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读后感精选

《人与事》是一本由[俄]鲍•帕斯捷尔纳克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224图书，本书定价：19.80元，页数：2011-12-2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与事》读后感(一)：《日瓦戈医生》作者自传和书信小集

鲍•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不止这本，书信集也有其他更为全面的集子，不过新星设计的装帧确实雅致可爱，有些与众不同，所以没有错过。说实话，也为了参考书后此系列的书目，便于从网上搜购，所以选取了系列中价位较低的这本，《烟斗随笔》等就看京东、卓越、99或当当哪家价格优惠吧。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出生于艺术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画家列·欧·帕斯捷尔纳克，母亲是钢琴家。从小对于艺术的敏感，使他一生在诗歌、戏剧、散文方面均有极富创造力的贡献，直至完成不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

（阿丽阿德娜·谢尔盖耶芙娜·埃弗伦[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之女，他的忘年交，曾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以敏锐的理解力，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提出了最为恰切的评价，“这几个形象带着痛苦走入人的心房，因为我们熟悉你所描绘的他们，我们爱他们、我们又失掉了他们，因为他们死了，或是走了，或是过去了，如同疾病、青春、生命一样会过去。如同我们自己会死去、会走、会过去一样。……你做了只有你才能做的事，——没有让他们无名无姓地、不为人知地离去，你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善良的、聪明的手心里，用自己的呼吸与劳动使他们有了生命。” ----豆瓣 筱雅书评节选）

帕氏的自传文字平实，挚友之间的书信也可以揣测出其对人对事的一些真实想法，虽然没有《古拉格群岛》那么直白，也可帮助理解极权统治下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比较而言，吾国作家少有这样的批判力、自省力，许是历次运动的后遗症，绑住了大家的手脚，扼住了表达的咽喉，泯灭了真知的勇气吧？乌兰汗的译文有极个别处读来拗口，所以五星就免了；不过拗口处也还可以猜得出大致的意思，四星还是算得上的。

《人与事》读后感(二)：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 一群可敬的人

没想到这是日瓦戈医生作者的自传随笔集，更没有想到这本薄薄的随笔提及了数十位文艺界人士，包括文学泰斗托尔斯泰、白银时代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惊鸿一瞥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里，个体如何与现实抗争。他们从旧的沙俄社会跨入苏维埃社会，社会巨变没有泯灭他们强烈的个性，追求自由意志，视精神高于一切，然而在这个集体高于一切、个体被泯灭的革命年代里，寻找真理的单个的人注定是悲剧，他们或遭政治迫害，或远走他乡，大多结局悲惨。 特别是亚什维里、茨维塔耶娃等人的遭遇，让帕斯捷纳克悲痛不已，在谈到他们的自杀问题时，帕斯捷纳克认为“一个人受尽刽子手的摧残，还不等于他已被消灭，他还存在于他自己的末日，当一个人决定自杀时，就是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拯救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命运多舛，他所遭受的不幸一点也不比友人少，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总能感觉他对生活的热情：“我的幸福无法形容，我简直幸福得发了狂，因为我与生活保持着公开的、广泛的、自由的关系……但，我那时很拘谨，那时我在世界上还没能和所有的人在主要方面达到平等，那时我对生活的语言、苍天的语言和大地的语言，还不像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么熟悉。” 作为一个经历了十月革命、亲眼目睹家庭与亲友的变故，以及在苏维埃铁腕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年的知识分子，帕斯捷纳克决定抚今追昔，写一部反思的作品，这就是《日瓦戈医生》的由来。然而日瓦戈医生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遭到社会公众的谴责和批判，认为他是国家的叛徒、人民的敌人。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击倒，在回复友人的信中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没有被扼杀掉，也没有被践踏死”。从茨维塔耶娃的女儿的回信中，我觉得日瓦戈医生一定程度上是对友人的致敬与缅怀：“你做了只有你才能做的事，——没有让他们无名无姓地、不为人知地离去，你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善良的、聪明的手心里，用自己的呼吸与劳动使他们有了生命”。然而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等到日瓦戈医生重见天日的那天就逝世了，时隔28年后，日瓦戈医生终于在苏联公开发表，恢复他应得的荣誉。

《人与事》读后感(三)：说几句

说几句。

刚刚读完《日瓦戈医生》，又看了他写的这本自传，虽然也算不上是自传，这本书只写到他的少年时代结束。而书中大部分更是关于他对俄罗斯作家譬如托尔斯泰、勃洛克、茨维塔耶娃的作品的看法。

书中还有大量帕斯捷尔纳克与亲友的通信，这部分也很好，因为我觉得，通过私密的书信来看一个人，恐怕更能得到更全面的、真实的印象。而读这些书信，可以看到我们在《日瓦戈医生》中读到的大量思想与他对日常生活的思索很密切。

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一个高度艺术化的家庭：父亲是画家也是艺术学院的教授，而母亲是钢琴家。艺术氛围如此浓厚的家庭让他从小沐浴在艺术之中，他的心灵从小受到熏陶和训练，所以，他能写出《日瓦戈医生》其实毫不意外。这本小说，也是他自己认为是一生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日瓦戈医生》的获奖是因为“作者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点，帕斯捷尔纳克当之无愧。而令我深感心有戚戚焉的一个评价则是：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为“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我认为这是对《日瓦戈医生》最恰切的评价。事实上，对普通读者而言，这本小说最可贵的也正是这一点。

书中居然还有帕斯捷尔纳克与拉拉原型伊温斯卡娅的通信。原来，作者也是有过婚外情的经历的，而且，他与伊温斯卡娅的爱情也确实非常热烈，但这却是对作者的折磨。而伊温斯卡娅由于帕斯捷尔纳克而深受牵连、入狱多年也令作者深感愧疚。

总的来说，值得一看，尤其是关于托尔斯泰、勃洛克、茨维塔耶娃的评论那些章节。

将帕斯捷尔纳克评论托尔斯泰的那几段抄录在此：

P46-47

如果从每一位作家身上采摘一种品质，比方说：莱蒙托夫的强烈的感情，丘特切夫的多层次的内涵，契诃夫的诗意，果戈理的光彩夺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那么关于托尔斯泰，只限于一个特点的话，应该选用什么定语呢？

这位大谈道德、主张平均、鼓吹法制的人的主要品质，是他那种与众不同的人、达到荒诞程度的新奇。而他所鼓吹的法制，是针对所有人，不纵容任何人，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破例。

他一生中随时都具有一种本领，善于在彻底割断的瞬息中、在包罗万象的突出的随笔中，观察各种现象，而我们只有少年时代，或复苏一切的幸福高潮时，或心灵获得巨大胜利的凯旋时分，才能偶然由此观察能力。

若想如此观察，我们的眼睛就需要由激情来控制。正是这种激情才能以自己的闪光照亮物体，从而加强它的清晰度。

托尔斯泰一直胸怀这种激情，创造性直观的激情。正是在它的这种光照中，他看到的一切都只有原始的新鲜感，重新审视，而且如同初次观察。他所看到的真实性和我们的习惯是如此相悖，甚至会使我们觉得奇怪。然而托尔斯泰寻找的并非这种奇异，他也不作为目的去追求它，更不作为作家的手段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透露。

------------我认为是对托尔斯泰相当中肯的评论。

《人与事》读后感(四)：戴镣的舞者

“戴着脚镣跳舞”被用来形容那些在束缚中追逐自由的人，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是这个修辞最贴切的指向。前苏联时期的作家几乎每个人都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有些人借助对意识形态的反叛得以在仇视这个国家的地方获得声誉，也有的人在政治压力之下放弃了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的身份。这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严酷的环境之下，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但作家这种职业，向来他的做人和做事是分不开的，没有人能够相信并容忍一个虚伪的人可以写诚实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文学与政治的不可分离，多数时候政治成为套在作家身上的枷锁。这或许与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因为知识分子要做他现实价值的反叛者。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其中的一员。

《人与事》写作的时候，作者自己签署的时间是“1956年春，1957年1月”，想必是在这一年的断续过程中得以完成的。在此之前，他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诗作，并出版了像歌德的《浮士德》这样的译著。他在文坛的活动似乎一直就时运不济，他的诗被外界知晓，因此于1946年被英国作家第一次推荐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显然这一推荐针对他的诗歌作品，因为其时他后来的代表作《日瓦戈医生》尚在创作之中。作为被无产阶级掌控的超级大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向来被西方所诟病，而诺贝尔奖这一被西方资产阶级控制的文学奖项也在苏联国内被当作相反意义上的肯定。第二年，国内《文化与生活》报即发表文章，抨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脱离人民生活。

有几个时间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从中看出将来给帕斯捷尔纳克引出巨大风波的事件的端倪来。1946年秋天他被推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文化与生活》发表的抨击文章出现在1947年3月21日,1948年作家出版社作出将已经排好的诗集拆散的决定，1954年秋天他第六次被西方国家推荐为诺奖候选人，翌年，他的《日瓦戈医生》脱稿，并于1956年通过意大利共产党员蒂涅里交给了米兰出版商，1957年1月，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与帕斯捷尔纳克签订了《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合同——这些事件节点能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他的诗歌创作被西方阅读者理解为是他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而西方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肯定则向苏联意识形态的领导者传达了某种与其创作水平相反的讯息：诗人在用诗歌向西方资产阶级献媚。

在一个以意识形态钳制为主的没有创作和言论自由的国度里，这样的消息已经对帕斯捷尔纳克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他的自传体随笔《人与事》的创作完成于在《日瓦戈医生》脱稿后、尚为交付任何出版机构之前，而随笔修改定稿时，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已经与国家控制的出版机构签署了出版合同，并在此之前将该书的手稿输送到了意大利这个资产阶级控制的西方国家出版商手里。或许对作家的心理妄加猜测是一种武断的行为，但是我们不由得不想到，在经历被国外赞誉而被国内抨击的波折后，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国家出版机构对《日瓦戈医生》的肯定则使他意识到自己有挽回影响，重新树立创作形象的机会。

恰是在这个背景下，《人与事》被写出并被修改定稿。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非常微妙，故此在《人与事》的《结束语》中他说：

“我的传记随笔就此结束了。

继续写下去，过于艰巨。如果按顺序写，就得写革命时期的岁月、情况、人和命运。

就得写过去不熟悉的目的与追求、任务与功勋、新的矜持、新的严峻和新的考验的世界，这些考验是这个世界给人的个性、荣誉和骄傲、人的勤劳与坚韧提出来的。

这独一无二的世界退居到记忆的远方去了，它像群山耸立在地平线上，从原野上可以看见，又像一座远方的大城市在夜的反光中冒着烟雾。

写它，应当使心脏停止跳动，让人毛骨悚然。

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描写它，写得不能打动人心，写得比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还索然无味——不仅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这样写——卑鄙低下，厚颜无耻。

我们离此理想还差得很远很远。”

（《人与事》，乌兰汗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显然，尽管他对自己新作的即将出版怀有饱满的期待，但之前诗歌被批判、已经排版的诗集被拆散的阴影厚厚地压在他的心里。他在修订《人与事》时，已经对笔下的文字有所忌讳了。故此才在结束语中写的这样隐讳而沉重，这显然也构成了《人与事》整部作品的主基调。帕斯捷尔纳克拥有从事文艺工作坚实的家庭基础，他的父亲是一位犹太裔画家，而母亲则是钢琴家，他的童年很多时候是在父亲受聘的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附近度过。因为父母的原因，帕斯捷尔纳克的家里常常有文化界的“大人物”来访，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来家中欣赏音乐。他借助父母的关系以及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结识了里尔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亚什维里等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中保持着友谊。

《人与事》从作者的幼年写起，写那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在莫斯科文化圈子里的交际，写他与那些文艺家们的交往，更写他对艺术、对文学的观点和评价。他在文章中除了直言不讳的坦露自己的艺术观，但对于曾经的时局和文坛事件则不做任何评价，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欲言又止。在《人与事》写作之前，他就经历了马雅可夫斯基、亚什维里、茨维塔耶娃的自杀以及曼德尔斯塔尔和伊温斯卡娅的被捕，但在文章中他没有对此做过多的直接评价和议论，只用自己的艺术观念暗示自己的疑惑与悲伤，并指出了这些艺术家们创作与作品及遭遇的真相：“艺术中充满世人皆知的事情和通常的真理”，“我认为艺术家和众人一样虽然有死的一天，但他所体验的生存的幸福却是不朽的，所以，在他之后经过几个世纪，其他人接近他个人的、切身的最初感受的形式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根据他的作品对此又有所体验”。

帕斯捷尔纳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苏联大清洗中得以幸免，传说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救了他。他的影响力日渐广泛，苏联文学界不太喜欢这个“不愿意根据政策的要求而进行创作、改变自己艺术观念的人”，但是文学史又不能不提他。他也就在政治和自我的夹缝中跌跌撞撞前行。《人与事》改定之后，他的《日瓦戈医生》在米兰问世，他的噩运也开始了。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表现的更为明显，获奖消息传来时，他先是发电报给瑞典文学院以示感谢，但随即在政治的高压下又致电表示弃领该奖，三十一年之后该奖由他的儿子领取，那则是后话了。

“我对一切匠气的、不是创作的东西，都加以鄙视，我敢于认为这些东西我都在行。我以为真正生活中，无事不是奇迹，事事为上苍所安排，没有人为的与杜撰的，不允许有专横任性”，他在《人与事》中的这段话，似乎能够解释他作为戴镣的舞者生涯。

2012-1-24