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危险哲学家》经典读后感有感

《福柯：危险哲学家》是一本由[法] 阿兰•布罗萨 Alain Brossat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页数：1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福柯：危险哲学家》读后感(一)：危险思维的理想性

福柯本人的难以捉摸，他的哲学的解疆域化、改变研究主题、能量倒置促成某种“危险”的处境，使谈论这一行动也变得危险，法国哲学家阿兰·布罗萨称之为“传记之不可能”。

于是我们干脆让福柯自己说话，一种“跟着福柯”的研究方式诞生。《福柯：危险哲学家》收录12篇论文，却不以一部福柯研究巨著为己任。它们都连结着特定时空下的某个问题，其中穿梭着福柯提供的线索，作者尝试性地对这些问题清晰化，加以探讨，用一种新的纪录方式重现福柯留下的痕迹。

例如群体性反抗事件，福柯的牧民研究展示了某种权利模式的互动：牧民对母羊群的管理在另一方面配置了被统治一方的反抗场域。这种被譬喻为羊群的反管理模式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也称为人民，但福柯对这些“被所属团体所塑造，被他们工会或政党的领导阶层所结构，也被过去与最近的英雄烈士所代表”的人群不感兴趣，而是站在其间缺乏实体的鄙民（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现实身份可能是所有的无名氏，警察社会中所有叛乱的“精神错乱者”、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边，并称之被遗忘且不留痕迹的人类历史的尘埃。从福柯的早期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对知识与权力的不对等关系的敏感。而在宰制社会中被忽视、排斥和定罪的鄙民恰恰可以在权力力场的边际地带摆脱这类制约。对“尘埃”的研究描绘出一种福柯式的梦想，一种新的政治部署：即对暴力的无尽反抗。

他总是从人们刻意回避的事物（精神病、性、囚徒）中发现规律，一种对权力机制的新的感知方式。他的权力议题，他的反精英维度在阿兰·布罗萨看来都是“危险”的哲学，“所有可能的倒置点、论述秩序的可逆性、权力关系……都会被这个社会感知到是危险的。”但作者又承认了这种危险思维的理想性，成为一个被谴责的“危险人物”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保有最大的机会进行异议，在这个延伸的充满可能性的空间里，福柯的思想得以保持鲜活。

《福柯：危险哲学家》读后感(二)：福柯是如何看待事物的

这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布罗萨以福柯为讨论中心的‘现代性’对话集。

福柯思想在这个时代的实际支配描绘出了一个张力场域，某种介于福柯思想在学术类型上无法避免的疆域化运动与被看成专家、门派的哲学场域外的解疆域化运动间的张力。而其中需要理解的是，网络运作或某种串联的成形（部署、装置、装备、制度、配置、策略集合、网络、模式、技术、机器、机制、机器设备等）。

福柯对权力的重新定义较着墨于散布、网状结构、交换、流通、机器与部署，而较少着重与‘占有’的议题、分离与集中的形式（福柯将权力的问题缩减了至国家权力）。

民主这个松软且毫无根据的词，一旦关系到诊断现时或定义政治立场时，便成了某个‘有力的词’。

一个有智慧的管理群体包含节制必要的知识与信息数量，致使能够被管理。

权力并非与生俱来，也非天经地义的。在所有的形式中，最具合理性的滥用权力的方式即为权力的制度化。

民主、公民、普选、多元主义、权力分立等范畴都将被约减为与其他的事物有别的某种明确的部分，即生命权力、生命政治、部署、技术、科技、策略、战略、治理性、抵抗和鄙民等。

主权如今要让人看得见，通过安全、惩罚、报复、招揽的手段，由于欠缺始终一贯实行良好生命政治治理的知识，生命政治的治理只有在紧急时刻才被召唤（溽暑高温所带来的老年人的大量死亡、输血所造成的染毒血液等）。

安全，在今天是个全面性的制度与永久的保证、保护、免疫，甚至已臻活人的收容，以对抗对人口可能招致的潜在风险与危险。安全部署与支配装置的持续运作不但保证了其他事务，也保证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间的动态关系。

部署是某种形塑的过程，功能主要是在某个既定时刻‘响应紧急状况’。部署一词的浮现标示着福柯所采用的研究观点的某种置换，某种观点、创新样态或概念‘装备’的转变。现代部署能完全地征服世界、瓦解反抗、挹注生活、优化、最大化，并且不会在‘获得胜利’后结束。

挑拨离间乃是为了削弱群众的能量，这股能量通常会强烈地转向某种对秩序、宰制和警治的不满。 在僭主独裁之下见到‘说真话’的暗影:谎言、屏蔽、言不由衷、集体错觉。处于不得‘说真话’的体制之下，高贵出身的人也犹如奴隶，而所有人民都注定要受主子疯狂或愚蠢的摆布。‘说真话’是民主的必要特征。然而民主与‘说真话’的恶质关系也可能造成堕落的过程，威胁甚至摧毁民主。

权力的机器完全建立了一个‘奇怪的游戏，其中的要素是生命、死亡、真实、遵从、个体和身份认同’。为了使规训、警察、司法与监狱找到足够的正当性，犯罪是必要的，治安虞犯是必要的，监禁那些无可救药的败类是必要的。因此，危险是分布、规范和常态化的操作者，是阶序化的样态，也是歧视与必要的排除。

所有事物都是可问题化的。问题化过程可被定义为一种思维的技术，目的在于拉开间距，从这个间距，可以捕捉那些围绕着比你构成论述的种种事物。问题化过程以置换或撷取思想基底方式创建了一个向提问开放的空间。

挑起人民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的，首先是彰显了赋予所有人民符合他们所愿所需的政治构造的权利；其次，司法与道德的原则也在此同时浮现，以排除人民间的相互攻击。

从政治人物、大学教授、电视评论节目员、神职宣道者等人的嘴巴里所吐出来的话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避免人们起义。然而，摆脱束缚、争取自由的政治行动却不是从高贵的选举，而是从造反暴动出发的。

《福柯：危险哲学家》读后感(三)：后启蒙时期的哲人

在阿兰•布罗萨的描述下，我们得知福柯在对康德关于法国大革命言说的解读里，曾深刻地把握到了此一言说的某种精髓，那就是他完全不将这个旷日持久的事件单纯地看作一场革命。康德的视角，毋宁说是将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并且由此将其视为人类进步的一个符号。

关于前者，康德的一段话难免不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所见到的，人民革命的精神是否在今日被实践，无关紧要；革命成功或失败，无关紧要；革命是否会带来恐怖灾难，革命所累积的恐怖灾难是否能使明白事理的人们带着无穷的希望，在重新进行革命时记取教训，无关紧要。”进而言之，现实意义的事件之初衷、后果以及进程的波折，在抽象意义的一个人类进步的符号面前，乃是无足轻重的。

涉及后者，本书作者指出，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于康德来说，重要的是事件内部包含了人民所需的政治权利与司法道德原则，而这则激起了人们的热情，“激起了当下人性中的道德禀性，更明确地说，让他们走向了自由的禀性。”因此，这热情不是别的，其重要性正等同于政治情感。康德——或者更准确地表述为福柯眼中的康德——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一个人类学意义的剧场，此中展现的是人类自我培育道德的能力，也就是说，展现了人类得以主动进步的天赋，并且这进步不可逆转。于是，康德的观点在此也呼之欲出：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具有一种紧密的内在关联。

阿兰•布罗萨教授提醒我们，福柯在阅读康德的过程中，最有兴味的发现是康德认为法国大革命既赋予人们以创造的指令（“当个成年人！”……），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主体的创造而创造了条件。简而言之，法国大革命在康德看来最伟大的贡献便是它教导当代人成为现实的主体，命令人们成为人民。这就是“以我们的作为而肯定认同我们是主体”的“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

但是，福柯为什么对这些指令感兴趣，作者并没有直接明示。继《康德读者福柯——现实问题》之后，集中所收的另一篇文章《鄙民、政治与事件》大概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内在心理动机。这篇文章谈的是福柯对鄙民与人民的理解，作者举出了两个为福柯关注的政治事件，第一个事件是1961年10月17日，为了抗议法国政府的强迫宵禁，数千阿尔及利亚人走上巴黎街头示威抗议。在那几天里，警察在街头杀害示威者达两百人之多，但是直到今天，受害人数不仅未被查清，更没有出现在任何纪念碑与档案册里，如同被历史抹去一般。

第二个事件是1961年2月8日的“夏洪抗争”，共造成九人死亡。作者如此写道：“在夏洪的警察罪行中，从1962年2月起，许多的纪念活动、示威游行、书籍、文章、大理石纪念碑等都标示着这段历史，并对受害者进行着永久的纪念。表面上，这些受害者被归为了某一群人民——共产党员、反殖民主义者。但事实上，在这九名死者背后所清楚显示的乃是一群可被描述与看得见的人民，他们不但被其所属的团体所塑造，被他们的工会或政党的领导阶层所结构，也被……英雄烈士所代表。”（P89）

福柯在1972年谈起这两件事，并且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那些走上街头抗议的阿尔及利亚人，便是福柯言说中的鄙民。何为鄙民？或许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没有身份的人”，但他们没有身份，却归根结底是权力中枢从未基于“一个历史主题上赋予其地位”。因此，“根据秩序的逻辑，鄙民总会被定义为废弃物、无法归类、无法纳入，甚至是龌龊下流之物。”（P88）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注定要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不留一点痕迹，换言之，那些阿尔及利亚人的鄙民身份决定了他们要经受前所未有的忽视与遗忘之命运。鄙民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往往因反抗强权而能够产生（与遗忘之命运毫不相配因此显得倒错的）巨大能量。简而言之，这些难以辨识身份的无名氏是一个社会方程的变量。

可以想到，“夏洪抗争”中的那九位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人民”。他们会被遗忘吗？人民不会被遗忘。因为他们正是如康德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恩赐：历史的主体。因为他们“有管道进入叙事与记忆，它是纳入的行动自身”，从而也与国家、历史或传统绑定在一起的产物。但是鄙民不同，他们是场合的产物，是无法归类也不被接收的废弃物。他们与事件本身亲密无间，促发一个行动的因由也从不出于宏大的叙事意义，而可能仅仅为了反抗特定的镇压。阿兰•布罗萨教授这样总结道：“鄙民所进行的乃是某种对权力的规定分配进行拆解的运动，而使得原本建立的情况失效或遭致破坏。”（P91）与此同时，在本书较为靠前的篇幅里，作者还指出了福柯的另一观点：“群体是为了被引导而存在。由此观之，其被管理的意向（服从与顺从）乃被刻画于其本质中。”（P50）

行文至此，抑许可以清楚地看到由福柯刻画的一组悖论：鄙民是没有身份的人，因此被历史付之遗忘，但他们拥有真正的主体性；人民因其拥有的身份，所以被视为建构历史的主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丧失了主体性。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不能被赋予的。作者在《康德读者福柯——现实问题》那篇文章里曾特意区分开“康德式的热情与斯宾诺莎所描绘的狂热主义”，毕竟其来有自。

如果说康德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那么福柯立足的时代本身就向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提出了反思启蒙的要求。如列奥·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重提，其核心即是为了避免情感狂热所引发的后果，因此，“人对政治之期望必得中庸”（《什么是政治哲学？》）；亦如鲍德里亚对1968年5月法国学运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要比福柯更为激进：革命是否仅是一场幻景？他提出的问题不是人民与鄙民的分离，也不是收编与遗弃的对峙，而是：反抗者是否自始至终与反抗的对象、体系存在着共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哲人所共有的特质。

本书的作者也未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为抽象地说，那就是他们“不会遵守再现系统的描绘，更不会遵守行为的图式和态度”，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是向问题发问，是一种问题化的过程。这并不说解答无关紧要，但人们必须首先确保答复基于问题的核心，而不是一种故作姿态或敷衍了事。在我看来，此一方法论也是对哲学原始定义的接近，即对思维前设的质疑。即如作者所说：“我们必须重新对思想的历史性条件进行提问。单纯地思考历史并不足以理解被安排在历史先验之上的论述秩序与实践系统。”

2015年3月9日

（《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