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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读后感锦集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读后感锦集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是一本由梁启超 著 / 彭树欣 选评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5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读后感(一):先意识到“精神”的问题,再来谈谈做人

最初注意到这本书只是因为腰封上的“知识愈多,痛苦愈甚”。当时只是在想自己知识没有那么多,倒是也挺痛苦的。活着活着总觉得做人没什么意思,每天就是工作、吃饭、睡觉,休息日想出去走走也提不起劲,干脆两眼一闭在家睡个两天,周一再继续工作、吃饭、睡觉。

感觉自己还没隔壁奶奶有精神,她老人家一周七天还有不同的活动项目,活得比我精彩多了。

之前读过陈丹青的一篇文章,叫“我反倒同情今天的后生”。他说,80后、90后是我见过最乖、最被动、最有悖青春本能、最缺乏表达意识的两代人,和“垮掉的一代”比,和嬉皮士比,更是笑话。

我不觉得自己是笑话,只是觉得自己很可悲。我们比起我们的父母辈,物质生活上有了质的飞跃。我可以随时随地买到想要读的书,在网络上检索想要看的电影、新闻,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软件,它们便捷又自由,却像是用信息和知识做成的温室,而我就是新的“温室里的花朵”。

刘擎老师在最近的采访里提到了自己的学生,他说:“我发现,现在学生的阅读能力下降了。我当时做系主任的时候,要求学生务必要读一定数量的经典读本,我当时推荐了24本书。我规划的是,3周读一本,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把太多时间花在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上面。”

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早就被大量的讯息、段子、图片、短视频宠坏了,能动动手指就发笑,能划两下屏幕就记住一个小知识出去卖弄,为什么还要缓慢的阅读和深度的思考?

可是不去阅读和思考又何来自我呢?梁启超说:“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的凄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

没有精神支柱的人就是一具空壳,想要拼命抓住一些短暂的“快乐”来填满自己的空虚,信息时代的到来无疑加剧了这一症状,我们就像吸毒一样对手机、对网络上瘾。这样情况下再去学习知识,只是再多吸食几支精神鸦片而已。

要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又谈何容易,不过能早些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也是好的。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读后感(二):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

一、涵养品格

1.有精到的技术,不被生活和经济所压迫。

2.有高傲的志气。

其一,不因羡慕他人物质的享用而移其志。提高志气,放大度量。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互联网时代适用。

其二,利于打破困难,不怕逆境。

3.有真挚的信仰。

重新理解了信仰的意义。拥有信仰可以让人忍受现在的种种诱惑困难,相信无限光明的未来。信仰可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和限制。

4.有浓深的兴趣。

除本职工作以外,找到一个兴趣爱好陶冶情操,如读书的趣味。

二、磨练智慧

1.大胆提出问题。

训练自己的脑筋,在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在别人所不怀疑的地方。

2.搜集整理资料要耐烦

分析问题的过程

3.判断要谨密

细心谨慎,丝毫不能苟且。

做学问:好一则博,窄而宽。深造自得。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读后感(三):青年,要有痛切的自觉

“先生,坦荡清白,顶天立地;先生,信仰于信仰。他们有人,生于乱世,但仍心向光明;他们从远方走来,一身晴朗。”

最近很沉迷于一部剧《觉醒年代》,在这部剧里真的发现我曾经读到的简短几行文字,那个时候,真的是被一群人当作毕生信仰理想,去为之奋斗,不惧流血牺牲。

在开头的时候,陈独秀反袁运动失败之后,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一句“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被很多人指责不爱国。1915年夏,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创办月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新青年》,是很大一批年轻人的启蒙杂志。

而在12年前,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先生,在深入反思之后,发现偏重知识科技、轻视德行修养是现代化的一个弊病。在吸收和消化西学的同时,也要提倡传统道德。1903年以后的先生在青年中的影响迅速回落。在我浅薄的记忆里,梁启超先生,除了历史书上提及的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其他的没记住什么,也不曾了解过。之前观看《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时候,以子女的角度多了解了一点先生。

但读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收录的梁实秋先生的那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文中描写梁启超先生讲演的样子,我到今天都还记得。

这本《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全面收集了梁启超关于修身方面的讲演稿,几乎包括了他中晚年所有的此类文稿。

有知识之人而为恶,其流毒甚于无知识者百倍。”早在一百多年以前,他就认识到轻视心灵、精神的生活,偶一不慎,堕落将不知胡底。

先生所提倡的“返本开新”并非是守旧派,他是真的在为青年担心,所以1920年代,退出政治漩涡的先生,专心投入教育。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这是先生对青年的寄语“

而本书中所收录的演讲是窥见社会的怪现状之后,希望能够警醒青年,要有“痛切的自觉”。

“苟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

精神饥荒的现象,在我们如今这个社会也愈演愈烈。拼命往大脑中塞知识,却不曾体验真正精神生活的滋味。对物质的追求大过了对精神的追求,也掩盖了道德的自觉。

在这三十场讲演中,梁启超先生的身影不再单薄,变得立体。我仿佛看到了梁先生为了青年的自救,为了教育事业付出了多少心血。虽是严肃的话题,可读来丝毫不觉得枯燥。他擅长将小故事以趣味的方式二次演绎,在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先生的幽默而时不时地跟着一起发笑。

为了便于我们理解,书中增加了很多题解、简注,让我们读起来不至于陌生晦涩。在这些讲演中所关注的焦点,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格外警醒的。

精神饥荒频发,而众人多皆不自知,沉疴积弊,岂非危险?愿诸君读此书,能抖擞精神,勇于向沉疴积弊亮剑!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读后感(四):哀鸾孤桐上,清音透百年——读《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

文/望月听雪

“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少年中国说》里的名篇佳句,时时被年轻一代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之声朗诵出来,在毕业典礼、在成人礼,礼堂上看那些朝气蓬勃的少年人以一种宣誓的状态吟诵出那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气氛便会达到高潮,热血澎湃之情溶于血、浸入骨,字字铿锵,历经一个世纪依然有着莫大的感染力,“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此书收录了梁启超于1920年代,“倾注全部热情的三十场讲演:关于教育的出路,关于青年的自救与成长。这些问题依然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梁启超的声音跨越了一百年,如今听来格外温暖、振聋发聩。”他的演讲方式是别具一格的,“梁启超讲演前经常不写讲稿,讲演辞多由听讲者记录而成。有传说他在打麻将时起腹稿,王森然记载:学界常请梁先生讲演,而事到眼前,绝不作预备,而是‘红中白板’声如故,同座代为着急,而先生笑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故每赌必输,或有劝止者,先生曰:‘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苦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闻者粲然而笑。此虽是趣闻,但梁启超的才华可见一斑,所以讲演才有迷人的魅力和神奇的效果。”可惜,斯人已去,我辈已无法再亲临现场听他一席高谈阔论,只能从留下的豪情壮语里体味个中滋味,臆想一下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的演讲风格了。

那个清末民初的时代动荡之中,涌现出一大批有识之士,变法的激进,“‘五四’之后的激越之路,其后果早已展现无遗;中国文化一阳来复之际,返本开新之路才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国的现代化路途,兜兜转转一百年,仍然没有跳脱当年梁启超所面对的,或者预见到、想要避免的问题。学校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做教育、做事业的缺少道德自觉,整个社会价值根基亟待建立。青年的苦闷和彷徨,不正是这些问题活生生的写照吗?”时代在变迁,而百年之前呼喝而出的这些铮铮话语却未过时,“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国天下于他一样都很重要,历史的脉络走到今天,见证了他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不但桃李天下,培育出梁实秋、徐志摩、蔡锷这样的弟子,家中子女九人,也全部被他培养成了国之栋梁。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的奠基人,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小儿子梁思礼更是成为火箭专家,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不愧为“饮冰”自解的大学者,“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类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触目惊心,前路茫茫,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打量,再做选择。现在按下重听键,再听听一百年前梁启超痛切而温暖的声音。这一次,我们也许听得懂了。”“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一代改革教育宗师的风范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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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读后感(五):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中国

前一阵,网上流传一篇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的2021年开学演讲《当世界置身火海》,他追问道:在全球疫情之后的当下,所有人都身处于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时此刻,“当世界置身火海,当下年轻人读书求学的意义何在?”他的回答是:审视我们的价值观,扩大我们的知识,并发展同理心和想象力,“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世界”。

实际上,类似的话,一百年前就有人讲过了。在1921年前后的数年间,梁启超曾在诸多场合,向国内的年轻学子做了不下三十场演讲,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在当时的大变局之下,这些寄托着“少年中国”希望的一代,可以如何选择?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因为他们的选择最终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当时看清这一点的,并非只有梁启超一个人,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比其他人更明白预见到,在这个危机年代,要落在这一代年轻人肩上的担子绝不轻松,此时,他认为除了培本固元,别无它途。这在他1927年冬写给孩子们的家信中表露无遗:“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挨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二十年风浪不能。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历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

像他这样一个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为什么要反复去谈这些“常识”?这绝不是他想当“青年导师”的说教欲,而实际上关系到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巨大变动。

在近代史上,梁启超可说是“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人物,是所谓“进步保守主义者”,这类人在英美甚多,但在中国社会极少,如今值得重新评估。他一辈子倡导“新民”,旨在重塑社会基本单元,在清末这是革新思想,但到了1920年前后谈“新新青年”,实则是欲矫“新青年”之偏,想从传统儒学汲取资源,以传统反思现代化,重塑中国文化本位。

他在此时出现思想的转变,无疑与1914-1918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冲击有关。在游历欧美后写的《欧游心影录》中,他目睹了西方所遭受的巨大战争破坏,早年的现代化梦想不能不遭遇幻灭。既然欧洲各国在大战中的惨烈厮杀证明西方文明出了大问题,那么中国也不必妄自菲薄:“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虽然他自己当年就曾竭力推行变法新政,但此时却说:“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

如今看来很奇怪的一点是:他重拾中国文化自信,乍看像是“返旧”,但他借以批判现代化的弊端,其实又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开新”。然而,正因为超前,这样的论调就有几分像是告诉一些还没吃饱饭的瘦子“肥胖有很多弊端”——不难想见,这种声音在当时实在不易入新青年之耳,倒是一百年后的今天还更能让人心平气和一点看待。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的信念也有既激进又传统的一面,即深信通过教育重塑社会的基本单元,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这种“以教育为救国之根本”的想法,原本就出自儒家理念,因而他在1917年后尤其着重教育改革,想推动全国学校的转变。这又使他秉持一种唯意志论,相信个体的道德力量,却相对忽视了社会制度建设,他其实是相信“平天下”的基础落在个人的“修身”上。

他敏锐地看到了民国初期新旧教育青黄不接带来的各种弊端,强调那种仅仅灌输零碎知识的“贩卖智识杂货店”,并不能塑造一个德性、实践上整全的个体,像这样下去,“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他所忧虑的“救救青年”,其实和鲁迅所说的“救救孩子”一样,最终的都是旨在“救救中国”:“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因为在他看来,个人修养是一切行动的根本,若无修身工夫,那么知识越多,不过是越助长了其作恶而不自知。

那他寄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新青年”?此人应当回归修身为本的正道,兼容并蓄西学,这正是保守进步主义那种“立足传统谋求进步”的取向。这一点,他在《最后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

个体如此,放大到整个国家也一样:以传统道德作为社会之根基,一面也不排斥现代知识,以图“返本开新”。问题是,对新成长起来的激进“新青年”来说,梁启超这样的想法无异于倒退,因此他在忧心如焚之下,才转而寄望于更年轻的一代“新新青年”,试图为“五四”纠偏,为将来的中国文化校正方向:以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为根基,“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的这番苦心落空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观点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在现代化渐趋实现的今天,中国人或许比当年的“新新青年”更能理解他的看法。他的很多批评至今有力,例如他明白指出近代学术最大的问题就是“以知识为学问”,掌握了一堆新名词就以为获得了真知,但既未真正理解,又缺乏实践,并不能解决人生的困惑,而传统学问是与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的,“成人”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这其实非常接近“通识教育”的理念,也是一种历久弥新的信念:最好的教育是让人实现自我的终极价值。不管这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实际上是不同时代的人们都不会丢弃的理想,因为我们对于“美好社会”的设想,往往就奠基于此。

*已刊2021-10-4《中国新闻周刊》,现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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