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维特根斯坦读后感锦集

《回忆维特根斯坦》是一本由[美] 诺尔曼·马尔康姆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19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回忆维特根斯坦》读后感(一)：维特根斯坦——一位纯粹的逻辑学家

有人评价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和讲话都是由空性流露的，我想这里的“空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灵性上的纯粹状态。而我觉得维特根斯坦是处于另一种纯粹的状态——逻辑上的纯粹，所以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主要是一位纯粹的逻辑学家，他有着最好的逻辑洞察力和敏感度。

《回忆维特根斯坦》读后感(二)：见字如面

“每逢想到你，我就不禁想起一件特殊的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事情。你和我曾沿着河朝铁路方向散步，我们进行了一次热烈的讨论。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词语时，比任何一个……因为怀着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词语的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研究哲学还有什么用处呢？你知道，我懂得要彻底地思考'确定性'、'或然性'、'知觉'等等是很困难的。但是要对或者力求对你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进行真正诚实的思考，如果可能这样做的话，那就还要困难得多。麻烦在于，思考这些事情并不紧张激动，倒往往使人陷入困扰。而既然它使人困扰，它就是重要的——让我停止说教吧。我要说的是：我非常高兴再见到你；但是如果我们见面时避而不谈哲学以外的严肃问题，那将是错误的。我由于胆小不爱争吵，尤其是不爱同我喜欢的人争吵。但是我宁愿争吵也不愿说一些纯粹敷衍的话——真的，我以为你慢慢停止给我写信是因为你觉得，如果我们往下挖掘得足够深，在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就不能意见一致了。也许我完全错了。但是无论如何，假如我们能活到重逢，让我们不要逃避往下挖。如果你不想伤害自己的感情，你就不能正确地思考。我完全懂得这些，因为我是一个不敢面对的人。”

《回忆维特根斯坦》读后感(三)：感兴趣部分的笔记

Malcolm: "维特根斯坦最本质的特点是机器端正的严肃性和高度的智慧。"

Witt很少回顾他早期的观点，当他回顾时往往是为了否定它们。

Witt: “我由于胆小不爱争吵，尤其是不爱同我喜欢的人争吵。但是我宁愿争吵也不愿说一些纯粹敷衍的话。”

Witt: "我无可奈何地看到我的成果在流传中遭到了各样的曲解，被或多或少地篡改和打了折扣，这刺伤了我的虚荣心，而且我难以使它得到平息。"

Malcolm: "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抑郁。"

Witt: "一个人应当用毕生用全部精力去从事他有才能去做的事。"

Malcolm: "不论是对于他本人的未来还是一般地对于人类的未来，都抱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这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种性格。任何一个接近维特根斯坦的人都一定会察觉到他有一种情绪，即认为我们的生活是丑恶的，我们的心灵处在黑暗之中。——这是一种往往近于绝望的情绪。"

Malcolm: "对于人之常情的无知正式摩尔的光荣。"

Witt: "最能温暖我心的是人的同情心，而摩尔没有同情心。"

《回忆维特根斯坦》读后感(四)：Kon-Tiki和维特根斯坦

Kon-Tiki和维特根斯坦

去年有部挪威电影可以看看，叫Kon-Tiki，中文翻成《孤筏重洋》。电影讲的是挪威探险家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1914-2002）为证明波利尼西亚人最早的祖先是从南美洲西岸坐木筏顺洋流向西飘到波利尼西亚的，在1947年4月28日到8月7日，同五个伙伴一起乘木筏“Kon-Tiki号”（Kon-Tiki是南美和波利尼西亚神话中太阳神和祖先的名字）从秘鲁出发横渡南太平洋，最终成功抵达波利尼西亚腊罗亚岛的故事。海尔达尔关于这次探险写的旅行记在1950年由F. H. Lyon从挪威语译成英语（Kon-Tiki: Across the Pacific by Raft,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 1950），成为当时乃至现在的一大畅销书。

我检索了一下，Kon-Tiki一书有两个汉译本，分别是《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麻乔志译，地质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和《孤筏重洋》（朱启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重庆出版社，2005年10月再版）。还有一本《南十字星下的神迹》（林克编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怎么看都像是改写自《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的伪译本。

去年校读《回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增订版的汉译本（李步楼、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第一版），发现在维特根斯坦写给作者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 1911-1990）的最后一封信里也提到过海尔达尔的这本Kon-Tiki。汉译本是这么说的：

谢谢你寄给我的书《康·蒂基号》。我常常听人说起这本书，它一定是很有趣的。

（Thanks for sending me the book Kon-Tiki. I've often heard of it & it's bound to be interesting.） 这封信在1951年4月16日从剑桥发出，十三天后（1951年4月29日）维特根斯坦就去世了。他生前来得及读完这本书吗，我没查，不知道。

这封最后来信本来没什么难懂的地方，但汉译者翻得实在糟透了。我举一个例子。维特根斯坦在信里提到最近碰见过摩尔（G. E. Moore）两回，并和他有所讨论（I saw Moore twice recently & had discussions with him）。紧接着的一句汉译者翻作：

一个人很是糟糕，另一个人则相当地不错，我应为这个糟糕的人变得糟糕而承担责任。

（One very bad one, the other fairly good. I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bad one's being bad.）

但是从前后文的意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one、the other和the bad one说的不是“一个人”（维特根斯坦）、“另一个人”（摩尔）和“这个糟糕的人”（维特根斯坦），而是指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两次碰面时所做的两次讨论。所以正确的译法应该是：

一次（讨论）很差，另一次则很好。很差的那次搞得那么差全是我自个儿闹的。

《回忆维特根斯坦》增订版的汉译文质量较差，我另有长文评述，此处不赘。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5/12/994954.shtml）

《回忆维特根斯坦》读后感(五)：“古今绝唱一书” ——重温《回忆维特根斯坦》

《回忆维特根斯坦》

[美]诺尔曼·马尔康姆 著

李步楼 贺绍甲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第一版

195页 15.00元

“古今绝唱一书”

——重温《回忆维特根斯坦》

十年前我刚开始学习写东西的时候，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错误百出、半通不通的小破文章——《〈师门杂忆〉读后余话》。您别误会，《师门杂忆》不是哪位国学家的怀旧录，而是美国哲学家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 1911-1990）写的《回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这是一本关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回忆录，马尔康姆是老维的学生。我写《余话》的时候，大概正在看钱穆的《师友杂忆》或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一类的东西，于是就胡诌了《师门杂忆》这么个书名。不知英语里有没有类似于“师门”这样的词，要有的话，马尔康姆是绝对不会用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的。好在日译本翻成《维特根斯坦：对天才哲学家的回忆》（板坂元译，讲谈社，1974年初版；平凡社，1998年再版），加了原题没有的“天才哲学家”，可见擅长瞎诌的不仅我一个，有人作伴了。

为了让读者在进入正文前对维特根斯坦的生平获得可靠的了解，马尔康姆在书前特别加了一篇他的同门、芬兰哲学家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 1916-2003）写的《传略》（A Biographical Sketch）。冯·赖特的文字看似平实，但那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字斟句酌地写出来的。他提到老维和李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 1742-1799）在思想上的接近，这是全文最大亮点。初版的《回忆维特根斯坦》在1984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本。这个汉译本大概来的有些过早了，中国人还没讲清楚罗素（Bertrand Russell）、摩尔（G.E.Moore）和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的ABC，却提前看到了他们挨维特根斯坦呲儿的窘样儿。所以我爱说，《回忆维特根斯坦》在中国产生过很大的但同时也是很坏的影响，它让无数的神经病和妄人相信自己比罗素和摩尔还要高明。

汉译本出版的同一年，马尔康姆正好又将《回忆维特根斯坦》增订再版。第二版的最大变化是全文刊出了维特根斯坦写给马尔康姆的57封信（有4封写给马太太Lee，Lee是Leonida的昵称），这些信在第一版的正文里只是摘引过。为方便读者充分了解信的内容，马尔康姆加了一些解释背景事件的注释。有个注很好玩。维特根斯坦在信里问马尔康姆“你收到我寄出的书了吗”，小马加注说“yes”。在重印和再版的过程中，不仅冯·赖特的《传略》有不少更动，《回忆维特根斯坦》的正文也有一些删改。比如在第一版里马尔康姆提到送给维特根斯坦一本普莱斯科特（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 1796-1859）的《征服秘鲁》（Conquest of Peru），但维特根斯坦在回信中却提到普莱斯科特的另一本书《征服墨西哥》（Conquest of Mexico）。到第二版时，马尔康姆统一为《征服墨西哥》，可是没有交代理由，其实不统一的话在文义上也是说得过去的。由于全文刊出了维特根斯坦的57封信，第一版正文里引用过的一部分书信在第二版里也有适度的删节。

2012年8月，《回忆维特根斯坦》汉译本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译文根据1984年的第2版做了修订，并将57封信全部译出，还删去汉译本第一版所附马尔康姆的《维特根斯坦及其哲学》（译自Paul Edwards主编的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的“维特根斯坦”词条）。新版的《回忆维特根斯坦》汉译本正文部分改动不多，如果不计较是否翻出原文味道这一点的话，其译文的水平只能说是将将能让读者看懂个大概意思吧。若真细抠的话，问题还是很多的，尤其是新译出来的那57封信。

比如第1封信马尔康姆作的第3条注释：“当我1940年春返回哈佛时，我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女教授C.I.露易丝夫人慷慨地邀请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以便于我完成博士论文。”（第121页）“女教授C.I.露易丝夫人”原文是“Professor and Mrs. C. I. Lewis”，应译“刘易斯教授夫妇”，是俩人，不是一个人。刘易斯就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Clarence Irving Lewis（1883-1964），是男性，不是“女教授露易丝”。译者居然连这么简单的地方都翻错，其英语水平如何，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第8封信：“如果你乐意给我写信，我会很高兴；但是，你若是不乐意写——那我是会不高兴的。”（第130-131页）老维有那么做作吗？还撒娇装不高兴？检读原文，后半句是“but if you don’t feel like writing—don’t”，意思是“如果你不乐意写，那就别写”。全信以这句话结束，干脆有力。

第15封信，老维对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一段话发了一番议论。马尔康姆在注释里根据《复活》的英译本把这段话全部抄出来，其中有一句“Every man bears within him the germs of every human quality”，汉译本翻成“每个人都蕴含有每一种人类品质的基因”（第139页）。译者就不想想，托尔斯泰写书时能有“基因”（gene）这样的词吗？原文“germs”可以译成“萌芽”或其他什么的。

第19封信：“谢谢你的这些侦探杂志。它们是丰富的精神维他命和卡路里。”（第144页）后面一句原文是“They are rich in mental vitamins & calories”，意思是“它们富含精神维他命和卡路里”，不能说侦探杂志本身就是维他命和卡路里。同信还说：“上学期我的讲课整个来说进行得不太坏。本学期开始我认为我没有能力掌控这些讲课。”（第145页）“上学期”原文是“last term”，没有问题，但“本学期开始”的原文是“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erm”，“the term”说的不是“本学期”，其实还是指代前面提到的“上学期”，是“上学期开始的时候”。译者全搞乱了。

第20封信写于1946年，译者误写成1945年（第145页）。该信有这么一句话：“但愿你的这些食品会提高我的体能和智能。”（第145页）这句的原文是“I wish all your food for my body & mind could go to a better person”，大概意思是“我希望所有你送我的这些身体和精神的食粮应该送给另一个更好的人”，我维特根斯坦没资格消受呀。

第31封信：“你的工作进展还顺利吧！！”（第160页）原文是“May your work go satisfactorily!!”，是很普通的一句“祝你工作顺心”，表达的是愿望，不是疑问。译者看来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以may起首的句型到底是什么意思。同信：“有一件事情我要特别感谢你，就是你给我寄来了一听还是一瓶咖啡精粉，它像是‘雀巢咖啡’或是一家波尔顿公司的产品。莉会懂得我的意思。不过只有你能非常容易得到它时才寄这种东西给我。”（第160页）这三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清楚。既然小马已经给老维寄了东西，为什么却只有马太太莉（Lee）才会懂老维的意思？看原文才知道，原来小马还没寄出呢，是老维问他能否在方便的时候给他寄一下，那样的话他会很感激的，但汉译者却给误解成已经寄出了。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你要能寄给我一样东西那就太感谢了，就是听装或瓶装的一种粉质的咖啡精，有点像‘雀巢咖啡’，或者是一家叫博登的公司（引者按：博登公司是美国炼乳和果汁制品商）生产的那种。莉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但千万在你方便的时候再帮我寄啊。”（There's one thing I'd be very grateful to you for sending me, i.e., a tin or glass of some powdered coffee extract, like 'Nescafe', or one made by a firm Borden. Lee will know what I mean. But do it only if it's very easy for you.）

第32封信：“我认为他不如留在欧洲……”（第161页）原文是“he 'd rather stay in Europe...”，说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印度学生Shah“宁愿留在欧洲”，不是老维要他留在欧洲。同信：“几天前我问自己：难道我终究应该离开大学，而不应当继续任教吗？”（第160-161页）汉译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对大学职位有些恋恋不舍的维特根斯坦。这句话的原文是“The other day I asked myself: ought I to have left the University, oughtn't I to have gone on teaching after all？”，意思应该是“我有一天问我自己：我是不是该离开大学了，是不是不该再继续教下去了”。

第33封信：“在剑桥我和安斯康姆女士接触颇多，并且和罗林斯一起喝了两次茶……。”（第162页）“安斯康姆女士”就是Miss Anscombe，维特根斯坦最亲密的学生之一（陈之藩《剑河倒影》译成安兹克），但为什么不把Miss直接翻成“小姐”呢？老维会对这么熟悉的学生称“女士”吗？“在剑桥我和安斯康姆女士接触颇多”原文是“In Cambridge I saw a good deal of Miss Anscombe”，其实就是“我在剑桥经常能见到安小姐”的意思，这么熟的学生还用得着去“接触”吗？“和罗林斯一起喝了两次茶”也不对，原文是“I had tea a couple of times with Rollins”，茶不是喝了很确定的“两次”，而是模糊的“两三次”。罗林斯（Calvin Rollins）是马尔康姆的熟人，他和另一个人都想听维特根斯坦的课，但由于老维的突然辞职而失去机会，结果惹得另外那个人对老维十分不满，写信骂老维说话不算话。由于老维在信里同时提到罗林斯和骂他的那个人，马尔康姆在第1版里引用这封信时，大概怕给罗林斯惹麻烦，就把罗给钩掉了，只是不点名地提到骂老维的那位。到第2版里，马尔康姆才照原信录出“Rollins &——”（罗林斯和某君），但新出版的汉译本却没把这几个字补上（第83页）。我以前写《余话》的时候，由于没能仔细核对原书，误把罗林斯当成这个“愤愤”了。

同信：“我告诉他你给他写了信，你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检读原文，这一句是“I told him that you had written you hadn't heard from him...”，说的是“我（维特根斯坦）告诉他（摩尔），你（马尔康姆）给我（维特根斯坦）写信说，你一直没有得到他（摩尔）的消息”，“you hadn't heard from him”是“you had written”要说的内容，译者先是把“you had written”误解成马尔康姆给摩尔写过信（其实是给老维写过信），然后又把“you hadn't heard from him”错当成和“you had written”处于并列结构，都是“I told him that”所说的内容了。

正文里的错误同样多，我只挑一些有意思的来批评批评。

马尔康姆初次见到维特根斯坦时，感觉他身高大约5英尺6英寸（He was about five feet six inches in height and slender）。这个身高折合成公制的话，在1米71左右，搁欧洲绝对算不上高个子。汉译本这句翻作“他身高大约五英尺六英寸，身材瘦长”（第32页），用“身材瘦长”来译“slender”肯定不对，因为“瘦长”就是“瘦高”，但维特根斯坦的体型却是“瘦”而不“高”。看豆瓣和微博上有好些妄人大喊大叫说维特根斯坦大叔是“高富帅”的典型，那是穿了增高鞋的维特根斯坦吧。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家很简朴，稍微值点儿钱的东西是个金属保险柜（metal safe）。译者把“metal safe”翻成“铁保险柜”（第33页），不细究的话也还凑合，细究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后文又提到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宝箱，原文说是“a light steel safe”（轻型钢制保险柜），译者翻成“轻便的钢保险柜”（第68页），这就与前面的“铁保险柜”在字面上冲突了。老维这个保险柜是专门用来装他那些文稿的，他曾对马尔康姆说起过德国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汉译本作“蒙逊”，不妥）的一卷《罗马史》手稿被火烧掉的故事。

根据汉译本，马尔康姆1938年刚到剑桥时，老维的课程安排是：“他每周上两次课（twice weekly），每次课二小时，从下午5时到7时。”（第32页）但到后面叙述1939年的课程安排时，汉译本又出现一个“每两周一次的讲课”（第40页），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不同的课有不同的课时安排吗？“每两周一次”的原文是bi-weekly，这词有俩意思，一是“每两周一次的”，一是“每一周两次的”。维特根斯坦在1939年开的课是“数学基础”，的确是一周两次，这一点没有问题，所以说bi-weekly的后一个意思才是对的。译者的“每两周一次”是错误的。

马尔康姆说，老维上课时很不喜欢学生迟到。谁要是来晚了，就得硬着头皮进来在老维的怒视下找座儿。好在那时候还没手机，要是课上到半截儿谁手机响了，真不敢想象老维会怎样发飙。老维也不喜欢学生上课记笔记，这大概有点儿像禅宗语录里说的：“师见某执笔随问随说随抄，因谓之曰：不必抄说，你既在这里与我相逢，只要查考身心，有个下落处便了。”小马和老维逐渐混熟后，常被拉去散步，但他很快就发现与维特老师一起散步实在是一种折磨。汉译本说，这种散步是“同最精确的谈话结合在一起”（第39页）。大家可能觉得“最精确的谈话”（the most exact conversation）没什么不对劲儿，但原文却是“the most exacting conversation”，原来谈话不是“最精确的”，而是“最艰难的”、“最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或者“最高标准、严要求的”。自打知道维特根斯坦散步是这种风格后，我就觉得凡是叫《哲学漫步》或《美学散步》的书肯定都是扯淡。

汉译者不熟悉剑桥大学师生的日常生活情况，每遇到这类题目就会出错。汉译本提到：“尽管他（引者按：维特根斯坦）是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他却不去礼堂吃宴请。”（第37页）“去礼堂吃宴请”肯定不对。剑桥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检读原文，“礼堂”是“the Hall”，大写的the Hall一般表示“（英国大学中的）公共食堂”，不是什么“礼堂”。在公共食堂就是吃饭，不是“吃宴请”，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宴席”（第37页）。“宴席”原文是“the High Table”，意思是“（英国大学饭厅中）院长与导师的餐桌”。

小马到剑桥时啥也不是，就一无亲无故的美国小土孩儿。有一次他感冒，没人照料，他的德国同学罗森迈耶（Tom Rosenmeyer）知道老维和他要好，就跑去求救，却不知道他俩最近刚好闹掰了，正互相怄气呢。小罗全名Thomas Gustav Rosenmeyer，1920年生于德国汉堡，是犹太人，搞古典文学的，20世纪30年代末避居英国，在剑桥认识了马尔康姆。后来，他从英国辗转去了加拿大，毕业于麦克马斯特大学，战后又回到英国进修。罗森迈耶1966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他擅长柏拉图研究，已于2007年初去世。小马后来有一次写信时大概提到了罗森迈耶，可老维早忘了他是谁，回信说你提到的罗森塔尔（Rosenthal）这个人我怎么对不上号呀。

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 1923生）当时也是剑桥的一个小屁孩儿，一度就住在维特根斯坦隔壁。小戴后来告诉小马，说维老请他吃过一回饭，边吃边问他是搞啥研究的，小戴一一回答。出于礼貌，小戴向维老请教他的哲学，没料到老维疑心病很重，小屁孩儿也防，问他是不是小报娱记。好在小戴为人豁达，科学素养精深，根本不稀罕老维那套视为宝贝疙瘩、非要用保险柜藏起来的哲学，一番澄清解释之后，让老维消除了疑虑，开始讲起自己的哲学。戴森1947年赴美入康奈尔大学，1951年任康大教授，这件事大概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告诉马尔康姆的。译者把戴森翻成“狄逊”，几乎让中国读者认不出他就是《宇宙波澜》的作者。

维特根斯坦曾对马尔康姆讲，有个听过他课的女学生，写了篇文章介绍他关于某一问题的观点，然后投给摩尔主编的Mind，也同时送了他一份。老维觉得文章很差，明确告诉她说不能发表。女生不干，非要发，于是老维就去找摩主编，想抄她后路。摩尔同意文章算不上有多好，但也不准备就这么把稿子给撤下来。该女生就是美国哲学家Alice Ambrose（1906-2001），后来也成了名教授。这件在旁人看来只是屁大的事儿，却把维特根斯坦给闹得神经兮兮了好一阵子。老维未免有点儿不识抬举，搁现在好多人还巴不得有学术女、女文青来听课，然后等她们跑豆瓣上发帖说“老师虽然老了，但是真的好帅呀，最理想的中年书生的样子”。

小马毕竟是美国农村小地方儿出来的，不听老维多番苦劝，没去干体力活儿，而是考取了哲学博士（汉译本第136页有一句“普通的先生或者博士”[plain Mr., or Dr.]，plain一词应译“名符其实的”），当上体面的哲学讲师。生米煮成熟饭，老维也拿他没辙了，只好以既成事实为出发点，继续从不同的角度写信劝说。有一句劝告汉译本是这么翻的：“我希望你有善良的（不一定要聪明的）思想和正派的作风，这些是不会自然地就得到解决的。”（I wish you good, not necessarily clever, thoughts, & decency that won't come out in the wash）后半句不太好理解。查字典，“come out in the wash”有俩意思，一个是“暴露”、“真相大白”和“水落石出”等，另一个是“自然地、圆满地得到解决”。译者显然是选了后一个意思，只可惜我的疑问依然存在，没能自然地、圆满地得到解决。

马尔康姆当上老师不久，由于美国卷入“二战”，他就进了海军，在一艘军舰上服役。老维有一次寄给小马一册平装本（paper-bound，汉译本翻作“纸封面”）的凯勒（Gottfried Keller）写的小说做圣诞礼物，书因为有些脏，老维也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于是在信里拼命说冷笑话给自己辩护。汉译本是这么说的：“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在机器房里把它读完而不至于把它弄得更脏。”（The advantage of this is that you can read it down in the engine-room without making it more dirty）译者显然是把“read it down”做一气读了，因为“read down”有“读完”的意思。但在这一句里，“down”其实应该和“in the engine-room”放在一起读，就是“窝在轮机舱底下”的意思。这不是我瞎猜，马尔康姆就是这么加注说明的。他说维特根斯坦写这封信时，我的确正在一艘军舰上服役，但还不至于惨到“窝在轮机舱底下”的程度。“down in the engine-room”这几个词被他用引号括了起来。

两人在战后的通信更加频繁。维特根斯坦1948年6月4日从爱尔兰给马尔康姆写信，提到最近在看Dorothy Sayers（1893-1957）的某本侦探小说。有关Sayers的情况，可参看新出《詹宏志私房谋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第39-42页，那里译成桃乐丝·赛尔丝。方资敏《跟随钱锺书教授的启蒙时期》（《上海书评》第205期）一文提到钱锺书“阅读侦探小说作消遣，尤喜陶乐妃·塞耶丝（Dorothy Sayers）的，阅读起来，如饥似渴”。老维和老钱读Dorothy Sayers，正是她红透英国的时候。不过老维肯定很讨厌她写的那类小说，他喜欢的是美国的冷硬派，尤其是一个叫Norbert Davis的美国作家写的《我与恐惧有个约会》（Rendezvous with Fear）。这人的书我查了一下，好像还没汉译本，有商业头脑的书商可以请人翻译一下，腰封上请梁文道先生推荐一下，再加一句“维特根斯坦最喜欢的侦探小说家”，准火。

老维给马尔康姆写信故意装傻说，真闹不懂有些人摆着这么好的侦探小说不看，竟会去读又衰（impotence）又破（bankruptcy）的核心期刊Mind。不过，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界的动向也不是完全不闻不问。他1949年6月14号从都柏林给马尔康姆写信，说他昨天从收音机里听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和一个耶稣会神父（应即Frederick Coplestone, S.J.）对话逻辑实证论。马尔康姆加注说：“这是一场在Third Programme播出的讨论。”（This was a discussion on the Third Programme）译者显然不知道“Third Programme”是BBC从1946年9月开通的兼具知识性和文艺性的晚间广播节目，结果把全句错译成“这是一场关于第三纲领的讨论”。（第175页）

前面说过，维特根斯坦在1939年开过一门叫“数学基础”的课，当时除马尔康姆外，数学家图灵（Alan Turing, 1912-1954）也去听过，还给老维捣了不少乱。尼克先生在《对掐：维特根斯坦与图灵》（《上海书评》第211期）里提到：“1950年图灵那篇《论计算机与智能》刚发表，重病之中的维特根斯坦已经注意到，他向学生马尔寇姆（引者按：马尔康姆）说：‘我还没看呢，但估计那不是闹着玩的。’”图灵这篇文章（“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正是发表在又衰又破的Mind上，不过不是维特根斯坦注意到图灵的论文（我想他不会主动去翻Mind），而是马尔康姆先读到，然后大老远从美国写信咨询老维这篇文章是不是“闹着玩的”（“leg-pull”），大概同时还问到这位图灵筒子是不是以前在他课上晃过几次的那个图灵。老维1950年12月1日从牛津回信说：“你说的是，是有个叫图灵的数学家在1939年听过我讲课（这些课实在太破了！），你提到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吧。文章我还没读到，但我估计那不是闹着玩的（I haven't read it but I imagine it's no leg-pull）。”

以上根据《回忆维特根斯坦》原文第2版在2001年的重印本，对新版的汉译本尝试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从列举的例子来看，两位译者的英语水平有限，才气和悟性也嫌不足，无法胜任此“古今绝唱一书”的翻译。商务印书馆想要成为世界名著汉译的霸主，在译者的选择上面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

《启真3》（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08353/）第39-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