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读后感100字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是一本由钱穆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8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读后感(一)：向大师学终身学习

从陈寅恪的角度看，人生是半生辉煌半生凄凉。而钱穆的角度，则是一生治学不倦，外界的变化并未对他产生大的影响。读完全书，一点收获是跨越时空去看我们所在的世界，会发现时代不断变迁，习惯在变化、环境在变化，保持不断学习的习惯，才能适应这些不断的变化。

终身学习。钱穆一生治学不倦，无论时局如何变幻，都坚持每天的阅读和写作。钱穆在书中写道“每日必读新书，必求能日知其所无。架上书尚未多读，心中欲读书更无尽”。这种情况现在也一样，读得越多，待读书单的书就越多。终身阅读是人生一大快事。 尊师重道。钱穆这本书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记录他的老师、还有他在学校的同事。书中有一段讲到民国初年，老师坐船经过镇上时，大家就像看到神仙飘过一样。再往后就是教师地位的不断变化，守弟子礼的人越来越少。

旅行。钱穆大师在书中写了很多游记，里面的许多地方闲杂依然是旅游热点。如果把书中的描述和现代的场景进行延续和对比，就可以发现时间带来的变化。比如衍圣公孔德成在小的时候，被抱着出来和钱穆照相。而现在孔德成已经成了唯一的世袭官员。

长者的传记最珍贵，因为每本传记都浓缩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读完让人受益匪浅。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读后感(二)：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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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先生的书始于今年，因为小儿的教育问题迫在眉睫，想找一些可供参考的范例，“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诗•大雅•荡》），《后汉书•孔融传》孔北海如是叹蔡邕，钱先生于此书中言及可供师范者亦如是再三致意，大概每遭时代动荡，都会生出这种感叹吧，我找这部自传性质的书来读，也是为了找寻典型，而钱先生居然给了我要找的东西，以备后人作这样的找寻也正是这部书的写作意图之一。

《师友杂忆》序说：“余八十初度，撰忆双亲一文。读者多劝余继述生平经历，以飨并世。余念自幼志学，老而无成，妄有自述，岂不腼颜。惟生平师友，自幼迄老，奖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世，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P47）又说：“惟此七十年来，世风时态，骤转亟变。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镜。是则凡余之所杂忆，固不仅有关余一人之事而已。”（P48）

书的结尾处说：“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勤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P382）又说：“自念于学问写作凡有所得，亦悉赖师友相辅。孤陋独学，岂有今日。亦有途径相异，意见相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亦皆师友之沾溉。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读余此书者，亦可凭余所忆而认识此时代之一面。非敢有夸大，亦不作谦抑，知我罪我，归之读者。”（P386）

以上所引大致可以说明此书之作意与内容了，作者的人生也就与他所经历的时代与人物互传，忆双亲传其童年与故乡，忆师友传其为学、治学与办学，时代背景亦随之三转，每遇书名号密集的段落便可多加注意，正似一幅航海图，画出了作者深入文海的径途，对后世迷人帮助之大实难估量。钱先生说：“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苟置古书旧籍于不顾，又何能求人爱好旧文学。此非言辩可争。”（P380）这在传统文化难以为继的今天看来，更显出价值来。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读后感(三)：读宾四先生文，甚恸

是夜，读宾四先生文，感其于文化之叹、于书籍之伤、于历史之真、于乱世之悲，心下大恸，悔生之甚晚，未能生而谋见，学其万一。愧生于太平，然碌碌庸庸，泯然盲从，不知所终。特摘先生文字一二于下，谨表礼敬之心。

“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外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三七年，余一人匆匆离北平，临时特制二十余大箱，将所藏书装其中。及全家离去，蒙宅主人雅意，愿辟一室堆此诸箱。谓此宅决不再租他人，俟他年事定，可再来取。不谓余自抗战胜利后，竟未再去。倘移书南下，运费尚易筹措。此大批书之藏处，又须每夏晒晾，乏地乏人，迟疑有年。后余去江南大学任教，方拟移书送学校存藏，而共党已到北平。宪主知余老友锡予在北大，走告，促其即移书去，彼不敢为此获罪。锡予亦无法，乃嘱一与余相熟之书估取去。书估愿出百石米价。取余书去时，余已在广州，得此讯，即电告锡予，所藏书仍盼保留。书估允不以出售，待他年余返北平，出百石米价，可全部让回。后余在香港，老友沈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备藏书，得《资治通鉴》一部，乃余先兄声一先生生前阅读本，由先兄手书书根，书中亦多先兄手迹，乃余特从苏州家中携去北平。今见此书出现港埠，则其他五万册书，流散人间，可以想见。然其时锡予已死，无可查询。又余藏书绝不加盖私章。尝谓，余所藏书，几乎无不经前人藏过。有一部书而经六七家以上之收藏者。又记有《皇清经解》一部，显有谭延闿藏印。当代巨公之藏，乃亦转入余手，亦甚诧慨。余又何必多增一印，以供他日别人之多一嗟叹呼。不谓余年未七十，此言已验。则洵足增余私人之嗟叹矣。

又余苏州家中亦尚多藏书。余抗战时返苏州过上海，张家璈尽赠其新刻书，皆藏苏州家中，今亦不知其尚存在否。友亡书散，此诚余晚年一大嗟叹事也。今则两目已盲，与书绝缘，捉笔书此，更不胜其自慨矣。”

忆昔埋首暨南园中，闻陆师解至祁彪佳事，以手额发、慨然长叹，言曰：“书事，盖因战乱而一变，又因商估为一变，又因政治为一变。此三变者，殆伤其气，难以为继矣。”吾辈亦恍恍不知所言。

吾潜身暨南之时，自知躬耕非易，况又愚钝不明，昏错无知，因之日日伏案，非敢自欺，恐负先生之殷殷。偶阅黄裳之《还珠幸记》、《银鱼集》，小品文字，消遣日月，记述其于书之得失，多愉悦，少悲叹。

然，今读览宾四先生失书一段，怆然不能自已。我华夏文明，于此仓促之时，流离转迭，不复再见。彼时，尚有书记，今刻，人非物是，如何不悲？

本期于将百石米迎归，熟料江湖之间，转眼即为百年之身，所谓约定，亦不过愿耳。如此空念，指天誓地，成枉然陈迹，止书乎？人事亦如此。苟苟蝇蝇，宇宙微尘一粒，可期何事？何事可期？未知之世，何不悲哉？

想宾四先生，耄耋苍苍，忆所珍所藏，付之东海，痛几何？悔几何？思之，又使吾如何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