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读后感1000字

《中国文学史》是一本由钱穆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裸背锁线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15-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一)：一本文学的回忆

恰如前几年陈丹青整理的木心版中国文学史（《文学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此书也是对钱穆先生课堂讲授的整理。不似教材和专著，大部头，一章章短述评，梳理了中国文学自尚书诗经滥觞至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恰如整理人所说，钱氏乃当代通儒，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对于个人喜好，更是有点睛的评述。如说到诗经的内部世界，是“天人合一”，这就是诗境。说到文体，散文多而韵文少是小说，反之是戏剧。说到孔子的伟大在于能欣赏南方。说到文史互证“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说到大诗人，太白、子美、摩诘，代表了道家、儒家和佛家。钱穆看来深爱古文，对韩愈、柳宗元和宋代六大家有很精彩的评论。总之，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对文学的回忆。翻一翻，还是很愉快。（2017.6.21 听雨轩）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二)：《中国文学史》个人短评

1955年，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开讲《中国文学史》一课时，曾言“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就本书而言，当然也算不上是一本理想的文学史教材，而是一本个人化的教材大纲和讲义。 这种个人化，不是索绪尔那种宗师一样开宗立派的个人化，而是讲师一样公私兼杂的个人化。所以读本书，不应该抱着立论的态度来读，而应该抱着记述的态度读，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如此，便能认识本书的缺点所在，也能勉强理解钱穆个人“死者”的心情。 总之，我们能想象出的讲师的个人化的特点都有：比如“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或者“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篇幅详略，语言文风，材料组织，个人杂述等，在附记中都有所说明，这是本书先天的不足。 以本书来看，钱穆所着重叙述的文体在诗与古文上，尤其是源头传统与历程流变，至于词，曲，戏剧，小说等文体则叙述简略；从年代上看，先秦，汉，唐着墨较多，宋元明清则较少，尤其建安时代觉醒的文学的自觉性；在文论和文选方面，钱穆着重讲了《昭明文选》和《古文词类纂》。如若参考目录前的考题，就更能理清本书的线索和侧重。 由于讲授的年代比较早，部分观点值得商榷甚至已经被推翻。比如钱穆认为《老子》的文章体例比《论语》成熟，所以成书时间要更晚，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这种说法就非常有争议。另外，鉴于钱穆的个人经历与立场，一些带有个人情感之说法比如对胡适，对鲁迅，对我党，看看便是了，认不认同另说。 不能因为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就顺势说这本《中国文学史》有多么好——即便年代，环境特殊，它也不见得就比早其十余年的、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高明。其缺点非常明显，但也不能否认钱穆的传统文化的功底。 理想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学者们，不管是多么远离还是鄙视还是吹捧各自心中的文学史，那是后来的事情；作为刚刚接触文学史的爱好者或者学生，把高教社那四本文学史踏踏实实地读完，要远比争论文学史理不理想有用得多。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三)：成也讲义，败也讲义，钱穆的文学史，一部“任性”的文学史

书封上写着：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说白了，这是钱穆在新亚书院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其成之成，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在序中所提到：“……结构是相当完整了的，不过讲课还是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见性情而有趣味……”，这本书，适合非专业而又对中国传统文学感兴趣的人入门使用，该有的基本都有了，浅显易懂，但整本书读下来，也有败笔，甚至前后矛盾，举例如下：

1、第三十篇明清章回小说，开篇将“六才子书”定为《离骚》《史记》《左传》《庄子》《水浒》《西厢》，我唯独对《左传》存疑，因为在本篇之后的“叶龙附志二”中提到（见《第四才子书·评选杜诗总识》），即已承认《杜诗》为第四才子书，与本篇正文中所叙内容不自洽，我查遍手头资料均显示“六才子书”中无《左传》而有《杜诗》，此为问题之一。

2、第八篇楚辞（上）第48页页脚按与第十二章汉乐府第70页页脚按明显前后矛盾，个人认为应当以第48页页脚按为准，此为问题之二。

钱师考据的功夫主要体现于第十五十六《汉代五言诗》两章，对传统文化之了解，遣词造句精妙之体会可见一斑。

钱师博古通今、学贯中外，中西文学对照比较信手拈来，往往比喻形象生动，三言两语一针见血，贯穿全书。

读到最后，最打动我的居然是《深圳商报》记者的一篇附记，其中有提到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初衷，使我联想起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也有一段对于钱穆，对于新亚书院的描述，现摘录在此：

“（学生们）有些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有一種人，越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蕩、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現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仅以此向国学大师钱穆致敬！仅以此与各位同侪共勉！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四)：文学也是生物学——读钱穆的《中国文学史》

“天人合一”是谦卑的文化性格，明白有些规律不可逆转，不可打破，只能与其共生、共存。无论人类文明如何发展，都无法逃离自然法则，这是人的幸运，有法可依，如同互联网的出现，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高效率。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诗经》中有143种植物了，自然生灵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开始。

钱穆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不再是文学常识的罗列，而是陈述文学基因的遗传。文学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生物，依附于生存环境。古人为何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而不说“如隔三年”？钱穆认为，秋有具体的场景，在人的记忆中酝酿了诗意。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力，来自于周围密切的环境。

文学不仅要生存，还需要交配、繁殖，与教育结合有了《论语》，与哲学结合有了《道德经》、与历史结合有了《史记》、与政治结合有了《出师表》……。中国传统文学之所以繁荣，正是因为他兼容的特点。中国没有主义，只有学说。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否定他者，证明我是真理，主义的血腥我们都见识过了。而学说讲求共生，相互合作维护一个稳定的生物链。中国文学便是其中的果实之一。

中国民间有庙宇，供奉着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佛祖、耶稣、孔夫子、财神、寿星、送子娘娘、关二哥等，这些大咖在一座小庙中和睦相处，百姓其乐融融。无主义、无立场、无争斗，也是中国文学的特点。李白、杜甫特点鲜明，但并未形成派系，没有徒子徒孙，也没有攻击对方来维护自己的立场。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十世纪，西学进入中国，有了主义，有了派别，不把对方拍死，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最后，无产阶级文学胜出，可自己也没走多远也完蛋了。

人比动物要聪明一点，要生存，不需要把对方弄死，可以选择和对方合作。钱穆先生在此书中重点阐释文学纵向的发展，以及横向合作的过程。如唐朝诗歌繁荣，与科举考试有关，读书人越来越多；宋词繁荣则是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增大，民间的创作者也越来越多。这部《中国文学史》的主干是社会演变史，文学是树干上的果实。所以读文学作品，先要读社会背景，单独去理解一字一词毫无意义。理解文学作品，需要眼界，看见整个文学演变的生态链。

按生物学来说，世界上没有“纯”的概念，“纯文学”是荒诞的说法，任何精神不可能存在于真空的环境里。自然界没有所谓的“悲剧”，悲剧本来自西方的主观意志，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没有悲剧，“好的文学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红楼梦》的结局也是超脱。西方文明，逆自然而行，有了独立思考、有了悲剧，中国文明顺应自然，有了超脱，有了难得糊涂。现在，东西方开始交配，又繁殖了新的文学物种。

钱穆说：“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中国传统艺术家们更关心大地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的作品凝聚了此时此刻的生命体验。中国人不相信西方的天堂，不在乎佛家的来世，但在乎青史垂名。天堂、来世虚无缥缈，而青史的名册却历历在目，这便是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五)：转：罗振宇《生活在高处》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国学宗师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在钱穆先生80余部、1700余万字的作品中，没有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啊？

一位已经故去25年的老者，怎么还会有新书出现呢？

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钱穆是谁？

让我们回到1933年，22岁的杨绛启程从苏州到北京读书。

与他同行的是38岁的燕京大学教员钱穆。

车过蚌埠，窗外的江南风景没有了，代之以一片荒凉。

“这段路最乏味了。”杨绛耐不住地抱怨。

钱穆回应道：“此古战场也。”一番话立刻给杨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杨绛后来回忆说，“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通人”。

他们因为读书和阅历，打穿了人生与知识的边界。他们能给扁平的世界赋予丰富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让平淡的物象变得异彩纷呈。

钱穆就是这样一位“通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够打通历史、政治、地理、文学、教育不同领域的大师。

他一贯以大远景，甚至航拍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审视我们与西方文明的差异。

他的《国史大纲》，以独特的纲领性视角纵览中国古代文明史；

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简明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史；

他的《晚学盲言》，是他在93岁高龄失明之后，以口述的方式总结了一生对中西方文明的思考。

一本尘封60年的奇书

但是，钱穆先生身上一直有一个谜题。

他生前曾经多次讲过，他最爱的并非历史，而是中国文学。但他的80多部著作却几乎从来没有涉及过文学。这一直是喜爱钱穆的人心中的巨大遗憾。

直到，这部《中国文学史》横空出世。

1949年，中国巨变。

钱穆流落到香港。他希望能够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

1950年，他创办的新亚书院在香港开课。

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钱穆亲登讲台，为从难民营走出的学生们授课。

1955年9月，他第一次开讲中国文学史，但只讲授了两个学年。

就在钱穆先生的讲台下，坐着一个叫叶龙的学生，他尽全力做着笔记。

叶龙是江浙人，能毫无障碍地听懂钱先生口音浓重的无锡国语，同时他又有速记功底，笔锋足够跟上钱先生讲课的节奏。

于是，在此后的1年中，一部《中国文学史》讲义的速记稿逐渐成型。

根据钱穆先生多位学生的回忆，钱穆讲课时别具风采。

“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常能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而叶龙这部速记稿，由于脱胎于课堂口语，所以保留了大量钱先生原汁原味的表达，甚至是先生现场的神来之笔。

但这部书稿就在叶龙先生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

60年中，叶龙由青年变成了八旬老者，也早已从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休。

直到今天，经过叶龙先生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这部《中国文学史》终于在钱穆先生辞世25年后成书面世。

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全面扫描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怎能不说一个奇字？

文学，中华民族的故乡

钱穆一生钟爱中国文学。

而他最酷爱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句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并评价它“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

10个字怎么会有这样的神奇呢？

钱穆的解释是这样的：“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学，生物学。着语不多，而会心自在深微处。”

今天的中国正在向现代化一路狂奔。很多传统伦理、道德、政治思想都已经成了向前奔跑的桎梏。我曾郑重推荐的一位当代思想家熊逸，就在反复论证这个命题。

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我们的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不但不会被时代淘汰，而且会成为未来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当我们不再能从“忠孝仁义礼智信”中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时，就只有在“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找到自己生命的归属了。

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读一读钱穆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它并不能告诉你具体每一首诗词的美，但他能给你一种叫格局的东西。

什么是格局？就是在你的大脑中搭建起一个框架，能够把每一个具体的知识安放在它恰当的位置。

这样俯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境界，你熟读一千首诗词也是无法获得的。

钱穆先生已经故去25年。太多后学曾在他的肩膀上登高一望，满载而归。

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本《中国文学史》再次起步，在先生的指引下，给心灵开一条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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