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征服经典读后感有感

《脆弱的征服》是一本由〔英〕杰森·沙曼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2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脆弱的征服》读后感(一)：在战争面前，“你”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在战争面前，“你”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当下，俄乌局势已经持续了一月有余，而且还在持续发酵，我们看到了双方的实力，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的制裁与反制裁不断加码，有分析指出，可能会加速全球金融体系调整。两国问题历史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全球化的今天，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同今天的疫情，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恰逢看到这本《脆弱的征服——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作者剑桥大学教授杰森·沙曼带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欧洲扩张史，也许我们大多数人对欧洲的发展壮大有个误解：欧洲军事力量占据优势（在武器、组织军事力量等方面），认为欧洲扩张是欧洲军队和国家战胜海外对手的结果。这本书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体验，相信这对我们理解世界格局认知有一定的助益。

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以欧洲的扩张为核心的全球国际体系的建立，让彼此隔绝的区域渐渐连接成一个整体。你相信吗？欧洲扩张的进程，在亚洲和非洲更多地归功于欧洲的屈服而不是统治。

在扩张中，欧洲人的主要目标大部分与海洋有关，开辟贸易路线，建立港口前哨，与之相反的是当地强国则关心对陆地的控制。

我们从书中能了解到为什么近代早期的欧洲人面对非西方对手时，是否在军事上存在优势。为什么欧洲扩张的先锋队是一小撮冒险家或者少数贸易公司，异国的盟友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作者在本书中主要是介绍了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扩张。条例清晰，有理有据，正如作者所说，之所以写一本较为简要的书，是因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学术圈内外通常可能对历史不太感兴趣的读者，甚至是一些不阅读社科类书籍的人。

看到书后从第198页到234页都为注释和参考文献，讲真，真的有被作者的用心感动到。作者说欧洲扩张的历史既是统治的故事，也是欧洲人屈服和顺从的故事。我想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更多是思考欧洲中心主是有害无益？军事革命带来的结果又是怎样？比如从十九世纪以后去殖民化进程和殖民地的反抗活动，为什么技术更发达、行政水平更高的国家和军队总是输给相对落后的对手？

《脆弱的征服》读后感(二)：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收获

中国近代史算得上是一部跨越百年的屈辱史，欧洲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从强盛的帝国变得极其卑微，仿佛一下子就沉沦了。纵观同一段历史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如美洲、南亚和非洲等也同样如此，历史学家和众多学者将此归结于欧洲发达的科技文明和军事能力，船坚炮利是欧洲取胜的最大依仗。

但其实，很多人都没考虑到，这些原来的侵略者，他们的舰炮和士兵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从海洋过来，没办法大规模的进攻。但就是这样的装备和补给，竟然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何解？

由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研究教授、学者杰森·沙曼著作的《脆弱的征服》一书中，抛开固有的传统观念，从另外一个角度剖析了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对世界各地的侵略和影响，他将欧洲列强征服的过程和结果称之为“脆弱的征服“，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欧洲人在本土作战的方式很难在其他陆地上发挥作用，他们的主要优势在于海洋航行，发展航运可以大大提高贸易的程度和水平。在他们航行到达的各个国家中，普遍都不重视海洋的资源，目光仅仅只盯着陆地，因此才能在这种情形下保持着微弱的平衡。

对海洋的控制和贸易的热衷，让欧洲国家尝到了甜头，他们利用这种巨大的优势来和内陆国家交涉、洽谈，在仅有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抵抗中，他们施展了枪炮的强大，再加上内陆国家的认知有限，因此才能够在通商口岸的开放上和各种补偿中占据先机。内陆国家的领导者带有一些盲目和不安的情绪，他们远不如民间中的那些有识之士，尤其是留过洋的学生和学者，但国家如此，又有什么办法？

还有非洲这些更为落后的地区，传染性疾病造成的灭绝伤害性，远比侵略和枪炮带来的危害要大的多，欧洲先进的医疗技术更是成为轻易控制这些陆地的典型手段。

在作者看来，欧洲的扩张和征服，很大的程度在于外交、财政和对海洋资源的控制上，而并不是来自于军事水平，单向的征服和被征服是不存在的，应该是互有攻守性质。更何况，亚洲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对抗和冲突中，表现出了极大强大的力量和潜力。

有时候，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收获。杰森•沙曼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与立场在书中表达的淋漓尽致，在国际形势和国际博弈中，有利于深层次的理解世界局势。

《脆弱的征服》读后感(三)：近代欧洲扩张历史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1500年——1800年是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新航路的开辟不仅让欧洲开启了全新的世界历史进程，同时也开创了新大陆开发和殖民的新纪元。从西方发展的进程中来看，传统意义上对西方兴起的解释源自于欧洲强大的军事优势，认为西方世界利用强大军事力量主导了全球化的方向与动力，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

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国际关系专业教授杰森·沙曼在其著作《脆弱的征服：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中指出：欧洲人的主要目标大体与海洋相关，他们致力于开辟贸易路线，建立港口前哨；而当地强国主要关心的是控制陆地领土，对海洋基本不屑一顾。以东方国家为例，中国当时的疆土幅员辽阔，朝廷根本无心涉足海域的发展，郑和下西洋给南海和印度洋、非洲沿岸近36个国家带去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相比其他欧洲各家，中国还是一个站在世界前端的发达国家，而当时大明皇帝支持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耀兵异域，示国富强”。

反观此时的东方强国不稀罕海域的拓展，欧洲弱国在陆地没有发展的机会，只能以弱势姿态退而求其次选择发展海域，利用海域开辟贸易路线。与此同时由于各国海域互通所带来的各种流行病让美洲各政权在不为人知的失败基础上实现了广为人知的胜利。英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过相关论点，即航海时代西方国家海域互通时带来的动植物和疾病正在缓慢地改变着原本简单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的变更交替更加适应欧洲人的生存环境，继而导致大批量的移民蜂拥而至。

欧洲扩张的基础建立在了大航海时代的海域探索，哥伦布与麦哲伦先后进行的航海大冒险不但开辟了一条海上贸易的新通道，也为欧洲的拓展以及促使全球殖民与贸易的发展开启了新征程。但在《脆弱的征服》中沙曼指出15世纪至18世纪之间欧洲扩张成功的原因并非征服，而是归顺。从历史大事件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美洲、非洲和亚洲陆地强国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的实力都直接碾压欧洲各国，面对如此强大的世界体系，欧洲在航海军事力量上采取了遵从的态度。

这一论点从根本上驳回了历史学家所谓的军事革命论，即认为欧洲扩张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源自于欧洲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且能够更好地组织军事力量。而作者也在书中就近代早期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版图的分析中以其犀利的语言，独特的视角着重反驳了这一观点，并对此论点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正如沙曼在书中总结的那样：欧洲扩张的历史既是统治的故事，同时也是欧洲人屈服和顺从的故事。

《脆弱的征服》读后感(四)：《脆弱的征服》：一些关于近代早期欧洲扩张的颠覆性观点

《脆弱的征服》：〔英〕杰森·沙曼 / 黄浩 / 重庆出版社 / 2022-3-1 /

文丨云海

近代欧洲的历史，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理解。三十年战争后（1648）近代主权国家的形成，逐步构建起今天以主权国家为国际法主体的世界体系。在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当中，欧洲的崛起无疑是一股强劲的主导力量。而对于欧洲的“发迹史”，主流的欧洲中心论将军事革命看作西方在近代早期称霸全球的驱动因素。

这种军事革命论认为，欧洲国家间军事竞争和火药武器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了早期欧洲的崛起。如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1955）指出，欧洲在1550年至1650年发生了快速的军事变革和政治变革，得益于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联动过程，军事革命使得近代世界彻底从中世纪中脱离出来。这种军事变革表现为欧洲人对规模更大、更常备化、维护成本更为高昂的军事组织的追求。其后果是，更多的资源产生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而又带来更多的资源。相反，那些在竞争中落后的就会遭到痛击甚至淘汰。

换言之，自16世纪开始，欧洲内部激烈的安全竞争，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凭借更为先进的军事技术，欧洲人成功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实现扩张，建立起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体系。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似乎印证了这种达尔文式优胜劣汰的军事革命思想，似乎证实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正确。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驳。剑桥大学杰森·沙曼教授在《脆弱的征服 : 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一书中，就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地域偏见，指出军事革新并没有让欧洲人在近代的战争中占据优势，军事革命论夸大了欧洲人的胜利，同时还掩盖了亚洲帝国的力量。

作者在考察了1500至1750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海外战争行动后发现，军事革命论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欧洲人在海外的作战方式与在欧洲本土部署大量军队的方式几乎完全不同，推进欧洲在世界扩张的小型的远征部队，其中大多数还是私人部队，如临时组建的探险队或者东印度公司等拥有特许权的“主权公司”。其次，这一时期欧洲人在与亚非政权（如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明清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的冲突中并不存在军事优势，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取得的最为著名的胜利，是疾病、当地盟友和冷兵器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欧洲人带来的疾病，让美洲强大的帝国人口锐减，不断地削弱了原住民的抵抗力量。再次，欧洲军队的压倒性优势通常体现在海洋上，而大多数强大的亚非帝国都只关心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对海洋漠不关心，所以，这一时期欧洲人致力于通过重要港口和海上航线对海上贸易进行军事化控制，而非对大陆国家的征服，这使得双方得以勉强共存。

基于上述史实，作者将1800年之前欧洲的成功扩张活动形象地称为“脆弱”的征服，认为西方的胜利并非历史的必然。

1800年以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形势发生了变化。相比于面对非西方军队时负多胜少的近代早期，在19世纪的“新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军队击败了几乎所有非西方的强大对手。此后，欧洲与其它文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对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作者依然坚持认为，即使是在19世纪的帝国征服战争中，欧洲人的后勤与组织，动员当地盟友和调动资源的能力，以及利用对手的不团结，这些因素对于胜利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先进武器。比如，作者认为，鸦片战争时期清帝国军事衰败的深层次原因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国内的政治和财政出现了问题。

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一个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取代了先前的帝国殖民体系，帝国存在的合理性变弱了。在亚非拉国家一系列的去殖民化战争和起义中，欧洲帝国陷入了崩溃。作者尖锐地指出，这一时期，欧洲大国打赢了大部分的战役，却输掉了大部分战争。即使是美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伊拉克、阿富汗等海外军事行动中，也不断地重演这一戏码。

因此，作者主张，在欧洲帝国的建立和崩溃过程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审视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而不是过分夸大军事技术的作用。军事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隐蔽的制度、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通常都很难受到影响，无法刻意去改变。

在全书的结尾，作者甚至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西方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相对短暂的，因而，如果这种主导地位现在受到西方以外的大国崛起的挑战，也就没有那么令人惊讶了。假设某一天中国或印度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过是1700年左右历史的重演罢了。

《脆弱的征服》读后感(五)：破除欧洲中心主义，近代早期历史新论

在本书开篇，作者杰森·沙曼就向我们强调，“不要将欧洲‘扩张’等同于欧洲征服或者欧洲统治，这一点非常重要。”

杰森·沙曼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的征服是一种“脆弱的征服”，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在非西方地区实现扩张，更多地归功于欧洲的屈服而不是统治。

上述观点是沙曼站在一种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得出的，这一观点也是本书论述的基石。经常阅读欧洲史著作的读者对“欧洲中心论”想必并不陌生，恰如本书所说的，这种片面的、狭隘的观点一直到今天都没能被扭转过来。

而沙曼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想推动读者“更多地思考一下我们依旧有多么喜欢言必称欧洲，以及这让我们错过了多少东西。”

和其他反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一样，沙曼也认为欧洲中心论会严重扭曲我们对国际政治历史发展路径的认知，同时还会将单一、确定的军事制度发展道路固化为历史常态（而这正是本书反驳的重点）。

在书中，沙曼多次论及，从欧洲中心论出发，会导致我们产生两种不同的偏见——地域偏见和时间偏见。

在这种偏见下，学者们喜欢将西方的近代历史当做模板来审视其他地区的历史，即便讨论的是其他地区的历史，但实质上不过是在给欧洲贴金罢了。

和其他著作一样，在论述近代西方历史时，沙曼也将起点选在了15世纪末，但沙曼对于终点的选择却慎之又慎，他告诫我们，当所选择的历史终点改变时，故事将会有不同的走向。

我们常常会简单粗暴地将15世纪末之后的五个世纪看作整体，认为在这段时间内西方是世界的统治者。

但沙曼不这样认为，他说，“自从全球国际体系形成以来（15世纪末以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由西方主导的。”

本书论述的重点也就是这一时间区间，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沙曼将其称为近代早期。

学界通常用军事革命论来解释西方在这一时间内扩张的原因，沙曼则通过反驳军事革命论来为这段历史除魅。

沙曼首先进行的是对军事革命论的论述。

《脆弱的征服》指出，军事革命论的当代形式最早是由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在1955年提出的。罗伯茨认为，发生于1550年到1650年间的欧洲军事革命使得近代世界彻底从中世纪中脱离出来。

在罗伯茨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进一步发展了军事革命论，他提出，“1500年至1750年间，西方人成功地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体系，关键就在于发动战争能力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的军事革命。”

军事革命论在学界影响巨大，不光历史学家们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它的影响力还辐射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

这一理论的盛行事实上依旧是欧洲中心主义作祟的结果。它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传统：从1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开始主宰其他文明，借助的是更为先进的军事技术，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又尤其得益于欧洲内部激烈的安全竞争。

杰森·沙曼并非全然否定这一观点，真正让他质疑的是，所谓的西方军事优势，到底是从何时开启的？

西方在19世纪统治世界，这一点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承认。但是在19世纪之前呢？西方的所谓军事优势有没有帮它们征服西方之外的地区。

沙曼的回答是“没有”。

在本书中沙曼依次考察了西方对于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的扩张，但无论在哪一地区，军事革命论都站不住脚。

在美洲，以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代表的西方征服者们确实征服了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这两个大帝国。但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是军事力量，而是病菌（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和美洲盟友的支持。

在非洲，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遭遇了最惨重的军事灾难，国王本人和一大批葡萄牙贵族在战场丧生。最终导致西班牙人成功入侵葡萄牙。

在亚洲，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直到19世纪之前都不受西方威胁，因此这一时期很难被称为是西方对亚洲的征服，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欧洲人在亚洲秩序的边缘苦苦地寻求一个位置。”

沙曼接下来论述的是西方征服者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事实上这或许是论证作者观点最有利的论据。

因为之前无论是在美洲、非洲还是亚洲地区，西方征服者往往都是少量先行的冒险者，并未大规模出动军队力量（当然彼时的西方国家也还没有能力将大量军队远派到遥远的新世界），因此军事革命论根本没有施展的余地。

而西方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则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前，除了对抗奥斯曼帝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大国曾对亚洲大国发动过大规模战争。

然而遗憾的是，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西方常常处于弱势的一方，这种弱势从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了250年之间，一直到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才开始陷入衰落。由此可见，在论述近代早期西方人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中，军事革命论又一次没能派上用场。

通过以上论述，杰森·沙曼得出结论：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体系出现后（15世纪末以后）的至少250年中，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西方军事霸权（优势）。

沙曼对于时间区间的精确划分让他避免了遭受过多的质疑。事实上沙曼并没有完全与主流历史观点背道而驰。

他并没有否认西方国家在19世纪后的军事优势，这一点与彭慕兰“大分流”的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沙曼以18世纪末为界，而彭慕兰则将节点选在19世纪初。

然而即便在西方国家占据军事优势之后，沙曼也并不同意用军事革命论来解释西方的扩张。因为胜利并非总是属于那些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最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最发达的国家体制一方的。

这一点在20世纪的世界形势中看得尤为清晰，19世纪西方建立的殖民帝国，在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以更快的速度崩溃了。

如果以20世纪初为故事的重点，欧洲人赢了；但若以21世纪初为重点，我们都知道欧洲人最终失败了，他们的扩张是一次“脆弱的征服”。

由此，沙曼再次告诫我们，对于终点的不同选择，很可能让故事走向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这正是历史进程的复杂与多样之处。沙曼借此提出，我们在提出问题和选择证据时，眼界应该更开阔一些，摒弃任何中心化的观点，立足历史本身去理解它。

过去从未过去，对历史的探析，不仅会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还会改变我们现在身处何处，以及去往何方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