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读后感精选

《学术与政治》是一本由[德] 马克斯·韦伯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4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一)：短评写不下

17年看的第一本书。 第一次在人图看到是还是一个很老的本子，那时还被译作《伦理之业》。 今年正好也是韦伯发表《Wissenchaft als Beruf》一百周年。 百年以前，德国的大学已经“美国化”，大学教学的一切都与官僚权力和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年轻人在这样的体制下失去自由和热情，逐渐变成“生意人”，而同时，那个韦伯眼中已经“祛魅”的时代也把“热情”从学术中剥离出来。 “一百年前的韦伯就已经洞见到，科学这项职业早已不是一个人仅靠志向或才华，苹果掉在地上的灵感，对死亡的冥想，或者是对于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探求所能确定的了。科学已经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实，连带着现实世界上的各种体制机制，自由资本和国家意志，人们世俗化了的精神及其独特的政治安排，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作为锻造科学职业的车间，影响着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的灵魂归向。 ”（引自渠敬东：《学术生活是一场赌博？》，《读书》杂志，2017年12月刊） 在这样的处境下，学者应该怎样去寻找坚持下去的精神动力？韦伯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而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以政治为业》里的一段话：“历史已然证明，倘若⼀个⼈不去⼼⼼念念地，⼀再执着地为了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做努⼒，那么连那些可能的事情也不会发⽣...有些⼈听从了政治的召唤，明知这愚昧苟且的世界不值得献⾝，他们却也不退缩。当⾯对着残破的世界，只有那个真正⽆惧⽆畏的⼈才担负得起政治的使命。”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二)：笔记

每位受到召唤、有志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所肩负的重任具有双重面貌。他不仅需要具备学者的资格，同时也必须能够做一位好老师；而这两种条件不一定全然吻合（P162）。

民主，只能在该谈民主的场合推行，至于学术训练，是精神贵族的事（P163）。

学术生涯乃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当年轻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一些建议时，我几乎没办法担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还是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无怨怼亦无创痛吗？（P164）

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P165）。

热情与工作可以激发灵感；最主要的，二者要结合起来。即使如此，灵感只有在它们愿意到来的时候才会造访，并非我们希望它们来就会来（P166）。

惟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P168）。

学术的进步，是人类理知化过程的一个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P170）。

理知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了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的祛魅。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和计算（P171）。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它的意义何在？

老师对于政治的关心，不应该在课堂上讨论。不要在讲台上，把某一种立场灌输给学生，无论其方式为明讲或暗示。

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就不复存在。

学问对于个人有什么贡献？

首先，学问让我们得到关于技术的知识，好让我们通过计算，支配我们的生活，支配外在事物以及人的行为。

其次，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

最后，清明。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的一种博爱。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三)：再读有感

一、学术与政治 韦伯首先探讨了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在德国，从事学术工作必须同时在学术和教学这两块都表现优异，才能快速升任领导岗位，而兼具两者则完全凭靠运气，那么，投身于学术就必须有接受自己无法鱼与熊掌兼得的觉悟。在学术工作中，韦伯认为并不是死记硬算便能做好，科学和艺术一样需要灵感的启发，但灵感并非无本之木，它得之于扎实、刻苦的训练。虽然科学和艺术有着共同的追求，但是科学永远无法像艺术那样具有永恒而不分高低的意义。科学有着它自身的特性，即它的无限性，就像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除魅一样，进步是科学永恒的动力。那么，投身于追求科学的学术生涯又有什么意义呢？曾经的人们没有认识到科学的这种特性，总以为找到了世界的本源。当科学知识中伟大的工具——观念被发现时，希腊人坚信找到了通往真理之路。中世纪理性实验这个科学工作的第二个伟大工具的发现，让人们认为科学是通往自然之路。可如今，再也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科学并不能找到世界的意义。此时，韦伯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不可避免地都带有前提预设，这种预设又不可证明，就如世界可认知这样的预设本身是价值取向。所以韦伯告诫学生在从事学术时，“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实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作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今天我们的世界和几千年前的多神世界一样，充满了价值的多元和冲突，唯一的区别只是因为除魅而消失了神秘性。那么，科学的作用便是让人认识到这种多元性。科学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可以培养清明的头脑，从而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科学和神学只是预设的不同，虽无法涉及终极关怀，但对信仰有着管中窥豹般的贡献。 二、以政治为业 以政治为业，首先需要明确政治是什么？国家是一个拥有正当使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团体，而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政治是一种支配权，韦伯将其分为三种，即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 以政治为业，那么需要以政治为业有几种方式，“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的，则是“靠”它吃饭的。韦伯探寻了古往今来以政治为业的人，即官吏从何而来，并梳理了它的发展历程。专业官吏由君主需要而建立，并首先在战争、财政和法律领域展露头脚，协助君主在对抗封建贵族身份等级制度取得胜利，同时也使得君主最后大权旁落。“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高度素质化的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各有专长。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的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这种身份荣誉意识就是文官精神。政治的发展既要求有专业的官员处理日益复杂的政务，也要求有业余的官员来体现民意并承担压力，于是便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也即古已有之的官和吏。职业政治家有五种来源，分别是僧侣、文人、宫廷贵族、英国的显贵绅士和法律专家。今天我们谈论政治永远无法绕过政党，但政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由少数国会议员联络并依靠地方权贵，从而操控政治。但是，当民主制度和普选权出现时，更先进也更有纪律的政党组织形式出现了。 最后，韦伯回到主题、回到当下，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乱象中立志以政治为业的人提供中肯的建议。韦伯认为，有三种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它们是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从政治出现以来，从部分人开始使用暴力以来，政治伦理的问题便出现了。一切有伦理取向的问题都无外乎“信念伦理”和“道德伦理”，韦伯批评了那些对于世界和政治仅抱有“信念伦理”的人，这些人是天真的，以为为获得善的结果就必须采取善的手段。韦伯甚至直言“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是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从这个角度看，韦伯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霍布斯主义者”。在韦伯看来，政治不仅要依靠不变而崇高的信念，更需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演讲最后，韦伯深情地说道：“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2000年前，孔子在面对隐者诘问时，也曾说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以政治为业的人，永远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四)：笔记

诠释社会学：行动是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的人类行为，意志并不完全局限于纯粹物质条件的控制之下。对于个体的心理，了解与诠释都要合于逻辑，而不是直接心理经验的主观臆断。

因果多元论：一个事件通常需要多项原因说明，原因分量的轻重也要又研究者衡量。因果推断不等于决定论。

为了透见真实的因果关系，我们建构非真实的因果关系，我们已知的真实是通过概念抽象地重新建构起来的真实，即理想型ideal type是一种纯粹的思维图像，具有乌托邦性质。

价值参照：社会学研究必须参照研究者个人选择的价值才具有妥当性。

政治社会学的贡献：

1.武力和国家的关系

2.支配的正当性

3.精英政党vs群众政党

4.官僚体制，组织社会学的起点

价值中立（学术的界限）

价值与意义不内在于事物本身，只有靠我们信念的强度通过行动征服或维护时所投注的热切程度，事物才能获得价值和意义。科学没有能力对人类的政治、宗教、经济做出裁决，不能评判各种价值的高下。

心志伦理vs责任伦理

心志伦理：追去cause，不考虑外在的环境、条件和结果

责任伦理：评估条件，考虑后果。

韦伯对马克思的批判：

1.经济无法解释所有；

2.革命是用理知的方式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3.社会乌托邦，拒绝讨论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学术的外缘条件：

学者和教师的双重身份难以得兼，

学术机构国家资本主义化

学术的专业化

灵感=热情+工作，在学术、艺术和商业领域都同等重要

学者的人格在于向纯粹的具体工作sache献身

进步fortschritt：学术作品有艺术性可以流传，作为训练方法也可以持久，但其本身要求被超越和过时。

意义sinn：

学术的进步是人类理知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但理知化和合理化的增加不意味人对生存状况有更多的了解，而是一种信念，即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也就是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

学术之始：柏拉图苏格拉底发现了概念begriff作为学术知识的工具的意义；

文艺复兴：理性实验，建立现代经验科学；学术通往艺术+神；

近代：学术不能为should问题提供答案，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预设，而此预设不是不证自明的。

自然科学只能回答如果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应该怎么做，不回答是否希望以及这样有无意义。

人文学科也默认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是有价值的，但不能提供科学性的证明。

为什么政治不属于学术课堂？

实践层面：教授不应该利用自己的不平等地位向学生灌输自己的价值观。然与应然应该分开。

教师应该教会学生面对尴尬，即与自己的意见相反的事实。

理论层面：世界的各种价值领域都处于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学问只能说在这个领域的神是什么。

（为什么对体验的追求是对多神现实的逃避和软弱？）

教师不是领袖，课堂不是发表个人价值观的最好场所，私下交往和公共场合另当别论。

学术的价值和意义：

1.知识 2.思想的方法和工具 3. 清明klarheit，认识自己的立场从何而来，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一套终极意义。

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

对神学的态度：

西方神学以希腊精神为源头，东方神学以印度思想为源头

神学是对神圣之事物在理知上的合理化，所有神学的预设是世界必有某种意义，类似于康德对于知识的讨论先假定科学真理的存在，但往往更进一步预设某些心灵状态与行为具有更神圣的性质，那么神学的问题便是如何将这些预设进行有意义的诠释。

positive theology （包括重视历史的传统神学和重视经验、理性的natural theology）必须牺牲理知，credo non quod, sed quiz absurdum est.

面对崇高已经消失的当下，一个人缺乏勇气去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而采用相对主义论调是在逃避智性诚实这一职责。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界定：一个政治团体的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追求权力的分享和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

国家：在某一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

国家正当性的依据，即权威的依据：

传统型，因袭

charisma，靠个人魅力，群众鼓动者，城市国家—政党领袖

法制型，对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的信任

支配要素：

人

物

近代国家：行政工具与行政僚属分离，国家垄断正当性的武力。

专业官僚兴起（美国19c猎官制spoils system—civil service reform）

职业政治家：

僧侣，文人—宫廷贵族 17c，士绅（English gentry），法律家（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公开用言词和文字进行的活动）

官吏和政治家的不同：前者要上传下达，服从执行命令，后者要对自己的作为负责。

群众政治家：直接诉求民众认可的统治者，如政治评论者，新闻工作者

以政治为志业的人需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行动取向，并对后果负责。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五)：无神的时代，为学术招魂

1918年至1919年之交的冬季，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对学生就志业问题作辅导时，发表了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如果借用韦伯在这两篇演讲中所表述的作为社会行为的不同面相的“学术”和“政治”的定义，那么主办方邀请他的初衷，或许是希望他能就这两个议题做一些“政治性”的评述，即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境况的语境下加以探讨。很显然（亦或许是有意而为之），韦伯让这种愿望落了空。

韦伯多少表现出了这样一种野心：他的演讲“不是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修昔底德语）；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他刻意与风云变幻的时局保持距离，越过对于此种志业的外缘条件可能的繁琐论述，捕捉那个时代初露端倪的学术专业化的某些征兆，追索这种变化在学术的超越性的层面上的投影。然而这种超越并不是飞絮无根，而是期望洞察时代水面之下暗涌的洋流。正如施路赫特所说[ 见上书收录Wolfgang Schluchter,”Wertfreiheit und Verantwortungsethik: Zum Verhaltnis von Wissenschaft un Politik bei Max Weber”(1971)，钱永祥、顾忠华等译，即导言《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韦伯“把他的主题从其一时性的脉络中移出，而用它们来界定当代的思想局面。他对时事保持距离，借着历史性的比较，使时事显得疏离”。韦伯对于议题的深入挖掘，“是要处理当代的一个根本问题，以进而疏解当时政治乱局”。然而纵观全篇，很容易地发现韦伯开辟的这条路并没有尽头，通向无穷的远方，而答案更在无穷之外。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采用了层层推进的结构。自开场白之后至第十节[ 此处采用上述译本所加的分段。]可以看成演讲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论述的主要是学术作为志业的物质性和技术性因素。韦伯首先简单论述了学术从业者所处的外部环境。这种论述不是以介绍人们寻常对一个职业关心的那些维度为目的，如薪水、假期、劳动保障等等，而是指出了学术界的种种内在运作机制。之后，论述继续推进，韦伯指出：“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这样一个判断或多或少地建立在上文对德国和美国学术界的现状的比较之上。韦伯美国和德国的学术领域中“资本主义化”的蛛丝马迹中看到的是“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时代的黄昏：那些曾属于古典灵魂的天马行空、包罗万象的对世界的思索只是痴人说梦，每个学术从业者只是一座座科学城堡上无差别的一砖一瓦。单个心灵的灵光一现虽然仍是学界中人取得成果的先决条件，然而学术训练的重要性亦已提高到如斯地步，以至于“业余人士与专业工作者唯一的不同，在于他缺少一套确切可靠的作业方法，因而往往造成一种结果，使他无法对他的一项直觉的意义，加以判定、评估及经营发展”[ 中译本166页]。更进一步，韦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当时备受流行的对于“个人体验”和据说由此组成的“人格”的崇拜的轻蔑；他指出：“在学问的领域里，惟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Sache）献身的人，才有‘人格’。”[ 中译本168页]这句话所指的并不是单纯对于“职业精神”的推崇，而毋宁是说，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自有其本身的“人格”；每个从业者必先获得这样一种觉悟，将其自身看作是人事代谢、古今往来的大河汤汤中终将逝去的扁舟一叶，放弃那种天真刻意的个人演绎，坦然接受学术的宿命：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过去工作的“被超越”和过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项学术工作被赋予其意义的时刻，正是当它被作为另一项或者一些学术工作的出发点，成为一些新的问题所以生发的基础，由此被超越之时。而一个合格的学术从业者，亦不可妄想将其个人的“人格”和刻意获得的“个人体验”赋予其所从事的工作，而只能通过“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 同上条]，期望被赋予“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 同上条]。

演讲进行到这一段，深入到第二部分的讨论。之所以将这一部分作为转折，是因为上述的学术之宿命的论述引出了意义层面的问题，即：一项注定会被超越而永无止境的工作，何以是有意义的。韦伯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作一些一般性的思考。”[ 中译本170页]具体来讲，此“一般性的思考”，可以看做是一个科学（人文）史的一般概括。这种概括必然在诸多细节上有值得商榷之处，韦伯最大的问题或许在于没有区分科学、人文和艺术的历史嬗变传承中的差异。当然，这个问题展开来几乎就是整个科学史、哲学史和其他学科的学术史了，笔者并不准备在此将这些问题厘清，那毫无疑问是不自量力之举。

韦伯的洞见，其出发点是所谓“人类理知化（Intellektualisierung）过程”[ 同上条]，而学术的进步，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或者说，学术的过程是理知化的实践，而学术界的运作则是基于不断推进理知化并最终达成这一目标，最终指向的即是：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 中译本171页]

然而，如果考察当今与认知世界这一任务直接相关的各学科现状（主要是指所谓“自然科学”），事实并不如人想象的那样令人振奋。以科学之名对蒙昧的公众夸下海口：“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在原则上，通过计算（Berechnen），我们可以支配（beherrschen）万物”[ 同上条]；这最终造成了另一种幻觉，使人确信这项事业的完成只是时间问题。这种错觉来自于学术业严格的训练、清晰的分工、不断的传承（表现为第一部分所述的种种机制）给出的那种过分的承诺；在各个学科、各条战线上对那些曾经主宰这些领域的鬼魅幽灵布下重兵，企图将它们赶尽杀绝。这些领域的先行者们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他们的身影从很久以前就不再出现于公众的视野；他们几乎已经被遗忘，甚至他们的战绩也不再能被普通人理解。他们前赴后继，是这个世界里建筑科学的工匠，在荒原上筑起了无数城池；它们如同明珠大放异彩，使人忘却了这些对于大千世界来说不过沧海一粟。人类尚未在诸多与鬼魅的持久战中取得哪怕只有一场决定性的胜利。那些蛮荒之地，以科学之名建立的城邦之外，神出没在那里。

韦伯认为，世界的除魅，对学术之意义是釜底抽薪式的剥夺。神学家麦百恩说，天主的问题隐含于人的存在的问题中，反之亦然。救赎宗教一直致力于为万物提供意义的解答。韦伯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指出基督宗教也曾为科学（学术）本身提供意义。“我借解剖跳蚤，向你们证明神的旨意”（斯瓦默丹），在上帝创造万物的终极预设下，科学不会是宗教之外的不安定因素，而是人类寻找恩典的蛛丝马迹，寻找通往上帝的隐秘道路的手段。这样的信念，韦伯指出，已不再为时下的学术从业者所普遍认同。但是上面谈到，世界的驱魅是否完成未有定数，它不啻为一个狂妄的承诺和过高的期望。

世界之除魅尚未完成，过去的人们太早地将神放逐于荒野之上；而经过对此事的反思，如今正是返回神的怀抱、重拾意义的时刻。而韦伯则在第三部分的论述中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唯一之神游荡于荒野之外，昔日众神从坟墓中走出重返世间；“对于近代人……最艰难的是去面对这种日常生活之事，而犹贾勇自持。”[ 中译本184页]“一种以伦理的和有条理的态度操持生命的理性主义”[ 中译本183页]与多神论不相容。这意味着人将为自己选择神祗。如果不想如迷途羔羊在注定的漩涡中随波逐流，“面对时代宿命的肃杀面容”[ 中译本184页]，人们必须鼓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