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厚度》读后感锦集

《生命的厚度》是一本由江绪林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页数：3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命的厚度》读后感(一)：天才都是忧郁症？

文章是很多学术上发表的哲学文章，怒我有点看不懂，但仅看书名《生命的厚度》，就感觉沉甸甸的。

辑一：正义与自由

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捍卫自由，为什么是正义。

辑二：爱与正义；

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晚还是很悲伤。

滚/孤独与爱欲/知性与存在/未曾虔信

最后，跋：追忆与启迪，诠释了作者对学术的纯粹，有一次只要他提交一份论文就可以得到副教授级别的职称，而作者说，他那篇文章还不够好。

1975年出生，5岁死母亲，12岁死父亲，由姐姐养大，考进北京大学，后来在香港大学考研。赚了钱给姐姐在县城买房，但很少回家乡。谈过几场恋爱，不超过半年，有一次车90后的女学生恋恋爱，后来说给不了对方未来而分手，性格忧郁，少言，但在熟悉人的面前又很活跃，偶尔还挺幽默。看来天才好多是这样的类型。

《生命的厚度》读后感(二)：解（非书评）

读到辑二时，立马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令我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

写在前面：我未曾认识作者，也无意通过这本文集来认识作者，更不认为能够通过文集就认识作者。以下的分析均仅依据书本和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来，难免是一个偏狭的视角。

最开始知道这本文集，是在朋友圈看到师友转发；买来读，则正如“...寻找他们自己”那篇文章里说的那样，为解心中一个疑问：为什么自杀？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为了问问自己是否有解，找找“活着的理由”。以下分析就算是借作者之力，进行探讨。

对于上述疑问，就文本而言，似乎显示出三个可能的原因：

1、洞察、反思并承认自己的不堪，却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不愿接纳这样的自己。由于对自己还有过高的期待，对那些纯粹美好的事物（概念）还十分向往，反而在过于严苛的自省下，陷入自我厌恶的深渊。正如作者并不虔信主，却始终渴望主接纳他，或许正是反映他之无法接受自己，因而祈求一个更高的存在来接纳自己，以获得救赎。

2、在真诚的表达下——对一切崇高美好的赞许，对他人的恳切欣赏，对现实的清醒与谴责——后面跟随的总是对自我的批判。有许多人同样自我厌恶，但他们往往会通过别的方式来逃避这种情绪，让自己感觉好受点；不同的是，作者在每一次体悟到美好时，就立马看到自己的丑陋（e.g., p.176），在每一次认识现实的无奈时，就看到自己挣脱不了的桎梏。

3、在他人与自我之间，总是选择了自我。如果能看到，平庸而不堪的人那么多，这些人中也不乏有可爱的一面；如果能接受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不以成为美善，而以捍卫美善为目标，或许不会那么痛苦。可惜，作者选择了和自己死磕，下面列举两例。在刘擎老师的悼词里有讲到，作者心里有一把死锁，谁也未曾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作者当然渴望成功，否则就不会在称赞思想伟人的同时，痛斥自己的学术“平庸”，但由谁来评判自己？哪怕“肯定”来自现实中自己的仰慕之人也不管用（他人如何了解我？），但又无法自我肯定（回到前两点）。于是，一边渴望着他人的认可，一边却又蔑视这样的自己...

诚然，内心的煎熬与孤独总是自己在品尝，但执拗地拒绝与他人敞开心扉的沟通，说到底是对他者的不信任。心想着，这些人不如我这样反思深刻，遑论理解我——这不是首先将他人作为理解自己的“工具”？拒绝接受他人的帮助，何尝不是一种傲慢；若接着又认识到这一点，便又开始自我厌恶。（p.199-202）这难道不是将一切都贬低，只剩美善的空概念高悬在上？在所有的思考、体悟与反思中，作者注视的始终只有他自己...如作者所言，“当代人最大的问题或许不是美善理想的诱惑，而是不敢信赖美善，不敢相信和坚持绝对的美善”，不过，作者的不虔信正是对他者美善的不信，而绝对美善正是一种理想式的诱惑，将作者完全孤立了起来。作者的自我价值建立在何处？我没有找到。任何他所想要追求的东西——那些能够给予自我价值的东西，都因为自我否定而崩塌，这或许正是最关键的东西。

从事哲学的行当，初入门时总以求得真理为目标，最后则难免失望而归。尽管前人的思想开阔了心智，却也同时看到了满眼的“假”（单薄的论证，独断的前提...）。我的想法是，不妨以捍卫真理为目标——然而，无知如我，该捍卫的真理又在何处？我想，其实捍卫的即是对“真”的坚定信念。这种坚定信念不是关起门自省来的，而是通过不断与他人的思想碰撞逐渐确立的，是在艰难处境下仍然坚持的。希望，每一个敏锐而善于沉思的灵魂，都能不吝与人讨论争辩，不要再拿“胡思乱想”当作拒绝他人的借口。

最后的最后，有病一定要治，没有人受得了在“三步走”中一直循环。

《生命的厚度》读后感(三)：纪念江绪林君（旧文）

绪林君走了有几日了，朋友圈里的文章转发也渐次减少。然几日来，我有一种感觉愈发强烈，就是将早前与绪林君的一些交往写下来。于绪林君，这是一种怀念；于我，这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交代。

2000年五月下旬，我面临着大学毕业，但对所谓的前途却感到十分渺茫。大部分同学都有了着落，而我，却不愿去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对体制有着本能的抗拒，另一方面对多变芜杂的社会有着深深的距离感。因此，未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来了一趟北京。直接目的有二：一是来见女朋友；二是想到社科院及北大看看然后选择其中一家考研。6月初的某一天，在北大南门的飞宇网吧看到了北大bbs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爱之和解—燃起第11根蜡烛”，署名是江绪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我当时就决定去参加这个活动。由于有些事情要办，3号那天晚上8点多才到北大三角地，当时百年讲堂前面广场上的人已经在陆续走开，但还是有许多人不愿离去。我在人群的议论中得知绪林君已经被便衣带走，估计事情不会有什么后续发展了，心情很沉重，逗留了一会儿便回去了。

真正见到绪林君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2001年春节后，我来到北京，一边在书店打工，一边在北大旁听。6月4日（此处记忆不是很准，也许是3日）那天早上，在电教自习了一会儿，决定出去到三角地附近看看。走出教室，看到前面广场上有四五个人在试图制服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不高，还十分消瘦，眼镜脱落了，衣服也被撕扯破了，但他还在顽强地抵抗。周围聚集了一些人，大家都不知所措，其中有的人流露出了愤怒的表情，但没有人敢走上前去。也就三四分钟的时间，这个人被制服了，那几个人扭住他准备把他押走。这时我看到哲学系的靳希平老师走过来，拦住了那几个人，和他们交涉起来。我当时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应该就是江绪林君，果然，从同学们的议论中我的猜测得到证实。靳老师和那几个人交涉了一会儿，达成了和解，他把绪林君带走了。然后，那几个人也离开了。第一次见绪林君，他倔强的抗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上班、旁听。由于书店的倒班制度，不可能上完一门完整的课，所以这种旁听是比较随性的，有时间就去，有什么课就上什么课，哲学系的、历史系的、中文系的、政治系的，赶上什么听什么，倒也符合我这种无目的性的个性。期间见过绪林君几次，但没有去打招呼。大约是在2001年底的某一天，我去参加了朋友组织的一个聚会，我去的比较早，朋友告诉我绪林君也会来，但他找不到地方，让我骑车去车站去接一下绪林君。于是，我和绪林君算是正式认识了。

那天之后，和绪林君没再有过聚会，但在学校碰过几次面，有过一些交流。说是交流，我还是小心翼翼的。绪林君在表面上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在内里，十分倔强和坚持。在当时，他十分突出个体伦理，在基督教的大背景思想下强调个体的平等和爱人（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而我来京后，一直试图想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支援思想。当然，这两种思想也并非没有共通之处。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二者是对立的。虽然我们都赞同“创造性转化”，但何为主体才是关键点。所以，这些交流中，我倾听多于述说。我虽不尽然同意绪林君的观点，但其认真和坦诚我十分推崇。

绪林君硕士毕业后，去了中华书局做编辑。我也辗转于生计，去北大的次数减少了。某天，接到绪林君的电话，他告诉我中华书局准备出一套“世界思想家译丛”，由张世英和赵敦华两位先生主编。他担任了其中几本的责任编辑，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其中的一种。我回复他考虑一下。当时我正处于半失业状态，为了糊口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兼职。考虑之后我决定辞去兼职的活，接下这个翻译。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都觉得这个决定是一个不自量力的错误。事实上，翻译过程比较艰难，对于我这样一个中英文俱烂的人来说，这无异于给自己挖一个坑。而且，翻译过程中还出了些状况。鉴于我的水准，绪林君开始没有让我独立翻译整本书，而是给我安排了一个合译者。但是，就在还有两个月就要交稿的时候，绪林君告诉我这个合译者由于怀孕（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个原因）不能继续翻译，而她仅仅译了序言部分，其他部分还得我来译。接下来两个月我十分忙乱，太多地方没有仔细斟酌，也根本没有时间核对专业术语。而且，还是找了两个朋友帮我译了两章的初稿，最后才能得以按时交稿。编校过程中，绪林君和我沟通了好几次，挑出了很多错误。但由于出版社要求的出版时间比较紧，书付梓后还是错误百出。于我，这书始终成了一块心病，一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引起的内疚，二是辜负了绪林君对我的信任。

最后一次见绪林君是去出版社领稿费，绪林君开好条带我去了财务，领了稿费本打算请他一起吃午饭。但他告诉说我时间还早，他要开会不想我等太久，而且他在忙于办理去香港读博事宜，时间比较紧，以后有机会再聚。

后来，绪林君去了香港，我疲于奔命，便断了联系。再后来，听朋友说他回来了，在华师大教书。没有了当初的语境，也很少去上海，故没有去打扰他。再再后来，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两天浏览朋友圈，看到绪林君的一篇读《这个世界会好吗》和另一本书的札记，当时没空看便收藏了，后来打开提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也就作罢。提到此文是因为我联想到关于《这个世界会好吗》书名的一件旧事，1918年某天，梁巨川先生问他的儿子、时已担任北大教授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回答。梁巨川当时未置一词，次日，他投北京积水潭（净业湖）自尽。梁巨川先生用行动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且义无反顾。绪林君的离开或许也是如此罢！这个世界会好吗？此问题还在困扰世人，然而，和绪林君没有关系了，他已然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会好吗？我不知道。但，在愿念中，我希望是好的。如此，绪林君在那里可以得以安宁！

《生命的厚度》读后感(四)：文集的出版是「尋找江緒林」的新的開始

#讀書小記-江緒林文集

斷斷續續終於把《生命的厚度》讀完。最艱難晦澀的部分是江緒林翻譯哈貝馬斯評論羅爾斯的《正義論》，原因主要在我並沒有專業的系統的政治哲學的閱讀基礎，但此篇的論證邏輯真是非常精妙。

在此篇中哈貝馬斯解構了羅爾斯對於幾個大的概念以及其中關係的邏輯推演，也提出自己的質疑，比如原初狀態「道德」被程序化的問題（功利主義/制度工具性）、個體道德從无知之幕被解放時，面对多元事實挑戰的徬徨之刃；以及羅爾斯後期，作為道德人格的公民概念對世界觀中立的態度，重疊共識的角色是比較模糊的（何以作為認識論的基礎？）

另外就羅爾斯立論裡認為「自由權利優先於民主的政治意志、私人自律高於公共自律」，卻又在協調「古代自由和現代自由」時失敗了。哈贝马斯在此提供了一個「程序主義方案」（但我認為羅爾斯並非完全沒有想到這點，只是繞過去了...？）交往倫理中，以上提及二者的中心轉移到法律，而法律主體的私人自律和公共自律在此時比肩。

《江緒林文集》是不可作為一本佐餐或打發閒暇放鬆的書的。作者長期的學術研究和閱讀訓練使得很多思考邏輯如此縝密而系統如此工整，閱讀起來是頗為艱澀而困難的；但他紀錄日常生活的文字部分卻鮮活而又富有趣味，那是一個獨異的個體內在精神世界豐富性多元性活躍性之所在。

劉擎教授最後的跋中說「緒林沒有獲得那種深入的，能溫暖地滋養他、陪伴他和支持他面對內心孤獨和焦慮的友愛與戀情，那種溫潤而強健的感情依靠」。

而歐文·亞隆《存在主義》指涉的現代性四大命題:死亡、自由、孤獨、無意義，所謂的「局外者」終其一生會受四大命題產生的焦慮所困擾。也因為如此，社會的大多數人會（或主動追求或被動選擇）去服膺於社會結構，而局外者則會去追求自由意志——只有在脫離「道德框架」並選擇面對自我的前提下，才會成為一名「局外者」。

江緒林自縊於2016年2月19寒夜，但在更早，書中另附別冊稱作《非徹底之自我澄清》則寫於2001年4月，數千字言畢自己對於「人與關係」的現代性話語語境的思考——或誠如江緒林所言——自我澄清。

那時江緒林26歲。

所以，與其說「沒有獲得深入的、持久的依靠關係」，倒不如說江緒林一早已經做好準備，要獨自面對時代的閘門和自身的孤獨。他的自我道德的追求正是他所尋求的「溫潤而強健的感情依靠」，他的信仰來源是宗教是神明是「主」。

「過高人獨立，過潔世同嫌」。但如若求心安以自立，江緒林的個體生命在其最後飛躍的時候已經完成。

書中江緒林微博摘取的部分，漫談如何對抗生活的無意義、對抗現代性、對抗制度之惡、對抗他者對個體的影響（卻又要盡量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實比較道家吧？「至人無己，聖人無功，神人無名」）。

我認為他想踐行的觀念是：作為一個個體，不成為他人的地獄（羅爾斯《正義論》「個體的善概念」），如果每一個個體達到比較高的道德觀念，那麼一個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好的制度才可以成為維護大多數人的、體面的制度。

儘管米蘭·昆德拉在《慶祝無意義》中已經指出：無意義，我的朋友，這就是生存的本質——不但要把它認出來，還應該愛它。但也並不能如同胡塞爾所言一般將問題懸擱。一些對抗在更為長久的歷史長河裡必定有其一席之地。

最後我必須要說，《江緒林文集》的集結定稿不是「尋找江緒林」的結束，相反它將會是一個新的開始。一位讀者雖然與這位年輕的學者素不相識，卻已然從他的字裡行間觸摸到一點復燃的死灰——大時代下一個政治哲學思考者如何思考、問學與自處？從而對其生前的經歷和生活有所好奇和追問，茫茫的互聯網上的犄角旮旯檢索打撈他的細枝末節，逐漸拼湊起來一個不完整的形像——「尋找江緒林」還在繼續，《生命的厚度》之牆下，因而彙集更多讀者，更多普通人，帶著他們的沉甸甸的思考。

“Courage is not a man with a gun in his

hand. It's knowing you're licked before you begin but you begin anyway and you see it through no matterwhat.

——殺死一隻知更鳥——

同一天，我喜愛的另一位作家，寫作《殺死一隻知更鳥》的作者Harper Lee在美去世。

這是一個不斷告別「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