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时间的读后感大全

《双重时间》是一本由柏琳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双重时间》读后感(一)：Hi 你这去的世界

特里林认为，文学能做的，是提供一种“沉思性的体验”，体验自身受到限制的生活，体验事物的真实属性，而这恰恰就是“最重大的社会关怀”。 —对峙的时刻 读到这本书首先是觉得惭愧，所谓中文系科班出身，对当代世界文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除了《骂观众》和《伊斯坦布尔》，那些遥远的名字仿佛来自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东欧的，伊斯兰的，那些曾因无知而导致的漠视，正重新构建起我的认识。也让我反思，为什么书越读越窄？这真是可悲。 近一年来，我困于某些宏大的问题而难以自持。在许多个整夜失眠的黑夜里，我一次次感受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也一次次重新审视自己，和周遭的世界。一切文学都是当代的，可读文学的人只懂得注视自己。愤青很多，却没什么人能沉潜下来分析前因后果，面对庞杂的社会机器，要么玉石俱焚，要么避之不谈。每一个社会话题谁都能说上两句，成为饭桌上的谈资，那悲哀经人咀嚼鉴赏后只是成为渣滓，离席之后，渣滓与瓜子皮泼碎一地，被人清扫后，就又能乘下新的渣滓。这样的介入方式，能为那些受苦的人减轻一点点吗？掉下的泪可以用手帕擦去，而淌着的血只能渗入土里。 个人与社会始终是对立的吗？真相是否从发生的下一秒就已蒙上灰尘？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头上的那座山，就只能压死吗？我是否会一生都在追寻，而一生无信仰？这是可悲的吗？ 上一年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对文学产生了无数次的动摇。写字的人好像只懂得夸夸其谈。文言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五四的狂飙突进也只适于乱世，所谓太平盛世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犬”。时不时吠两声，也是拴着脖子摇着尾巴的。那位望着窗外的绿树慨叹着“我是一个逍遥的人”，他避开了那些纷争，他过上了逍遥的日子。 那你呢？你蒙上眼就看不到吗？你绝望就舒心了吗？你舒心了就毫无念想了吗？你听不到了吗？ 他说每个人都有七七八八的生存困境，他说催我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他说他要攒一大笔钱就移民，他说他要嫁给英国人五十岁环游地球。 那你呢？ —等我父母离去的那一天，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本该是一无所有的。我说了很多年的话了，现在我意识到该去走路，去实践了。 谢谢这本书，它带我走了一段我从没走过的路。 那些勇敢的人在前，我愿追逐他们的征途。

《双重时间》读后感(二)：小人物与大乌托邦

“小人物与大乌托邦”这一主题来自于本书的写作者柏琳与俄国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对话中，这位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于自己三十年来的写作生涯的总结。通过阅读整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多位作家都在谈话中提及，自己的写作始终以普通人为写作重点，他们几乎不以书写历史为目的。

当然也有例外，毕竟文坛上很大一部分作家都认为文学承担着某种记录的社会责任。这本谈话录的第一个作家，德国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就是其中一位。他虽然认为写作是十分私人的事情，不用群体性语言评判历史，却多次在写作中表达出不合时宜的历史观。这给他招致了非常多的非议，一度使他想要离开祖国。但我想允许不同的文学声音存在，留给大众探讨不同声音的空间，这样的环境也十分让人羡慕的。而随着年岁渐长，瓦尔泽的写作重心也逐渐移向了个人，关于爱情和死亡等。

“为什么而写作”，或者可以说，写作持续不断的源动力是什么。很多对写作有兴趣的人都想要从知名作家中寻求答案，苦于没有途径。本书中，采访者与作家们的谈话中也对这一问题多少有所涉及。不同的作家给出的回答必然不尽相同，很多人说作家写作是为了逃避生活，或许生活不尽如人意，因此要建立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有的作家又怀着使命感刻画着未能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底层人群的生活，也有不断探寻自我，探寻生命和灵魂本身。他们的写作也许不是愉快的，甚至很多人都对文学的未来充满了悲哀，可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写作始终是怀着感情的。

在访谈中，作家许多问题都根据被访问者的身份而设，关于其性别、国别或者民族等，以此为基础询问作家的这些属性与他们的写作之间的相关性。很多作家都承认他们所处的国家，所经历和见证的过往，都成为日后写作的素材，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索也成为其创作的一大特色，但是也有例外。如作者采访的伊朗裔德国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他就表示通过暴力方式形成民族集体的现代民族主义使得文化变得日益贫瘠。他认为政治边界不该消灭文化的差异性，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与此类似的波黑裔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也认为，“移民文学”不应该成为一种美学范畴，而应该探索更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特质，也就是说，不必强调文学的民族性。而在文学普适性的发展中，译者的存在使得语言不再成为阅读障碍，即使语言不通，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异国他乡的作者或许和我们拥有同样的心理与情感。

柏琳作为文学评论家，她在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从作家作品出发，沿着作家的回答使得对话的内容一步步深入，这样的采访温和而稳健。另外作者还邀请了另一位采访者对彼得·汉德克进行采访，这位采访者同时拥有剧作家的身份，她的问题则来得主观很多。本书所对话的作家有一半以上的作家都是我此前没有读过的，不得不说，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书单阅读指南，推荐。

《双重时间》读后感(三)：透过文学的“小视野”窥探“大时间”

独立文化记者、青年写作者柏琳在首部个人作品《双重时间》的序言最后写道，“即使在将来，我也想做一个文学“局内的外人”，提出这些与创作经历、文学理论关系不大的问题，关心与我对话的作家所关心的世界观。找不到也没关系，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困惑着也行。” 在这部涵盖五大洲、多位蜚声当代世界文坛大家（马丁•瓦泽尔阐、韦德•凯尔曼尼、萨沙•斯坦尼西奇及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二十二场对话中，聚焦文学，却没有困在文学中，而是透过文学的“小视野”讨论了关于历史、社会和道德层面的许多问题，同时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文坛大家的作品及其作品背后的思考。 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谈话中，直面问题、交换立场，观察自身的同时又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 德国著名小说家马丁•瓦泽尔阐述关于《童贞女之子》结尾寓意时说，我们得到的知识太多，对知识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我们还没有开始真正地行动。所有人的存在都需要实践，不然存在就没有意义。 带着“异文化”标签的伊朗籍德国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在谈到某种文化产生与交融例证时阐述了自身对文化独到见解：当一种文化繁荣时，会像流水一样流向四邦，可当这种文化失去生命力时，它就会干涸，然后恐惧。 萨沙•斯坦尼西奇针对作品《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道来了自己关于这座前东德小村庄现状的思考：随着人们的离开，随着对别处更好人生的向往，于是，乡村共同体就四分五裂了，人也变得孤独—尤其是老年人。留下来的人要么是没有办法，要么决定接受决斗，尝试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种值得为之生活的存在方式。 在柏琳的每一篇的对话中，无论是关于新一代旅行文学等各种当今热议话题，我们似乎都能嗅到某种紧张、锋利的味道，在捍卫自身立场的同时又在寻求相同。 《双重时间》的副标题是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对话西方文学，但关注点更多侧重在了文学关注的世界。 读完《双重时间》，我们关注文学，我们关注文学关注的世界，可文学改变不了世界，困惑的是文学究竟有什么作用？ 思索良久，即使我们读过小说中成千上万种人生，却也无法为自己“怎样过上成功的人生”提供直接答案。而文学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教会我们摆脱简单化思维模式，耐心去理解更复杂的阐述，不断丰富自己人生的厚度吧。 最后，借用《双重时间》序言最后一句话与大家共勉：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

《双重时间》读后感(四)：有所偏爱，是读者的特权

今年的第三本书。很喜欢柏琳老师的为人和平时生活中的很多分享，她在某些方面的坚持和针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感叹总是能给我力量。一开始知道她是因为单读上刊登的那片《贝尔格莱德的表情》，那些文字感情充沛，信息扎实，是一个懂爱之人真诚的书写。

这本书是文学访谈录，但柏琳老师并不那么关心写作技法或是文学流派，她更关心的是作者对于一些社会议题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在他们构思作品过程中的影响和写作成果中的对应。她抛出需要以真心作答的问题，她挑战提问者和受访者之间的边界，她关注大的问题，同时也珍视书中作家们作为个体回答这些问题时所呈现出的力量与弱点。

这本访谈录毫不冰冷，它写满了提问者的赤诚。她描摹马丁·瓦尔泽的衰老，书写汉德克的天真与执拗，她探索奥尔加迷人梦境的根源，敬佩罗宾逊的虔诚和平静。书中最动人的一篇关于奥兹，涟漪久久停驻我心。透过柏琳老师的笔，我们看到了一个优雅温柔、幽默有礼的奥兹。他放了一块糖在她的生命里，而她又将这份温暖的甜传递给了我们。柏琳老师是有私心的，哪些作家她钟意，哪些她不那么共鸣，其实仔细看看就能做出推断。这种偏爱是我珍惜的，有所偏爱，是读者的特权。

文学说到底是印刻人性的学问，我们读古老的名著，是为了了解何以为人，我们读当代的好作品，是为了看清在历史进程中人性的演变和坚守。感谢柏琳老师，这本书在我心中永远会和巴黎评论那些访谈录放在一起，但绝对不从属于它们。

《双重时间》读后感(五)：文学与世界，大局与小我

柏琳这位《新京报》原资深记者真是厉害又幸运，能够与二十几位欧美文学大咖面对面访谈，了解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创作的背景，以及从文学发散出去的有关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观点。柏琳在序言中坦言，本来是奔着文学访谈去的，但是却总会不经意地跑偏。阅读本书后读者可以发现，在柏琳与各位文学家的对谈中很少就文本论文本，谈的更多的是世界局势、身份困惑、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等。柏琳体会到，在这些作家的身上都存在着双重时间——“大时间”和“小时间”。这些作家身处二十世纪的洪流中，世界之大局对他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通过抒写一个个“小我”的故事，表达着他们对外界的认识和看法。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在他们面前不存在国家、社会和阶级，只有人生和人生的尊严”。

在这二十几位文学家中，第一位接受采访的是德国著名长寿作家——“德国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这位国宝级作家在接受采访时已经九十二岁，但是言谈依然清晰幽默。当柏琳问他小说是否有改良社会的功能，瓦尔泽回答道：“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他坚持只为自己写作，不为别人写作，“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老舍先生曾经在他的《文学概论》中也提到过，文学作品不能与道德捆绑在一起，作品好不好，不能将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此外他也一直反对将奥斯维辛“工具化”，这样与主流相悖的思想让人耳目一新。确实，很多时候，历史悲剧反而成了现代人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

此外在这些作家中还包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分别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2018年的获奖者——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以及2019年获奖者——奥地利作家汉德克。阿列克谢耶维奇深感苏联动荡时期对国民思想意识的影响。她坦言当时人民的善恶观已经被影响。她也曾经亲身踏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事发当场，亲眼看到救援人员的惨烈景象，并写下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而在苏联解体后，她采访了几百人，发现国民的幸福感非常之低，他们受到历史的沉重压抑。她的作品《二手时间》等无一不关怀普通人的生活。

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学不是独立于世的科目，它的价值是连接个人与世界，连接大时间与小时间。通过文学和文学作家们我们可更深层次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