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纲读后感摘抄

《近代中国史纲》是一本由郭廷以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4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国史纲》读后感(一)：09版删去的敏感语句绝大部分均已恢复

经仔细比照09版和12版，两版总页数没有变化，但09版中被删去的比较敏感的语句，如苏联与中共关系、南京事件中苏联和中共的角色、毛泽东曾被捕逃脱、反AB团事件等绝大部分均已恢复。另外，09版中出现的数量不少的校对和印刷错误，大多也已订正。

《近代中国史纲》读后感(二)：简明通史的不二之选

如果选一部简明的中国近代史，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是不二之选，主要是材料取舍得当，立论公允严谨，文字典雅精当，这本书是我阅读其他近代史材料用来比对的重要参考书。当然，本书成于四十年前，很多材料与结论有新的发现，但就通史来说，还没有发现“识学才”具备的中文原创著作与其媲美。

《近代中国史纲》读后感(三)：窥视近代全局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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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范”近代通史体系之外，郭廷以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近代通史体系建立，罗家伦、蒋廷黻有肇基之功，但是文人从政，不能用力专精。蒋的《中国近代史》寥寥五万言，纲举目张，将鸦片战争到民国的一段历史统领于从中古走入近代的主题之下。虽然史实细节因时代局限，今天看来有舛错，史观亦难免肤浅片面之处，然而毕竟白璧微瑕。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以沈渭滨所撰导读所言，四章可概括为：外患（剿夷与抚夷）、内乱（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自强及其失败）与三种救国救民之方法（瓜分与民族之复兴），后两章为全书主旨。而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可以目为在此基础上的更加延伸。

开篇即明，近代中国所遇的是“世变”。所谓世变，与其说中国所处之世界发生剧变，不如说剧变的世界终于波及中国。世变既逢，如何认识世变、应对世变则成为题中之义。

此开篇可见郭廷以治史的功力。历史为延续不断的变化，所谓通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时一地的重大事变、英雄人物，也不可脱离绵延变迁的洪流。郭著讲近代史，第一节从中国与西域交通开篇，追汉唐“闳放昂扬之世”，到宋代转而向内求治，进取之象渐失，至明太祖八股取士，士风遂不知刑名钱谷，只管嚼笔吃毫，终成“鱼烂河决之势”。此是内部的衰变，在外则是西方的崛起与扩张。

他论此世变说：“以往所接触的民族，纵能凭其一时武力，乘中国之弊，以图一逞，彼此形势犹可相埒。近代所接触的西洋则大不然。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遂陷入悲运。”

2

近代史论述，往往因史观之局限，或者历史本身之复杂，难以全盘涵盖。

近人谈近代史，凡涉及以阶级斗争史观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往往即归于谬种流传，一如后来凡提到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则往往嗤之以鼻。反帝与革命，刺激与反应固不足以全盘解释历史，但错误在于奉为圭臬权威，并不等于可以无视。

近年“以古喻今”的近代史学大盛，可窥民间对时势的求变愿望。但是“以古鉴今”走向极端，变成影射史学，不惜为达到讽喻目的断章取义，便又成邪路，内在思路与阶级斗争史观实无二致。

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成书于30多年前。在他自己看来，此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简约通识读本，但是是作者数十年研究功夫的厚积薄发。郭廷以治学讲求依据丰富详尽之史料立论，将各种记载互相联通，从而挖掘出“一贯明了之认识”。此书的架构体系，迄今仍极可宝贵。

此书在民国之前的叙述结构，基本延续蒋廷黻的外患、内乱、自强三段。但是篇幅既大，叙述可从容推衍。所叙述不仅仅是年代大事、关键转折，朝堂决策，外交折冲往往只是表象与结果，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动力。

所以围绕“世变与应对”之主题，郭廷以引征博杂，以求反映内外全局与流变。每一篇章，涵政治军事、边疆外交、社会经济、思想潮流，各个因素互相牵制影响、变化演进。

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民穷财尽已非一朝一夕，而鸦片战争之捐饷、战后之洋货进入，更使之加剧。口岸开放，出口内销不必尽从广州，使粤北交通衰落，劳力失业。太平军兴起，与此多有关系。金田举事，奔突江南，声势极壮，但多为裹挟而来，能取得半壁江山，实为清朝朽坏至极。但固有的思想与文化价值依然难以摧毁，民间仍有蕴藏之力量，所以曾国藩以维护道统的名义，便可号召湘淮群雄并起，犁庭扫穴。

又譬如论边疆与外交，不惟条约与侵略、瓜分而已，更注重世界各国利益博弈、势力消长。中日甲午之前，东亚已然各国势力犬牙交错，其中最著者为英俄两国，远东利益冲突已隐隐有剑拔弩张之势，德法则隔岸观火。庚子之变，英美日为一阵营，俄法为一阵营，德国为一阵营，又有南方刘坤一、张之洞拥护慈禧，中国国内之势力，各国也不得不纳入考虑范围。而议定赔款，俄、法只求多多益善，而英、美、日在华多有投资，亦看重中国市场之获益，不愿竭泽而渔，主张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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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以曾言，自己“既无惊人之笔，亦不敢妄加私见，仅能就所知道的点点滴滴，平实的写出来，做个交代，以就正于同辈后辈。”

但是纵观全书，并非全无论断，而是藏于事实安排与叙述之中，每一章节编纂，皆可见苦心孤诣。

近代列强侵略，中国权益丧失，在近代国家而言，实为丧权辱国。但以一古代国家而言，自身也不足以察其弊，更不能自我演进。此中关节在关税一事最为显著。在赫德之前，清海关对内蒙混，对外无力，每年数百万两正额无法征足，而1854年后，上海海关由外人代理，然后成立总税务司，总揽一切，税收逐年上升，十余年后，每年达二千万两，成为中国唯一稳定可靠之财源。同光中兴，新政经费十九取之于此，借款亦仰仗其为抵押。郭廷以评价说：“如专就海关本身而言，他（赫德）的建树终不可泯灭。”

论洪秀全，郭廷以说：“他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则是特权阶级，举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济’”。此论深深切中要害。自秦末旧贵族消灭，人主遂起于瓮牖之间，非强力与决绝者不能胜，为成事不择手段、不拘小节。规则道德者，所以笼络天下供驱驰而已。洪秀全之前，历代君王雄主如是；洪秀全之后，康有为、袁世凯亦莫不如是，更至于后来。

论革命党与改良派论战，梁启超与革命党“争舆论之动力”，结果适得其反，郭廷以说：“革命党不仅能坐而言，并能起而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既足取信，相形之下，有关彼此的信誉至大。”改良派一面痛诋时弊，一面苦劝改革，终不见行，仿佛海外孤忠而已；而革命派频频举事，制造舆论，虽然力量未必巨大，但呼应日益失望之人心，风潮已足以成一日千里之势。

虽然，仍不免论史而不知兵的微瑕。譬如对刘步蟾之评价有欠公允，临战擅改横队之说，亦非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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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以在《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中曾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中国近代史所谈近代化，在思想上为开放、自由、反封建礼教，在技术上为学习西洋。但以世界范围而论，近代化的根本，是思想上的理性化和科学化，在技术手段上则为精密计算和推演，此是传统资源无能为力的。

于国家而言，近代化的表现之一，在平时是创造和分配资源的活力，在非常时期则是动员组织一国资源的能力。此种能力，非自外来引入制度与思想不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几乎满盘皆输，除却政治因素外，此种能力的欠缺实为最重要原因。

但历史只能概括趋势与原因，而不能概括历史本身。中国近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中种种复杂局面、伏脉千里，以任何一种主义或者理论都难以穷尽，但从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可窥得一个来龙去脉的全盘印象，以及前人力求实证的功力与精神。

《近代中国史纲》读后感(四)：了解苦难的近代史

书的封面是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它不时不再提醒我们近代史中中国民族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难，从残垣断壁中或许可以窥见先前的繁荣和兴盛，但西方的坚船利炮将它推倒，落后和封闭、且庞大的帝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内乱和外侵中屈辱地在夹缝中生存，变革受到两千年的道统和仁孝所束缚艰难前进。读此书令人更清楚了解历史的真相，历史的苦难不能被遗忘更不能对其麻木不仁，其实它无时不刻就在我们身边。

鸦片战争：

近代史或从鸦片战争算起，因一切近代史的苦难因它而起。帝国的衰弱来源于自身的封闭，中央集权下生长出来的腐朽，鸦片战争是一记重拳，长期封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鸦片，一种迷幻剂即毒品，是由罂粟果白色果浆中熬制出来的黑色膏状物，最初作为药物引进。鸦片开始在中国的流行是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正如三寸金莲的流行一样令人匪夷所思，有书论这二者都颇具东方色彩，吞云吐雾的鸦片吸食给人予凝神静气，忘却现实的纷扰，这正是道家和皇帝所追求，尽管片刻的虚幻会带来长期的痛苦。鸦片由有钱有闲的富人和贵妇开始，官员、秀才、举人、商人、士兵和脚夫、农民无一不开始流行继而泛滥。政府明文规定禁止吸食和种植鸦片，但帝国在好大喜功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之后，一下子从盛年变成了暮年。中央的法令如同它的赈灾款被地方官员层层盘剥最后所剩无几变得失去效力，禁烟由官员推诿最后变成了河工和赈灾一样的长期、事务性的工作，烟年年禁，广州口岸外国商船运进来的鸦片逐年增长。农耕帝国，自给自足，广大生活在农村的百姓过着勤劳、节俭且安静的生活，晴耕雨读。鸦片的泛滥使白银大量流到国外（银漏），商业萧条本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银两都被用于购买鸦片，物价飞涨因为帝国市面上流通的银不断减少。到了道光皇帝，这位据说也吸食过鸦片的守成且以节俭的皇帝，鸦片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引起皇帝真正重视却是皇族成员在吸食鸦片。鸦片引起士人和官员的注意，是经济问题，白银大量地流出。官员分为严禁和驰禁两派，“如不禁烟，国将无可用之兵，无可征之饷”让间歇性奋起但心态老矣的道光皇帝决心禁烟，清廉且认真的林则徐是首选。

要想禁烟，必须到鸦片的源头，即在鸦片泛滥最严重的帝国唯一官方口港——广州。广州是清帝国所谓万国来朝的朝贡之处，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尽管年年禁烟，但鸦片馆却越开越多，广州成为鸦片最泛滥的地方。地方官员、行商和外国商人却因此大发横财。钦差大臣林则徐与以往禁烟的大员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重心放在广州销售鸦片的外国商人那里，皇帝给他的临行命令是“务须禁绝鸦片，边衅不可开”。当英国商人老实地上缴鸦片时，但那些鸦片已经成为了被打上了大英帝国的印章，这些鸦片就不再是私人财产而是受大英帝国保护的。虎门销烟成了一时的壮举，两万的大英帝国舰队将浮海东来，用武力让外表庞大但封闭落后的大清帝国屈服。鸦片战争是大清和英国的较量，大清帝国只是表面上数字的强大，80万常备军对英国2万远征军，在实际的战斗中，科技和军事力量的差别令战斗出现一边倒的，前线的一再惨败身在紫禁城中的道光皇帝知之甚少，他本人还在“剿”与“抚”之间徘徊时，舟山、广州、镇江等地尽失，英国的舰船进入长江，一路杀到了南京。不得不承认的惨败，赔款、割地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城下之盟。帝国漫长的海岸线再也无法封锁了，成了对各帝国国家门户大开之所。鸦片的贸易越来越巨大，帝国也无力去抗争了，帝国的皇帝本人也只能在鸦片中找到原有的安宁了。

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令世人看到了帝国行政的腐败和军事力量的羸弱，八旗入关后已经沦落，绿营军队也是虚有其表。在帝国上层与下层的连接就是唯一的独木桥——八股文科举取士，那种耗尽普通人一生的四书五经的苦闷学习，千千万万智力正常的人涌到此独木桥，是因为前方的利益过于诱惑（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洪秀全背负着全家甚至全族的希望，但在考取举人这一关，一再的失败，重压之下神智变得不清。随着西方舰船而来的不仅有鸦片，还有西方传教士和基督福音，在广州游历的洪秀全偶得梁发所做基督教通俗读物《劝世良言》，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嗅到一种可能，推翻可能由于科举失败进而对深恶痛绝的儒教和清王朝之可能。此时的清帝国军事力量越来越羸弱，拿着可怜饷银以养家糊口目的的绿营官军挡不住这种新兴宗教信仰支持的军事力量。逃出金田，占领永安，又在永安城绝境中逃出，一路沿着长江，太平军占领了六朝古都的南京。一系列的军事成功归功于其领导杨秀清优秀军事指挥和组织，所以太平天国运动又称为“洪杨之乱”，据说杨秀清按照两百多年戚继光发明的军事制度，即军事和民政一体。道光皇帝选择了性格和他相仿的咸丰，智力不出色的皇帝在累卵巨大危机下，前方战线一再的失败很快就击溃了他原本还年轻的锐气，咸丰帝一生都是在苦难中度过，都败他那爹所赐。咸丰帝只能在深宫床帏中寻找皇帝的存在感。

但就在太平天国军事达到顶峰时，它成立之初，领导之间的缝隙变得愈发巨大，洪借韦昌辉之手杀杨秀清全族及手下两万余人，杀戮太多的韦和秦日纲也被洪处死，翼王石达开全族被韦所杀，他在短暂回到中央又被逼走。宗教首领洪过着比咸丰更荒淫和无度的生活，他已经超然了，满足那种自己营造的虚幻生活。后期的太平军由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支撑。

大清大厦将倾之际，翰林曾国藩几乎凭一己之力挽救了大清王朝和儒家道统，或许他和他的湘军更看重后者，太平军的运动是一场反儒教和捍卫儒教的战争。中国是崇古的国家，有趣的是，曾本人也是仿照早以成效的戚继光的军事管理制度，募兵、组织，和杨秀清的太平军在组织上有些相似。湘军崛起逐渐取代已经腐败不堪战斗的绿营部队，成为与太平军战斗的主要势力，与其军队同时崛起还有其优秀汉族领导者，中央的满清贵族日渐式微。

外国势力已经开始干涉和影响着帝国的命运，不满足于现有的商业利益，英法联军攻占大沽，攻进北京城，苦命的天子逃跑到了承德，英法的枪炮吓跑了皇帝和他身边人的勇气，北京城和无辜的百姓承受了苦难，强盗在抢劫完后，拿不走的他们一把火烧掉，圆明园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在帝国的南方，上海，却是另一幅景象，外国士兵和淮军一起抵抗太平军疯狂的进攻。清帝国不再能独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无论调解的中间者俄国、德国还是和谈方英法都是一样的强盗。和谈结束后，苦命的天子在“狩猎”的归途中也结束了自己不幸的一生，又是一场政变，权力欲望强烈的慈禧和和谈有功的恭亲王胜利了。填满肚子的“强盗”们调转枪口，太平天国在外国势力和湘军合力绞杀下逐渐式微，直到最后南京城被围困，城破，洪秀全自杀，李秀成被捉，这场造成巨大伤害的战争才算结束。太平军没有太多建设，他们做的最多是破坏，特别是江南一带，历朝历代最富裕的地方，经过一场巨大的浩劫，许多地方人口几乎变成了零。

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改变了帝国的命运，战争区是帝国最富裕的地区，战乱给那里人们带去了巨大的灾难。战后的和平，百废待兴，战争中崛起的湘军和淮军统领，领导着百姓重建家园和恢复原有儒家的秩序。太平天国后期，由于西方势力介入，它们参与帮助清王朝绞杀太平天国军队。汉族贵族和地方官僚算是真正见识到了西方枪炮和舰船等军事利器的犀利，西方军事科技和军事操练的先进。羡慕之余，恨不得立即拥有这些西方的利器。湘军和淮军组建之初就带有了地方私人武装的性质，它组建和战斗力主要依靠是领导的威望和组织能力，基本单位营也是以军官的名字命名的。那些由此崛起的地方领导者，更是希望用西方的利器武装自己的私人武装，没有国只有家，遥远北方居住在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和满清贵族的指令已经未必需要认真执行。之所以没有变成后来民国之初那样军阀混战，完全是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坚守儒家道统的曾国藩已经意识到湘军的腐败和弊病，大量裁军，已经拥护日渐式微的满清之中央，但守土一方的总督和巡抚已经拥有高度的自主自治权力。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发起者就是这些意识到军事落后和有能力的地方大员，即太平天国战争中迅速崛起的汉族官员，这些人仍然是孔夫子的忠实信徒，因为他们也是饱读诗书的士子，陈腐的官场没机会，军事的功绩让他们崛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身理想的他们，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们最后只能达成的共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或者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李鸿章大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相对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和一手文章天下的清流派，洋务的官员是务实的。

买枪、买炮、买船、办工厂、办军工、办船厂、办新学一切都是需要银子。千百年农业的帝国依靠农业税由于腐败和外债已经连温饱都成问题，厘金的出现拯救了帝国，湘军和淮军的军饷均出自于此，厘金也让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厘金作为商业税继续收，给洋务运动带来的财源。帝国另一大财源是国门被迫打开，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给帝国每年带来可观的海关收入。厘金和关税给洋务运动提供了巨大经济支撑。帝国中央的恭亲王和海关总司赫德是洋务运动的倡议者和支持者。

洋务运动只是局限性的运动，帝国的一切秩序照旧，科举得到了恢复，儒家的秩序得到重建，大部分百姓依旧晴耕雨读，上缴农业税。洋务运动只是少数汉族高层官僚的行为，缺乏一切基础和广泛支持，依靠个人能力和经营管理进行带有主观色彩的改造。清流党人攻击李鸿章大人“任人唯亲”，而科举考试根本无法提供任何人才，李鸿章大人只能依靠“举贤不避亲”的推荐，洋务运动的近现代化改造需要大量的人才，帝国却严重缺乏，就好像偌大的中国找不出十一个踢球好的组成足球队一样。这场运动更像是在盖海市蜃楼，在沙地上盖高楼，从外表上富丽堂皇，但越往上，楼越危险，随时会倒塌。

李鸿章大人在慈禧太后的权谋术中迅速崛起，李作为曾的学生，得到慈禧的扶持以用来打压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大人。淮军逐渐取代了湘军，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的雏形，而北洋水师在豪取掠夺其它水师如南洋水师、福建水师的资源，福建水师在中法一战中全军覆没，因此北洋水师一家独大。拥有帝国最强大陆军和海军的李鸿章大人，尽管他手握兵权位高权重，但不免遭到其余官僚和满清贵族的排挤，特别是清流党们对他是又怕又恨。北洋水师是神秘又可怕的钢铁怪物，对于那些整日之乎者也的官大人和终日劳作的百姓而言。而这个花巨资购买的号称世界第七的舰队，最高长官却只是一个听话的旧式淮军陆军将领。一个很好的比喻，北洋水师比作花巨资打造的超级足球队，他们曾留洋多年的国脚，意气风发，对他们的土帅，深深地瞧不起，而他们的真正上司李鸿章大人又是那么宠爱他们。之所以能花那么多钱打造这支水师，更多的是政治因素，一直苦心经营北洋水师的李大人更愿意他的军队对震慑敌手，正如他自己与西方列强谈判时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天朝上国姿态。表演赛或许还容易糊弄过去，当它碰见真正的敌手时，管理的混乱、军队内部的腐败和严重缺乏军事操练，所以国足越来越差。战斗的过程出现一边倒，但战斗的失败并不能只怪那踢球的11人，而是制度和整个国家的失败。甲午战争，李鸿章大人尽管十分不愿，先前他总是寻求英、美、俄的帮助，他还是被他的反对者清流党们推到了朝鲜和黄海，在那里，带有他的标签的淮军和北洋水师面对日本全国的海军舰队和新式陆军一败涂地，以一人之力迎战一国的力量。洋务运动随着镇远舰的沉没，一切付之东流，自此之后的再无龙旗飘扬了。

甲午战争，列强中最贪婪的日本人对中国狮子大开口，洋务运动的失败标识着中国再也无力保持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西方列强纷拥而上，对中国这块巨大的蛋糕进行随意瓜分。日本得到了福建、朝鲜、台湾，德国得到胶东半岛、英国人占领的缅甸进而控制广西和云南，俄国更是趁机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