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方法》经典读后感有感

《反对方法》是一本由(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 32开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86页，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反对方法》读后感(一)：翻译是不是有些问题？

我下了一个英文版，是New Left Book1975年，1993年Verso第三次印刷的版本，和这个翻译版很不一样：有些英文版里有的这版没有，有一节这版有英文版整个都没有。也没有找到译者是根据哪个版本翻译的。而且有些地方要参看英文版才能看懂，有些乱。

《反对方法》读后感(二)：“结束我的论著之后，我将去与拉卡托斯为伍”

想看看对国际关系这个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假设的学科有什么意义……

最先映入眼帘的反倒是，克鲁泡特金《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写道：“无政府主义…建基于对一切现象作机械论的解释。”

而在作者看来，科学史是复杂情境的堆积，甚至科学革命常常处于向后运动状态。

伽利略只是把望远镜当作“优越的、更好的感官”，他正是因为光学知识远不如开普勒才能发明出它。此外，伽利略为了支持哥白尼，其实是大大缩减了动力学的内容。

正如《泰阿泰德篇》所说，“过分精确中倒包含着教养差的因素”。理论不必同公认理论相一致，证明的重荷也不应贸然加于理论，理论仅在它们的不连贯部分得到长期应用“之后”才变得很清晰和“合理”，并且形式关系的连续性并不蕴涵解释的连续性。

作者一定程度上赞同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必须给予我们想考察的那些思想一个“喘息的机会”，用特设性（ad hoc）假说、术语的重新定义，“哲学家的成文法”，创造一个让“事实”和新观点的组成部分相接触的尝试性区域。

但是更进一步，认为历史起因、心理原由并非与逻辑重建无关，而是统一的程序域。甚至，相竞争的各研究纲领可能是不可比的，是超出包含、排斥或交叠关系的（这不只是交流和彻底翻译的问题，而是知觉的问题，尽管处理的可能是“同一题材”）

真正的观察是生活方式的量度，要承认存在许多种整理我们周围世界的方式，anything goes，还应赋予语言以活力，帮助我们克服观察材料的阻力。

语言是事件、事实、事态的成形器（sharper），为什么阿佛洛狄忒在哀诉时，仍可以说成是“在甜蜜地笑”，为什么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耳在尘土中跑的时候，赫克托耳的头颅可以被说成是“躺在尘土之中”，因为这就是荷马的人的概念，人是肢体、关节、躯干、颈、头的集合，是许许多多力量的一个公开目标。

当然，作者尽管强调伽利略如何利用形而上学偏见和宣传，实际上只是希望人们能对一切宣传、包括称为“论证”的宣传作出抵制。他说，“结束我的论著之后，我将去与拉卡托斯为伍”。

因此，译者批评他本应引出“自由作为对必然的补充”的结论，也许他本人也会同意吧。

《反对方法》读后感(三)：自然规律是偶然的——只有这点是绝对必然的

评论其实是格雷戈里·约翰·蔡廷（Gregory John Chaitin）《证明达尔文》P27的一段话：

证明达尔文

7.5

[美] 格雷戈里·蔡汀 / 2014 /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学是创造性的，不是机械的；数学是生物，不是机器。数学和生物学的创造性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这一点在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两本书书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反对方法》和《告别理性》。费耶阿本德基于他对科学史的阅读，强调科学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一句话，无政府状态）。但在我看来，“反对方法”可以成为关于图灵停机问题（halting problem）的不可判定性的图书的最好书名，而“告别理性”则可以成为关于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的图书的最佳书名。费耶阿本德出于哲学原因在科学世界中所反对的，在数学世界中相对应的就是数学定理——因此，可以证明不存在解决所有数学问题的通用方法。

跟形式系统局限性（the limitations of formal systems）有关的四个定理：

①图灵定理（艾伦·图灵在1936年5月证明了）：

表述一：解决所有可能的程序输入对的停机问题的一般算法是不存在的。

表述二：对于给定的任意程序和输入，总是正确地决定运行该输入时程序是否停止的算法不存在。

表述三：停机问题在图灵机上是不可判定的（undecidable）。

任何这样的算法都可以与自身相矛盾，因此不可能是正确的。

②第一不完备性定理（The first incompleteness theorem）：没有一个一致的公理体系，其定理可以通过一个能够证明自然数算术（arithmetic）的所有真理的有效的程序（即算法）列出。

对于任何这样的形式系统，总会有关于自然数的陈述是真实的，但在系统内是不可证的。

第二不完备性定理（The second incompleteness theorem）

③塔斯基的不可定义定理（Tarski's undefinability theorem）：关于真理形式的不可定义性。

④丘奇（Alonzo Church）的证明（1936年4月发表）：希尔伯特的判定问题（Hilbert's Entscheidungsproblem）是无法解决的。

λ演算（lambda calculus）中的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

形式化公理体系不是创造性的。

库恩理解的形式化公理中的创造性是在当前的范式下，找到一个证明。

而我感兴趣的是德勒兹的“野蛮的创造性”=改变形式化理论=新公理

新概念=库恩说的范式转变=反对方法（费耶阿本德）

P39:

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的洞见：在科学中，不存在绝对通用的方法（这在数学上意味着一个定理）。因此，创造性始终是必须的。不存在做科学的机械的方法，因此，演化也不会停滞不前。（黑格尔的辩证法）。

《反对方法》读后感(四)：【转】郭元林、王瑞：从《反对方法》不同版本看费耶阿本德思想变化

【摘要】费耶阿本德反复修改《反对方法》，致使有六种不同版本。本文比较了这六种版本，并对其差异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从中总结出费耶阿本德在思想方面的五种明显变化趋势：去拉卡托斯化，去波普尔化，扩充伽利略历史案例的研究，弱化对科学和理性的抨击，删减烦琐的科学细节、加强哲学论证。

【作者简介】郭元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现为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政治哲学。著有《复杂性科学知识论》，翻译有《科学的专横》等。

王瑞，天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生，硕士论文为《《反对方法》不同版本比较研究》。

《反对方法》读后感(五)：“怎么都行”的做法恰是、也只能是范式革命的脚注

在进入这本书之前，我们不妨先进入一段历史。

以上文字引自陈嘉映的《哲学·科学·常识》

毫无意外，读过此书后，我确信，这个在科学建构主义中走的最远的法伊尔阿本德，是彻头彻尾的知识社会学拥趸、是科学哲学里的激进相对主义分子。然而这并非贬低，阿本德的工作并非激进而无用，相反，我认为他填补了科学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空缺，即在库恩那里，范式的转换具体因何的疑惑，即标题：“怎么都行”的做法恰是范式革命的脚注。在阿本德口中，就是非理性的不禁止，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

我们知道，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是将科学的进步与形态放在科学史的角度衡量，有说服力地取代了过去名极一时的证伪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的演进解释为“范式”，成功区分了常规科学时期对于成熟理论的改进与随从，和危机时期的范式革命的学科重构。正因此，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通过基本事实检验假说所指的那种纯粹的围绕事实建构的科学形态，库恩的解释更符合学科演进的真实情况。然而库恩的困难是，当他在解释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能通过简单的事实加以比较）——即科学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时，他也埋下了一个隐患：科学的范式转换是如何可能的？这点也即我在《牛津通识读本：科学哲学》书评中所述的第八个命题。而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态度，和对近代科学进步中非理性因素的发掘，就在一定程度上就解释了，我们拥有的进步检验有段，就是不加限制。

科学等同于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神话的做法，正是科学哲学本身内部张力的一个体现，更具体地说，是常规科学与范式革命之跨越的紧张关系：常规学科时期，科学团体内部对沉淀下来的知识是加以维护和不断修补的态度，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的对其进行革命。新进入学科内部的人员也必须习得旧有的、已存在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会删除除“学科事实”之外的部分，以至于让我们形成学科有稳定的积累和一贯的知识的“错觉”。而这不是真的，基本概念的革命在科学中屡屡产生，对科学的进步也必须为对下知识的怀疑留下空间。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通过事实推动理论变革的理想，会被事实与理论相互渗透的现实与蒯因命题阻碍，库恩的范式革命，却只描述事实、未解释出革命的方法论，如此，只有“怎样都行”的无预设、无约束才是实现进步的唯一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的通过逻辑、解释力、事实来推动科学进步的想法都不那么真实了，真正的科学进步，其实更是一种科学团体内部的非理性的选择，例如伽利略的成功更是因为使用拉丁文撰写，声望和社交关系。

但阿本德走得确实太远了。“怎么都行”中蕴含的自由理想其实暗含了一种对于知识的乐观主义，恰如《论自由》中对”怎样都行“的自由规定一样——毫不意外，阿本德本人就在这本书中多次引用此书——穆勒本人也被批判对于自由的规定其实暗含了一种对于人性善的乐观、对于能运用自由寻找”高级快乐“的期待。而阿本德的问题就在于，尽管他极其简单地找到了科学革命的可能性道路，但他却没有考虑到这是否应该推而广之的适用到学科的整个历史阶段。问题是，如果常规科学时期也是这样怎么都行，那么知识是否还能被积累，如果科学跟神学一样是一种有毒意识形态，那么科学是否真的如神学一样在面对如疫情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两者是否真的相同？

没错，范式革命的张力就是一种对学科权威服从和对新理论的容忍的紧张关系，是尽力维护旧理论和鼓励发展新的不成熟理论间的紧张关系，是稳定性与创新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或许真正的问题是，何时是常规科学，何时需要范式革命。如果因为无法确定，所以任何时候都可以革命，那么怎样都行确实是可行的，然而这个答案并不让人满意，如此，真正艰难的，是确定一种边界感，以把握一种革命的气候，不至于因为革命无法积累知识，也不至于无从革命。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多虑了，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似乎从没有范式革命失败的先例，如此一来，真正的问题似乎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压制了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范式革命之张力又何尝不与法的安定性与正当性之关系类似。而我想，这种形式安定性与实质之追求的张力，远远不止于此二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