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近代转型》读后感摘抄

《儒学的近代转型》是一本由干春松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4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儒学的近代转型》读后感(一)：从儒学到新儒学，年轻人还看得懂吗？

对于儒学、儒教、儒家这些概念，我想不是专门的研究人士，可能一下子很难说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拿到北大哲学系干春松教授的《儒学的近代转型》这本书，这是我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书中，干春松教授也解疑释惑这个问题，他认为，儒教更像是一种宗教，指的是儒家思想的“宗教”面向，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教化功能；儒学，则侧重于学派的思想主张。

了解了这个概念，我就能知道新儒学，其实也是一种学派思想主张，这个概念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他用新儒家来概括宋明理学，以强调和先秦的儒学不同。

他认为，宋明时期的儒学与先秦的孔孟儒学，无论是在论题还是在核心概念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少人将宋明理学看作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讨论的内容，从先秦儒学的“仁”“仁政”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觉得中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他们将近代中国的厄运，归结为儒家传统对专制权力的支持与对个性的长期压抑，所以他们高举旗帜，反对儒家伦理。

但是哲学家梁漱溟却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认为通过文化的多元性确认来否认单向的历史文化观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的，他依然认为中国文化依旧具有生命力，而且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干春松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思想和中国近代文化的研究，更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儒学转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在本书中他介绍了儒学近代转型和现代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讨论了到底什么是新儒学，与国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并与哲学学科中的“儒学”进行探讨。

同时，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入学的学科化困境，分析儒学的出路以及探索儒学学科。在关于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讨论中，他认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不仅应该关注哲学学科的古代思想，更应该关注“合法性”争论背后的价值焦虑。

在干春松教授看来，一是对近代以来以“哲学范式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性，背后存在一个预设，”即学科化的方式隔离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性，从而难以使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得到展现；其次，合法性争论背后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干春松提出了化解民族性和世界性可能得方案。

这本书其实读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一方面这是一本专业论述，相对来说更加枯燥无味，另一方面需要了解儒学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代表人物的理论源流。

不过，如果感兴趣还是可以来读一读，因为儒学本身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是生活细节，也是生活方式。

《儒学的近代转型》读后感(二)：转型与破局中的新儒学

传承千年的儒学为何所困？曾读过余英时先生《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解释了“儒学通过制度化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传统文化”，因而近代反制度的一系列变革运动也意味着制度化儒学的死亡。一切讨论的指向似乎是反儒学的。

那么如何看待今日讨论儒学存在的必要性呢？

干春松先生在《儒学的近代转型》中的解释深得我心，也让我一直以来的困惑豁然而解。

站在回顾历史的高点广而视之，儒学并非只是一种具有教化人心功能的思想观念，而是一种国家秩序的建构模式。这种模式伴随着权力形式的延续而传承，因此近代以来的政治结构改变也伴随着文化认同危机。在儒学成为“游魂”的同时，西方文明带着谨严的秩序强势地将学科体系密不透风地牢牢占据，让不得不走上学科化道路的国学或儒学面临“合法性”的困境。因而今日关于儒学的追问，不仅是国学（亦或是儒学）关于自身发展的命题，更是中华文明行至现代后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自我认同问题。国人无法割舍自身文明的价值，但又无法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找到儒学的位置。换一种叙述角度，今日的需要，是如何利用传统的资源进行因地制宜的社会治理。

《儒学的近代转型》正是基于此而为全书立意，总体分为五大部分的篇章结构，除最后一部分为讲演等附录外，其余四部分都是对儒学重要问题的讨论。

第一部分“民族国家与天下秩序”，是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一阶段中寻求文化危机解决方案的探索过程。从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孔教主张，到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中西结合的哲学观点以及“文化创造主义”，再到梁漱溟结合具体制度施行的新政治理论，儒学对参与国家变革、争取社会进步的努力从未一刻停止。

第二部分“制度与心性”是追根溯源，通过解析儒学的发展过程，分析其具体内涵的详细演变过程，从而鉴古知今，找到儒学未来出路的启发。作为心性和制度结合的复合思想体系，儒学必须突破观念史和哲学史的方法来单纯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复合结构就像福柯所言：“如果没有真理话语的某种经济学在权力中，从权力出发，并通过权力运行，也就不能行使权力。”

第三部分“儒学第三期发展预设下的儒学史重构”是以牟宗三、杜维明、李泽厚所提出的儒学史分期理论为基础而提出的概念，第三阶段即制度化儒家的解体、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困境和使命已然转移，其核心使命是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价值支撑和凝聚基础。

第四部分“儒学的学科化与摆脱困境的可能性”，指的是西学压力下的被动转型，让儒学不得不在哲学史等学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求新的样态。干春松先生认为，“国学热”是一种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其核心关切是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建构，因此，不仅应当让被分割纳入不同学科的儒学重新找回价值的统摄，也应当让“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成分。

现代儒学是对“儒”之精神的继承，不仅思考人之常情，更思考社会秩序和国家发展。《儒学的近代转型》的论述深入浅出，详尽又亲和，因此十分好读，是一部能够尽可能全面了解新儒学维度的理论入门书，以干春松先生治学的谨严和论述的循循善诱，读者大可以将其作为一部以此通达向近代儒学各个发展方向的索引和指南。

正如干春松先生所言，处于第三期的儒学仍在发展的初期，转型意味着未来的破局与涅槃。儒学之江河必定浩浩汤汤，纳百川而终成其大观。

（2023.03.16）

《儒学的近代转型》读后感(三)：今代论儒学，仁风似有初

儒家与儒学是从中国从古至今所萌发出的特殊领域，纵贯千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哲学史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也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起到推动作用。如果说过去几千年来对于儒家与儒学的定义、推崇由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上升到了一个制高点，那么近现代对于这两者的认识则更加趋于多元化的时代潮流，成为了与历史交相辉映的紧密联系者。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儒家与儒学已跟随着时代脚步深入了中华文明的体系之中，至今仍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如何认清儒家与儒学于近现代中国的作用，以及那些潜藏于内里不易察觉的发展脉络，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

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先生所撰述的《儒学的近代转型》一书，即是这样一本将视角对准近现代儒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书籍。作为普通读者，初见这样的选题不免会让人心有戚戚，儒学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并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若要完整的加以阐述或许不是一本书就能概括总结出的，然而，干春松先生所选择的落笔之处在于对儒学的近代化研究，对于这个特殊产物背后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剖析与解读，使得本书在内容和思想层面有着相当高的水准，不同于以往泛泛而论的同题材书籍，本书真正向读者揭示了近代儒学如何转型发展的全过程，也必将为读者带来一场关乎儒学的精神洗礼。

《儒学的近代转型》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之间的联系缔造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近代儒学体系，使得本书从层次结构上保持了客观合理性，从整体来看，该书所分析的内容是定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之中的儒学，从其发展演变到内在逻辑，都暗含着对于历史时代的“适应感”，作为延续千年的一种思想派别，儒学的地位可谓是相当高远，从孔子儒家到程朱理学，从乾嘉学派到康梁学说，每一次的变革都是对儒学的深度探索，更不用说历朝历代正统阶级对于儒学儒家的加持助力。先不论上述学说正确与否，只看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就能够看出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塑造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从中华大地延伸到了东亚邻国乃至更广的世界区域，成为了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符号。

然而对于近代儒学的研究仍需要秉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尤其是对于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而言，儒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加的明显，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复杂，处在一个外部推动其转型发展的漩涡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还是受制于近代思想认识的深化以及历史潮流的转变，多元化的思想对立统一融合，国家社会人民的前途命运相互交织，造就了儒学的内涵与作用呈现出了一种增减相持的状态，更诞生出了新的定义与形式，此时“儒学”与过去“儒学”的不相同，使得我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在理清楚其内在发展逻辑与脉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儒学”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下面结合五个部分的内容，谈一谈对于近代儒学发展的一些看法与观点。

第一部分民族国家与天下秩序的内容是通过近现代中国发展历程所引申出的，作为封建王朝的终结，清王朝的结束和民国时代的到来，为东西方思想融合与碰撞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西学东渐的产生，改变了当时中国人看待国家、社会与人民前途命运的方式，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早在清末便通过一系列政治主张试图变法改良，其中对于儒学的改良成为了理论的主要构成基础，清之后的时期，对于中国文明文化的探索始终在一条摸索的道路上进行，这也使得儒学作为一个延续下来的产物，面临着继承、否定或者改造的三重结局，无论是张岱年还是梁漱溟等等这样的文化先驱者主张，抑或是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等对于新文化的论述，都是以儒学为对象的深度探索，各类主张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经历着碰壁或者摩擦，对于西方思想的态度也不再是过去那边照搬，对于儒学这样的遗留也不再全盘的否定，重新看待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成为了一种较为能接受的方式，对于儒学中的“天下观”有了在视角上更为广阔的认识，虽然经历这样的文化认同危机是曲折反复的，但在最后的重构之下能够看出，整体发展的方向始终还是向前的，也注定了儒学不会沦落或者摒弃，反而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为日后更加科学客观的理论诞生奠定了基础。从整部书的架构来看，可以认为这一部分铺垫全书的一个大背景，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才使得对于儒学的研究仍需要保持一种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第二部分对于制度与心性的论述，涉及到了儒家的合内外之道，也是论述近代儒学内里的重要篇章，通过作者的论述能够看出，制度层面上的儒学在长期以来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沿用着一种特定的结构、保持了一些基本的特征，科举制度下的儒学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得以壮大，而对于将儒学制度化的实践操作，使得儒学在兼具更大影响力的状况下变得固定且具有权威性，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制度全面巩固的一种手段。无论儒家在封建王朝中经历过怎样的发展阶段，其实都是在不改变本质的前提下所拥有的不同视角与方式，传统的儒学理论基础重在通过思想领域内的传播改变世道人心，但随着后来地位以及影响上的升格，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广阔，与制度结合后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更不用说在习俗民众之间的影响了，清王朝的倒台仅仅是封建政权的结束，而对于同在历史中的儒学而言，后续的态度则更为关键，直接或间接影响和改变着儒学未来发展的走向和前景。

第三部分儒学第三期发展，预设下的儒学史重构则是借助当今视角重新审视儒学在新时期下发展的多样性，新儒家对于儒学的解读既从过去延续下来的传统典范中汲取可加利用的精华，同时也在与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获取能量，尽可能地为当下社会发展所服务，对于全球化的世界而言，西学东渐的历史脚步还在继续，东方儒学于西方文化思想之间的联系仍旧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儒家的未来与定位应屈从于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传统经典文化的重视逐步升温，儒学的重要内涵理应被重新定义，作为重要的价值体系，它与民族精神、社会治理、世界秩序构建等等方面有着深度可融合之处，无论从何种视角去看待当今儒学，都是有着可以肯定和延续的必要性，对于儒学的提倡应从更广层面上去加以理解，虽然不是像过去封建王朝那般的地位，但对于如今的人们而言，儒学已然成为了可以指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殊符号，新儒学的诞生固然不是一蹴而就或者凭空出现的，在经历过探索与延续之后，儒学以及它所延伸出来的种种定义，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重构关于儒学的发展历程。

这也同时引申出了第四部分儒学的学科化与摆脱困境的可能性，这一部分其实就是对于当下的一种现实思考，寻求出路意味着要认清形势、改变自我，儒学的转型发展能够重回社会的舞台，并且以新形式获得人们的认可，也造就了多元化的儒学表现形式，国学热的背后代表了人们对于国学以及儒学的一种提倡和认可，然而对于儒学与哲学的关系而言，仍处在一个持续探讨与发掘的过程之中，从书中也不难看出，儒学的哲学化途径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的前景，也缔造了一个可供探索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与追求下，儒学所能具备和发挥的影响将会迸发出更大的能量。第五部分附录与演讲部分的内容，是全书的一次补充完善、梳理总结，也是了解作者干春松先生对于解读儒学转型发展的窗口与契机，相信能为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与认识。

关注思想领域内的变革与发展，是每一位寻求内在突破、不断改进自我的有识之士所表现出的特征之一，《儒学的近代转型》一书的问世，必将为他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深度洗礼，也能够为爱好此类题材的读者增添认知上的转变。借助对于近代儒学的解读，我们重拾了属于这个国家与民族应具备的特征，也应认清在未来发展之中所应秉持的坚持与付出。对于儒学，我们仍是在路上行进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