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读后感摘抄

《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是一本由董春林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2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读后感(一)：很新颖的选题，旧话新说

宋代政治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说汗牛充栋一点儿也不夸张，永远不变的主题就是政治人物斗争，这本书似乎并不是谈人物斗争，与寺地遵那本南宋初期政治史有些相似，也有不同，有些新意。今天才决定想看看，前些天看过推送，没想到豆瓣也有推介，只是滞后了些。看到过目录，觉得很精彩，应该可读性强，只是定价显贵，看京东活动时再买吧。

《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读后感(二)：政治无冤狱

我不敢说完全看懂了这本书，但是对于作者提出的“非对等政治交换”的概念，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西方有一句政治谚语：君主的精明在于他知道每一件事物的价格。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建立在价值考量上的等价交换。作者笔下的“非对等政治交换”并不属于政治常态，尤其是在南宋初期内忧外患的局面之下，更加不易。我注意到作者在总结全书时，认为“非对等政治交换”的前提是有一个强权环境。问题是绍兴年间南宋政权是否处在一个强权状态下，作者没有单独论述。但从和议的目的和诏狱的结果来看，皇权专制或者说皇权和相权的二元专制才是赵构和秦桧的最终目标。所以与其说强权环境给予“非对等政治交换”以实现的机会，不如说诏狱在道德失衡的情况下确保了和议成为“国是”，进而实现了最终的皇权专制。

赵构用他精妙的权术证明政治的玩法不仅仅是等价交换。他的权术有效地利用了王安石变法为靖康之耻背锅的契机，利用扶植道学来打击王学。实质上是利用道德来“反道德”。

通过诏狱，不仅证明政治无冤案，也证明“政治正确”的背后实质上就是政治利益的“正确”。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其实就是赵构个人的政治利益。今人一直在沿用的二元对立历史评价方法论其实不过是低水平的道德语言。其实哪有什么对立的政治，不过是对立的利益罢了，否则何来绍兴和议？

政治早已经将道德抛弃，或者说道德从来没有进入过政治的视野。用道德去评价历史，起步就等于挂了倒档。

读历史，首先不要谈道德正确，其次透过政治谈利益，最后历史人物没有善恶只有成功和失败。

《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读后感(三)：理性看待历史，和愤青狂躁无关

通常不喜欢写书评，既然写了就要说明几点：

其一，时下有些历史学之外的年轻人自谓喜欢历史，胡乱说历史，不读文献，不尊重历史研究者，一腔热血，以爱国为所谓出发点，轻浮之极。比如，时下，有人热衷于占领道德至高点曲解历史，拿历史人物说话，这都是老黄历了还自娱自乐。说什么岳飞英雄的同时秦桧宋高宗都成了最大恶人，这种二元分化论的历史观源自于古代圣王思想，把人物二元划分只为了好统治，时至今日，难道还要这么认识历史人物么。人物是多元的，读过听过蔡涵墨写的东西的人都知道，秦桧原来还是个多元人物，有才。再者关于宋高宗，王曾瑜认为那是个荒淫无道的人，最坏坏的人。王先生有态度的人生观是不错，但这么看历史人物有些极端了。看到以上有人评论作者该书没专题写岳飞，我觉得很可笑的问题嘛，为什么非要专题写岳飞，难道非要作者给岳飞案下个结论看看吗，作者避重就轻只客观谈这些诏狱已经担心有非分论争了，居然还有瞎眼者提此。这本书以前听作者提过，最近才认真阅读了下，觉得尽管有很多不足之处，但能够较为客观审视历史而不谈人物对错，已经是有价值了。

其二，这个书引用文献并没有重视后人的言论，而是尽可能引用有史可征的信史。满本书我几乎没找到《金陀粹编》之类的大量引用情况，这是可喜的。最近读到姜老师等人的文章，都提到有些史籍记载不实的问题。这些史籍显然大多非当朝人记当朝事，而是身后人记前辈事，这就让人疑惑了。比如顾老师曾写一篇文章讨论“莫须有”之罪的，这个话原来是来自于熊克时代的野史，拿宁宗朝的东西解释高宗朝的事确实可笑。

其三，这本书不足之处是理论认识尚待提高，居然提到的理论问题没有详细解释，要么就不提，提了又没系统的认识。我个人的理解是，作者想要表明的观点是政治规则分规则和非规则两种，执政者可能通过两种手段来获取利益，非规则可以实现规则内不可能实现的利益，之后再重建新规则。

《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读后感(四)：政治文化重建与政治利益交换

政治文化重建与政治利益交换

南宋初期宋高宗朝诏狱事件频繁发生，这些诏狱事件大多与签订绍兴和议及收地方兵权相关，诏狱事件突显出时代性、模式化，对此的研究可以透析南宋初年宋高宗政权的政治方向及价值取向。该书以南宋初期诏狱与政治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将南宋初期宋金关系及内部政权稳定放在政治利益交换的语境中进行考察，研究视角较为新颖。

按本书所论，尽管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频发，但在法制范畴与政治伦理观念里却呈现出相异的表相。在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政治伦理观里，诏狱迫害的士大夫多被标识为道德典型，由此，在士大夫政治伦理观念里，这些诏狱事件则陷入功过混淆与忠良泯灭两个维度的认知之中。时人或后人对张邦昌的口诛笔伐，对曲端和岳飞的痛陈追怀，对张浚、赵鼎、李光的褒奖有加，但也有不少不同意见，只不过品评者都站在了功过或忠良两个不同的视域下而已。政治伦理里对诏狱事件的不同认知，无疑反映出这些诏狱事件背后的政治内涵远远大于其折射出的法制失范，南宋初期诏狱事件频繁发生实际并不反映法制建设与法制失范的矛盾。

就政治文化在此间的转变或发展而言，作者指出南宋初年道学“长足发展”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文化。南宋初期正值追究围城士大夫罪责以巩固政治基础及重塑内外交困之时的文化正朔，道学里的“收人心”、胡安国《春秋传》的夷夏观念，这些认识恰恰为宋高宗政权拨乱反正重构道德语境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绍兴初年元祐党论的兴起，多与追究北宋亡国罪责相关，但这样的党论本质上是党同伐异的导火索。与其说打击“王学”与“元祐党论”是道学学术发展的大背景，倒不如说道学开始成为政治利用的利剑。南宋初年的个体诏狱事件与炎、绍之交的元祐党论，两者同归却殊途，诏狱事件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与元祐党论带来的正面政治语境并不相同，但两者在实现宋高宗政权即时的政治构想上互为表里。纵观这些论点，笔者发现作者的主体论调是站在南宋初期的政治本位视角来展开对诏狱的分析与解读，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作者对所谓群体诏狱事件的解读上。

在谈到群体诏狱事件时，作者认为南宋初期诏狱指向的是绍兴“党争”的价值取向。绍兴诏狱事件中不乏交通罪类诏狱案件，赵鼎、张浚、李光即是其颇具代表性的诏狱受害者。赵鼎身陷诏狱除了他作为江南士人代表的身份原因之外，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宋高宗政权致力维持的绍兴十二年之后政局稳定存在关系。赵鼎与张浚的二相之争，表面上缘于学术背景的冲突导致政见的冲突，实际与此并无瓜葛。倒是赵鼎的道学背景影响其在绍兴八年前做出了主守的政见选择，绍兴八年时他由守主战却给自己打开了诏狱的大门。张浚积极主战的政治主张与秦桧、宋高宗主和的政治路线相背离，以张浚为中心自主形成的主战群体，即被宋高宗政权识别为朋党，遂成为与秦桧朋党之争的牺牲品。赵、张二相相似的朋党交通罪名，实际反映出其社会背景可能成为宋高宗、秦桧重建以江南士人为主体的政治基础的障碍。这一认识表明作者的意图仍然是从政治文化面相探讨诏狱的价值取向，这和作者博士论文题目《南宋初期的冤狱与政治》十分吻合。

此后作者谈到另一个涉及政治文化的命题是“绍兴更化”与孝宗初年的政治重建，表面来看直到这个论题作者才真正着眼于南宋初期的政治文化重建，实际并非如此。秦桧死后，宋高宗开展了一系列“绍兴更化”活动，但对绍兴诏狱罪人的平反昭雪只停留在一定的士大夫范围内，对秦桧派系的肃清、重组台谏体系及政制更革是“绍兴更化”的重要内容。“绍兴更化”表面上为宋高宗政权净化了舆论环境，实质上“绍兴更化”却为宋高宗政权重建及绍兴和议政策的延续铺平了道路。“绍兴更化”期间，宋高宗政权对绍兴诏狱罪人的平反是与对秦桧党人的铲除运动共同时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用于绍兴诏狱中的严刑罪名又挪用在了惩治秦桧党人的诏狱之中。“绍兴更化”的核心内容是重组以宋高宗为中心的官僚体制，整顿吏治以建良性的政治环境，这将是绍兴诏狱之后政治规则重建的先声。沈该、汤思退堪称宋高宗后期最具影响的两位宰相，除了继续严守和议国策之外，他们权力的相对弱势化亦透露出官僚群体之间相互制衡的态势。沈该、汤思退的执政时期，宋高宗的宋金和议政策得以宋高沿传，也为宋孝宗初期制定长远的内修以图恢复国策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绍兴更化并不是政治文化重建的全部内容，或者说南宋初期的政治文化重建延伸至宋孝宗朝初期，这才是完整的政治文化重建时间段。

综上所述，可见这部作品谈的是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诏狱事件，截取时间段较为合理，这段时间也着实是诏狱事件高发时间，诏狱较为集中，方向明确，诏狱事件更多牵连南宋初期的宋金和战关系，可以着眼研究的视点较多，也便于深入挖掘一些政治行为问题。

《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南宋初期诏狱研究》读后感(五)：新视角与再讨论

南宋初期所发生的以反对绍兴和议为事端的一系列诏狱事件（典型的如岳飞、李光等流传千古的历史冤案），与南宋初期的政治环境及政治文化重建不无关系。此前学界虽对岳飞、李光等人的历史冤案已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此前未见专题讨论南宋初期群体诏狱事件的著述，更未见以诏狱事件为中心专题探讨政治文化变迁的研究专著。从这一角度上看，本书的选题和论述颇具新意。

传统的南宋政治史研究都被限定在民族兴亡及相关议题上，探讨政治事件时也常常受到伦理道德的困扰，以至于南宋政权的政治构想及政治路线常常被丧权辱国的论调所遮蔽。该论著对南宋初期诏狱事件的探讨，没有陷入传统人物评价及道德评判的俗窠，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模式。比如，针对 “曲端冤案”，历来人们倾向于将曲端之死归咎于其与张浚的个人恩怨，并且后人往往以曲端死后张浚的政治得失为基点来定义此案的属性，这不仅受非理性的道德思维左右，并且还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来评判已发生的历史，这样便难以客观考察曲端之死的根本原因。作者更关注曲端的个人经历与当时执政者的取向，进而指出曲端的专横跋扈与高宗凝聚政权向心力的诉求相逆反才是根本原因。作者对人物评判思维的警惕不仅表现在将诏狱置于即时环境中考察的研究方式，也体现在追究道德评判的潜在功能。作者曾提到：“如何解释即时的社会道德观念及执政者的道德取向，将是探究南宋初期和议事件及诏狱事件的又一思路。”当然，作者提到宋高宗的仁孝、休兵为民、政治清净等道德说辞并不能说明执政者持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或道德取向，充其量这只是执政者惯用的政治伎俩。但这种着眼于政治交换逻辑的研究视角确实十分新颖。

另外，该论著研究对象是南宋政治文化重建视阈下的诏狱。南宋初期诏狱事件频发已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政治现象，这些诏狱事件不仅包括绍兴年间与秦桧相关的群体性政治冤案，还包括建炎年间因围城罪臣问题发生的张邦昌、宋齐愈等狱案，这些狱案都属诏狱政治案件。按作者的推论，这些诏狱事件的审刑程序也近乎一致，起诉阶段都曾肆意主观捏造证据，台谏官也曾对案件推波助澜，有罪推定融通其始终。按戴建国先生《宋代诏狱制度述论》一文中已指出，诏狱是由皇帝掌握判决权和宰相控制审核权的政治性狱案，毕竟是刑事案件，同样需要因循一定的法律条文，走过完整的法律程序。可见，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同样也要遵循法律程序，只是审刑程序如何避重就轻，可能仍取决于执政者的价值判断。

此外，以事件史为线索，主要关注点是政治运作过程，研究思路清晰，符合当前政治史研究的新方向。以往有关传统帝国时代专制政权的研究，都是在国家制度层面描述君主的形象或政权特征，对政治过程的客观描述较少。同时，由于专制政权下政策的实施与现实间存在一定的落差，使得此前的研究者对政治事件所涵盖的即时政治利益也缺少系统全面的考量。邓小南先生《祖宗之法——北宋前期的政治述略》一书曾指出：“政治史研究，要注意鼎革、突变，更应该探求渐次过渡、承接递进的脉络；既要看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制度之间的差异、行为选择趋向的不同，也应该辨识其内在理路的传承与融通。”南宋初期政治文化正待重建，所谓诏狱事件，似为政治运作过程中一个插曲或诱因，作者提到“绍兴更化”与孝宗初年的政治重建关系，即揭示了政治过程中的变化或运动。作者把“绍兴更化”解读为宋高宗的“政治转向”，绍兴末年制度更革与吏治整顿，显然是政治规则重建的重要内容，但这一时期宋高宗政权先前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嘎然而止，新的政治生态直到宋孝宗朝北伐失利之后得以实现。金人在绍兴末年再度南犯与宋孝宗意欲重建政治生态与政治理想的愿望不谋而合，此前诏狱虽然大多已经平反，但曾身陷诏狱的张浚却又涉足新的政治纠葛之中，这种沉浮不定的政治人生最终让步给了孝宗朝“内修以图恢复”的政治路线。

总之，该论著着眼于南宋初期的诏狱事件，抛开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人物评价模式，以事件史为线索，系统研究南宋初期宋高宗政权的政治活动。这样借助法律层面及政治文化语境对诏狱事件的解读，以及对南宋政治文化变迁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南宋政治文化提供了又一新视角。南宋政权初建时即面临内外交困的政治动荡大环境，如何稳定政权及重建政治文化环境是南宋政权首要解决的政治课题。从南宋初期的实际情况来看，宋金关系和地方军事势力分立是南宋政权最为头疼的政治问题，此前学界已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但从政治文化重建视角探讨这些政治课题的成果却不多，通过诏狱事件窥见这些政治问题发展脉络及政治目的的研究更是有限。该论著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南宋初期冤狱这样非规则政治事件的政治目的及政治过程上，通过对诏狱事件所创造政治利益及扭曲社会道德的两歧性研究，初步勾勒出政治交换的逻辑路线，这样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新意。

但我们也同时应该注意到，这部论著也存在不少需要商榷和讨论的问题。比如，有些逻辑不清之处，是著提到绍兴诏狱导致了社会道德失衡，道德失衡的表现在哪里？作者虽然回避对人物评价，但并没有回避对张浚、赵鼎等人物价值观的解读，是否真正客观的讨论政治行为？作者并没对南宋军费支出与国家财政关系进行解读，所谓军费支出与政治决策之间关系的论证不够充分，如何判断绍兴和战成本？这些问题或可成为作者或同行继续研究讨论的话题，也希望借此种疑问推进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查阅该书作者的研究经历，了解到该书应该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后又申报了社科项目，题目有所改动，内容有所升华，期待再版修订时修正存在的诸多问题。

总体来说，这部专著优点良多，初步解决了南宋初期诏狱事件与政治运作之间的潜在关系，勾勒出宋高宗政权通过制造诏狱事件获取政治利益的路线，是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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