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读后感摘抄

《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是一本由[日]饭塚浩二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读后感(一)：被遗忘的地中海文明 ——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

本书取名《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让我未读时便误解，以为讲的是西方史学和东方史学的一些对照和比较，比方说同一件事情分别是怎么记述的，有什么出入之类的。当我翻开一章便知自己错得离谱了。作者讲述得可不是什么对照史学，而是地理史学，东洋和西洋之间，既不属于东洋又不属于西洋的，是拜占庭帝国，是伊斯兰文化圈，是埃及，叙利亚，腓尼基，希腊，罗马。每一个名字你都听过，但要你说出什么来，你却又无从说起。因为东洋史很少记述，西洋史也很少记述，即使不得已写到，也是匆匆一笔，含糊其辞。它们处在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

对我们来说东洋是日本，而对欧洲来说那里叫做远东，每个国家，或者说国家所处的地域，决定了他们记述历史时的自我中心化，自己的国为中心，来命名四方，欧洲大陆的崛起，使得欧洲人获取了历史的话语权，执笔一书，一句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让作者直接炸毛，欧洲大陆将蛮族入侵到文艺复兴为止的千年称作中世纪，也直指那时的黑暗蒙昧，却得到了作者的否定，欧洲后来通过工业革命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在那时候或许可以称作黑暗，曾经的欧洲是一个封闭的村落社会，凌驾着骑士和僧侣。

但彼时的地中海可全然是另一幅情形呢！中世纪这种叫法就是不严谨的，是具有话语权的欧洲后来自己命名的，以伊斯兰教为教旨的阿拉伯人活跃于海陆交通，建立了广泛的地域交流，充当着斡旋地区间大宗商贸往来的中坚力量。你一定知道阿拉伯数字吧？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经阿拉伯人的传播而世界闻名，你或许也一定知道威尼斯商人，不是莎士比亚那个哦，而是水上威尼斯商贸发达的场景。你也一定听说过《一千零一夜》里讲述的故事，而这故事中的主角正是阿拨斯王朝的哈伦·阿尔·拉希德，他还曾经送给查理大帝水钟。你一定记不住这复杂的名号，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这本书里读到。

我们知道历史会被曲解，会被误读，而这里我们要说的可能是吞并和抹杀。欧洲提文艺复兴，哪儿文艺，复兴的什么？恐怕深究起来，我们近代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要脸红了，英国人嫌美国人建国历史短浅说他们野蛮没有文化，而此刻欧洲那些人恐怕要支支吾吾，他们的文化从何而来，他们不过是把地中海曾经繁荣的文化拿来罢了，地中海曾被称作是“阿拉伯的湖”，地中海地区从来不是欧洲的附属。还未被归入到西方的古希腊世界的“新思想”被欧洲开始接受时，已经隔了长达两千年的空白期。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想把它当做自己的文化起源，但却说不出来为什么长久以来一直忘记祭祀这个思想上的祖先。欧洲诸国恐怕无法自圆其说。

作者援引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一些史料，来重现古老的地中海的一些盛景，重现了两西西里王国和诺曼人的统治情形，进而说明了对蛮族的偏见的无理无据，分析了蒙古帝国的短暂统治，也重现了地中海经济文化繁荣的盛景。让我们认识到璀璨的不是欧洲史本身，不能忽视地中海文明的基础。东洋史和西洋史之间再不是隐身状态，终于掩不住光芒，让众人看到。

《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读后感(二)：一部颠覆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杰作

这是一部初版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史学作品，作为20世纪日本人文地理学的代表学者之一，饭塚浩二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出发，以对西西里岛和蒙古帝国的历史发展的研究为例，有力地提出了对当时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质疑。

作者对学术研究的热忱，除了文章的语言表达，还体现在本书的注释当中。这本书的注释内容非常丰富，几乎与正文的体量相当，使读者能更充分地理解作者的论证思路。

虽然这本书看上去很薄，但读起来却并不轻松。它涉及的问题之多，令人振聋发聩。首先，作者对时下的惯用词“中世纪”“蛮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布洛克认为：中世纪一词本身就具有中世纪的色彩，十七世纪末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凯勒认为中世纪指的是“从蛮族入侵到文艺复兴为止长达千余年的时期”。然而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的观点是：在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伊斯兰教为教旨的阿拉伯人，他们起到了商业中介的作用，此时的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蛮族”一词也同样具有歧义，我们不能将阿拉伯人、蒙古的游牧民族视作单纯依赖军事征服的“蛮族”。

然后，作者对历史上欧洲地位的演变进行了追溯。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为止，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贯通东西内陆的商队交通，都被纳入了伊斯兰把控下的通商圈内。之后，随着欧洲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的开辟新航路，英国的工业革命，近代欧洲人逐渐将世界联成一个整体，进而也就推动了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史=近代欧洲眼中的历史也作为一种错觉开始风靡。作者以严谨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已知世界扩大”的过程，它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欧洲为中心的，在作者看来，“不知从何时起，世界中心就牢牢坐落在欧洲”，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自我欺瞒。

第二部，作者通过对西西里岛宗主权转移的解读，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东方即地中海文化考古、历史博物馆”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西西里岛已然是意大利领土的一部分，是“欧洲的西西里”。然而在历史上，它先后经历了拜占庭、阿拉伯、诺曼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它既有着古希腊风格的神殿、剧场和城堡，罗马技师修筑的桥梁、圆形剧场，源自萨拉森得清真寺和塔，甚至还有诺曼人的教会、城池和宫殿。在这部分诺曼人统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有着与欧洲的诺曼人截然不同的一点，他们对于不同的宗教文化持极大的宽容态度。这是一座主要的魅力来源于阿拉伯与诺曼时期的美丽岛屿，然而从腓特烈二世实行格列高利式高压政策（镇压异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后，它就已经走上了一条自证为西方一员的不归路。

第三部，作者对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帝国的扩张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作者从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出发，对“视蒙古为蛮族之论调”作出了犀利的辩论。作者认为，这一说法根源于定居的农耕民族或商业都市市民对游牧民族掠夺行为的憎恶与恐惧。包括横跨中亚大陆干旱地带的广阔领域在内的蒙古大帝国的建立，是游牧民族的武力与伊斯兰商业活动的结合或曰结构化在政治地理上的表现。

作者在书中多次对当时流行的学说进行了评价，体现了其治学的严谨，和迫切希望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能够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固有套路，摆脱将非希腊、罗马文明视为“蛮族”的观念。书中，作者还多次指出治学的态度，“学问最要紧的，乃是不忘时时自省，以求不错失任何自我启蒙、自我修正之机会。此所谓学问之正解也。”（第166页）。作者对学界关于蒙古大帝国的研究也持一定的担忧态度，“将蒙古大帝国的建立简单粗暴地归为蛮族残忍杀戮行为的产物，甚至不屑于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倾向，至今依然长盛不衰。”

作者还提到了“正处于大显身手阶段的近代西方代表，从东方各地掠走大量古往今来宝贵的文化遗产，陈列于大英博物馆或卢浮宫之中，数量之多令人咂舌。”（第146页），这毫无疑问会引起国人的感同身受。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非常好的颠覆欧洲中心观的历史著作，作者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出发，对蒙古帝国与伊斯兰商业活动之间关系的分析尤其精彩。虽然时隔六十年过去，今天已经有了许多学者对“欧洲中心观”提出了质疑，如施坚雅、柯文等学者，都从“中国中心观”出发，对中国的区域社会展开研究，但这依然不影响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它对以伊斯兰教为教旨的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成就作出了深刻的论述。

《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读后感(三)：一本“又好看又不好看”的书是怎么回事啊？

标题中“又好看又不好看”的评价来自这篇推送正文的作者乌龙茶，听完这句话周围的人都一脸“你在说什么”的表情看着她，读完她的文章，我懂了。

在汉语古籍中，东洋泛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及南洋，西洋指印度洋和印度以西的区域，这样的定义影响了日本人的空间认知。在古代和中世纪欧洲人的观念中，广义上的“东方”包括波斯、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等所有地中海以东的区域。随着与欧洲接触的增加，日本对二者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西洋”指西方国家，尤其欧洲；“东洋”在空间表述上不再单指代中国视角下的东方，而作为“西洋”的对应词泛指整个亚洲。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世界历史观念经历了“以万国史为世界史”——“以欧洲史为世界史”——“构建东洋史”的转变，史学界明确意识到，东洋史不只是中国史，而是东洋各国的历史，这些研究者们希望在东洋学领域的研究水准超越欧洲人，逐渐把研究视野从汉族的中国扩展开来，聚焦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历史、地理与文化，关注东洋与西洋之间的联系，把突厥、女真、蒙古等族群的兴衰纳入研究。他们将东洋史视作可以与西洋史相对的世界历史的一半，赋予世界历史观念新内涵，丰硕深入的研究成果至今影响着人们对亚洲历史的认知。当然，日本东洋学研究的发展和政治紧密相关，有关东洋文明史的研究掺杂着侵略性意味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的东洋史学研究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思想和叙事框架，“已知的世界”正在扩大。但近世以来的欧洲也有类似中国古代“华夷”思想的存在，“欧洲中心论”“白人优越论”等观点无不显示出欧洲自视为文明中心的骄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世界的欧洲化”成为定局，欧洲人确立了世界主人的地位，使世界史的研究与记述成为服务于近代欧洲的工具。在欧洲中心、世界史叙述方式上的欧洲霸权主义下，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式或西方人惯例下的世界史，回顾数千年以来东西方历史中那些重要事件、关键群体、核心人物，一系列对外国的偏见、甚至包含极端恶意的极具人为色彩的审判都屡见不鲜。

作为20世纪日本人文地理学代表性学者之一，饭塚浩二的留学、旅行和阅读体验让他认识到，日本教育界使用的世界史、西洋史结构与观点片面甚至偏颇，认为历史不应当被不同区域和偏见撕裂，而应当被统一书写。为此，他关注东洋与西洋之间的联系，从人文地理、社会经济等认识世界历史的多个维度出发，关注地中海史及东西贸易，重新审视东洋史与西洋史，批判通行说法和既定知识体系，书写出《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这部打破旧有“欧洲中心”历史观的私家文明论。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世界文明在这里交汇、分流，来自古代东方、希腊、罗马、中亚游牧民族的文明在这里延伸，向世界辐射，欧洲统治者对异教徒的屠杀又导致了地中海文明的衰退。可以说东洋史和西洋史之间的历史，就是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十八世纪，欧洲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商人，而亚洲国家却陷入单方面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时期，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史=近代欧洲眼中的历史”这种错觉开始风靡。在作者看来，世界重心坐落在欧洲的论断是一种严重的自我欺骗。

西西里岛被称为“东方即地中海文化考古历史博物馆”，是地中海文化史的缩略图，在这里上演着东方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拥有整个中世纪最高雅、最独特、最具魅力的文明。西西里在伊斯兰统治下尽享繁华，诺曼称霸结束了阿拉伯人的统治。西方大部分文献夸大了诺曼人的侵略者形象，然而诺曼人虽信奉基督教，却对作为被征服者的异民族、异教徒采取怀柔政策，他们尊重、支持、继承、发展当地文化，营造出了极为宽松的社会氛围，在欧洲的通商活动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诺曼王朝的治理下，西西里岛在多彩而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文明中迅速发展，在伊斯兰文化传播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偏见和夸大之下，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也遭到了历史的扭曲，他们被视作“蛮族”，一味地对外掠夺和侵犯，借助暴力实现其政权的长久。然而这一时期，他们与商队商人之间互惠交流，发展出了互利共生的关系，统一的蒙古政权将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性及联络的迅速性放在首位，将创造促进商队贸易发展的条件作为政策的一大目标。由此，被世界史主流抛弃的、隔绝东亚与欧洲的贫瘠干旱的中亚沙漠从隔绝之地化身为“海洋”，成为打破东西方贸易壁垒的联络之所。

如今的瑞士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云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国际难民组织等大部分都将总部设在日内瓦，联合国也在日内瓦设立了欧洲总部。日内瓦在和平，安全与裁军，人道主义事务和人权，医疗卫生，劳动、经济、通信和科学，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成为了全球公认的能力中心，瑞士逐渐树立起保障和平、促进合作的形象。然而瑞士也曾做着向他国军务倒卖本国壮丁的佣兵贩子的勾当，直至1848年才无法经营下去，而有关这一点的论述在现行历史教科书中提及甚少。

《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通过对地中海地区历史和东西贸易的严密论述反思和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摆脱了传统研究视野的限制。即便作为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引发包括中国在内其他非西方国家学术界有关如何面对和超越“欧洲中心论”，如何摒弃刻板印象、客观公正地理解和评价“他者”，如何在世界史研究中重构认知和论述体系、创建和发展本国的学术话语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