，（南宋）劉應時《頤庵居士集》，（南宋）陸游《渭南文集》，（北宋）宋祁《景文集》，（北宋）蘇轍《欒城集》，（南宋）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南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

金石：（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

政書：（南宋）《名公書判清明集》（南宋）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

通過這些文獻，讓我對於宋朝的各種文獻資料有了一個粗略的瞭解，更驚訝於宋朝（尤其是南宋）各種筆記文獻的數量，這些豐富的資料應該會為將來的研究提供便利。

其二，用精准的数据說話，数据精准

打開這本《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迎面而來的就是一張重量和度量換算表。作者張聰在其中詳細列舉了尺、丈、裡、斛、石、畝、緡等古代單位的換算公式，方便後人對於書中出現的這些度量單位有一些直觀的瞭解。

在具體論述中，文中所有出現的時間在寫出年號的同時全部使用西元紀年加以換算。當然這有可能是為了方便西方不熟悉中國者閱讀，但這樣換算之後確實顯得時間脈絡比較清晰。

除此之外，書中還附有一些表格，方便讀者直觀瞭解問題情況。比如說第一章特意插入了一張宋代官員的任期表，更加清楚明白地展示宋代官員的頻繁調動，並且顯示出調動越來越頻繁的趨勢。我覺得這一點值得學習，如果能在論述中適當插入表格，應該能夠使得觀點更加具有說服力。

最後，我想談談自己對宋人旅行的看法。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現在已經成為大家激勵自己擴大閱讀量，旅行增長視野的常用諺語。雖說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早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之句，但少陵這句主要是在講讀書，將“讀書”和“旅行”結合在一起，並且達到了相當的成就的，我認為還是宋人。

宋人對旅行的推崇很大程度上和司馬遷有關。事實上，正是在宋朝，司馬遷的創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這之中有史學家鄭樵、司馬光，有理學家程顥、程頤、朱熹,有古文家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有詩人黃庭堅、陸游,有學者葉適、呂祖謙、黃震等等，宋一代較著名的文人，幾乎均染習《史記》，寫過多少不等的評論。鄭樵對《史記》極為推崇，稱頌《史記》為“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蘇詢說：“遷之辭淳健簡直，足成一家。”洪邁說：“《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雲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其文“真天下之至文也”。黃庭堅則指出：“凡為文須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曾鞏也曾勸導詩人陳師道要熟讀《史記》三兩年後,再來談論作文。歐陽修甚至公開表示自己“尤愛司馬遷善傳”，“喜讀之,欲學其作”。

既然宋人如此推崇司馬遷，那自然要尋找司馬遷文風形成的原因。對此，宋人開出了一劑良方——旅行。

蘇轍就分析道：“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北宋士大夫馬存在《贈蓋邦式序》中對此更有精彩的論述： 南浮長淮，訴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樑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謾駡，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交集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

證明宋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個人閱歷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就我個人而言，出去旅遊時，我有注意留意景點的碑刻和名人軼事，發現宋人的出場率相當的高，大多數景點，基本都留下過宋人的足跡。再就是如果推一位宋朝最有名的文學家，大多數人可能想到的就是“蘇軾”。蘇軾不是那種困守于一方小書齋的文人，他的人生波瀾起伏，踏遍了祖國的千山萬水。他本是四川眉山人，後隨父親前往京城開封應試，再因政見不合自請杭州任職，卻又捲入烏台詩案被貶黃州，後雖被召回朝廷，但好景不長，又再度被貶到惠州乃至於儋州，最後逝於回京途中。縱觀蘇軾一生，眉州，開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黃州，常州，登州，惠州，儋州……蘇子瞻一輩子幾乎都在路途奔波，而他最好的作品也幾乎都是在這些漫長的旅途中產生的。韓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文人之不幸，有時候卻是文壇之大幸，長期的旅行使得蘇軾見識了祖國的大好河川，瞭解了各地的民風民俗，並更能理解底層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這些難得的人生經歷拓寬了蘇軾的視野，各地美景激發了他的詩意才情，所以在黃州面對赤壁殘跡，他寫《赤壁賦》，在廬山面對眾多先賢，他寫《題西林壁》，在杭州面對西湖風光，他寫《飲湖上初晴後雨》……

蘇軾的一生是行走的一生，他的光輝成就，讓後世所有文人敬仰，而蘇軾的萬里行程也被後人所效仿，激發後代文人繼續行走在祖國的大好河山之中。

接下來，我想試著閱讀一兩位宋代文人的文集，在閱讀作品的基礎上來提高我的研究能力。同時再多讀基本宋代制度、文化等宏觀方面的著作，擴寬自己的知識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