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读后感精选

《英国人》是一本由(英) 琳达·科利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53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国人》读后感(一)：《英国人》随手记-读书笔记

作者从七部分阐释了英国国家及民族性的特点，国家形成的原因，结合当时社会背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法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做出充分的讨论。包括了新教信仰、帝国扩张红利、美国独立、统治精英及王室形象的变化、英法战争、女权发展、废奴运动、天主教解放运动等一系列问题，来解释大不列颠（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如何成为一个更统一的国家。

很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看的书了，逻辑清晰，易懂好读。读者自然会被带入到18世纪的英国，一同去经历“英国体制”。

《英国人》读后感(二)：（转）英国是一家合伙股份公司（陈晓律）

作者：陈晓律 琳达·科利的大作《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 年》，中译本终于出版了。 该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思想的高度和撰写的难度。因为，作者探讨了一个很难精确界定的东西——英国性。所有人都知道，但凡涉及国民性一类的问题，都很难处理，要么大而无当，要么云里雾里，要么以偏概全，要么无病呻吟，似乎说清了什么，却又往往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最关键的是，即便有一些精当的分析，也很难服众，成为学界或者社会的某种共识。 不过，琳达·科利却通过另一种视角探讨了这个十分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历史的视角，这再一次显示了历史学的优势。她一步一步地描述了今天所说的英伦三岛的四个部分如何凝聚成为一个国家的过程。正因其视角的独特，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1992 年初版后，不到20 年竟然已经再版五次，这在同类学术著作中，应该说是相当罕见的。当然，这或许也与当代英国人的某种无名焦虑有关，当前英国的脱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焦虑的反映。那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如何界定？我们的未来向何处去？ 1“投资民族国家” 关于国家的形成，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投资民族国家（investing in the nation）。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而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国家的再版。这个新型的国家，其实质就是现在人们常常称呼的“民族国家”。而且，在英国这块土地上，这样的一个民族国家有着浓浓的商业气氛，因此，法国人轻蔑地将其称为“ 小店主的国家”，不是没有道理。 这一点，从当时英国众多的爱国协会的活动就可以看出来。这些爱国协会的使命都是公共性的，它们有意对外，并意在改革国家政府。一些商人建立的俱乐部的目标也非常商业化，那就是要赚钱：“为了我们的国家，通过讲理和举例来阻止消费法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并反过来，鼓励消费英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122 页）而一旦某些协会具有将爱国热情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动力，协会的存在及运作方式就会发生改变：“由此，英国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仁爱相结合，会在整个王国传播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教导这些年轻人敬畏上帝，同时教导他们的手和手指为国家、为真实而重要的美德而战，我们就可以期待，这种行为能令上天垂青这个国家”。（125页） 的确，各种爱国协会都增加了商人与政府高官相识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商业活动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海外贸易需要皇家海军的支持。哈弗沙姆勋爵的话十分直白，“阁下的舰队和贸易之间关系密切，它们互相影响、不可分离；你的贸易是你海员的母亲和护士；你的海员是你舰队的生命，而你的舰队是你贸易的安全和保障，这两者一起，又是英国财富、力量、安全和荣耀之所在”。（97页）所以，为皇家海军贡献自己的力量，既是一种热心为公的姿态，也能确保其获得应有的回报。 显然，投资爱国主义（希望这样的用词不至于让人们产生某种误会，但英国人的确将爱国主义也作为一种投资看待），其物质的回报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保护其成员的利益的，尤其是商业的利益。但这样的一种关系也表明，在这个社会，乃至任何一个社会，积极的爱国主义，很容易汇聚成要求更广泛的公民权和政治变革的洪流，因为人们要确保自己的投资不至于随时被喜怒无常的统治者卷走。 而自由和获得认可的急迫心情，是人们在朦胧中构建一个新型国家的潜在欲求，正如书中所说，对于很多小人物而言，加入各种爱国团体是获得某种影响力的路径，作为个体，过去他们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这样一种方式的存在，也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更符合商人需求和喜好的国家。或许，下面的这段话表达了当时资产阶级爱国者的心声：“你们是自由民的儿子，尽管贫穷，但你们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儿子；记住，真正的自由在于表现出色……”（131页）真是精妙！真正的自由在于表现出色！这不仅是对自身价值观念的评估，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这些人相信，个人成功和国家利益永远相辅相成。 2“金融军事帝国机器” 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在1707 年由于合并法案，并由汉诺威王室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与政治的基础都非常狭隘，几乎是完全依靠军事力量才得以延续的。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的政治被一部分辉格寡头控制，被统治的人们几乎没有多少选择。然而，这些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几乎是人为制造的民族，由一小部分土地贵族统治，富有侵略性的盎格鲁寡头，能够吸引比他们自身基础宽泛得多的民众来支持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世界上第一部“金融军事帝国机器”。（菲利普·哈灵，《现代英国国家》，第32页） 各种类型的从事贸易的人总是支持这个国家机器的最显著的人群，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巨大的数量。在18世纪的英国，五个家庭中可能就有一个依靠贸易为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与贸易有关的人比一般的英国人更需要政府。国内的贸易商，即便是小贩，也十分依赖一个好的社会秩序以保证商业和信贷能够安全便利地流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则要求国家的海军在危险的航线上保卫自己的安全，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当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爱国者，尽管如此，在紧急时刻，这些人都有最强烈的理由支持政府，并对国家忠诚。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国家给他们带来收益。 英帝国的实力有赖于贸易，保护这项贸易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新型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股份公司，股东们来此投资就是要想盈利。那么，公司如果要想盈利，就必须有清晰投资方向和盈利目标。这个目标，很快就确定了，那就是打击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法国。一旦确定了主要的敌手，其他一切都围绕这一中心点运作，事情就好办多了。 3帝国斜阳与身份认同 因此，英国学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光荣革命”最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不是宪法决议，例如《权利法案》或者意识形态的辩论，而是决定同法国开战。有了共同作战的对象，有了共同的敌人，一个新型国家民众的凝聚就不是问题了。之后，英国与法国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六次战争，直到1815 年的滑铁卢战役。所以，一些史学家将其称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英国的政治家也许会就怎样最好地击败法国进行争论，但共同点是，他们一致认为英国自由的法律、独立、经济的繁荣以及殖民地的扩张，都取决于对法战争的胜利。不难看出，英国历史的运作自有其诡异的规律。这个以新教为旗帜，以牟利为基础的新型股份公司—民族国家，正是在与自己的敌手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并且，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逐步地完善了这一新型国家的构建。 琳达·科利的著作止于1837 年，真是一个好年份！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英帝国和大不列颠都处于一个即将达到顶峰的阶段，工业革命的任务即将全面完成，议会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帝国的扩张无往不胜，英国人在自我认知方面，也处于一个心情自我膨胀的最佳时期。然而，顶峰之后，即是帝国斜阳。二战后，无论是英帝国还是英国本身，都开始了向下的位移。这是一个痛苦而无可奈何的过程。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由形成的合伙股份公司性质的大不列颠，本身的认同开始受到了挑战。 “股份公司”合伙盈利之时，红利滚滚而来，面对“搭车者”，身份问题的主要麻烦是甄别你是不是英国人。日子不好过，潜藏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了。正如潘兴明所说，时至今日，英国国家的身份认同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存在着一个“去英国化”的趋向。在英国，对英国国家身份的认同在四个地区并不一致。英格兰最为坚定，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诉求日益强烈，北爱尔兰刚刚实现和平不久，国家认同问题尚未成为当地居民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北爱尔兰走上与苏格兰、威尔士两地的相同道路只是时间问题。而原先曾是英国一部分的爱尔兰更是在上世纪20年代就宣告独立，与英国分道扬镳。 于是，以自由和新教为旗帜的“股份公司”，随着新教氛围的淡漠和“自由”的无处不在，似乎要在“自由”的旗帜下逐步地萎缩下去了。琳达·科利的大作受到了英国社会如此广泛和热烈的欢迎，人们不难想象到其中的奥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公司，在迅猛发展和扩张之时，是否应该守住某些底线？如果要，那么，这些底线是什么？科利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或许也没有人能给出权威的答案。我们只能重复一句套话：让历史告诉未来吧。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2017年9月7日，C28版阅读栏目，作者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英国史专家。

《英国人》读后感(三)：创造“英国人”

一、创造“英国人”①

《英国人》一书借鉴了美国政治学家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②的理论，它认为“英国人” 是在工业化早期各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刻意创造出来的一个共同归属。“英国人”的划定并没有所 谓的客观标准，它实际上是一种相互的身份认同，一种自我归属的界定。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所有 的成员以一种特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连接起来，而这种记忆与文化远远谈不上什么传 统，只是一种相当晚近的创造。作者在本书中所探求的即是“英国人”这一观念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作者将大不列颠民族的形成时间划定在 1707 到 1837 年之间。1707 年的《联合法案》将英格兰 和苏格兰联合起来，这种政治上的联合开启了英国人自我塑造的进程③，1837 年维多利亚时代开始， “英国人”这一群体观念已经基本定型，英帝国进入其最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促成了英国民族观念的形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是不列颠联合的经济动因，交通工 具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为共同意识的产生提供必要条件，频繁的对外战争是英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外部 动力，新教则为构建“英国人”的观念提供基本框架。在此过程中，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 人，土地贵族、商业精英、农民和工人都参与到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过程之中，英国爱国主义和身 份认同在内容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英国人》一书于今天来看，其中大多数主题并不新鲜，甚至有牵强附会的情况④。但在其出版 的 80 年代来看，却充分展现了作者开阔的研究视角和社会关怀。首先，她所说的“英国人”不是 “英格兰中心”的，英国人是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共同塑造的。其次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将 视角放在了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之中，将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废奴运动和殖民地的商 业活动纳入到影响不列颠民族主义的因素中。再次，她所考察的并不只是精英爱国主义，更是平民 族群认同，从统治阶层和群众的社会实践及其互动中去寻求“英国人”的观念如何形成的答案。同 时，作者也将艺术史的研究视野引入了对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中，利用大量版画和漫画来解读不列颠 居民的“英国观”，不仅使整本书趣味盎然，更令“英国人”这一形象塑造的过程更为具象可感。

二、为何要创造“英国人”

“英国人”如果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主观认同，那么这种认同为什么会产生呢？上世纪七十年代 的学者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被称为“根基论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创造是要获得一种感情 连接，利用选择性的群体记忆来获得一种群体归属感。第二种被称为“工具论者”，在他们看来创造 这样的主观认同实际上是为了在参与到经济政治资源争夺时，使一个群体更有优势⑤。在创造英国人 这个国族认同的过程之中，这两方面的目的是相互补充的。

（一）异族的想象：“法国人”的创造

塑造群体形象，获得归属感，需要一个“异族”成为对照，而此时与英国摩擦和争斗最多的法 国人成为了最好的人选。创造“英国人”的集体认同和族群优越感，既是为了应对法国的军事扩张 和文化繁荣带给不列颠居民的不安全感，也利用了这种不安全感。 新教为不列颠人创造优越感提供了基础。不列颠新教徒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想象成是一群道 德败坏、贫困无知，生活在残忍的宗教迫害和专制统治之中的可怜人。反观信仰新教的英格兰人和 苏格兰人，新教世界观帮助他们搞清生活的意义，并在他们面对困难和危险时给予他们慰藉，更重 要的是新教使他们受到上帝的特殊眷顾，相较于他们的对手来说，他们总是幸运的那个。 法国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使不列颠人惶恐不安，为了从法国的影响中脱离开来，不 同阶层在“想象”的法国的刺激下开始创造独特的民族传统和特质。拿破仑的崛起带给贵族阶层从 未有过的紧张感，贵族阶层创造公学教育、猎狐运动这些“独特”的文化符号，以重申自己统治地 位的合法性⑥。安托瓦内特的遭遇带给不列颠的女性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女性通过社会活动，鼓动公 众保持和发展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坚持与法国的战争，避免法国革命的影响，从而保障自身的安 全。

（二）战争的需要：统治阶层与平民的合力

18 世纪频繁的战争，不仅令英国获得了大量的殖民地和商业利益，在整个欧洲的地位跃升，也 深刻影响了内部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和自我认同。时间持久，波及广大的战争获得战争的胜利需要 更大范围地动员民众，战争不再是贵族们的游戏，而是一种全民的行动。通过支持或参与战争，英 国民众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系起来，并逐渐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的忠诚感。 战争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统治集团的出现⑦。为了更好得应对战争的危机，土地贵族选择 通过婚姻将自己团结起来，好战精神和英雄主义通过公学教育传递给贵族子弟，英格兰和苏格兰统 治精英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统治阶级内部的凝聚力大大增强。战争的到来让如日中天 的商业阶层意识到了他们的商业成功有赖于政府对帝国境内和平的维持和对他们的政策支持，“英 国人”这个身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战争为平民重新定义与认识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18 世纪的战争需要大规模动员群众加入 军队，这种动员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爱国主义”的过程。平民出于各种理由成为军队的一员，在军 队和来自不列颠的不同居民的接触的经历让他们对于“英国人”这一概念有了具象的认识。对于女 性来讲，战争则是证明她们的价值和意义的一大契机，通过组织募捐和提供物资的有组织的活动， 她们把支持国家利益与自我推销联系在一起。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她们为自己在公共领域赢得了 相当的话语权。

（三）帝国的野心：虚情假意的爱国主义

为了获得自身的竞争优势，“英国人”自觉地成为了“英国人”。随着殖民地的扩展和经济军事实 力的上升，英格兰从不入流的欧洲小国变成了殖民帝国，“英国人”这个身份可以为不同社会群体带 来更大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 苏格兰人利用“英国人”的身份，调整他们与英格兰人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衡。他们远赴帝国 的殖民地建功立业，在帝国的军队中充当要职，并通过这种方式逐渐进入了帝国的统治中枢。商人 则是从“英国人”身份获益的另一个重要群体，强大的帝国海军为商船保驾护航，“重商主义”的经 济政策则给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环境，国家身份与商业利益紧密相连。平民从“爱国主义”中获取 的利益更为多样，积极参加全国性的王室庆典是市民推动市长们进行城市改造的途径，皇家庆典赋 予了工人集团一个向雇主说“不”的机会。加入志愿军，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爱能为小商贩带来 人脉和市场，能让农民脱离单调的劳动，向庄园主和雇主表达忠诚。。 爱国主义伴随着各阶层的需要而产生，并在各种被发明的仪式和传统中得到深化。大不列颠的 居民之所以把自己和国家政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工业化和殖民扩张将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国 家政权捆绑在了一起，“英国人”是利益驱使下形成的共同体。

三、“英国人”的迷失

“英国人”意味着什么？“英国性”到底是什么？本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随着内部需 要和外缘环境的变化，“英国人”的内涵实则是在不断变化的。正如作者在最后一章所揭示的，宗教 宽容替代了新教崇拜，平民斗争冲破了贵族垄断，对自由的自我标榜胜过了殖民商业利益，经历了 一个世纪的自我创造，没有哪个因素可以称得上是绝对的“英国性”。 作为威尔士学者的科利跳离了英格兰“爱国主义”的狭隘视角，走出了单单从政治精英层面分析 民族意识形成的窠臼，她以英法战争和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为背景，将不同阶层之间生动的互动和相 互影响展现在我们面前，英国性正是在这种互动和影响下由上至下完成自我塑造的。以新教为基础， 商业利益为纽带，外部战争为动力，英国人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共同体。随着英国脱欧，宗教的凝聚 力和影响力日渐式微，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大量的移民带来族群和习惯冲突，当代 英国人逐渐迷失了自我认同。没有法国作为想象的对照，没有战争给不列颠人带来共同的恐惧，没 有帝国身份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有什么能把当代“英国人”连接在一起呢 ？

① 本书的副标题是 forging the nation,在中文译本中被翻译成为了国家的形成，但在笔者看来似乎民族的创造更为合 适，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英国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翻译成民族更能够体现在文化上 创造共同体这一主题，而国家的形成更强调带有现代意义的政府的形成。在笔者看来英国人和英国性是被创造出来 的，不是自然形成，古之既有的，因此创造可能更加合适。

② 即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参见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6 页。

③ 有论者指出作者把英国人这一概念形成的时间界定的过晚，苏格兰和英格兰能够合并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还有 上层知识分子的推动，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已经在某些地区初具苗头。参见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Apr., 1993, Vol. 108, No. 427 (Apr., 1993), pp. 403-405

④ 在女性这一篇中有论者认为作者对乔安娜公爵夫人形象的解读有偏差，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女不会有作者做说的如 此强烈的自我解放的愿望。参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 1993, Vol. 98, No. 1 (Feb., 1993), pp. 119121

⑤ 王明珂：《华夏边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第 41 页。

⑥ 琳达·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 1707-1837》，周玉鹏，刘耀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241 页。

⑦ 琳达·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 1707-1837》，第 208 页

《英国人》读后感(四)：张子恺评《英国人》：民族国家还是国家民族？

《英国人》一书的持久魅力在于，它揭示了“英国性”之形成的过程与特质，自1992年至2009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无论英国还是世界都经历了种种始料未及而又耐人寻味的变迁，而无论在某个时间节点还是在某个特定地区，形塑英国性的那些重要特质，都在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持续介入到现实发展之中，从而使“英国性”（Britishness）这个词在名词之外又多了一种动感的词性。 “英国”的诞生：当历史的光照进现实

在近年英国的政治话语中，“公投”（referendum）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就是否脱离英国举行公投，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留在欧盟进行公投，两者相距不过21个月，英国史上距离最近的公投还是在1975年——时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就是否留在欧共体提请公投。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的英国，竟在短期内如此密集地将重大国是付诸公投，考虑到悠久的代议制传统，公投本身是否具有最高效力尚待裁决。然而，单纯以“remain or leave”二选一的方式决定去留，不仅遮蔽了英国人对局势的复杂多元的关切诉求，同时也开启了2016年西方主要国家逆全球化的转向，我们不禁又想起那熟悉的拷问：英国将往何处去？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莫过于梳理现代英国的成长历程，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中译本由周玉鹏、刘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出版）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视角。作者通过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由此形成的“英国性”（Britishness）日后的发展方向何在？为了回答上述宏观主题，科利并未采用同样宏大的叙事模式，而是将其分解为一系列更具体、也更坚实的事件与进程，诸如新教信仰、帝国扩张、北美独立、王室统治、女权发展、天主教解放乃至议会改革等等。1707年，苏格兰通过《联合法案》实现了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合并，从此“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在法理上成为一个整体，本书的时间下限设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之所以对论述时段作此界定，科利女士在第一版序言中解释了她的两个关切：首先要揭示在英国面临重大威胁时，那些支持现有秩序并效忠祖国的人的身份认同、行为和思想是什么？其次，作为这个时期的结果，英国国家身份感具有怎样的力量、适应性乃至弱点？显而易见，这两个问题相互紧密关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性”的特质。

《向芬奇雷进军》，威廉·荷加斯，雕版画，作于1750年；画面中心人物是一位整装待发而稍显烦躁的士兵，他将前往北方与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及其追随者作战。这名士兵被左右两名女子纠缠，她们分别象征着纯洁而有生机的汉诺威王朝和腐朽堕落的斯图亚特王朝。

然而要回答“英国性”的具体概念亦非易事，甚至其最基本的边界也如凯尔特的薄暮若隐若现、晦暗迷离。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中以两卷篇幅勾勒法国的空间与历史、人民与风物，以年鉴派长、中、短时段的三层结构，他应在未面世的第三卷中为“法国性”——如果存在这种说法的话——提供最终的界定与描述。与之相比“英国性”则幸运得多，琳达·科利以一种几乎相反的方式界定了它：直接回答“英国性是什么”固难，但至少可从“英国性不是什么”来探讨，这种迂回路线不失为殊途同归之举。构成“英国性”的诸多要素中被置于首位的是宗教因素，具体而言即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传统（Protestantism）。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强调17世纪革命的清教色彩相比，作者延展了其关注范围，从而将国教、清教、长老派和路德宗等各新教派的信徒囊括在内，此乃理解本书关键所在，因为这界定无疑指向了某个对立面——天主教徒及其国家。换言之，为了使新联合的大不列颠具有某种同质性，必须人为树立一个“异己”力量，通过对其反复重申以达到界定“不列颠人”的效果。简单来说在18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中，一个人之所以是英国人就在于他或她不是天主教徒。生活于世俗社会的我们，无法想象、甚至不能同情宗教在18世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无所不在，而且不容置疑。英国人对自身新教信仰的自豪感，突出体现在当时一系列宗教及文学作品中——在18世纪这两者常难分彼此。1715年出身非国教徒的大臣艾萨克·沃茨在其出版的圣经赞美诗译本中，曾毫不迟疑地以“大不列颠”取代原文的“耶路撒冷”，直到19世纪初威廉·布莱克的诗中，仍将英格兰称作耶路撒冷。

问题在于，当这种宗教虔信与现实政治合流之时，它们对英国性的形塑就更为彰显，也愈发真切深刻。由于英国在近代史上卓尔不凡的地位，人们普遍相信英国自始即注定将会成功，然而此等“后见之明”肯定得不到18世纪英国民众的赞同：对于他们来说，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法国入侵的威胁时刻存在，天主教统治复辟的阴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新教徒头上。从1689年到1815年，法国一直是英国霸权最强大、最危险也最持久的竞争者，这一长期对抗始于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经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直到滑铁卢战役终结了拿破仑战争才告一段落。更有论者将这一个多世纪的冲突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因而1763年后英国虽已基本抵定海洋霸权，观念惯性依旧令人们无法释怀。科利也指出，直到19世纪末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大众权威，仍将法国看作最危险和最明显的敌人，且理由充分。

《加莱门》，威廉·荷加斯，雕版画，作于1749年；这幅作品基于画家本人在法国加莱的不愉快经历，注意画中将十字架、英国皇家盾徽和代表英国统治的城门置于阳光照耀之下，而将法国的士兵、修士修女、苏格兰高地人等等“异己”置于阴暗之中，揭示了画家本人的“英国性”特质。

如果说英国对抗法国的成功开辟了殖民帝国的道路，那么北美独立则是帝国扩张中另一至关重要且承上启下的事件。说其至关重要是对世界历史而言，它造就了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说其承上启下则是就英国而论，丢失北美殖民地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某种意义上说又何尝不是凤凰涅槃？在那之后的整个19世纪，英国迎来了海外扩张的黄金时期，丧失了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悠久的谚语重又闯入脑际：“罗马人丢失了帝国，却从此赢得了世界”。北美独立所形成的“英美特殊关系”延续至今，不过它在当时的影响却需要更多维、更辩证地反思。英国与旧世界列强的竞争无一例外获胜，尤其是对法国和西班牙的优势，从侧面印证了英国新教主义的优越性，而在与新世界的首战中英国却意外落败。关键在于，这个击败宗主国的前殖民地恰恰也是一个新教国家——更严格意义而言是清教国家，这无疑从正面再次印证了英国新教的优越性：英国百战百胜，唯一失利也不过败给同一信仰的同胞。然而，就此作结论说这是“两个英国”之间的冲突或许为时尚早，这远非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两个社会的争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极富启发性的观点之一，即新生的美国是现代社会与都铎政体的结合，而都铎政体的重点在延续自16世纪英格兰的权力分配与运作体系，这对北美政治结构的影响不言而喻。到了本书论述的18世纪后期，被大西洋分隔的同一民族内部自然出现了某种张力，因为这是两个相互平行发展的政体，大洋此岸出现了乔治三世这样的强势立宪君主，彼岸的土壤结出了更古老、因而也更自由的邦联制政体。从这个角度而言，“两个英国”之间的冲突又像是同一个英国在不同成长时期的阵痛。

通过对抗天主教这种否定性自我认同和北美独立这种肯定性自我认同，19世纪英国人的国家身份感伴随帝国扩张的脚步走向全世界。在这种双向界定的长期孕育中，英国人在“大不列颠”意义上的爱国主义雏形初现。大不列颠爱国主义的起源与英国人对君主的态度密切相关，然而这绝非传统概念上的“忠君爱国”。事实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作者所论述的这个时期，端坐英国王位上的恰恰是一连串外国血统的君主：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后，接替她的是其远房表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George I，1714年~1727年在位），这个来自德意志的新王室通过男系统治到1837年，通过女系间接统治至今。乔治与安妮女王血脉疏远，在王位继承序列中位列第52位，然而仅凭其路德宗这一新教信仰，一举碾压其众多前列实现“逆袭”。英国人的新教认同和务实作风再次凸显，可作反例的是詹姆斯二世的后裔，先后两次进军英国本土欲重夺王位，但英国人对天主教统治的极度恐惧致使他们放弃了对血统更亲密的君主的忠诚。由此可见，英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并非狭隘地基于民族或血统，它更珍视的是人身的自由与安全，对君权的适度制约和统一的商业贸易体系，而这些恰是一个新教英国所赋有的特质，也是早期英国爱国主义的主要价值观。

乔治一世（Georg Ludwig，德译为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原为德意志汉诺威选帝侯，他在安妮女王死后以第52顺位继承人身份入主大不列颠王位，此时他已年届花甲，又因不通英语而对英国政治影响有限，这一格局直到他的曾孙乔治三世时期才有所改变。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于1992年初版，作者琳达·科利从80年代初即进行相关的学术思考与准备工作。她也在序言中坦陈，该书是各种关注点混合的产物，其本人也经历了从剑桥到耶鲁的迁徙流转，不过这或许更拓展了其跨大西洋的观察视野。而实际上，这种拓宽英国史研究视角和领域、将其放入到更外向的欧洲史乃至世界史背景中考察的雄心，早在作者80年代获博士学位时即已初露端倪。科利认为，彼时的18世纪英国史著作仍是向内看和保守狭隘的，多数学者往往闭门造车，极少跨越研究专业之畛域。甚至在稍古老的英国大学，被冠以“英国史”的学科往往就是英格兰史，甚至是低地英格兰（Lower England，指伦敦和英格兰中南部平原）的历史，而且过分集中于上层政治史而对性别、种族和宗教等问题缺乏关注。科利的这一学术抱负到2009年该书第二版时得以保留并发扬，由早年迁居所形成的较分散、也较具体的关注点，以及其著作的谋篇布局和行文论述，本身即清晰展示了作者思路流变的轨迹。如今看来科利的这一雄心抱负大获成功，该书首版即获1993年沃尔夫森历史奖，汤姆·奈恩（Tom Nairn）称其“在以所有语言出版的关于国家身份问题的研究中，本书是最为耀眼、最有洞察力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汤姆·奈恩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科利早年所说的“闭门造车”者，奈恩的这一书评应属中肯。

本书作者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英国人》一书的持久魅力在于，它揭示了“英国性”之形成的过程与特质，自1992年至2009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无论英国还是世界都经历了种种始料未及而又耐人寻味的变迁，而无论在某个时间节点还是在某个特定地区，形塑英国性的那些重要特质，都在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持续介入到现实发展之中，从而使“英国性”（Britishness）这个词在名词之外又多了一种动感的词性。换言之，即“英国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概念，它的内涵、外延与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然而核心精神似乎又总是惊人地一致，就如同1707年以来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看似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一切又已然改变。

最后让我们回到篇首提出的问题：英国将往何处去？最好的回答往往并不是给一个精确而标准的答案，这不仅不可能也不现实，我们只能认为更好的答案在于启发某种问题意识，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将曾经的事件与结构呈现出来，而将最终的答案——如果存在的话——留给每一个读者。而几乎就在科利写作《英国人》的同时，查尔斯·蒂利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中写到，当今民族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诸如欧洲联盟之类的超国家治理体系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内特定地区不断增强的离心趋势。很不幸的是，这两方面的重大挑战同时冲击着西北欧大西洋海水中的英伦列岛，但英国人自己的看法又是如何？诚如科利不无骄傲的回答：“欧盟虽然经济强大，但行政管理常常发育不全，军事上也微不足道。”

【本文转载至微信公众号“上海书评”。见碎金书坊微信公众号2018年1月4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