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迫之术读后感1000字

《胁迫之术》是一本由（美）辛普森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1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胁迫之术》读后感(一)：胁迫之术读书笔记

王维佳老师的新译著，薄薄的一本，快的话一天就能翻完。

学科话语的构建，知识的生产，并不仅仅依靠学术体系内部的自治，商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需求，主流学者自身的价值认同都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以这种更强调社会建构作用的观念关照传播学科的兴起与建制化，“心理战不仅在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关键作用，更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正如书名所言，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研究了在1945年到1960年间，来自军方、政府的资金如何通过直接或间接（各种基金会）的方式流向社会科学研究者，以支持有关胁迫的心理战项目的研究；心理战项目的研究如何构建起学者与政府官员、基金会的非正式的人际网络；心理战工程与传播学研究相互依赖的发展轨迹以及如何确立了传播学科的主导范式。

作者辛普森指出，影响现代传播研究发展的三股力量分别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发展、心理战项目、以及为私人公司服务的商业研究。”除了学术发展自身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以外，后两项都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心理战视阈下，传播被视为说服和统领目标群体的工具，注重受众与效果分析。其本质是控制论话语下的传播观，“是美国帝国对内对外的管理工具，以确保国内民众、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不过多偏离美国安全机构的立场。“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心理战的接受，并非是强压下的被迫之举，学者们实际上认同其背后的价值观——“既是冷战斗士，又是进步学人”。如何将双重面目缝合在一起？王维佳老师在序言中说到，“要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不仅是体制的提拔和学术包装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确证的观念，是处于文明秩序最高点的迷之自信，宗教热忱般的普世责任感，带领全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现代的自诩进步意识。”

辛普森总结了传播学者对控制和操纵民众研究抱有兴趣的五大因素：

1.心理战研究工作成为表达爱国热情、忠诚和为国效劳精神的方式。考虑到西方世界前不久经历的希特勒和二战，将美国视为民主、和平、人道、理性等的守护者是可以理解的；

2.参加政府资助项目才能开展特定形式的研究并获得职业声誉，例如定量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

3.在苏联与美国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立主义者往往受到来自学界主流的压力甚至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质询；

4.社会科学作为冷战中的有力武器，是对抗麦卡锡审查的说辞；

5.靠近政治中心便于学者寻求庇护，证明政治可靠性。

心理战项目给传播学留下了诸多遗产，”心理战摇身一变变成国际传播“；发展理论脱胎于勒纳等人对于成为美国管理难题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研究，勒纳提出了在菲律宾进行”白色宣传“与”黑色宣传“结合起来的策略模型，以进行有效管理；此外，还包括国家传播体系研究（以施拉姆的媒介系统研究为代表）、扩散理论（里维尔项目）、参照群体与两极传播理论、效果研究传统、问卷抽样技巧等等。

由此，美国传播学走上了经验的、定量的、侧重传播效果的道路；学术路径的源头是逃脱不掉的冷战思维。也自然忽略了诸多传播研究的传统，尤其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传播参与共同世界，以达成民主的共享与互动传统。

《胁迫之术》读后感(二)：软性的学术胁迫和硬性的时代要求——心理战和传播学在战时和战后美国的演变及政-学互动

此书是对上世纪传播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的社会背景做了一次详实的回顾和考察。

全书有这么几个关键词盘根其中—心理战，学术共同体，军方资助，胁迫与政治理论化，量化和实证研究等。

经过作者对上世纪四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心理战上面的一系列政策制定、资金支持、项目运作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出当时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学术权威、顶级杂志刊物等之间内在的纠缠和复杂联系。

简单来说，传播学的兴起是由战时和战后在军方幕后资助下，借由各种基金会对价值观已与当时既存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的研究者和有意以该资助进行一石二鸟之研究（即一来通过大规模资金进行相关学术的深入研究，二来并不对此研究的后果和结论负责，因其与研究者的价值观一致且包涵爱国主义精神）的学者经济资助下，形成所谓的学术中心和研究主流，将美国国家利益、政府利益、战后资本主义利益等卷入传播研究中，形成在政策制定和国会协商中以客观化方式出现而不会找到严苛抨击的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所带来的数据与结论的研究范式，并在对国内外的宣传和心理战中进行应用。

许多在传播学教材中反复出现和引以为傲的顶级学者和教授、著名研究者，如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施拉姆、坎德里尔、勒纳、德弗勒、卡兹、盖洛普、贝雷尔森、霍夫兰等；被誉为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和重大的研究项目，如里维尔项目、人民的选择、人际影响研究、创新扩散研究、第三世界的发展传播学研究、陆军士兵士气研究等；在国际上被视为顶级学术刊物，如《公共舆论季刊》、《美国社会学刊》等；美国国内的主流学术会议和各种政府及军方部门主导的委员会、战略小组等；无不与美国政府和军方有直接和间接的重要联系。

正如书名一样，胁迫之术—传播学和传播学者在此作为应用性和目的性极强的工具，以其所谓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和中立性价值取向互有利益来往地持续不断向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着本书中提到的limited war和心理战策略、数据支持、技巧和方法。胁迫在此并不是简单地暴力威胁和经济制约，而是和其他诸如学者的价值观、利益取向、学术网络、研究面向、人际关系、信仰和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对传播学学科、主流范式和学术取向等进行“指导与规划”。

由此看来，传播学从其一兴起就不是简单的学科导向和理论研究，而是与原子物理的发展一样，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既定的目的和行政导向上，主要以国家体制力量做后盾，充满美国中心主义和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应用学科。

这让我想起赵月枝教授在去年十月份给传播学新生上的一门事关本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中提到的，为什么传播学在中国现在并不如新闻学一样受到国家鼓励，因其学科本身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内核，在中国发展传播学，其难可见一斑。我们若是继续走资本主义传播学的道路，继续不分由来地将美国传播学核心理论中国化，不只会出现水土不服的小病，更会带来文化霸权主义和陷入现代化等于美国化的陷阱中去。归其破局之道，还是得回到中国的环境中，回到人民中。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中浓郁的精英主义取向持续传唱着白人精英民主的赞歌，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等与美国差异很大的中国，我们的学术取向和赞歌又是为谁而唱？

科学没有国界，而科学家有其祖国。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纠葛，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胁迫之术》读后感(三)：关于传播学的知识生产研究

无论任何学科的研究，最终都会归结为一种权力的生产，传播研究也不例外。而在当今传播学界，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引入我国之后，原先那种基于特定时代框架下的知识生产体系野蛮生长，并占据着绝对的专业话语权。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之后的专业学习者们，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究，很容易就落入了一个“本来如此”的困局之中。

而这种“本来如此”的知识背后蕴含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历史脉络、适用范围却在知识的自然化过程中被遗忘殆尽。而我们国内传播学专业现在在本科阶段接触到的主流传播学知识既是如此。吉特林在《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中已经对以拉扎实菲尔德为代表的行政学派效果研究表示反感。美国政府也在历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社会科学在美国政治、文化领域的用途与商业价值有力新的认识。于是传播研究在这一阶段焕发了新的活力。

福柯认为，讲述故事的年代比故事讲述的年代更为重要。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也是如此，当我们更多的把对效果研究的关注重点放在其时其事时，一个关键的问题却被掩藏了——这种效果研究的原动力。不同时期对特定效果的需求引导了传播研究的方向重点，而这又与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政治条件息息相关。

因此辛普森也在本书中坦诚自己“之所以聚焦美国政府心理战项目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该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已经大体上被遗忘或压制。……（美国军方）他们理解的传播不过是一个信息传送通道，一旦你掌握了所需的技巧，其中任何类型的信息都可以被用来达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军事的目的。”[

我们接触的大多数传播主流范式正是沿着这一基本逻辑展开。无论是5W模式还是早期媒介效果的过程模型，都是把复杂人类活动化约为抽象而线性的流水线式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被数据显示、可重复，且严格按照“客观”的视角，最终得出的结论宣称这些模型适用于大众传播，若有出入或模型之外的偏差，则可以将其归纳为“噪音”影响。

当然，上述研究路径的确为传播学拓展了视野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潜伏于这种研究方式之下的隐含逻辑。也许有人会赞同这种富有效率的社会学模型自身所体现的创造性，但正如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分析艺术的创造性时所指出的，“当我们碰到某个不能用惯常的方式去描述的新信息并竭力加以描述时，我们常常会当真觉得自己是在创造”，而这只是一种幻觉，所谓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匹配某一时代特定社会关系的特例而已。而主流传播学出现的一大背景是，科层化的工业社会已经基本确立，福特制生产在美国大行其道，伴生出的功能主义、实用主义也恰好活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加之这一时期美国在全世界经济、军事、文化的多重胜利，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世界各国都有理由相信这种培育了美国的方法才是适用于全世界的。

同时，两次大战的全国性动员造就了美国高效的组织能力，尝到了甜头的美国政府也继续跟进，积极支持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从而支持自身的统御之术。经历了战争动员的科学家学者们也相信，自己的研究的确有益于民主制度的维系 ，但高度军事化之后的组织又要求精英占据主导位置，于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帝国管理术应运而生。

但仅仅依靠这种模型化的传播研究远远不够，如何将这一过程深入到民众的意识之内去，这就成为了效果研究的目标。这一时期内由美国军方策划的说服技巧研究层出不穷，例如最著名的黑色/白色/灰色宣传、霍夫兰《美国军人》中的劝服实验等。目的只有一个，利用这种传播的“心理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事实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某种程度上即依靠价值、理念的传播达到劝服甚至是一种“统识”的过程状态。这也正是美国政府，包括军方所乐于见到的。因此在《胁迫之术》中辛普森对《公共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这一时期的文章进行了量化统计，其中部分文章的内容是“利用社会学和心理学对美国在德国和奥地利占领区民众进行的再教育工作”。这之后的和平时期，这种劝服手段研究又被顺理成章地嫁接进商品广告及总统大选。或者讲，美国对这种传播术本身的热衷也正来自广告与竞选的推动。

《大众传播研究效果的里程碑》中著名的“里维尔项目”（Project Revere）最终被证明是美国空军出资三十多万美元支持的传单空投效果研究，并在后来催生了数十篇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清单收录于《胁迫之术》书末附录中）；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主主要是中央情报局及福特基金会，并在《公共舆论季刊》上多次刊发“现代化地区的态度调查”等主题文章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对美国构成的所谓危险；“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作者戴维森的研究支持材料分别来自于美国新闻署在希腊的宣传活动、苏联叛逃者的情况汇总……当然，最为人所知的自然是拉扎斯菲尔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的效果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发展初期的传播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环境和指导目标所形成的科学类别。无怪乎辛普森也讲到：“事实上，当时重要的学术期刊并不醉心论证传播‘是’什么，而是致力于讨论精英如何使用现代技术来管理社会变化，如何提取政治让步，或者如何从目标受众那里获得购买决定等问题。传播领域经学术研究得以强调的这些方面，实际上是自助这些研究的各类公共或私人机构最为感兴趣的方面。这种研究趋向无视内在于传播活动中极端复杂的、共有的社会过程，仅仅将传播窄化为以说服性（同时最终也是胁迫性）信息传播动态关系为基础的简单模型。”[

而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学界业同样有对这一研究模式抱有怀疑、甚至反对意见的研究者。但是在冷战意识形态阴云的笼罩下，这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很多都遭遇了各种调查并受到排挤，麦肯锡主义的政治迫害更让整个学界噤若寒蝉。

自此，这种基于美国战争时期的心理战式传播学成为了学科研究领域内的主流。而这种本身由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科学”成为了一统天下的知识正统，并进一步在全世界生根发芽，进入我们的课本。至于其中的内容方法适应于怎样的情形，研究者在传播这些只是过程中是基于怎样的利益格局，这些都在“本来如此”的过程中被世人所淡忘。于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只有这样一种扎根在权力不平等格局下的统御术，而其服务的对象也只能是权力与资本，至于那些被压制的、底层的、难以发声的群体，只能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